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利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7-0086-07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由于“把一种基于效用或自我利益学说的隐含的哲学吸收到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为建立作为科学学科的经济学所做的贡献比他以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大”，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论证和宣传，“利己主义，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响了人类活动，这种思想很快在18世纪获得了基础”①。“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斯密从正面在政治经济学中阐明了这一新型的‘人的类型’，即‘经济人’。同时指出了他们前进的理论和行为准则。由于从封建社会中挣脱出来的这一代新人的努力，在英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进步的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近代史上最早发达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成了后进国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②
先秦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相关文献中，有关“自利人”的描述不仅频繁出现，而且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胡寄窗指出：“‘自利’是我国古代又一个较普遍的思想观点，惟在春秋战国之际，宣扬“自利”、“为我”的思想家是极个别的。战国中期以来，‘自利’便成为谈经济问题的人的共同出发点。”③ 但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先秦思想家的精彩论述并没有在中国导致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英国哲学家阿克顿认为：“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④ 为了探究市场经济在中西的不同发展历程，对中国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作一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
中国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大多是在讨论人性等哲学问题时出现的，这些议论往往和经济问题相关。
春秋时的晏婴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⑤。这里的争，就是指人们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及享受。既然这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血气)，外力(包括统治者或说教者)就无法将其泯灭，所以他强调：“且夫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⑥ 当时，孔子也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⑦。后来，杨朱宣扬“为我”，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⑧ 战国时，商鞅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⑨ 在他看来，“民之于利”就如同“水之于下”，“四旁无择”⑩；“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11)”《管子》(战国部分)作者认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12)。荀子写道：“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13)“人之情，食欲有蒭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材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14) 韩非对人的自利心更是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15) 他还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16) 这种观念表述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如《管子》(西汉部分)作者认为：“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17) 司马迁的一段话更为著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18)
这些关于人的自利本性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18世纪西方学者的水平。如孟德维尔认为，人类行为，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感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所有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人类的这种自私本性。不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社会状态下，这种本性都是不变的。一切利他的或仁爱的德行，实际上只是想获得他人的赞美和避免受到谴责，因而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伪装。即使有些行善的动机是真诚的，但皆因缺乏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因此认识不到这种善行实际上亦源于自私的天性(19)。亚当·斯密曾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20)
对于这种求利本性，先秦以及稍后的西汉思想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策主张，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设计。一种是压抑人的欲望，“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21)。一种是顺应人的这种天性，让人们从事自己所擅长的经济活动。如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2)。《管子》(战国部分)认为：“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23) 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24) 的呼吁。另一种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如商鞅提出并推行了“利出一空(孔)”的政策，即由统治者来规定人们求富的单一途径——农战。《管子》(西汉部分)作者虽然也认识到“利然后能通，通然后能国”(25)，但又断言：“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26) 这里的“利出一孔”就是要把商业利润尽可能地归于国家，使“商贾无所贸利”(27)。这也就意味着个人的追求财富活动被限定在国家意志的桎梏内，与商鞅不同的是，《管子》设计的经济模式，主要特点是由国家控制市场来获取财政收入。不幸的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生作用的正是后两种强制干预的政策。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导致了“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已经诞生，而且必然要成为西方思想的一个永恒部分”(28)，而中国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却成为集权专制的经济模式的理论依据？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成果缺乏应有的解释力。例如，胡寄窗对中国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作了很好的文献整理工作，但他的分析评价却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他从阶级性出发，对中外历史上关于人的自私观念的思想资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29)。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视角又带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明显特点(30)。这种研究方法还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其他经济思想的分析上(31)。赵靖等人的评价有所变化(32)，但还带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色彩，没有对这一思想的内涵作进一步发掘。为了厘清先秦思想家的“自利人”描述与此后封建经济演进的关系，选择市场经济的视角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是可取的。
当我们说“经济人”假设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的时候，这里的“经济人”已经是“自利人”的发展形态了。“斯密之前，就有许多肯定自利观念的学者，但斯密的自利学说的力量在于它的系统性”，“‘自利’观念，经过斯密的严格经济学分析和论证(借助于天赋人权、自然秩序、自由市场制度、无形之手等概念)之后，脱颖而出，并在后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勃兴时代成为经济学的口头禅”(33)。杨春学在界说“经济人”时，指出它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理性行为”，即人们总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使自己的决策获得最大化收益；(3)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无意识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第三个命题具有核心意义，西方学者称它为“经济人的灵魂”(34)。不难看出，中国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最关键的差别在于有没有相应的制度元素。
在阐述其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时，斯密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使个人的各种权利得到公正的保护，任何一个市民政府的正义法律都应该建立在“自然法学”(natural jurisprudence)的原则基础之上。作为法律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学包括三项原则：(1)否决伤害原则(the negative harm principle)，亦即每个人都有人身、名誉或人身自由不受损害的权利；(2)公平对待原则(the fair play principle)，即每个人都有不忍受强加于其上的不公平机会或不公正待遇的权利；(3)有效权利原则(perfect rights principle)，即每个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的有效权利的义务。斯密从《法学演讲》(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中所得出的“有效权利原则”，其目的就在于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天赋人权。因为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责任，不得损害他人，不得不公平地对待他人，以及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强制实施这些责任的正义法律“也就普遍地、严正地、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35)。
应该说，先秦时期思想家对诸如民众权利、对等交换等问题是有直觉意识的。例如，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6)。从这种观念出发，他反对政府直接参与牟取经济利益的事务，明确表示“王，何必曰利”(37)；他认定“有恒产者有恒心”(38)，就是呼吁让老百姓有基本稳定的财产，因为这是使人民安心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所在；他主张正经界，在一定程度具有明晰物产使用权的意识；他批评“垄断”是“贱丈夫”行为，指出这是通过把持有限的优越地形“罔市利”(39)。再如，《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40)。它指出：“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41) 在它看来，如果大家都“亏人自利”，社会就要出现动荡，“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42)。这里所谓的爱，显然是指对自己和别人利益的尊重。叶世昌说：“‘交相利’在经济上就是要互相承认对方的财产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决不能去侵犯。”(43) 这是很有见地的。
照此发展，先秦的“自利人”描述逐步演变为能够促成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是有可能的。但这一进程在西汉时期被打断了。在中国古代，伴随着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的建立，原先松散的区域经济的互相竞争和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政策思路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强势干预，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强烈驱使下，汉武帝时桑弘羊实施的盐铁官营，更是开创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先例。这一经济模式具有政府控制市场的特点，它是商鞅推行的政府统制型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形成和实施，阻断了“自利人”向“经济人”演进的思想通道。
诺斯指出：“路径相依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44) 对西汉经济体制的这一转型，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给出解释。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来源于人们对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 back mechanism)的开放系统的认识，所谓正反馈机制就是一种系统的自我强化机制。路径依赖是指，受到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某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如果在系统内部确立，便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其他潜在的(更优的)体系很难对它进行替代。阿瑟的研究表明：一种技术市场份额不是依赖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是由于递增报酬导致“锁住”(lock-in)的历史小事件(historical small events)。所谓“历史小事件”，是指“那些在观察者的事前知识之外的事件或条件”，他们决定几种可互相替代的方案中哪一种可能产生，并说明了结果的不可预期性。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第一种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使用它们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第二种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技术的第一个采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择技术并把外部性加于下一个采用者，而不是探索最终能给所有人带来更高报酬的有前途的、但成本高昂的技术。历史小事件和递增报酬作用的结合导致劣等技术占支配地位和锁住的发生(45)。
诺斯把这种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收益递增，二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全性。由于制度创建的高成本投资、与现存制度所提供的机会集合有关的学习效应、居于支配地位的制度所具有的减少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等原因，一个制度矩阵的现有结构会产生显著的报酬递增，递增报酬会成为一种自我强化机制使得制度轨迹持续下去。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或者交易费用接近于零，那么收益递增的自我强化机制不一定导致制度变迁进入锁定状态，即长期制度变迁仍具有效率意义。但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交易成本显著，则收益递增的自我强化机制会使一些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不仅如此，现有制度还会衍生出倾向于维系现有制度结构的组织和利益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会按照自己的利益目标影响制度变迁的政治进程。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导致适应性效率而不是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制度选择的标准(46)。
西汉的官营工商业体制，是在匈奴入侵，财政需求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建立的，而商鞅变法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经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则使这种经济体制的定型成为可能和必要。桑弘羊的举措虽然取得了充裕国库的效果，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47)，其经济效益却差强人意，且弊端丛生。如官府专卖的商品往往品质不良、价格昂贵、强迫摊购，“故百姓疾苦之”(48)。均输的本意是让各地把应缴的贡物，按照当地的市价，折算成商人一向贩运出境而价廉的土产，由政府的均输官将这些土产运到价贵地区出售，这样既节省了原先的贡物运费，政府又能赚取地区差价。但在实行过程中，一方面，均输官往往“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另一方面，在验收土产时，“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售货时又“行奸卖平”(49)，给人民带来种种困扰。设立平准机构的目的是稳定京师物价，办法也是通过掌握商品和运输，在市场物价高涨时以低价出售，在市场物价下跌时以高价收购。然而，由于官场腐败，“吏容奸豪”，“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50)。
不仅如此，政府的干预扰乱了人们的经济预期，使得“自利人”的行为发生严重扭曲。史称，杨可告缗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产业”(51)。这是因为担心已有的财富被剥夺，人们不愿从事新的投资，而把多余的钱尽量用于奢侈性消费。由于无法从正常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经济回报，为了使自己的经营活动得到必要的“制度”保护，封建社会的生产者或经营者还会寻找官僚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官商结合可能是专制经济中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商人为了保一己之利，不得不巴结乃至贿赂官府，这在中国古代久已成风。如唐代，“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今已后，不得更然”(52)。这种契约关系虽然对当事人有利，但从根本上抑制或扭曲了商品经济的人格理性。所以顾准指出：“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舔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就不足为怪了”(53)。
鉴于盐铁官营政策有“与民争利”之嫌，汉元帝在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曾给予罢除，但三年后又恢复。经济史上的路径依赖规律由此可见一斑。政府控制市场的经济模式窒息了中国古代“自利人”思想的演进，而停滞的观念又反过来强化了封建专制的经济体制。梁启超说：“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54) 此实深刻之见。
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必然为获得这些资源而展开竞争，排除了垄断的市场公平竞争，是达到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效益、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而提供市场竞争内在动力的，正是“经济人”的自利本性。所以，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体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承认人的“自利心”也就势在必然。这一点，连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看得很清楚，他说过：“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5) 离开了这一点，经济理论就难免是空想的或具有欺骗性的，据此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问题在于，要使人们的自利心成为一种既能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又能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持久动力，人类需要积聚智慧，通过理性、渐进的利益博弈，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竞争制度。就此而言，西方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成功的观念建树，一方面，“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这里不存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整个社会结构基于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和竞争。半个世纪前被孟德维尔所称道的动机，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的源泉。至少在经济生活方面，要走上兄弟般的和谐之路就只有通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展开的竞争。这样，斯密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56)。另一方面，要使“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和竞争”得以实现，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只要法律制度能够充分保证人们的个人权利，那么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就会以自强自助的方式行事，而自由竞争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57)。而这——特别是后者——正是中国古代所缺乏的。
比较分析中国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可以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承认人都具有求利的本性，这只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如果连这一点也给予否认，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将是海市蜃楼，人类历史上的“乌托邦”便是明证。但仅有对“自利人”的认识，仍可能导致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集权专制的经济模式(商鞅的农战政策，桑弘羊的盐铁官营等)。只有具备了其他现代意识和社会机制，完成了“自利人”向“经济人”的思想嬗变，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较之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在理论内涵上是有缺陷的。作为市场经济的充分条件，需要在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上切实保护个人的经济利益，鼓励人们从事自由竞争。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仅仅把提高效率、开发技术等作为市场经济的长处，而对相应的制度建设(58) 有意无意加以阻碍或缺乏认识的还大有人在。市场体制决不是“自利人”无序争斗的霍布斯丛林，也不可能仅在经济领域建立起来。为了推进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型，我们需要在思想层面澄清传统的误区。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究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想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59) 显然，转变思想十分重要，“思想是未来发展进程的基础”(60)。
注释：
①[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张玉凤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②朱绍文：《序言》，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④Franklin L.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1600-1950,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77,p.2.
⑤《左传·昭公十年》。
⑥《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⑦《论语·里仁》。
⑧《列子·杨朱篇》。
⑨《商君书·算地》。
⑩《商君书·君臣》。
(11)《商君书·赏刑》。
(12)《管子·禁藏》。
(13)《荀子·性恶篇》。
(14)《荀子·荣辱篇》。
(15)《韩非子·备内》。
(16)《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7)《管子·侈靡》。
(18)《史记·货殖列传》。
(19)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53页。
(20)[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21)《老子》。
(22)《论语·尧曰》。
(23)《管子·禁藏》。
(24)《史记·货殖列传》。
(25)《管子·侈靡》。
(26)《管子·国蓄》。
(27)《盐铁论·本议》。
(28)[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29)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0-301、128-129页。
(30)他认为，司马迁对人们求利活动的肯定反映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但“这种追求财富的活动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追逐财富的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追求财富的活动主要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财富的追逐是以交换价值的无限猎取为目的。明确了这一点，才不至于把司马迁所描写的情况与亚当·斯密所描写的伦敦桥清晨的类似情况混同起来”。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2页。
(3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页。
(32)“商君学派的这种以自私自利为人的天性的名利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它是把私有条件下人的社会属性看作是人的永恒的天性，但是，它毕竟在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动机。”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33)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114-115页。
(34)(35)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12、104页。
(36)《孟子·尽心下》。
(37)《孟子·梁惠王上》。
(38)《孟子·滕文公上》。
(39)《孟子·公孙丑下》。
(40)《墨子·兼爱下》。
(41)《墨子·兼爱中》。
(42)《墨子·兼爱上》。
(4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44)[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刘瑞华译，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32页。
(45)Arthur,W.B.( 1989) ," 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1999,p.116-131.
(46)参见赵祥《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47)《史记·平准书》。
(48)《盐铁论·水旱》。
(49)(50)《盐铁论·本议》。
(51)《史记·平准书》。
(52)《册府元龟·邦计·户部》。
(53)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5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派》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55)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56)[美]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杨培雷、聂文星、吴琼译，杨培雷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57)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106页。
(58)“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上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应该是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复杂工程。”参见胡键《雅诺·什科尔奈谈中国与中欧国家转型——转型是多维度的》，2005年1月21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社会科学报》2005年2月3日。
(59)[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397页。
(60)[美]杰拉尔德·迈耶：《导言：发展的思想》，《发展经济学前沿 未来展望》，本书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