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距今已有110年的历史。然而1899年初在《万国公报》上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中所提及的“马克思”、“恩格斯”，只不过是在介绍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时的“夹带”而已，显然是西学东渐潮流中的附属品，不带任何的“阶级属性”和功利目的的。在我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梁启超。他在游历西方的一些游记、杂感等之类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过马克思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之后，随着新的刊物的增多，谈论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和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同样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误读”倾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却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
一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期间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巨大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创造了思想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成长和壮大，并且形成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人生观。到了“五四”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辛亥革命的一次思想文化上的补课，而紧接着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研究和宣传，并立即把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特别是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走到了斗争的最前列。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受到顽固势力的压制与阻挠，甚至受到反动军阀的“查禁”与“迫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应中国社会、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的。而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表现了忧虑、恐惧和抵制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①于是，在建党之前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争论。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以聪明的智慧、顽强的斗志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思考和对比，在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性做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之后，才毅然决定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
二
南陈北李的珠联璧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事实证明，“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被提到首要地位的，就是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和传播的十月革命、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由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国情决定的。这时，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它要寻找自己的“物质武器”，而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迅速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也要寻找科学的“精神武器”，二者在实践中的有力结合，积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青年与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明显趋势和思想主流，很快便涌现出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恽代英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另外一批进步青年，如杨匏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在其留学期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曾经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老同盟会会员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经过苦闷、徘徊、探索新的出路中相继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新的革命斗争历程的。试想一下，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仅仅是被少数知识分子所学习、接受，它就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符合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1920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初期的原理介绍进入到一个具体的革命实践的阶段。而在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转向实践层面的过程中，李大钊与陈独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年李大钊与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一起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此以后各地纷纷效仿。这些较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对于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着重要作用，也为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打下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从9月起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宗旨，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国家的真实形象；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宣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创办《劳动界》周刊，向中国的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这标志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已经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相结合了。上海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在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由李大钊、张国焘和邓中夏等人成立中共党组织，并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革命团体，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时还对天津、济南等地区的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这对北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的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纷纷建立起了共产党小组。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从此，中国的“救亡”就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先进的中国人民便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了。
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思想先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依据、从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果断而又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最初，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马列著作，而且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事实也正是那样，在党的“一大”时虽然还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观察与分析，仅仅搬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党的直接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等等。而党的“二大”则能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会议认为中国首先要进行民主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而渐次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初设想。会议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建立。党的“四大”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区分了资产阶级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性质，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规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然而问题是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到实际工作之中。而毛泽东在这期间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及无产阶级正确领导农民同盟军的政策，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回击了敌对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诋毁，批判了党内领导机关压制农民运动的政策。这些理论成果的形成显然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重要标志，可那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能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在党内并没有形成思想理论上的共识。②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代表错误指导思想下，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了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这也充分说明了照搬不适合中国的苏联革命的城市中心模式，其失败是必然的。随之而起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其结果同样也不言而喻。因此，总体上来说，在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处于一个盲目性的阶段。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开始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的转折。遗憾的是，在反右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倾盲动情绪，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③而在这之后的连续三次“左”倾错误几乎使党和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最后不得已选择了战略转移，进行了在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的发展规律，找到了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独特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不同于苏联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动了土地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成果的取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由盲目性阶段进入了一个自发性阶段。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深刻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经验和两次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连续发表了许多论著，例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而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里程碑。这已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自觉性的新阶段。
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实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⑤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却影响了全世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运用到20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解放战争就必然存在一个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即国情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自然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物质载体，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主体。而这个主体则是一个先进的群体，既有领导核心，又能充满集体智慧，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和现实愿望。马克思曾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中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阐明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思想，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历史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代表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以这个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党必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中共七大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⑦
综上所述，从19世纪末到1938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39个年头中经过了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不经意的初传、十月革命以后的正式传播、“五四”运动期间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等几个重要环节。这期间，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救亡图存”之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都经过了理论与实践的艰难探索，才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指南，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特别强调：只有联系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去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供不竭的动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②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3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5-826页。
④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第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6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