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应急管理中的组织演变_社会网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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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这样说道:“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这由成功的理性化产生的晚期现代化的现实……高度发展的核能和化学生产力的危险,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畴,比如空间和时间、工作和闲暇、工厂和民族国家,甚至还包括大陆的界线。换一种方式说,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P20))风险社会的到来预示着公共安全已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混合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生态环境恶化、科技风险提高、激增人口聚集、社会流动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结构剧变,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灾难的诱因。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随时都可能被灾难吞噬,因此,风险社会的焦虑开始替代工业社会的需求,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有效地组织起来应对灾难。

最初,由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惯性,人们开始依照“理性化”的概念构建应急组织,层级制、法制化、非人格性、专业化是人类竞争征服自然的工具,是疯狂掠夺自然的“电锯”,人类无法用它来安抚极富报复性的自然,结果灾难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来得快,这种工业社会路径下的“休克式疗法”似乎向人类阐释了一个悖论:科层制的应急组织在孕育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敌人。因此,我们从众多公共安全应急实践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组织模式——合作制组织,这种组织更注重于灾前的预防与化解而不是在灾难造成巨大损失后才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力量。然而,在工业社会晚期,合作制应急组织只在科层制应急组织濒临崩溃时才突现出来,并在灾难化解后迅速消散,而科层制应急组织会再次重生。“在合作制组织中,组织成员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强烈的合作愿望;以往一切组织中命令与服从的基线都被网络式的人际线条所替代;由于伦理关系的介入,从而使以往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最为根本的是,合作制组织在组织成员的自主性中获得了组织整体上的灵活性,从而能够有效地预防危机因素的出现。即使出现了危机因素,也能够有效地加以化解并及时地发现和应对。”[2]

一、科层制应急组织的现状

当前,灾难应急主体是以科层制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一个机械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根据自己的专长获取职责分工,任何人进入组织都应拥有一定的资质,层级节制的金字塔结构可以让组织如同军队一样高度集权,同时科学与法制被用于创造非人格化的规章程序。在灾难爆发以后,科层制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整个组织的资源来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以2008年中国四川地震为例,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高效集权的科层制组织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成千上万的军警以及各种救灾物资调集起来应对灾难,“救灾高于一切”的强制命令使灾区人民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救助,因此科层制成为了救灾的首选组织形式。然而,这只是一场灾难,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地震引发了更大的灾难如核泄漏、化工污染、群体性事件,同时其他灾难在各地群发,那么科层制将面临崩溃;其次,灾后的救助与重建将是一个更加细致更加持久的工程,需要大量形式多样的组织去帮扶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而光靠科层制组织的一时的“力挽狂澜”是很难让灾区重新恢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后工业社会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提升,任何灾难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之中,同时,伴随灾难而来的次生事件和衍生事件也已经跨越了学科的分界,暗藏着极大的未知性。正如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起初看来只是一般性的自然灾害,预警信号只能让州一级的政府开始组织应急,然而灾害出人意料的升级为一场浩劫,整个城市被破堤而出的洪水淹没,高度发达的文明瞬间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各种类型的犯罪活动层出不穷,以至于联邦军队进入灾区的首要任务是打击犯罪而不是救灾,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最终造成了1209人死亡和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现实给了科层制沉重的一击。应急程序上的繁文缛节使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应急机器”变得迟缓,一部《民兵法》导致大批军队无法及时进驻新奥尔良帮助疏散居民和提供医疗援助。专业化分工导致责任互相推诿,部门之间争权夺利缺乏协调合作,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无法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资源,同时,自下而上的请示过于冗余难以准确掌握与自上而下的命令过于笼统无法指导具体行动之间的矛盾,导致应急组织的大脑与肢体脱节。与此相反,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众多社会团体的出现使得灾区人民得到了极大的抚慰,他们以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弥补了科层制组织的不足。

二、从科层制到合作制

科层制组织能够应对灾难的前提是常规性,如果突破了常规性,合作制将是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动员社会资源的替代组织模式。灾难的产生、演化以及次生、衍生事件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科层制组织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人类有限认知下的科学与法律规范之上的。首先,科学规范中的人居安全“可容忍度”总是在灾难一次次肆虐后而随着一个光滑的斜坡不断下滑,等到人类意识到自己的遗传基因受到辐射时,问题却出在几代人之前对新科技的盲目崇拜。其次,法律规范或许只能成为科层制应急组织推卸责任、拒绝合作的托词。可

见对于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复杂的灾难来说,科层制应急组织确实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此,在复杂科学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隐藏在科层制背后的隐性模式——合作制应急组织在灾难爆发后突现出来,以自组织的网络形态化解灾难。

首先,我们来观察科层制应急组织在灾难来临前是如何演变到濒临崩溃状态的。我们假设科层制应急组织存在于一个开放的自适应系统之中,在外界处于稳定平衡态时其常态表征为:固定权责、官样文章、层级节制、专业化分工、非人格化。在社会自适应系统即将发生灾难时,科层制应急组织内部将产生如下变化:信息流动速率迅速上升,多样性程度提高,正式组织联系程度由强转弱,非正式组织联系程度由少变多,焦虑水平高涨,权力差异程度缩小。

下面,我们来看这五项组织变量是如何促使科层制应急组织演变到濒临崩溃状态的。其一,科层制应急组织的单通道信息流动方式无法处理海量的高速流动的信息潮,非正式的渠道开始在局部滞留和处理信息,“小道消息”开始蔓延。具体来说,作为应急组织的高层并不会在日常庞杂的信息中关注到一个不起眼的报告,就算发现情况异常,高层迅速做出应对指示,但由于自上而下的层级传递把指示“肢解”到每个具体的部门,由于科层制应急组织动员起来成本很高,部门之间会在确定要行动之前进行“官样文章式”的协调沟通以避免“虚惊一场”的尴尬局面,因此应急指示的时效性就这样被忽视了。其二,科层制应急组织中的组织多样性在灾难来临时明显提高:起初科层制应急组织是多样性很低的组织,每个成员都是稳定一致的,但在灾难被组织感知时,每个成员个体的行为模式变得不稳定,他们开始承担大量常规事务以外的多样性的任务,并且在多样性的实践中开始有了自我学习意识,他们因为地域、专业技能、层级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了多样化的应对策略,当整个外界系统进入不稳定区域时多样性的行为模式将打破科层制自上而下的一致性与非人格化。其三,在灾难被感知时,科层制应急组织中正式组织与个体成员联系开始由强转弱,非正式组织与个体成员之间的联系由少转多,证明系统中科层制的控制在不断被去权威化,此时技术专家组织、地域组织、行业组织等非正式的群体开始发布消息,单极权威被多元治理所替代,科层制应急组织对成员的控制力被弱化。其四,由于灾难的威胁,科层制应急组织开始频繁的机构重组,早上个体还属于某个部门,晚上就被调去了另一个部门,而个体抑制焦虑的方式主要来自于科层制组织带来的安逸稳定,以前个体行为可以是无意识的盲目执行,但现在个体无法依靠既定规则而是要不断地适应变革。因此科层制应急组织中的个体将面对大量的焦虑。其五,随着外界系统不确定性的提高与组织焦虑的高涨,权力差异程度将逐渐缩小,这意味着高层不再拥有对基层的权威,应急组织将失去集权与层级节制的特征。总体上看,当这五项控制参数到达某个临界值时,应急组织将从稳定区域通过混沌边界进入非稳定区域,组织中的科层制将彻底崩溃,合作制将凸现出来。

其次,我们来分析合作制应急组织是如何突现的。雷诺德斯[3](P25-36)曾经用一个计算机程序模拟鸟的群飞行为,结果发现:“可变动行为主体只要遵循着一些通用规则,该规则要求他们检查自己和相邻个体的位置及速度,并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实现群飞行为。在遇到障碍物时会自动分离,绕开障碍物之后又能重新群集而行。并没有中心程序决定着群飞策略,也没有哪个行为主体控制或者指挥其他个体飞行。相反,一个简单的自组织学习过程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群飞行为。”[4](P64)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自适应系统中,我们发现科层制在应急组织中崩溃之时,没有任何力量指挥成员的个体行为,个体成员处于混沌无序的运动之中,当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个体成员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以信任与任务导向为支架建立起来的,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使得一部分人从灾难中逃脱出来。此时,组织中个体的内生使命使每个人需要确认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并获取其他人的信任,信任开始规制松散的个体,让他们按照地域相邻、亲缘了解、专业认同、合作互助等人际信任模式去组建多样化的群集以应对灾难。首先,按照地域相邻、亲缘了解建立起来的组织将发挥出邻里守望的功能优势,特别是在地震的救援中,邻里之间的帮扶将是抢救生命的关键,例如,在房屋倒塌的废墟中,亲人与邻里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被埋者的位置;其次,按照专业认同建立起来的组织将发挥出科学救灾的功能优势,各种专家小组以任务型组织的方式组建起来,他们之间有着各自特有的专业认同感,可以根据多样化的决策程序去指导救灾工作的科学进行;再次,按照谋划式信任建立起来的合作互助式组织将发挥出整合的功能优势,能够在整体范围内将以上两个组织类型有机整合起来,如家庭间配合、地域间的互助、专业间的互补。此时,不同的群集产生了共同的安全需求,随后系统中群体合作意识开始形成,为了共同渡过危机抑制焦虑,群集与个体都开始受应急任务的约束而不是受某个有权人的指挥,化解灾难的任务成为群集与群集之间、群集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合作的基石。因此任务开始让应急组织中个体成员以群集的方式稳定的有序的运动。每一个群集都开始检查周围的“邻居”的位置和运动速率,并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位置和运动透率,没有中心程序决定整个群体策略,一个简单的自组织学习过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群飞网络。这种自组织应急组织将不断地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高速交换,始终处于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态,不断地吸纳资源,又不断地消耗资源以适应外界灾难的变化,此时,我们仿佛从组织混沌无序的表象中看到了一个短暂有序稳定的自组织完全突现出来,即合作制组织。

再次,我们应分析合作制组织是如何预防化解灾难的。其一,应急组织中的科层制被合作制暂时替代,成员个体开始以地缘、专业技能、合作意识等社会属性为纽带去组成多样化的集群,这种处于变动中的数个集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一个独立的“节点”,在信任、任务导向的影响下,它将与周围的“节点”形成信息、能量交换协议,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大型的网络形态。当外界信息流动速率迅速上升时,网络结构可以迅速在通过一个“节点”,以指数增长的速度向周围节点疏导信息流,以避免信息在某一局部被滞留堵塞,同时解决了单通道模式下高层信息庞杂与基层信息不足的矛盾。其二,每一个群集都可以根据本“节点”情况执行独立的任务以满足灾难来临时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还能够通过网络将本“节点”对灾难的独特感知向整个网络中其他“节点”预警,多样性的信息、物质以及能量在合作制应急组织中得到共享。其三,合作制应急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的强度与频度是科层制不可比拟的,多元化合作使得灾难隐患在网络中无处藏身,应急组织中的简单网络协议使组织成员获得了自主性,进一步使组织整体上也具备了灵活性。其四,在合作制网络中焦虑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再依赖于“他组织”,而是依赖于人的某种个体特征而生成的“自组织”,如地域群集、行业群集以及公益性群集等,个体成员在各个独立的群集中流动,他们因为灾难与组织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焦虑,这种焦虑是人脑保持创新意识的关键因素,而正是合作制组织所带来的焦虑让个体成员与组织不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他们不断地变革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灾难,与此相比,科层制应急组织过于强调抑制焦虑,安于现状。其五,我们可以发现在合作制组织中权力差距是很小的,每个群集在网络中既拥有自主性又保持协调性,通过伦理道德与任务导向两个通用规则建立起合作关系,在灾难出现时整个合作制应急组织将会形成群飞效应,不需要中心程序或有权主体的控制,网络中各“节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根据周围环境的改变,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以便于维持合作制应急组织的整体性和灵活性。当灾难超出常规认知演变时,合作制应急组织将始终保持灵活的应对策略,这是科层制应急组织做不到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合作制应急组织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保持整体一致性。

最后,随着灾难的度过,社会自适应系统将趋于稳定平衡态,合作制应急组织中信息的流动速率减缓,多样性与联系复杂性降低,焦虑减少,权力差距拉大,网络结构渐渐会消失,一部分“节点”中的群集由于任务的完成自行解散;另一部分“节点”中的群集则将被科层化了,就此合作制应急组织完成一次突现。

三、对合作制应急组织的展望

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路径,在农业社会存在着以权治为主导的家长制应急组织,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开始依赖于法治为主导的科层制应急组织,而在后工业社会将寻求一种以德治为主导的合作制应急组织。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工业社会晚期,后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特征才初露端倪,科层制应急组织的最后消失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合作制应急组织无法替代科层制应急组织的统御地位,只能是以不成熟的雏形应对灾难,在灾难当中很多的志愿者并没有良好的组织方式,他们洪水般的激情得不到有效的引导,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去研究探索合作制应急组织的核心理论以及运作方式,让它能够从科层制的母体中分娩下来,成为一个能够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独立角色。

首先,应急组织应以“信任”取代“权威”。在灾难中组织面对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人们随时都面临着非程序化的决策,因此,在合作制应急组织中大量的授权是一种常态,而在科层制组织中集权是原则,授权只是例外。组织中信任程度的高低是区别合作制与科层制的核心指标,在合作制组织中成员之间充满了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邻里间的习俗、地域间的契约、专业知识之间的认同关系,提倡人性化的社区睦邻组织运动、区域合作联盟运动、跨学科研究交流委员会等等。合作制应急组织正是建立在邻里间的守望、地域间的互助、专业间的互补之上的集合体,它提倡在乡间邻里之间建立各种民间组织,在城市区域之间建立各种志愿协会,在各学科专家之间建立跨学科研究会,从习俗式认同、契约式认同、专业知识认同中培育各种各样的信任,从而避免科层制的泛滥及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在政府缺位时,人们同样可以自组织起来抵御灾难,组织中不需要权威,需要的只是一种归属于某个社团的角色感,便可以使整个集体拥有战斗力。“信任促进了权力的分散,增进了真实的传播,并通过分配稀有资源实现合作。因而,拥有高度信任的组织更可能成功地渡过危机。”[15](P11)

其次,应急组织应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网络是21世纪新生的一种拓扑结构,它将取代韦伯在200年前为工业社会所量身定做的金字塔结构,成为新一代组织的核心特征。合作制应急组织应当以观测站、预警中心、行动小组为核心节点形成网络辐射的连接状态,任何一点产生信息资源应当以最快的速度与整个网络的其他节点分享,打破原有金字塔结构中上传下达的缺陷,使信息传递更加流畅,使组织行动更加迅捷。在观测站构建方面,应当注重吸收社区群众力量、工商企业力量、大学科研组织力量,使社区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应急组织的一员,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能够充当灾难应急监测员的角色,广泛收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发现的灾难前兆信息,提倡对生产安全、卫生安全、社会安全、自然灾害四合为一的综合监控,以拓宽预警视野,建立普遍联系的思考方式。同时,观测站还应以社区、村委会为单位建制,对辖区内的居民与村民进行突发事件应急知识培训,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应急演习,使所有人能够在危急时刻做出合符科学的应急行为,并对预警信号有一致的反应。当然,平时观测站也可以成为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据点,让应急知识与文娱活动结合在一起,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在预警中心的构建方面,主要是在数十个观测点之上建立一个预警中心,一般以县或不设区的市为单位,由大企业、医院、公安局、地震局、气象局等单位联合组成,它的任务是筛选由观测点上传得信息数据,并用运用专业技术进行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预警中心进行信息互换,当发现灾难预兆时以一种通用信号向辖区预警,同时向周围的预警中心发出求援信号。预警中心与观测点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它们之间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层级节制,这样才有利于充分满足地方多样性的要求,有利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立足于本地区特色思考抗灾问题,这也是合作制应急组织的本质要求。在行动小组的构建方面,合作制应急组织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力量而不是外来的援助,因为在地震等地质灾害发生后,在72小时期间,灾民的存活率随时间的消逝呈递减趋势。行动小组应当由当地的志愿者协会、行业协会、居委会、村委会等联合组成,由于每个地方都有大量的中青年待业者,他们享受着社会低保,但却没有劳动的机会,所以,平时可以由行动小组对他们进行应急培训,使他们成为一支隐藏在社区中的救援力量。在地震灾害救援行动当中,本地的行动小组通常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出被埋者的位置,因为在合作制行动小组中救援人员往往是被救援人员的邻里亲友,对被救援人员的生活习性更加熟悉。

此外,网络协议是网络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合作制应急组织中不仅要求构建静态的网络形态,而且需要在观测站、预警中心、行动小组之间建立共同的语言网络协议,以便观测数据、预警信号、行动强度的标准化互换。从总体结构上来讲,合作制应急组织的结构应该比科层制组织更加灵活,更加具有群众基层,更加易于吸收社会力量。

再次,应急组织应以“任务导向”取代“制度规章”。合作制应急组织是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组织,平时显得很松散,但是一旦遇到灾难便会瞬间耦合起来,形成一个任务型组织而有别于科层制的常规型组织,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组织行动的中心协调者,关键看他是否拥有说服其他组织成员的知识水平,这些知识往往与组织当前的任务密切相关,倘若在某个任务中你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你在组织中的中心地位便会自然形成,你的意见将会在组织中得到顺利的贯彻,而在科层制组织中发号施令者是由规章制度固定下来的,他通常并不精通于某项任务,但是依然在组织中充当着决策者,致使整个组织决策失当,行动缓慢。任务导向也同时要求在组织中存在多样化的专业知识、年龄合理分布、非程序化的行动模式、创新精神等,这些都是合作制应急组织所特有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看到合作制应急组织的未来,并且积极主动地为合作制应急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谋求应急组织的多样化,实现其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有序与混沌、权威与去权威的辩证统一。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应急组织将既有以政府为典范的科层制集权机器,又应包括以社团组织为典范的合作制网络集群,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我们可以设想当复杂的后工业社会来临时,或许乌尔里希·贝克的预言将成为现实,前所未知的灾难将喋喋不休的困扰着整个人类社会,工业社会所推崇的以“理性化”构建起来的科层制应急组织将濒临崩溃,合作制应急组织将是人类最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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