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的社会建构

田喜腾¹， 田甲乐²

(1.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2.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科技是否具有风险性以及风险程度的高低是由科技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的。科技的社会形象经历了从确定性到风险性的历史过程，是科技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承诺，到无法良好的实现社会角色、完成社会任务的过程。当代科技风险的普遍化和大众化，意味着科技风险超出个体层面，成为一种社会意象，必须在公共政策层面得到关注。政府对科技的关注需要从传统的科技能否促进社会发展和公众通过科技如何看待政府，扩展到规避科技风险与社会公平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 ]科技风险；价值判断；政治考量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在一个未知的世界中，探索前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一方面需要与其它物种和自然界进行斗争，不断创造出一个更舒适、便捷的生存世界；另一方面需要在人类社会内部建构一个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秩序，持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在传统社会中，前者主要体现在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具有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后者主要体现在物质财富和阶级地位的不平等，具有显见性的特点。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引擎和象征，在对自然的干预、社会财富分配、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与科技有关的环境污染、核电站事故、化工厂爆炸、疯牛病危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论等问题日益突出，科技风险使得自然风险和社会公平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分析科技风险性产生的原因和路径，成为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科技的确定性与风险性

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在科技风险中，它是一种事实存在物，是引起风险的直接原因。然而，科技引起风险的现象和观念，在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逐渐流行。此前，科技是认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工具，是一种确定性的存在物。人们对科技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科技的形象经历了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转变。

4.加强对玉米田的管理，定时清除杂草、减少病毒源。田间杂草不仅是翌年农田杂草的种源，而且是灰飞虱的越冬、越夏的寄主，清除杂草可防止苗期玉米不与杂草共生，来减少灰飞虱的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玉米粗缩病的发生。播种春玉米要抓好麦田、稻田及玉米田边的杂草进行防除；而夏玉米在播种前，要对灰飞虱进行转迁到特殊环境，并且集中进行喷药防治。

“科学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追溯到文明出现以前”，但是在近代之前，科学或从属于哲学家传统，或从属于工匠传统^[1]。前者主要是指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它主要起源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试图通过理性思辨探求自然事物的本质，“带领我们穿越可感世界的虚幻流变而抵达那纯粹的本质世界”^[2]，找到真理。它是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与功利性和实用性无关，是人类思想的奇迹，用于解决人类面对自然时的迷茫和无知，这种功能在其它国家主要由神话和宗教来满足。这种科学在近代之前并没有构成科学的主流。从属于工匠传统的科学，是与古希腊科学不同的，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古印度、古埃及等文明古国的科学，它是实用主义科学，探索“如何生火和使物体变湿、重物下沉而轻物漂浮、哪些石头能够做斧头哪些木头能够做斧头柄、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有毒、所捕猎的动物的习性”^[3]、如何测量土地、如何预防疾病和恢复健康、如何观察天象和预言天气，等等。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在生火的时候是物理学家，在做饭的时候是化学家，在处理伤口的时候是外科医生，在了解河流和山脉时是地理学家，在用手指计算时是数学家”^[3]，在测量土地时是几何学家，在观察草木时是医学家，在观测星象时是天文学家，从事的既是研究活动又是技术实践。这种科学与技术没有明确的区分，严格意义上讲，是技术的组成部分，它们一起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基本作用，是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工具。因此，在近代之前，科技具有确定性，是人类对确定性的一种探寻方式。

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及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和技术逐渐区分开来，“在科学中发明逐步为发现取代，从而有了科学发现(主要指实验科学)和技术发明的重大分野”^[4]。理性主义传统和经验主义传统相结合诞生了以实验为典型特征的近代科学，通过实验报告和实验可重复性表征的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中立性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得以确立，科学知识生产活动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科学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和知识的典范，具有确定性的特征。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宗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科学知识受到政治家的青睐，在社会上确立了其权威地位。在同一个时期，技术也在快速发展，比如采掘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到了19世纪后半叶科学开始对工业产生实质性影响^[5]，技术被认为是科学的应用。科技在社会中的确定性形象进一步稳固，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

从科技到科技风险，是从一个事实存在物到价值判断的过程。风险的概念出现于现代社会早期，指对未来危害的一种评估^[11]，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不确定性的程度、规模和危险出现的可能性的可接受水平。中国古代“杞人忧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人认为存在着天掉下来的可能性，但是在公众整体认知层次上，并不把这看作是一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历史，自从人类诞生，便面临着一个未知的、充满危险的世界，野兽袭击、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生存。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增加、认知范围的扩大、制造工具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人类应对传统威胁的能力在增强，然而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污染、传染病肆虐等新的威胁。近代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的出现，都是人类为了应对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观念、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阶级斗争等导致的社会秩序的变化而诞生的，是人类应对新的不确定性的产物。风险是基于社会承诺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判断^[12]，科技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形象的转变，正是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与社会承诺是否相适应的结果。

跟往常一样，吕凌子赶在七点半之前做好了早餐，催丈夫起床。欧阳锋起床后径直去了沐浴间，站在沐浴莲蓬下将身子反反复复地冲洗了将近一个小时。吃早餐时吕凌子跟丈夫开玩笑：看把你折腾的，不就是去探望一下岳母娘吗？欧阳锋喝了口牛奶，拿起一枚煮鸡蛋，再轻轻放下。

政府并不必然促进科技发展，政府介入科技的目的是由于科技能够促进权力争夺或经济发展。近代科学获得资产阶级支持是由于科学精神符合资产阶级价值观，科学中发展最快和最初获得政府支持的领域是和军事及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基础科学直到二战之后，随着其与应用科学之间因果关系的日益明显，才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在衡量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程度上，专利是其中重要做法之一，专利通常被认为是通过保护技术发明人的独占权而使其获得经济收益，从而鼓励人们进行科技研发。然而，“16和17世纪，专利不是授予发明者，而是授予现有发明的进口商”，“在现代早期的技术发展中，我们很难将摹仿与发明区分开来”^[4]，政府对专利涵义的界定和对专利保护的态度，取决于专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同样如此，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公众和政府对专利保护持反对态度，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20]。对于政府来说，专利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促进还是阻碍科技发展，而在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科技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在科技风险问题上，政府考量的不仅仅是科技本身的确定性程度高低，而且包含经济利益和公众的态度。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中，本国的转基因技术水平、经济利益、传统文化等都影响着政府决策。在对特定科技的新闻报道和传播中，公众看到的不仅仅是科技本身，而且包含科技背后的因素，比如该科技发明者的教育程度、研究方法、家庭背景等，这些内容会进而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因此，政府在科技风险建构中的态度，不仅取决于科技给社会发展本身带来的影响，而且取决于政府认为公众会如何看待该科技风险及其相关的人物、背景、文化等，以便于事件朝向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 、科技风险的价值判断

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与技术出现了分化和融合趋势，一方面各自的独立性在增强，沿着各自的逻辑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二者的融合性也在增强，互相影响和重构着对方，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的周期在不断缩短，以技术革新为推动力的技性科学和应用基础研究成为新的研究形态。科技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在快速拓展，促进了知识社会的到来，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科技与资本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知识生产从单学科的纯研究(模式1)转向跨学科的建立在社会价值基础上的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模式2)^[6]，进而转向“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7]和“大学-产业-政府-公众”的四螺旋^[8]知识生产机制，以及随后自然环境被纳入到知识生产当中^[9]。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成为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不同的异质行动者组成网络共同行动，科学与技术、研发与工业、自然与社会的边界在淡化，科技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科技的确定性得到了强化。然而，科技使得知识、技术和生产从情景化的具体关系中抽离了出来，形成现代社会运行基础的“脱域”现象^[10]，人为分离和组合的社会运行机制代替了过去自然融合的社会机制，科技对人类社会秩序产生了挑战。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工智能等冲击了人类传统伦理观念，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挑战了人类熟知的生活环境，持续的疯牛病危机、转基因食品安全等造成的社会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科技在公众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形象。

与传统风险相比，科技风险不易被鼻子和眼睛感知，镶嵌在食品的毒素和核威胁等物理和化学形式中^[17](P21)，具有隐藏性、传递性和责任难以界定性。杀虫剂中有害物质在全球食物链中传递，往往发生在贫困地区和国家的水污染和传染病迅速扩散到全球，现代相互依赖的世界分工体系使得科技风险出现之后，各个环节的组织人员都声称不掌握、不负责相关事情。于是，科技风险与社会公共决策方式联系在了一起，科技创新、社会规范和风险管理是一同被创造出来的。科技与政治文化一起构成了社会技术意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它是集体所持有、机构中所固化、公众实践中所意欲达到的未来，来源于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是通过科学核技术进步所能达到、所能支持的一种未来意象^[18]。比如，美国和韩国都把发展核武器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也都认识到核武器的风险，但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公众对核武器的认知是不同的，美国重在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器管理者，韩国重在把核武器作为国家发展的象征^[19]。在不同的社会技术意象下，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是不同的，形成了不同的科技风险管理原则和组织制度。比如，在面对科技不确定性时，是实行在缺乏确定性之前不要行动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还是实行在研究和实践中探索应对不确定对策的先行原则(proaction principle)，取决于本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

科技风险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事实-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对客观事件的价值判断在公众中传播的过程，是该事件的利益相关者逐渐扩大的过程。客观事件是风险源，是引起科技风险的直接原因和预防科技风险的关键因素。风险源往往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事件、具有吸引力和传播力的事件，比如核科技、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等，受到专家和公众的普遍关注，但是专家和公众之间的知识鸿沟，以及公众之间的知识差异，使得他们对风险的估计是不同的。风险是一种思考方式和认知方式，它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呈现，而是嵌入到认知者的背景中，认知者关注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念。随着价值的传播，利益相关者开始不断增加，从少数人认为事件存在风险，逐渐到多数人认为事件存在风险，科技风险逐渐形成。

然而，二者协调发展的背后隐藏着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危机，科学与社会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剧烈冲突。一方面，资产阶级以自我为中心和追逐个人利润为目的，造成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同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5]，产生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不知道结果朝向何方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上不知道工具为何的不确定性^[16]。科学作为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一种工具，到了20世纪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利润的获取日益困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重组，对科学提出新的期望和要求，希望把科学知识生产和应用方式纳入新的经济体系当中，使得科学从纯研究转向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业生产之间的时间日益缩短。科学知识在经济的逼迫下，仓促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后，便被投入市场，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大大降低，背后隐藏着科技风险。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诞生之后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实行科学共同体自治，科学问题、研究方法、成果共识都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依据知识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是在与其它共同体隔离的封闭环境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科学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遵循认知逻辑快速发展，知识拓展到传统社会秩序没有调节和规范的新的领域，并且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日益深远，比如核科学及其衍生技术，出现的核辐射可能造成基因突变且代际传递；生殖医学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使得第三者的精子或(和)卵子进入家庭，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的结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家庭关系需要重新规范等。这些领域在没有得到社会规范进行良好的调节之前，必然会产生持续争议，在价值判断中表现为不确定性和科技风险。

环保清淤技术主要是在清淤作业后可以对河道水质进行改善，具体就是应用专门的螺旋式挖泥装置或密闭式旋转斗轮挖泥设备，疏浚河道河底的淤泥，利用压缩空气和静水压力来清除河底的淤泥。相应的设备不会扰动河底，同时不会污染周围水域。环保清淤技术可以避免出现漏挖、超挖或损伤河道底部原生土的问题，同时不会扰动河道或污染水体，不会对周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2］。

三 、科技风险的政治考量

近代科学实验对古代思辨科学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封建贵族生活方式的胜利，实验科学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生产的有效途径，而且能够提供道德公民的模范^[13]。近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正在于其主要目标从对终极问题的探索转向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关注，关注的问题成为从世界分割出来的具体问题，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成为一种能够亲眼所见的过程，科学知识能够被广泛运用到实际生活需要和生产实践当中，符合新兴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经济发展、政治组织方式等社会秩序建构的需要。意大利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等第一批科学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从宗教、修辞和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的正式组织，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14]。近代科学与近代社会同时产生，科学活动组织模式与社会组织模式同构，科学精神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科学纳入到了社会秩序之中，并在随后的发展中，科学实现了给予社会的承诺和社会的期望，满足了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科学与社会秩序协调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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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也是政府在科技风险中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科技风险的隐藏性和传递性对社会公平产生双重影响。从短期来看，它使得风险的受害者和制造者分离开来，一些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他人制造的风险当中。同时，科技知识在规避和转移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掌握相关知识的人往往在风险中受到损失较少甚至从中受益，而由于知识鸿沟或者被故意欺骗而不知道相关知识的人往往受到伤害，社会不公平在自由主义的掩盖下更加严重。从长期来看，科技风险的隐藏性和传递性使得风险最终伤害到掌握知识和权力而规避风险的人，风险的制造者迟早会成为受害者^[17](P37-38)，社会在风险的终极威胁下被迫走向公平。然而，社会被迫走向公平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伴随着风险危害的过程，政府应该提高前瞻性能力，对未来做出更长远的预见，在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使科技风险控制在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路径上建构。传统的财富生产和权力统治模式使风险成为最终胜利者^[17](P45)，必须跳出传统单一管理模式，走向多元共治模式，政府应该在异质行动者之间架起桥梁，使科技风险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转向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有效应对和预防科技风险。

四 、结论

当今普遍意义上的科技是近代社会的产物，适应了近代社会的转型，但是并没有良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科技在其诞生之初显示出的巨大生产力和对社会承诺的良好实现，并没有阻止其后期带来的相应科技风险。汽车代替马车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汽车出现一百多年后，人们发现其排放的尾气加重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冰箱和空调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舒适和便捷，但是在其应用六十多年后，人们发现佛利昂对臭氧层造成了严重破坏。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我们不但需要面对和解决之前的科技应用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还需要未雨绸缪，预防新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实现其与社会秩序的良序互动。科技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正是当代科技与当代经济、伦理、政治等社会秩序之间互相形塑的过程。科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从传统的被动角色转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能力的能动者，从对社会秩序的被动服从转向积极挑战。社会的良好运转需要不断规训出现的新事物，使之纳入正常秩序之中。科技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的演变。科技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政府、公众等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者参与到对科技风险的评估当中。了解科技风险建构的过程，也是人类对自我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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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Risks

TIAN Xi -teng ¹，TIAN Jia -le ²

(1.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China ; 2.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China )

Abstract :Risk is a kind of value judgment on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al order. Throughout our history the social im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one from an image of certainty, in which it is viewed as capable of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to being risky enough to fail its social commitments, incapable of accomplishing its social roles and task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s means that the risk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exceed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image need to be addressed at the public policy level. The government's focu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eds to be expanded from traditional static view, which emphasizes its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s function in serving the government in public spheres, to a more dynamic view which is capable of avoiding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uilding a virtuous cycle for social equity.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s; value judgment; political deliberation

[中图分类号 ]N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2019)02-0015-06

DOI :10.16573/j.cnki.1672-934x.2019.02.003

收稿日期 ：2019-01-11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8-CXTD-01)；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课题(5101079171128)

作者简介 ：

田喜腾(1986-)，女，河南封丘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

田甲乐(1984-)，男，河南叶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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