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空间溢出与劳动力错配论文

最低工资标准、空间溢出与劳动力错配

梁 琦，王斯克

摘 要： 对劳动力错配指数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劳动力错配程度在逐年缓解；东、中部地区劳动力错配程度远低于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城市群中的城市比其他城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表明：在国家层面，最低工资标准加剧了城市的劳动力错配，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改善了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在城市群层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加剧了成熟型城市群中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改善了发展型城市群中城市的劳动力错配。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空间溢出；劳动力；资源错配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但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城市往往各自为政，设立政策壁垒保护当地劳动力市场，势必会破坏市场机制下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降低城市劳动力边际生产效率，造成劳动力空间错配，出现“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我国劳动力资源存在较为严重的空间错配现象，影响了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研究认为，“资源错配是空间问题，我国空间被政策壁垒、自然资源、生活成本等割裂开，要素空间匹配的发生是空间相互之间影响的结果”^[1]。事实上，劳动力在空间维度上自由流动时，同类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会获得同等的效用水平，进而达到空间均衡。一旦阻碍了劳动力的空间自由流动，劳动力无法流动到本可以获得更高效用的发达地区，就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白俊红等(2016)认为，诸多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因素中，除了户籍制度和市场需求能力以外，劳动力价格管制是造成劳动力错配的重要因素^[2]。

与世界上90%的国家类似，最低工资制度是我国用于劳动力价格管制与劳动力保护的一个重要制度。我国于1993年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进一步明确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律地位。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将最低工资制度推向全国范围，也使得最低工资制度受到我国学界极大的关注。

从劳动力就业、工资等角度来看，最低工资制度主要通过截断效应、攀比效应和激励效应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和产业间的纵向配置，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不仅仅是低收入人群，而是企业或者行业整体的劳动力成本^[3][4][5]。然而，最低工资标准除了在产业链和不同工资层面的纵向溢出效应，还具有跨不同市场间的影响^[6]。比如，城市内部的就业、收入和生活成本受到本地和相近地区制定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在不同城市中生活给居民带来的效用发生改变，本地居民会重新选择对其效用更高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同时，为了保证本地市场规模和体现政府政绩，地区之间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产生相互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标准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包括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空间攀比效应，以及以劳动力为主体的空间选择效应。

空间攀比效应是最低工资标准较低的地区会因周边地区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而虚高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杨灿(2015)的研究证实了各地在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攀比现象^[7]。在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体系中，外围城市为了降低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会通过在城市间构建政策壁垒，将内外部市场分割开来。地方政府为维护工人基本权利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却因为区域间攀比效应的存在，出现虚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从而对本地劳动者进行过度保护，这种地方保护阻碍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劳动力的空间选择效应是空间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劳动力通过权衡生活成本和收入后，选择其工作和生活的地点。梁琦(2007)指出“当市场变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时，生产资料一定是从要素回报率低的地方向要素回报率高的地方流动，经济活动必定遵行市场规律，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8]。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设立，原本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之间工资收入的均衡发展，也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劳动力保护政策。然而，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显示，这一制度使部分弱势劳动者承担了其负面效果^[9][10][11]，如果劳动力不能在技能回报或生产效率与其能力匹配的地区进行生产、生活，则存在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错配，在市场机制下，劳动力会自发的进行区域间的流动来匹配他的技能禀赋^[12]。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空间配置形成了政策壁垒，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对劳动力市场上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的扭曲^[13]。因此最低工资制度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会造成劳动力空间配置过程中的效率变动，换而言之，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错配程度受到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此外，最低工资标准在异质性区域的经济效用存在差异。如王延中和王国洪(2018)的研究表明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较为敏感^[11]。

资源错配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要素投入扭曲、TFP扭曲和加成率异质性”^[14]。现有文献主要通过测算TFP扭曲，讨论最低工资标准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指出“通过增加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和对企业生产率的非对称提升作用两条途径，最低工资标准使得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收紧，从而改善了资源错配”^[15]。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最低工资标准与资源错配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与拓展：首先，通过测算劳动力要素投入扭曲，进一步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这一特定资源错配的影响；其次，从区域和城市群维度，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及其溢出效应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再次，首次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在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对劳动力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有显著的改善作用^[16]，为了提升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在实证中控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

Because of the symmetry along the x-direction as shown in Fig. 2(b), we have

二、理论分析

参考Thiess and Alexander(2009)的研究，构造一个双城模型来讨论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17]。

接着将样本数据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类，东部共计10个省份的100个城市；中部共计11个省份的101个城市；西部共计10个省份的74个城市。同样运用GS2SLS估计方法以及上文所述空间计量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相关数据分年份进行估计，主要变量计量结果，见表3。

在控制了城市特征后，样本所包含的4年中，只有2004年和2005年的MW 结果显著为正，即这两年的结果表示最低工资标准加剧了本地劳动力错配。而2004—2007年经过空间滞后MW 的结果表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缓解了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经过空间滞后LD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示本地更为严重的劳动力错配加剧了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本文部分结论应证了刘贯春等(2017)的结论，即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缓解了资源错配^[15]。对于劳动力资源而言，此结果只在考虑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时才成立，但是对于城市内部则相反。

在两城市处于初始均衡状态下，不考虑新生人口，n ₁＝n ₂，u ₁＝u ₂，g ₁＝g ₂，e ₁＝e ₂。 现城市1设立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使得其工资率w ₁＝F _1n (n ₁₀)提升到w_m＝F _1n (n ₁₁)。城市2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正好使得其工资率不变。

设行业s 为垄断竞争市场，由M_s 个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构成，行业s 中企业i 的产出为Y_si ，产业的产品定价为P_si 。 行业s 的生产函数为CES生产函数

2.2.1 地区分布 1990-1999年清城区疟疾暴发疫情病例在每个乡镇均有分布，但主要分布在龙塘、源潭等2个流动人口比较密集的乡镇，占总病例数的83.27%（1 881/2 259），其中1994年有3例外地输入恶性疟病例，其他均为本地感染病例；2006年以后共报告了14例病例，除2007年1例本地病例其他13例均为输入性病例，全区除石角镇无病例输入外，其他各镇（街）均有，其中最多是龙塘镇4例，病例来源（感染地）主要来自非洲的刚果、莫桑比克、肯尼亚、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安哥拉和赞比亚等国家。

因为＞ g ₁，所以＞u ₁＝u ₂，两城市均衡被打破，但因为城市1出现失业情况，所以城市2居民不会立刻前往城市1来获取更高的效用，直至城市1生产效率提高，城市1对劳动力需求增加。

2.2对比两组并发症:A组出现1例心源性休克、1例心力衰竭、1例低血压、1例心律失常死亡(2.5%);B组出现1例心源性休克、1例心力衰竭、1例脑出血、2例死亡(5%);

城市2的劳动力流入城市1，直至城市1的效用 和城市2的效用 满足＞＝＞u ₂，两城市再次处于均衡状态。此时，城市1的劳动力数量为 ，商品消费量为 ，工资率为 ；城市2的劳动力数量为n ₂^∗，商品消费量为g ₂^∗，工资率为w ^∗₂，生活成本为c ^∗₂。 因为， 所以此外，有(见图2)，因此

图1 城市1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

图2 城市2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

考虑到资源错配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且综合企业级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文以企业利润为权重，对城市企业劳动力扭曲率τ_Lsi 进行加权平均，经标准化处理得到城市劳动力错配指数。

三、劳动力错配的度量及统计分析

1.劳动力错配的度量

本文将以城市为基本单位，探讨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综合参考Hsieh and Klenow(2009)、龚关和胡关亮(2013)、钱学锋和蔡庸强(2014)以及祝树金和赵玉龙(2017)的相关介绍^{[14][18][19][20]}，测算出企业劳动力扭曲率，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城市劳动力扭曲率，即城市劳动力错配指数。

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后，由图1需求曲线可知，城市1的劳动力需求量由n ₁₀下降到n ₁₁。 而供给曲线表明，当需求量下降到n ₁₁时，工资率为w ₁₁劳动力市场才会出清。但是实际工资率为w_m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量应当提升到n ₁₂，此时劳动力市场出现“就业难”的现象。城市中失业居民会通过提升自身的素质寻求工作，从而提升了城市生产效率，即＞e ₁＝e ₂，此时，l ₁移动至l ₂，在工资率为w_m 时劳动力需求增加，失业居民再次就业。商品消费量和居民效用分别为 和 。

假设异质性企业i 使用资本K_si 和劳动力L_si 两种要素进行生产，且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A_si 。 行业s 中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与Hsieh and Klenow的假设不同，放松了对行业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设引起资本边际产出价值变化的资本扭曲为τ_Ksi ，引起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变化的劳动扭曲为τ_Lsi 。 结合扭曲的定义和生产函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选择的SPSS是医学上最权威的软件，版本是17.0。其中定量的则是用均数土标准差说明，如果数据的分布是正态的话，那么检验方法是选择t方法，否则的话就是采取非参数的方法。

ω 、γ 分别为单位劳动和单位资本的价格。求解以上最优问题，整理得到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为：

这时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是要素扭曲程度与无扭曲时单位要素报酬率的函数，资源错配导致的扭曲使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在各个厂商之间存在差异。在计算要素边际产出价值以及要素扭曲程度时，需要确定一些参数取值，参考Hsieh and Klenow(2009)、龚关和胡关亮(2013)和祝树金和赵玉龙(2017)的研究，假定资本的租金率为10%，行业内的产品替代弹性σ＝ 3^[18][19][20]，企业劳动力扭曲率为：

所以，城市1会因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居民会通过提升自身素质来获取得更高工资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拥有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城市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高素质劳动力。但是，在短期内，城市1会面临劳动力素质提升跟不上生产力提升的需求，但能获取到更高的工资，同时出现居民失业的现象，劳动力配置效率降低。但随着本地居民为了再就业而提升自己的素质，同时更多外来人口流入带来的集聚外部性将缓解劳动力错配。在城市1设立更高最低工资标准后，为获得更高的效用，人口由城市2流向效用更高的城市1，城市2的居民生活成本会因为城市拥塞得到缓解而降低，因此居民可以结余更多的工资用于消费。在城市1设立更高最低工资标准后的均衡状态下，城市2居民数量降低，劳动力市场变小，但是城市工资率上涨，劳动力边际产量和人均产量得到了提升，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

2.资源错配测算结果

本文首先借鉴Brandt et al.(2012)的做法，对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每年191 579家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处理^[21]①。随后，根据上述方法测算城市劳动力错配指数，其中，α_s 和β_s 数值使用全国企业数据，按六位数分行业求得。最终共得到334个地级市以及其中4个直辖市各区的劳动力错配指数。

从东、中、西三大部分来看，西部城市劳动力错配指数均值约为0.56，大于中部地区的0.53和东部地区的0.45，西部城市的劳动力错配较为严重。此外，2007年东部的劳动力错配程度相较于2005和2006年更为严重。从城市类型来看，省会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指数每年变化不大，且显著优于大部分非省会城市。2004—2007年劳动力错配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0.512、0.511、0.506和0.503，我国共有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除去港、澳、台，剩下的除了江西省、海南省、贵州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有24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连续4年的劳动力错配指数小于中位数。

此外，本文还对我国7大城市群的劳动力错配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相较于我国起步较晚的新城市群，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是我国发展较成熟的城市群，其劳动力错配指数低，产业集聚程度高，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性是其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的主要原因，这进一步证实了季书涵等(2016)的研究结果^[16]。因此，在接下来的实证中将控制城市的产业集聚度对资源错配的影响。

四、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为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企业劳动力错配，本文以劳动力扭曲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劳动力错配程度，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控制城市宏观经济等特征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考虑到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增强，城市间协作关系更加紧密，城市内部劳动力的配置会受其他城市劳动力配置情况的影响，且如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行政力量等无法观测的因素也会影响其他城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故构建如下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patial Durbin Error Model，SDEM)：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采取t进行检验,计数资料应用χ2进行检验,若P<0.05为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其中，i 表示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区域编号；LD 表示劳动力扭曲率，即用来衡量各地劳动力错配；MW 为各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X 为控制变量形成的数据矩阵；W 为空间权重矩阵，根据地理学第一定理，本文将选取各地级市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重矩阵；

模块建模中有4个重要的概念，分别为模块、需求单元、硬模块、软模块，下面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对这4个概念进行界定。

因为，区域的资源错配程度会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产生直接影响，而间接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此外，经空间滞后运算进行回归，可能造成联立方程偏差(Simultaneity Bia)。为避免空间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将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进行估计。

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虽然在1994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便提出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但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是随着2004年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全面铺开且随之加强了行政监管。已有研究发现“2004年以后，最低工资调整对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促进作用大于2004年之前”^[22]，且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微观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主要选择2004—2007年数据。其中，城市人均GDP、人口数、产业总产值等宏观数据源于2005—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企业进入率等相关数据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整理得到。

因为部分城市群样本是不符合大样本要求，本文分析我国主要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经济带、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只展示主要变量计量结果，详见表4。

从表1中数据可知，2004—2007年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最小值虽然在波动，但是其最大值与均值在持续小幅下降。龚关和胡关亮(2013)测得的当“仅资本得到有效的配置”时我国TFP的潜在增长率从2004年的16.5%降低至2007年的14.5%^[19]，其趋势与本文所测劳动力错配指数变化趋势相同。此外，代表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变量和城市产业集聚度均值在小幅降低。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均货运量、人均GDP 控制变量、国有经济总产值、出口企业工业总产值、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的均值都在上升。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为刻画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错配在不同区域的异质性作用，依据地理位置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此外，还着重对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相关城市群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统一的数据来源，只能通过网站的新闻报道、政策法规等渠道来获取，导致部分地级市的数据缺失。最终搜集到27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占全国地级市的82.3%，本文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全国范围。

五、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全模型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所得2004—2007年各年份莫兰指数分别是3.32、10.88、15.06和14.15，2004年莫兰指数在P值为0.1水平下显著，而2005—2007年莫兰指数在P值为0.05水平下显著，皆通过莫兰检验，即该模型下劳动力错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可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然后运用GS2SLS估计方法以及上文所述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275个城市相关数据分年份进行估计，所得结果见表2。

其中MW 的系数刻画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此系数显著为正，表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的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指数越高，即最低工资标准加剧了城市内劳动力错配；反之，则表示最低工资标准越低的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程度越低。而经过空间滞后的MW 的系数刻画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作用对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的影响，若此系数显著为正，则表示最低工资标准高的城市对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提升作用更大，即最低工资标准加剧了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反之，则表示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缓解了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同样，经过空间滞后的LD 系数表示本地劳动力错配对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的影响，若此系数显著为正，则表示劳动力错配严重的城市加剧了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反之，则表示本地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加深可以缓解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

根据空间计量结果可知，AGG 的系数只有2007年显著且为负，此结果再次验证了季书涵等(2016)以及肖兴志和李沙沙(2018)等研究的部分结论^[16][23]，并进一步说明，在城市内部，产业集聚对劳动力这一具体资源的错配具有改善作用。因为只有2007年的结果中AGG 的系数显著，所以仅报告2007年没有控制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结果(见表2中的Model 1)，对比Model 1和Model 2中经空间滞后的MW 系数可知，如果未控制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将扩大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作用对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的改善作用。

与此同时，福建的学校武术有待加强。调研中发现泉州市大约有1/2的中小学校没有真正上武术课(被其他体育项目替代)，余者有多一半的学校开设五祖拳健身操(泉州三中、鲤城实验小学)、白鹤拳操(永春华侨中学、永春实验小学)等教学内容，只有少数学校开设了地方特色的传统南拳；但是传统南拳在这些少数开设的学校里却遭到冷遇，课程教学、相关课外活动都不受重视，情况并不乐观。除此之外，有些中职学校(南安红星职业中专学校)没有开设传统南拳的选修课；有些高校(泉州师范学院)没有开设传统南拳的专业课，即使有些开设专业课的高校(华侨大学)在传统南拳的教学环境、师资队伍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如教学环境差、师资短缺等问题。

与其他文献报道一致，少部分学生表示对翻转课堂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模式并不能满足其通过考试的学习目的，课程讨论和病例汇报参与性差，且对于部分主观能动性差的学生，课外学习过程监督也是个短板[8-9]。因此，将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成“学-教”模式，这对于长期接受中国式课堂教育的学生是一个耗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积极主动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思想，教师提高自身的教育技术能力和组织有效的、多元化的互动模式将学生引入主动学习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表2 2004—2007年全国空间计量结果

2004—2007年经过空间滞后的LD 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会相互影响，且城市内部的劳动力错配会加剧其他城市劳动力错配。此外，经过空间滞后的LD 系数数值相较大，说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很大。

可见病死猪各部位发生不同程度的水肿，以胃壁大弯部水肿最为严重。切开胃壁可见切面增厚呈现胶冻状，流出清亮或茶色液体，有的结肠系膜呈胶冻样水肿、充血和出血，心包和胸腔、腹腔有较多积液，在空气中暴露立即凝成胶冻状。

城市的生产函数F_i 满足∂F_i (n_i )/ ∂n_i＞ 0且 ∂²F_i (n_i )/ ∂n ²_i＜ 0，由生产率e_i＞ 0和城市人口数决定，即F_i (n_i )＝e_iF (n_i )。 生产要素全部为劳动力，且劳动是居民获取工资的唯一途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w_i＝F_in (n_i )定义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其中w_i 是城市工资率，F_in (n_i )是城市i 的边际产出。城市需要支付的足以支撑居民生活的工资率为w_i＝g_i+c_i＝g_i+c (n_i )，此等式反映了城市劳动力供给情况。

假设存在i＝ 1，2两个拥有完全竞争市场的城市，城市中有n_i＞ 0单位的人口，城市居民可选择在任一城市居住，且只在居住地进行消费和工作，城市的生活成本仅为通勤成本c_i＝c (n_i )，且∂c_i/ ∂n_i＞ 0，∂²c_i/∂n²＜0。i 城市的居民j 消费g (w )同质商品，且∂g/ ∂w＞ 0，城市居民消费带来的效用为u＝u (g )，且_ijijii ∂u_i/ ∂g_i＞ 0，在两城市均衡情形下，u ₁＝u (g ₁)＝u ₂＝u (g ₂)，即g ₁＝g ₂，人口不再流动。

由结果可知，我国东部地区2004—2006年的MW 系数在0.1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中部地区2004年的MW 系数显著为负，西部地区4年的MW 系数全都不显著。可初步说明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发达东部地区的影响较为明显，且最低工资标准越高的城市中劳动力错配越严重。2004年，只有东部地区经空间滞后的MW 系数显著，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间的劳动力市场对《最低工资规定》的反应更为迅速，这与其地方政府施政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息息相关。东、中、西部2005年和2006年经过空间滞后的MW 结果在0.05水平上皆显著，相较于最低工资标准对本地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且系数均为负，进一步证实了最低工资标准的空间溢出效应缓解了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错配。2005年后东部空间滞后的MW 系数逐年降低，而中部则相反，且2006年和2007年中部地区的系数绝对值分别要大于东部和西部，东部系数的绝对值最小。三地区4年经空间滞后的LD 系数均显著为正，计量结果与全国样本下的空间计量结果相似，所以不再报告。

表3 2004—2007年东、中、西部空间计量主要结果

本文选取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政府干预强度等因素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具体而言，因变量为劳动力错配(LD )，即上文测算的城市劳动力扭曲率。自变量为最低工资标准(MW )。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EDU )，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 _IN )，以人均货运总量衡量；市场化程度(S _TIOV )，用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衡量；经济开放程度(E _TIOV )，用出口企业工业总产值衡量；经济活力(En _RATE )以企业进入率衡量；产业集聚程度(AGG )，用DO (Durant Oil and Overman)系数测算值衡量；经济发展(GDP _PC )用人均GDP 衡量；财政自主权(FA )，以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收入比重衡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4 2004—2007年城市群空间计量主要结果

续表4

京津冀城市群相关结果波动较为严重，这可能是其行政力量较强的原因。例如2004年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要消除区域壁垒，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而2006年的“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决定要进行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加强人才异地存档管理等管控。可能由于对政府行政力量的控制不够，使得模型所得结果为京津冀城市群200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显著改善了劳动力错配，而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又加剧了劳动力错配。

一是要确定各项标准。在对当地进行调研之后，就需要结合所在地实际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发展特色产业。二是颁布相关条例。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发展，需要相关条例加以支持。三是创建退出制度。对不按照要求参与的人员应提一定要求，防止出现退出仍然享受扶贫政策的现象［3］。

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MW 显著系数均为正，这说明无论在成熟城市群还是发展中的城市群，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都加剧了本地劳动力错配，结合本文理论分析，这可能因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因此劳动力面临失业的同时，企业提高了其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此外，在发展时间较长的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其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加剧了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错配。而在长江经济带或长江中游城市群，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缓解了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错配。

六、结论

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劳动力错配都在逐年缓慢好转，这得益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更大力度的实施城市群战略。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中部、东部的交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所以其劳动力错配程度远优于西部地区。同时，因为城市群中的主要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远高于其他城市，加上产业集聚程度更高，所以其劳动力资源配置也更为合理。

作为重要的劳动力保护政策，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为全球大部分国家所采用。其主要依据协调的原则，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但作为劳动力保护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会影响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本文的分析得到了与已有研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

就全国而言，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存在较多不再显著的结果。根据部分显著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城市的产业集聚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后，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可能会加剧城市内部的劳动力错配，但没有改善作用。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仍旧对周边城市的劳动力错配起到了改善的作用。东、中、西部的样本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说明在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力错配的关系时，需要关注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性，充分考虑空间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经过对城市群的样本分析可知，在发展成熟的城市群中，最低工资标准加剧了本地和周边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对于发展中的城市群，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仍旧会加剧本地的劳动力错配，但是其溢出效应改善了周边城市的劳动力错配。

解题过程：假设这张正方形纸的边长为a cm，四个角剪去的小正方形边长为x，所折无盖长方体形盒子的高为h cm，则无盖长方体形盒子的容积为：

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可能加剧城市内部劳动力错配，其空间溢出作用显著，对劳动力资源市场的影响会随着区域的发展情况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城市不能各自为政，这不但会造成城市间的割裂，更可能会破坏周边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大范围的劳动力错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以城市群、经济带为单位，对发展中的劳动力市场加以制度上的扶持，对成熟的产业集聚区域则需要构建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

钻孔灌注桩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发展迅猛，在成本效益意识日益增强，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半湿孔作业法将凭借快速、节约、稳定及环保等优点给工程建设质量提供了更多保障。本文是基于郑州西部地层特性桩基半湿孔成孔的可行性讨论，对本区域桩工建设及其他地区类似地层提供参考。

黄河水泥沙含量高且细微粒含量比例大。河套灌区总干渠作物生育期内多年平均含沙量为4.5 kg/m3，进入到总干渠的泥沙颗粒粒径小于0.005 mm约占到50%。按照现有滴灌水质标准(≤50 PPM/L)[4]，约有99%的泥沙需要过滤，对于高含沙量的黄河水要达到这样的水质标准，通常都要采用工程与机械相结合的四级过滤模式。工程过滤要修建体积较大的沉淀池，灌区占地问题难以解决，同时，清理泥沙费用也高。黄河水中大量养分在泥沙沉淀与过滤过程中被去除，造成养分流失。

注释：

①本文所用数据截至2007年，不影响本文所讨论问题的一般性和时效性，我国劳动力市场从2004年便出现了“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现象，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在提升，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错配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使用微观数据研究中国资源错配的文献，从Tai Hsieh Chang and J.Klenow Peter于2009年发表在QJE的论文开创性的提出资源错配率的测算方法开始，到Guiying Laura Wu于2019年发表在JDE上最新的相关论文，皆受到微观数据完整性影响，资源错配率只能测算至2007年，但不影响其核心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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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Wage，Spatial Spillover and Mis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LIANG Qi，WANG Sike

Abstract：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index of the mis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we discover the follow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mis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China is improving； Compared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the situation of the mis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western China is much worse；The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vincial capitals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at in other citie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O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rise of minimum wage aggravates the misallocation of urban labor resources，bu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alleviates the misallocation of urban labor resources； In developed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spillover of the minimum wage aggravates the misallocation of urban labor resources，while alleviating the situation in the develop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Key words： minimum wage；spatial spillover；labor force；resource misallocation

DOI： 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4.0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外来人口给城市带来了什么?基于异质性劳动力区位选择效应视角的研究”(71874214)；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研究”(20130171110043)

作者简介： 梁 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王斯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责任编校：文香)

标签：最低工资标准论文;  空间溢出论文;  劳动力论文;  资源错配论文;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