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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较为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美英模式，也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美国为主，包括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模式，也称莱茵模式，以德国为主，包括荷兰、瑞士、奥地利、瑞典等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模式，也称东方模式，以日本为主，包括新加坡、韩国等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
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模式因其民族文化、历史进程以及经济政策的差异使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各具特色，但也各有弊端，因此各资本主义模式之间也相互借鉴，扬长补短，加上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共振”现象，各种模式在调整后的趋同性又明显增强。
一、历史渊源和三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相关性
一百多年前，产业革命促使美国企业经历了一次兼并大浪潮，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在移民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下产生了“依靠个人奋斗，实行个人价值”的生活准则，所以美国的制度中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并渗透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意识。另外，美国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较小，加上二战使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理念和其雄厚的物质优势是其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30年代当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时，德国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到20世纪初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德国为分割世界领土积极对外扩张，所以国家历来对经济的干预性较强。二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一分为二，在西德，美、英、法等盟国对其实行“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等强制性改造措施，这样德国（西德）的社会体制中自然体现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成份，同时战后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和当时国内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既有市场竞争机制又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内环境。加上德国本身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其结果就产生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把“经济”、“社会”和“市场”视为同等重要，把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做到自由、效率和社会秩序三者的和谐统一。
日本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资源贫乏，且四面环海，国土狭小，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感，加上日本在二战中是战败国，经济损失惨重。为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在发展经济中十分注意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日本以农耕为主，在长期的农耕作业中形成了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相互协作的集体观念，所以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传统都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日本的社会制度当中。如果将日本的资本主义模式分为操作和理念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其操作部分吸取了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成份，但理念上仍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文化。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评论说：日本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揉合起来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
二、三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上各自的特点
从宏观上看，美国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法制下的自由竞争。美国经济以决策高度分散为特征。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在管理上，倾向于向地方分权，因此，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经济计划，只有部门和企业计划。由于其自身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美国的经济以内需型经济为主，以价格、供求、信息等市场要素支配市场运行。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美国采取的政策是根据经济的波动状况，适时调整。如二战结束后，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和放宽信贷政策等“松”的手段，以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后，即刻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税收，用这种“紧”的手段刺激投资来推动经济。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针对美国经济出现的综合症，又实行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兼而有之的“松”“紧”搭配的混合政策，成效显著。9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高科技、企业创新、网络经济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美国经济增长中约三分之一是信息产业贡献的。美国还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仅1995年，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达72％。由于美国采纳的“广开国门”的人才机制，世界各国的高智力移民对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美国利用其资金和资源优势，竭力推行经济全球化，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经济组织在全球配置资源，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美国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最大，也是2003年以前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所以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和社会密切配合的结果，其特点是国家权力和社会保障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经济政策比较稳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调节两个方面：直接干预包括价格控制和政策投资；间接调节主要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体系组成。德国在宏观政策上始终强调货币政策，历届政府都把稳定货币作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有力杠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建立在高度法制化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各种立法既倡导竞争，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德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以“秩序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它的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保证公共福利的实现，其次是服务于内部经济稳定的总量目标和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结构目标。德国模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相对平衡和稳定，社会发展相对公平与和谐。德国是最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建立了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30％的社会保障体系，用于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其经济运行的基础虽然是市场，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欧美国家深。战后初期，日本经济遭到致命的创伤，为了应付这一危机，政府采取“重点生产”方式，培植一批新兴和成长型行业为龙头来带动经济复苏。形势稳定后，日本迅速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科技兴国”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研究、开发和教育投资，其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世界加工厂，以克服资源上的缺陷，努力把失败的“军事大国”建成“经济大国”。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70年代面对美国的经济衰落和石油危机，日本大力发展节能型产业和第三产业。90年代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开始向以内需为主导、扩大进口型经济方面转变。在日本的经济实行“追赶—超越—扩张”的进程中，产业政策始终起领航作用，是日本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日本的企业按行业形成相关的行业组织，这是日本政府进行行业指导和资源配置的基础。
从中观上看，英美式资本主义融资方式主要通过资本市场，美国企业投资的80％来自资本市场，20％来自银行。德国和日本则大部分来自金融市场。但德国金融体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全能银行”占统治地位，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日本所有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办银行，且法人间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使企业间形成牢固的经济利益纽带，有助于企业间协同发展。美国通过企业股票从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更体现出市场机制的作用；德国的金融市场融资形成银企联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稳定；而日本法人间相互持股的垄断法人资本占有制是其区别于美、德的一大特征。另外，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决策往往取决于企业集团；德国企业在决策中相对而言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日本的决策程序既体现集体主义，又遵循等级原则。
从微观上看，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大特点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企业之间强调竞争，股东高度分散且流动性强，股东一般不直接干预公司经营，而更关心短期收益，因而公司把股东财富最大化视为其经营最高目标。英美模式注重个性发展，有助于提高竞争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技术创新。
在德国的公司内部，劳动者的利益得到极大保护，企业内部建立了“共同决策”机制，工人参加董事会，企业行会和工会之间相互协调，确保工人利益不受损害。政府用社会福利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带来的对公平的扭曲，保障社会生产处于相对有序状态。
日本的企业制度是产权实行私有制，90％属私营，但在竞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垄断竞争性的企业集团，企业相互间的法人持股率达70％；法人持股避免使经营者受制于个人股东对短期收益的追求而致力于企业长远发展。同时，日本企业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为导向，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劳资之间具有稳定的契约关系。日本还十分重视职工的在职培训和终身教育，其失业保险制度也较为完备且颇具特色。
三、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
英美模式中，由于美国的经济政策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大多以“处方”型的模式滞后而又被动地应对暴露出的经济矛盾。周而复始，愈演愈烈，往往引发通货膨胀、失业、滞胀、国际收支失衡等周期性经济波动。在国家宏观管理上，由于美国奉行不加限制的自由主义经济，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经济计划，依赖市场作为调节器，而市场力量被企业集团所控制，容易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冲突。同时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由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经营的高度市场化，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经济运行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经济体的自由意志，缺乏全局意识和必要的合作，加上企业主要依靠证券市场融资，为迎合投资者，只注重短期利益，没有长远发展。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相对较晚，劳动者保障程度低，劳动者被视为典型的“商品”，内部劳资关系不融洽，劳资矛盾突出。
德国模式中，德国的经济体制相对僵化，强大的工会势力干预和过大的国家福利开支导致高税收和高失业，加重了国家经济运行的负荷。国家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对一些部门的保护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公平竞争。德国的金融活动主要依附于银行，资本市场欠发达，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因而资本市场结构单一，资本流动性弱。同时，德国的公司结构中，劳方、资方和政府三者相互制约，过分强调社会保障机制，结果竞争机制弱化。这种缺乏活力的机制不利于向外发展，且这三方构成的紧密体也排斥外来移民的融入，不利于优化人力资源。近年来德国在知识经济方面已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模式中，日本因为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过多的干预越来越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障碍。建筑、房地产、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行业长期受国家政策保护，阻止外国企业入内，使这些行业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最后致使大量不良贷款沉淀，成为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日本在工业经济时代建立的汽车、家电等主导型产业为日本的经济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产业的转型不及时，其信息化产业也落后于其它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美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周期性问题，那么困扰日本经济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问题的症结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在经济政策上，日本长期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结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债台高筑，为经济发展留下很多后遗症。在贸易方面，日本是出口依赖性很强的国家，尤其美国作为日本的主要债务国和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兴衰与日本息息相关。由于其国内传统市场的饱和，日本与贸易国经济的互动性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对贸易国经济波动的免疫力差。在企业制度上，日本经济社会体制明显老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遏制了人力资源的开发，而企业间交叉持股的现象又抑制了竞争机制，这些都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
四、资本主义的探索
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曾以不同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成为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经济发展的标本，但由于这些模式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各资本主义国家也试图进行自我改良。
英美模式中，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一改前任的不干预主义，全面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一方面改革贸易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美联储灵活适度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杠杆调节作用，对经济既不强行刺激，又不人为抑制，而是确保经济以自身潜在的增长率在低通胀的条件下持续稳健增长；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科技发展的力度，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以此带动新兴技术产业群的兴起，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在社会福利方面，90年代美国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变救济型福利为工作型福利，使几百万人由纯福利享受者变为劳动创造者；在企业制度改革中，把现代科技与资本密切结合起来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又一创新。这些新的举措，使美国出现经济增长，失业率下降，物价平稳，出口贸易扩大，财政赤字减少等局面，被称之为美国的“新经济”。
美、英等国正努力探索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进行的一种“嫁接”，力求实现追求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力与义务的和谐统一。在经济决策与运行上，主张建立参与机制，实行“公司社会＋民主企业”，主张职工参资入股，参与公司决策，组成民主公司，推行劳资和睦，确保效率和公平竞争。在就业问题上，将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起来，作为解决失业问题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
德国模式中，德国及其欧盟国家也结合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的许多问题对自身进行重新整合。首先把发展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作为培植经济新的增长点，其次是更好地构建政府与市场的伙伴关系，通过经济政策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德国及欧盟的一些国家还提出创建欧洲“知识社会”的口号来提高全体欧洲公民的知识水平，同时实施“绿卡”工程，引进信息技术人才，对公民加大培训力度，多管齐下，实现网络经济的普及和发展。德国效仿美国资本市场的成功经验，对传统单一的资本市场进行改革创新，使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这些改良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日本模式中，日本也正在对经济中的陈年痼疾进行“手术”。一方面，对金融体制和公司结构进行治理；另一方面，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失去竞争优势的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转换，对传统产业“新经济化”。解除一些行业法规约束，引入竞争机制，尤其把发展信息化技术和产业作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解决环保和资源等重大经济问题的突破口。推行国民信息化教育，努力实现“日本电子化”。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体制予以适度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新的氛围。
在“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中，荷兰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荷兰针对其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在80年代初期就对西欧模式和英美模式的各自特点在扬利抑弊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在改革社会公平和效率机制上，在坚持福利国家的前提下，结合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适度减少福利支出，执行工资紧缩政策，避免国家经济超负荷运行；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引入竞争机制，搞活劳动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推行集体精神和社会和谐机制上，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发挥“共识机制”，由政府、雇主和工会组成的“社会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基金会”对有关决策事先深入讨论，达成共识后才予以执行。另外各个企业和各个市、镇内部还有各种协商制度发挥协调作用，使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高度统一。
荷兰这种在市场竞争基础上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保障了社会生产的相对有序，社会福利政策对效率和公平扭曲的适时校正又确保了社会的和谐和平衡，以此来促进生产在有序的竞争中发展。“荷兰模式”可谓是“第三条道路”探索中的一个新亮点。
但资本主义模式无论如何改良，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其短期内的繁荣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一定的调节能力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定的生命力。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和矛盾将在一次次的结构变革中被放大和增长，最终促使其走向衰亡。
五、资本主义模式的借鉴意义
综观资本主义的各种模式及其新发展，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1.正确把握好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度”
从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来看，无论是美英模式，还是德国、日本的模式，在强调由市场配置资源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程度强弱有所不同。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者都不能偏废，但审时度势，恰当地把握好两者的“度”是保证社会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重要条件。我们应借鉴和利用各种模式成功的经验，尽快在我国构建起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统一的有机体。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构成要素，如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法治体系等，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注重以法律形式对市场和企业活动进行调控
上述几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依靠法律规范经济组织的活动。立法和执法监督是这些国家对市场调控的主要手段。企业行为主要用法律手段进行规范，而不是主要靠行政手段进行规范。我们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大力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制法规，强化执法意识，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法律制度上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3.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从上述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些国家中起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些国家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国情，建立了各自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在战后，这些国家参照和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安排的经验，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物质利益的调节职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的推行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调整，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他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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