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共性与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性论文,中俄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差异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俄罗斯和中国：因为不同的原因走上了相同的改革道路
中国和俄罗斯是备受世界瞩目的两个转轨经济国家。长期以来，各国学者除了关注两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外，更多关注的是两个世界大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效应。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早于俄罗斯或前苏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20世纪60年代，迫于冷战对手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军事扩张，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就已经觉察到苏联僵化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模式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已经着手进行了一番改革试验，遗憾的是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下和特殊的利益阶层的阻碍下，这场改革宣布失败。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这次改革的核心是试图推翻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架构，为经济体制改革松绑。20世纪80年代，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他面对的现实是东西方两大科技、军事潜力正在超越苏联。为了保持战略均势，前苏联除了对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外，别无他途。基于这一战略判断，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时代所不具备的先政治、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条件和政治意识形态条件等在80年代都已经具备，只欠他这一位时势造就的英雄振臂一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戈尔巴乔夫把赫鲁晓夫失败的原因看错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和赫鲁晓夫如出一辙，他身上不缺乏改革的勇气，幻想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事实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和赫鲁晓夫都没有读懂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很明确，人民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民主。这一点孤立地看没有错，但当人们为了民主和自由而饿着肚子等待面包和黄油时，改革目标被忽视，人们会进一步要求迅速的、更广泛的民主，从而步入追求政治解放优先的循环中。“政治优先”显然应该让位于“经济优先”。前苏联的改革证明，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滞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越大。
1991年，前苏联解体，从中诞生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总统领导下走上了改革的快车道。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转轨在西方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帮助下一步到位。快速的“西方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彻底推翻了俄罗斯人有史以来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人们在享受广泛的自由的同时，不但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俄罗斯建国以来几百年历史形成的联邦政体也产生了空前危机。由于俄罗斯有160多个民族，在历史上，历代俄国政府为了对幅员辽阔的疆土进行统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联邦、共和国、联邦大区、自治州、边疆区等错综复杂的地方政权体制，这一政体在苏联解体后引起争议，许多共和国和联邦大区、自治州等谋求独立。车臣共和国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经济自由化改革没有经过详细设计就在西方国家指导下仓促进行，企图快速甩掉旧制度而获得新生，实际结果与此南辕北辙，不但大多数群众没有得到福利，反而催生了一批暴发户，许多就是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换了一块牌子，内部人控制的财富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合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这一社会制度变革的苦果在新一届总统普京上任后才开始慢慢走出迷途。
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是个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许在学校念马克思的书并不比戈尔巴乔大多，但他在中国几十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它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相结合，就必然会产生深邃而务实的改革道路。
1978年中国开始了走向繁荣的改革开放之路，这一政策采取了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方式，通过近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第4，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反观落魄的俄罗斯，她从世界超级大国迅速衰落为二流国家，经济总量勉强进入世界10强，只相当于中国的1/4，这正应了中国古代一句谚语——“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就像胜利背后饱含着眼泪一样，处于激烈社会变革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相对于10多年前的社会危机和动荡，目前的社会转型总体上比较平静，但是在平静的背后都存在着新的矛盾与危机：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这使中国面临着人口危机，粮食和水资源、能源危机，尤其突出的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国内地方利益冲突、甚至演变为民族利益冲突；而俄罗斯最突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地区发展差距，潜藏在地区利益背后的民族冲突和政治体制问题更为迫切，这也正是普金总统尝试改革的核心所在，遗憾的是这种缓和俄罗斯国内矛盾的做法被西方社会认为是恢复集权统治秩序。虽然中俄两国有着不同的国情，但是讨论两个转轨经济大国的改革思路将对两国的下一步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二、中俄基本国情差异与地区利益冲突
应该承认，目前困扰中俄两个大国的核心问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可能许多人认为中俄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两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交集。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从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看两国差异甚大，但是，作为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俄两国的区域发展政策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中俄区域政策的主要差异并不在于两国政体不同，而在于她们作为转轨经济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独特性。尽管中国在政体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国家，但这一因素在苏联时代不起决定作用，现在也一样。相比较而言，实际转轨过程的历史环境因素更为重要①。
中俄两国区域政策的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两国在过去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拥有庞大的权力来消除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距。两国政府都努力推进基于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建设，这导致地区差距的日益扩大。两国政府关注地区非平衡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状况的继续恶化。两国都试图平衡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利与义务，以便在不损害国家统一性的前提下提高地方政府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中国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保持了政体的完整性。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俄国的解体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俄联邦。解体过程更受到行政和立法机构两大权力机构斗争的影响。每一个权力机构为了交换政治支持权，而努力将地区精英拉拢到自己的阵营，并许诺给与更多的权利。
俄罗斯由于受到民族问题和政体结构复杂性的影响，她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国家政体上的分裂过程。鞑靼斯坦(Tatarstan)和巴士卡特斯坦(Bashkortostan)共和国发表了主权声明。一些共和国停止了向联邦预算强制交付的义务。1992年，一些共和国——如巴士卡特斯坦(Bashkortostan)，卡累利亚(Karelija)，鞑靼斯坦(Tatarstan)，车臣(Chechnya)，萨哈(Saha,Yakutiya)——的领导人奉行“预算分裂主义”，这导致联邦预算损失数十亿卢布。实际上，这些共和国停止参与对经济萧条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项目，军备建设，基础科学和其他项目的财政支持。一些俄联邦主体发行自己的货币，从而损坏了统一的货币政策。所有这些做法都加深了经济危机，推动了腐败的蔓延和影子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市场经济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威胁俄联邦的统一性②。
各个联邦主体的经济分裂主义基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潜力。如两个联邦自治区(Okrug)——雅马洛—嫩那斯基(Yamalo-Nenetsky)和汉泰—曼苏斯基(Hanty-Mansiysky)——的人均GDP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前者拥有俄联邦89%的天然气储量和11%的石油储量，而后者拥有俄联邦39.7%的石油储量和3.5%的天然气储量。巨大的能源优势致使他们的领导人在对待他们的上级管理机构图曼(Tyumen)联邦大区(Oblast)时，更多奉行独立主义政策。在1993-1997年间，无论是俄联邦法院，还是国家杜马都不能解决图曼联邦大区和下属两个联邦自治区之间的冲突。一些共和国坚持它们的法律优于联邦法律。21个共和国通过了它们的宪法，其中19个共和国的宪法与俄联邦基本法相冲突。非共和国级别的联邦主体跟随共和国的做法。斯沃德洛夫(Sverdlov)联邦大区宣布它自己为乌拉尔(Ural)共和国。尼基奴·诺夫哥罗德(Niiniy Novgorod)立法机构宣布了相似的做法，图拉(Tula)联邦大区和基洛夫(Kirov)联邦大区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弗拉格达(Vologda)宣示了它的主权。俄联邦处于政治和主权完整性崩溃的威胁下。
中国地区差距的扩大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俄罗斯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条件下发生的。从1994-2000年，占俄联邦GDP仅1%的10个最小的联邦主体，它们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变。相反，10个经济发达地区的GDP在1994年占俄联邦的41.4%，2000年上升到55%以上。在中国，从1978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从50.6%上升到58，5%，同一时期，中部地区从29.3%下降到24.6%，西部地区从20.1%下降到16.9③。显然，两国国内地区差距的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加速的倾向，为了建立和谐社会，必须采取措施遏制这一恶性循环。
三、中俄两国如何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
中国在邓小平的改革方针指引下，从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逐步将权责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国相反，俄联邦中央政府的授权是在地方政府精英的高压下释放的。1992年3月，俄联邦地方领导人签署的联盟协议中，包含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授权。然后，中央政府和每个联邦主体谈判权责范围。谈判结果是很不公平的。有些联邦主体得到了更多权利。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得到共和国地位的联邦主体，它们只能得到“自治区”和“联邦区”的行政级别。共和国对于中央政府的预算扣除额要比非共和国级别联邦主体低得多。
自叶利钦总统主政后，俄联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新危机。199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其中一些联邦主体拒绝向中央政府预算上缴收入，并加强价格控制和对经济的行政管制。一些地方政府无视联邦法律的禁令，对地方出口产品设限。一些联邦区采取措施禁止从其他地区和国家进口商品。
俄联邦的共同法律空间在事实上被分割。20世纪90年代，1/3的联邦地方主体法律与国家宪法和联邦法律相冲突。一些共和国开始讨论在外国设立大使馆，并创设自己的货币。俄联邦的政体结构正在转变为松散的混合邦联制。普京总统的第一任期就是采取措施恢复国家的完整性。其他措施包括：第一，纠正地方法律的错误，使之和联邦宪法和法律相一致；第二，在联邦区建立总统全权代表制度；第三，增加新的联邦主体法律规定，确立地方立法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的基本原则；第四，建立任命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新规则。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俄联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关相互权责的谈判过程受到控制。一些联邦主体已经同意停止早先的一些特殊权力。随着将来谈判的停止，不知道是否会涉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权责。
普京总统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权威。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不再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联盟条约，而是依靠联邦法律。立法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权责。中央现在被赋予一旦出现危机时，恢复联邦主权的权利。中央政府早期对地方政府的一些让步现在被废止了。虽然俄罗斯观察家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重新界定并非一致赞同，但大多数持积极态度。他们大都承认加强中央地位是一个正式的历史过程，中央集权是这一时代的要求。一些分析家相信中央利益和大企业利益相一致。在苏联解体时，企业精英对于加强地区独立性感兴趣，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它们倾向于垂直合并和重组。中央政府和大企业在促使俄罗斯立法统一问题上有共同兴趣。
俄联邦在建立垂直行政权威的过程中，一些联邦主体领导的态度由消极转变为积极。在第一阶段，一些地方领导人，包括有影响的斯沃德洛夫联邦区长官罗塞尔坚决反对联邦政府的改革。然而，一步一步地，地方精英逐渐对中央政府表现的更为忠诚。以前，一些地方长官被认为奉行独立主义；现在，他们更认可中央权威，并希望国家保持稳定和建立秩序。他们承认普金的游戏规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谐关系的背后包括一些中央政府的让步，如允许有影响的地方领导人成为候补中央组织成员④。这并不意味着对普京总统实行的垂直行政管理模式的批评消失了。相反，他们提高了对权力机构改革的攻击力度。攻击所依据的原则是这种改革侵犯了民主和自由原则，加强了总统个人的极权统治。例如保障基金的出版物强烈批评普京总统的行政政策。2004年，该基金发表了萨特罗夫的一篇题为“俄罗斯的区域政策”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普京总统第一任期的发展趋势是限制公民自由，中央集权和官僚权力膨胀。垂直行政管理模式对提高政府效率无效，反而会加强以寻租为目的的官僚权力。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类似问题在中国照样存在。在缺少法律约束的中央——地方权力分配上，双方之间的多元联系采取了非正式、甚至非法的渠道。中央的意图是保障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完整性，而这往往与地方精英的兴趣不一致。客观存在的这种冲突已经被2004年双方对于经济过热问题的不同态度所证明。中央试图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硬着陆；而一些地方政府否认经济过热的客观事实。因此，想成功解决问题并非易事⑤。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主要不是由立法解决，而是由中央的不同指示决定。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基金和资源权限几乎每年都在变动。庞大的地方债务可能转变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相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它激励了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加速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削弱了中央权威，以至于出现地方贸易壁垒。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沿海地方领导人偏好外商投资和国外市场，而不关注内地市场。这样的内外部非均衡在一定环境下可能损坏国家的完整性⑥。
沿海和内地不平等的发展条件成为严重问题。东南部沿海省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西部省份仍然处于国内和全球劳务分工的边缘。随着东部地区不仅从国外，而且从中西部地区获得各种资源，这一状况更加恶化。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在21世纪初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措施。
中国政府试图建立包括富裕省份和贫困省份在内的大经济区划来解决问题。这一措施类似于俄罗斯试图创造的联邦经济区(Okrug)。然而中国建立经济区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俄罗斯主要解决政治和制度问题⑦。
由于建立了新的联邦主体领导人提名规则，俄联邦总统现在处于对地方事务施加影响更有利的位置上。然而，成功的地方政府权力并不完全基于对民主的需求基础上。民主程序常常被作为权威体制的装饰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共和国。实际的地方特权主要掌握在与统治集团相联系的人手中。所有的权力常在集团内部分配，其他人被排除在外。
俄联邦未来地区政策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加强地方财政基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方作为财政基金的缴纳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冲突。现在的事实是，17个联邦主体支援72个其它联邦主体。现行津贴激励约束机制不利于两类地区共同发展。缴纳者被剥夺了配置它们资源的权利，津贴接受者长期依靠外部支持。一些预算改革方案设想，未来1/3的联邦主体停止从中央接受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基础应该与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以自身的财政基金为当地公民提供高质量服务。问题是许多俄联邦主体现在和不远的将来都不具备这一财政实力。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是，扩大经济区划，将财政实力较强和较弱的地方组成一个新的联邦主体。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2003年12月，在泊姆(Perm)联邦区和克米·泊姆(Komi-perm)自治区进行了全民投票。两个地方63%的居民参加了投票。在这两个地区，分别有84%和89%的选民参加两地合并投票。全民投票的结果允许俄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将两个联邦主体合并为一个新的泊姆联邦大区(Kray)。决议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克米-泊姆自治区丧失了其特殊的行政主权地位，它仍然具有维持民族和文化特殊性的特殊地位，并受联邦特殊法律的保护，但是经济和预算统一了。相似的全民投票将继续在其他联邦主体之间进行。有些联邦主体的合并引起了冲突。一些俄罗斯观察家认为这是扩大俄联邦主体运动的第一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许多地方精英不情愿交出权力，尤其是在共和国。每一个扩展案例将被独立考虑，并被特别联邦法案确认。
自从俄联邦成立后，政府就制定了详尽的地区发展规划。除了国家的总体规划外，许多地方政府基于不同的想法和目标绘制了自己的发展蓝图。一年前，俄联邦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区域发展部。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制定俄联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规划提前被分析家和地方领导人研究和讨论。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人赞同框架协议的基本原则。协议承认预算平等政策并非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从2000年到2010年，要想达到使GNP翻一番的目标，现行区域发展政策必须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框架协议包容了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地区分化发展战略。该框架协议不是仅将发达地区作为国家财政的缴纳者，而是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关键地区将优先得到国家的投资。所有其他地区将被分为两组：落后地区和萧条地区。落后地区将接受社会转移支付，而萧条地区将得到预算支持，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收基础。因此，没有进入关键地区的联邦主体区域将获得联邦预算支持，以保证每一个公民获得宪法赋予的权利。
这种方法让人想起邓小平允许某些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思想。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地区差距的扩大。这种方法假定通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乘数效应，带动毗邻地区的发展⑧。总体看来，俄联邦区域经济发展框架协议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态保护条件，并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这种发展战略将加强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和俄联邦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上的地位。
近几年围绕修建从东西伯利亚到中国大庆或太平洋的石油管道—安大线和泰纳线问题，除了国际政治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特殊的政体结构和中央—地方利益关系造成的。
四、中国—俄罗斯改革政策展望
国际观察家指出，俄联邦区域经济发展框架协议也存在严重冲突之处和缺陷。按照这一战略，两极分化式的地区发展政策很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地区差距，一些地区可能进入贫困陷阱。该框架协议没有明确定义先发达地区与后进地区的相互影响机制，而这一点正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之处。这一发展战略的效率强烈依赖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它们之间的合作越紧密，区域政策越是有效。一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联系非常松散，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乘法效应无法起作用的原因。例如萨哈共和国将其主要工业产品——钻石，煤炭和黄金——等出口到国际市场上，而它和毗邻地区，如楚科奇(Chukotsky)自治区，马格但斯卡娅(Magadanskaya)联邦区，阿穆尔(Amurskaya)联邦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y)边疆区等的贸易量很小。这些地区应该作为资源产地，并需要制定特殊政策。另一方面，这一框架协议忽视了俄联邦各主体，尤其是东西方边疆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
对于人口稀少、而又处于北半球极北地区的27个俄联邦主体，需要制定特殊政策。这些地区需要提供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将它们与俄联邦其他主体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提供适应当地条件的劳动力，稳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保证发展独具特色的原著民文化和其他权利。
将俄联邦所有地区划分为3个等级可能导致负面结果。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发达地区为了进入偏好的分组而进行的竞争。毫无疑问，地区之间的竞争常常是友善的，但竞争结果不能通过“影子”协议决定。另一方面，它可能招致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抗议。这一问题在多个国家级的联邦主体，多个民族的国家尤为重要。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排除在分享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之外会引起民族关系的紧张。
普京总统派往南哈萨克联邦特区的总统全权代表提出了一个包含30项内容的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地方领导人的政绩。他坚持保留修改法律的权利，这样各级自治区的等级将按照它们对中央政府的财政独立性来决定。这意味着地区领导人从中央领取的津贴越多，其权力越低。这一原则将促使地方领导人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它对北高加索地区(Caucasus)各共和国的影响很大。这些共和国80-90%的预算支出来自于联邦政府，其他24个俄联邦主体的预算状况也是如此。这将引发地方精英为分配巨额的预算基金而进行斗争。津贴的减少有助于减少地方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犯罪活动。一些地区政府可能被宣布破产，从而引入外部人员进行为期一年的危机管理。结束危机管理的前提是终止从中央政府获取津贴。
现在的俄联邦模式只是过渡形式，它的主要目的是克服政治危机，防止国家崩溃，保持国家的完整性。克服所有艰巨任务后，将采用一种充分考虑地方利益，更好激励教育，技术，创新，工业化和社会潜能的新模式。
一些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一像俄联邦议会联邦事务与区域政策委员会主席卡扎科夫一强调指出，现存的联邦模式不属于国家结构中的最好标准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该模式首先就与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全球化分权趋势背道而驰。第二，已经建立的模式不能激发俄联邦各主体最大化区域经济利益和社会潜能。第三，联邦模式不能缩小业已存在的巨大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此外，在该模式下，地区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然而，尽管现在的联邦模式存在上述各种缺点，它却适应当代俄罗斯的现实情况。集权和分权在不同的国家不会完全一样，就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不会相同。一个国家要明确制定它的区域政策模式，要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它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执政水平，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战略目标。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俄罗斯现在急需一个高度的集权政府和集中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俄罗斯现在的公民社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中央政府为什么被迫暂时代行许多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行使的职能的原因。这就更加需要中央集权管理模式。
中国政府虽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发战略，但是因为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价格体系和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国家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在一些垄断性行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一些战略性的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行业，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存在比较严重的冲突，无疑会促使中央政府在收权—放权的循环中协调各方利益，从而使中国具有不同于俄罗斯的特有的集权—分权模式。
中俄两国作为转轨经济中的大国，各自国内的区域差距问题都相当严重，呈现继续扩大趋势⑨。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分权式的改革路线，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裕起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该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诸侯割据”现象，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和竞争性，这是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⑩。俄罗斯改革实践比中国晚10多年，其国内的区域经济差距基于不同的联邦主体上，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优先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俄罗斯采取了集权式的改革思路。这一做法应用带到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上，要求将数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联邦主体捆绑在一起发展，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联邦主体的政治地位问题。因此，俄罗斯下一步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将在政治—经济的协调上展开。
转轨经济是一种不成熟的经济，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行政管理模式不会是最终的成果，但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是对中俄目前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最好注解。
注释：
①Yakov M Berger,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in Russia and China.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gional Disparities,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5,pp.405-417.
②Ta
iana Iu.Bogomolova,Vera S.Tapilina:The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of Russia's Population in the 1990's.Sociological Research,Vol.42,no.3,May-June 2003,pp.66-86.
③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新华文摘》2004年第7期。陈栋生：《抓住机遇推进中部崛起》，《开发研究》1999年第1期。陈锋：《西部大开发：建设一个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http://www.china.org.cn,2005-02-05。
④Yakov M Berger,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in Russia and China,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gional Disparities,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5,pp.405-417.
⑤张毅：《西部大开发五年综述》，《人民日报》2005年2月5日第2版。
⑥Amos,O.M.Jr:Unbalanced regional growth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development.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88,(18),pp.5-16.
⑦Yakov M.Berger: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in Russia and China.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gional Disparities,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5,pp.405-417.
⑧Satyal Paul,"Income Sources Effects on Inequ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Feb.2004,Vol.73,Issue 1,pp.435-452.
⑨仲伟志：《东西部差距仍在继续拉大，新三角突破升降温之辨》，《经济观察报》2005年3月12日；谈文胜：《发挥三大效应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光明日报》2004年9月30日。
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息中心， 西部资源.http://www.china.org.cn,200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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