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理性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当代论文,理性论文,意义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的本质是什么?有些同志提出，是反抗黑暗，如果提理性反思，就空了。鲁迅的意义，的确在于反抗与批判。倘若放弃了这一点，失去反抗黑暗的勇气，仅在那里空对空地反思，就可能抽去鲁迅的本质，堕入闭起眼睛不看现实的陷阱。但是如果具备“反抗黑暗”的前提，“理性反思”就绝对不是“空了”，而是极其必要的。不断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自省，恰恰是一个人事业有成的基本要素。 百余年前，青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说过，“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希望世人能够“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一个人如果不能经常反思、内省自己的行止与思维，是不可能进步的。历史与现实都惨痛地证明：如果不注重理性反思，继续在盲目性的反抗黑暗的轨道上滑行，会再次造成无谓的牺牲。所以我把鲁迅的本质概括为“理性反思与反抗黑暗”两点，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反抗黑暗”，“理性反思”可能空无对象；然而如果没有“理性反思”，“反抗黑暗”则可能成为盲目的行动，重复已经出现过无数次的悲剧。我们不对过去横行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革命与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的话，则不能从盲目性的思想窠臼中清醒过来，永远跳不出所谓的“历史循环论”的怪圈，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争夺“一把旧椅子”①，总是不断地推翻一个政权，建立另一个政权，社会跟着不停地动荡，老百姓则无休止地遭殃。 为了老百姓，为了中华民族，是必须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不能再重复过去年代的历史循环了，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已经受不了了。倘若再出现大的动荡，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谁也收拾不了。所以，当前特别需要鲁迅的理性批判精神。为什么要在批判前面加“理性”二字呢?就在于鲁迅的批判不是盲目的，而是清醒的。今天我们重读《阿Q正传》，应该从反面进行一下思考：倘若阿Q推翻了赵太爷，掌握了未庄以至县城的大权，其结果又会怎样呢?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么?会实行“民主主义”么?答案十分肯定：根本不会!既不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也不会实行什么“民主主义”!只会把“赵太爷专政”换成“阿Q专政”，其结果可能更残酷更黑暗更糟糕!这并非危言耸听，乃是阿Q自己的“革命”独白告诉我们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何等的斩尽杀绝的彻底的复仇精神!预示着阿Q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的空前大屠杀、大扫荡，说明其专政将是空前残暴的。这真是鲁迅的天才洞见!然而又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神来之笔，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晶。鲁迅在很多文章中一再批判过刘邦、项羽、张献忠式的“彼可取而代也”②的所谓农民革命，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③倘若“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杀，杀人，杀……”④对农民、特别是阿Q这类游民“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的思考与揭露，是自始至终贯串鲁迅毕生的，是鲁迅最深刻的思想。鲁迅坚决反对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⑤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⑥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⑦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鲁迅不仅不希望其有，而且对之极端憎恶。因为这种反抗，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结束不了至今为止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的统治阶级的革命，像鲁迅所预言的那样使“革命”陷入“革命，革革命”⑧的无穷轮回之中，让人民遭受越来越深重的灾难。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却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⑨的反抗，一种坚决反对压制和扭曲人性、反对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反对专制与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目的不是为了“争夺一把旧椅子”，使自己坐上奴隶主的位子，而是为了打破历史的轮回，使人类进入健康、合理的科学发展阶段，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那么确定，那么坚韧，那么老练，就因为他的反抗是经过深刻反思的，而不是盲目的，冲动性的。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要分清这两种反抗，首先就须对历来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 青年鲁迅留日时期，曾被“革命派”指令回国刺杀清朝官吏，但他以有母亲需要奉养为理由拒绝了。此事被一位青年学者当成缺乏革命坚决性予以谴责。但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根据当时日本报纸考证，此事比传说还要严重。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会上，秋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由此可见，鲁迅自那时起就反对暗杀这一类激进的冒险行动。后来他在小说《药》中以“夏瑜”暗指秋瑾，并依照“五四”“主将”的意愿在夏瑜的坟上“平空添一个花环”⑩。但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后，在《而已集·通信》中又说他“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并不愿意被捧为“战士”，“革命家”。说“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如像秋瑾那样，被捧为“战士”而去进行“革命盲动”，本身人格纵然可敬，但实际上于人于己两无益也。其实，鲁迅本就是志在教书、做学问、搞创作，本原思想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并不想当什么“战士”。他一直反对激进的左倾冒险行动，1929年李立三希望鲁迅发表公开支持共产党的声明，就被鲁迅拒绝了。鲁迅还屡次反对激进青年的“飞行集会”、游行“请愿”。他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反抗黑暗”的，在《伪自由书》的《保留》和《再谈保留》两文中为被当时政府冤杀的少年刘庚生大鸣不平，呼吁“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表现了无畏的反抗黑暗的勇气和精神，又采取了自己最适合的方式，不同意貌似激烈的极端做法。在《花边文学》中的《“彻底”的底子》里提醒“弄文艺的人”须认清和撕掉了所谓“非常前进”的“彻底”论者的鬼脸和真面目；《一思而行》里批评了听风就是雨的“乌合之众”：“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这种作风不是仍然严重存在吗? 当然，鲁迅并非“完人”。他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论和主张，例如他前期在《灯下漫笔》中提出开创不同于“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第三样时代”这一具有深广意义的正确主张，但结尾又讲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激愤之语。鲁迅晚年对苏联的革命也存在着误读。1932年6月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说：苏联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934年4月又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明确说道：“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1936年2月，临终前八个月，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中说苏联的版画给他以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为了按照既定的口径为鲁迅“辩解”而否定鲁迅“误读”苏联的事实，是无益的。我们应该科学地正视鲁迅先生错误的一面，因为世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圣人”。 我们仍然应该以鲁迅的本原思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标准衡量这个问题。苏联十月革命的发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否则就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不可能成功。其合理性主要在于当时的沙皇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广大工农群众陷于极端困苦之中，正如《国际歌》所唱的成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不仅不可能“幸福的度日”，甚至连生存也难于保障了。为了生存，人民才拥护革命。这时又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领导特别是列宁的智慧，于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薄弱地带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政权逐步稳定，国家进入正常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面也开始发挥出来，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资本主义世界却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这时，法西斯主义开始兴起，帝国主义企图联合进攻新生的苏联。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社会主义苏联占有更多的真理，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智利的聂鲁达，美国的德莱赛等等，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鲁迅处在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买办阶级压迫的中国，他产生这种倾向就是很必然很合理的了。当然，倘若鲁迅像罗曼·罗兰那样到苏联实地体验一番，可能会发现不合理的另一面。事实上，鲁迅当时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表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1929年他回北平探视母亲时，在女师大的讲演中就明确表示：“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11)对未来的前景也有所警惕和忧虑。他说毛泽东的井冈山诗，有山寨王气；对冯雪峰担心地说：你们来了会不会杀我?而且他也多次说过：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会将叛徒处死的。鲁迅是复杂的，我们应该从他所处的历史语境多侧面地认识他，不能将鲁迅看成是僵死的、单一的、固定不变的。 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上升为鲁迅学这样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就是要超越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窠臼，从是否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角度去进行审视。以这样的视角考察，鲁迅当时推崇苏联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鲁迅像很多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有很美好的理想，却对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缺乏科学的认识。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说过：“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12)。他根据事实作出的判断和引发的创作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的。如前文所说《阿Q正传》中既写了阿Q在封建阶级压迫剥削下一定要革命的必然性，又写了阿Q式革命的悖谬与不合理性：革命成功后只是拿些东西与欺压小D。阿Q专政与赵太爷专政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1931年7月，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也说：“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这都说明鲁迅的本原思想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相通的。只是1932年以后在谈到苏联问题时，表示了赞同。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和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的一步步残酷杀戮有关，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大屠杀，再到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杨杏佛的被暗杀特别是瞿秋白的就义，这一连串的血腥镇压对鲁迅的刺激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仅仅一味责备左翼人士的“过激”，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当权者的错误政策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当然，从哲学上看，鲁迅之所以附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例如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中他说：“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未免绝对化，和“文革”中的“对着干”是同一思维模式，因为敌人反对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拥护的；敌人拥护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绝对化。与此相关产生的另一偏执是不容许“第三种人”的存在，似乎只能有对立的两极，不能有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些观点和做法是不符合“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的。其实，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或是更多的。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和谐幸福，就必须扩大中间人群，使中产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和基础。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这篇以“摘句”、“选本”为例全面阐发科学思维方法的长篇杂文中，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命题：“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然而一到实际问题上，就难免走极端了。鲁迅研究长期存在的弊病是把鲁迅简单化了。“神化”其实也是一种简单化，把鲁迅当成了无所不对、无所不能的“神”；一旦不如所想，就跑到另一个极端，对鲁迅采取贬损和否定的态度。其实鲁迅和我们一样是现实中的一个人。当然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具有文学天才的人。然而他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如他自己所言：“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同样，他对政治也“没有过细的研究”，不是一个政治家，并不擅长具体的政治管理的实际操作。我们不能用政治家的标准盲目信奉他或者苛酷要求他。 鲁迅与魏晋时代的嵇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生中九次校勘《嵇康集》。鲁迅无论是在精神气质、思辨方式还是辩难文写法上都深受嵇康的影响。同时，鲁迅又从嵇康那里汲取了经验教训。他绝不会像嵇康那样因“忤世之狂”“率性而行”，招来杀身之祸。鲁迅深刻总结了中国传统士人“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历史教训，深知人心，特别是统治者、权势者的心，主张“韧”，用“壕堑战”。既反对“请愿”，又反对“请谥”，强调“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有人曾嘲笑鲁迅只敢骂军阀下面的文人，不敢骂军阀，挑动鲁迅去骂军阀；又有人表示看不起鲁迅，因为他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没有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可是鲁迅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着精神的独立与冷静、坚实的作风。倘若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自觉史的角度，重新观照从孔孟、老庄、韩非子，一直到孔融、嵇康、阮籍、黄宗羲、曹雪芹、龚自珍、章太炎等的个人秉性、历史境遇与人生遭际，就不难悟出鲁迅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周围环境的明白人，一位最为透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的人，一位最善于反思又最善于反抗的人。因此，鲁迅的反思精神在今天就格外具有现实意义。只有经过这种带有深邃哲学意味的深刻反思，才能把中华民族所反复体验的痛苦的历史感受，提升到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伤和叹息，从而以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自觉性避免历史的轮回，开辟新型的未来。 冯友兰先生用85岁到95岁生命最后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成果，荟萃了他毕生的思想结晶。在该书第一卷全书绪论第四节《什么是哲学?》中，这位哲人写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警句格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根据黑格尔的“反思”范畴和上述对《精神现象学》的理解，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真正的哲学著作，从外国柏拉图的《对话》、康德的三个“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中国的《周易》、王充的《论衡》、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或者是人类精神对宗教生活、政治生活、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反思，都有“精神现象学”中应有之义。而反思的宗旨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选择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略。 其实，究其根本，人类从诞生之时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舍勒的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朱智贤在《儿童心理学》中也指出：认识自己，把自己作为主体从客体中区别出来，“是人类意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民族其实同样需要经过从儿童到成人的成长过程，需要逐步认识自己，实现自我意识的自觉。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而就整个人类来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其实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没有理性的反思就没有理性的反抗。我们再也不能任凭没有理性的盲目颟顸的所谓反抗恣意泛滥了。要做到这一点，就须对我们所惯用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具体到鲁迅研究本身，应该对持续近百年的鲁迅研究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进行一番认真、深刻的反思。不可盲目地无意识地在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中滑行，而应该进行一番思维方式的反思与变革。只有对思维方式本身进行反思，才能使反思具有深度。2013年8月28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发表了邱焕金先生的《鲁迅研究的“历史重建”》，尽管具体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但是我觉得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鲁研界思考的。该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鲁迅研究长期惯用的思维方式与运作姿态提出了质疑，进行了反思。有待更加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拿出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运作姿态创造出的新的成果。倘若鲁研界始终停留在“三个家”的诠释中，就只能产生越来越多的空话、套话、废话，长期陷入奴性思维中不可自拔。鲁迅研究必须进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正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根本性的精神转折，是新见解、新成果的生长点。鲁迅学的突破，会在这种转折的空间出现。 由此进一步反思中国以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警觉：当代中国若出现大的动荡，结果会是极其惨痛的：中央政权失控，国家四分五裂，各地纷纷独立，黑帮四起，民不聊生。结果高兴的只能是贪官污吏，因为更加无人监督、检查了，可以恣意横行、逃脱法网了；倒霉的却是老百姓，连最起码的保护都没有，基本的生活资源也失去保障了。如果那种情况果真出现，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因此，每一个清醒、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不自觉反对和防止国家出现大的动荡。 反思的大前提不同，会导致迥然相异的结果。我认为现在反思的大前提就是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防止国家出现动荡。由此，我提出两点看法，一是“部分真理论”，二是“历史既成论”。前者认为凡是形成一定气候的观点，不管其多么不入耳，都可能具有“部分真理”，如果我们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了，当时觉得痛快，但是却把其中真理的部分也抹煞了，可能自己在这部分陷入谬误。同样，无论多么伟大的理论，也都可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倘若我们全部信奉，一律照做，则可能适得其反。只有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不同的观点交锋、互补，才可能得出相对比较正确的观点。当然，所谓比较正确的观点，不可能百分之百占有真理。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一个理论在重心上大体正确就不错了。现在的重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谁有益于这两点，谁就占有了大部分真理，至于可能不正确的部分，只能逐步解决，不可操之过急，一发现问题就全都否定了。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推动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后者“历史既成论”，则认为历史是不能后悔的，反省个人或国家的历史，都必定会发现许多失误之处，但已经过去了，形成既定事实了，无法完全推倒重来，“世上没有后悔药”。惟一有效的办法，是深刻地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对既成的历史现实分清利弊，找出原因，发扬优势，改革弊端，使今后的道路顺畅一些。那种看到现实一些黑暗与缺陷，就要推倒重来，恰恰是没有真正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仍然在过去“革革命”的思维轨道上滑行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鲁迅那种深刻的理性反思精神，对20世纪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对宇宙中出现地球人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做一下整体性的带根柢性的全面反思。使自己从“本能的人”提升为“自觉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一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也正是鲁迅的信仰与理想。鲁迅所说的“民魂”，其实就是人民的理性精神，是大多数人能成为明白的“自觉的人”。这就是鲁迅理性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 鲁迅的理性批判精神，是中国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和宣传鲁迅的这种精神，是鲁迅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②《热风·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③《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09页。 ④⑥《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⑤《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⑦《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⑧《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45页。 ⑩《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11)于一：《追记鲁迅先生在女师大的讲演》，原载1929年12月18日《世界日报》，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04页。 (12)《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