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是我们须认真对待且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搞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个规律的实现要取决于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把握规律性、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科学认识的基本任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系统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后，发现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庄严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 这一科学结论。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主观上的想象与臆测，而是他们运用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果。在人类生产实践中，作为物质力量的生产力始终是要向前发展的。与之相联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要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生产关系并不能够自觉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与要求。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此同时，社会的经济制度即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当某种生产关系还能够适应一定生产力的性质并能够使其发展时，相应的经济制度及上层建筑就不会灭亡；而当某种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要求，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正是在这种变革中，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个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从根本上适应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经营是由资本家自行决定的，以他的意愿为转移，社会产品也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与占有形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形式起来反抗占有形式，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是使占有形式适应生产形式，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对此，马克思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 可见，不管时代和条件如何变化，也不管资产阶级如何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存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最终历史命运就不会被改变，尽管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虽然是客观的历史规律，但这一规律却不是能够自发实现的。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但在实现方式上却有很大的区别。自然规律的实现往往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不会有曲折和反复。社会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实现。在任何社会里，人们的利益总是有差异的，因而他们实践活动的方向和要求往往是不一致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在这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在阶级斗争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阶级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自发的、直线式的，必然会发生曲折。阶级力量的对比、先进阶级的成熟程度以及客观的形势，决定着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方式、程度与结果。当然，不管出现多大曲折，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最终将得到实现。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的实现方式也是这样。要看到这一社会历史规律不会自发地实现，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演变到社会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实现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革命的基本条件。所谓基本条件，就是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这些是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有社会化大生产，也才能产生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谈不上工人运动及领导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它是新的生产力要求突破旧制度束缚的产物。
当然，具备了基本条件的地方也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是政治行为，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它还需要有有利的革命形势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谓革命形势，按照列宁在总结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时指出的：“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4] 所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指“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5]。有没有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去准备和争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有一个成熟的党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6]。
总之，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这几个方面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能把这一条件绝对化，以为只要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回顾《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50多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成功，而是直到20世纪初及其中叶才在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率先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缺乏有利的革命形势，有的是因为缺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有一定联系，需要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但这不等于说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就越是成熟。换句话说，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事实也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搞起来。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还需要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革命形势、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区分开来，既不能把资本主义是否充分发展，作为判断革命能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因为这些观点都过分强调了革命的客观物质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而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相反，他们毕生积极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奋斗。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要在最先进的工人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7]，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也就是说，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预测，他们的结论也随着时代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他们最初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后来他们曾先后寄希望于法国、德国的工人阶级。在他们的晚年，又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发达国家转向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马克思认为“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9]。恩格斯认为“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出现这种看法上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某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结论总是要随着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时的基本方式。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实际上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他们去世后的四五十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包容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而改变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基本结论；更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就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不成熟，从而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相反，他们更多的是及时总结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投身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去，并依据新的形势以及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以及工人阶级政党调整斗争策略，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把1848年的欧洲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归因于“欧洲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11]，这是不妥的。
我们知道，在1848年，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继爆发了革命。各国无产阶级未能在这场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中获胜。对于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但显然这不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够的结果。因为革命的发生地是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法国和德国都是经济发展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在其他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较大程度的发展。而且各国也都有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具备。实际上，这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这场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尽管各国革命的任务与要求不尽相同，但从性质上看，这次革命总体上还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是由于处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在革命中畏首畏尾，他们不仅缺乏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退让甚至背叛，这些因素的存在致使革命半途而废。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尽管在革命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推动革命具有广泛的规模，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由于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不高，还没有成为一个自为阶级，尤其是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因此他们还未能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领导并取得这次革命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848年无产阶级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建立新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正因为如此，从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广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积极筹建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以提高各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19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也不是由于法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没有成熟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相对于1848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加成熟。而且从世界范围看，时代主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主要矛盾，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无产阶级已经有力量去自己解放自己，但巴黎公社革命最终却失败了。这有许多具体原因，比如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武装斗争的经验不足、没有坚决地镇压反革命、与农民没有结成联盟等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成熟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在当时的公社委员会中，主要是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他们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不善于组织和团结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只是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参加斗争，在公社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这场震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令资产阶级极为恐慌的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2]。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普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
三、落后国家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苏联剧变也不是社会主义搞早了的结果
与过分强调生产力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相联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国家里，由于其经济文化水平落后，搞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不成熟，因此，尽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但还是搞得早了。应该等到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足够成熟的程度，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甚至把苏联演变的根源归咎于十月革命这个“早产儿”，归罪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看到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表现，而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列宁说：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突破。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富于统治经验，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和政权的力量，侥幸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他们还善于交替使用暴力和和平这两手政策，一方面残酷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内部积极培植和利用自己的代言人，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历史经验说明，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革命要突破它也就越困难。与此相反，处于帝国主义统治链条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往往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阶级斗争异常尖锐，也往往有着很好的革命形势。如果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从这些地方率先取得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就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看，在沙皇俄国包括近代中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有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具有社会性质，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加上俄国有利的革命形势以及成熟的领导力量，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针对孟什维克苏哈诺夫以俄国生产力没有发展至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由反对十月革命，曾作过有力的回击。他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3] 他还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14]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必坐等资本主义发展到足够成熟才革命，而是可以先取得政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党人及全人类的奋斗目标。
至于说74年后苏联发生演变的悲剧，更不是生产力落后的缘故。相反，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以美国为参照，1928年～1975年，苏联GNP年均经济增长达到4.5％，而同期的美国仅为3.1％。[15] 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至1985年，苏联GN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1975年～1985年，苏联年均增长2.6％，而同期的美国为2.2％。[16] 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的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的第二位、欧洲的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且这些成就是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取得的。事实表明，苏联演变显然不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苏联演变实质上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路线。由于改革犯了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最终导致制度演变、国家分裂的恶果。不搞社会主义这个因素是决定性的。
当然，我们充分肯定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并不是说落后国家可以超越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相反，我们还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已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还可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践证明，中国在改革实践中采取的这一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事业因而取得引以自豪的成就。在否定一种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和防止另一种倾向的出现。毫无疑问，由于在一段时期，我们过分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脱离了低水平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这个客观实际，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结果欲速则不达，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历史上出现的超越阶段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必须予以否定。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得出公有制没有优越性，改革应完全放弃公有制，推行私有化呢？显然不能。
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就动摇了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政权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正因如此，党的十六大在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提出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而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17] 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否定甚至取消非公有制经济，从而走过去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老路；也不能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在现实阶段有积极作用，而否定甚至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
收稿日期：2006—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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