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力：范畴、方法、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范畴论文,智力论文,情绪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13（2000）03-0081-（04）
“情绪智力”由美国心理学家P·Salovey和J·Mayer在1990年提出之后，由于其在成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心理学家纷纷进行研究和宣传，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激起许多争论。本文试图对“情绪智力”的范畴、研究方法、本土化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情绪智力的范畴
何为情绪智力？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无论是Salovey 、 Mayer还是Golman， 他们都只论述了情绪智能的内容而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Golman认为情绪智能应包括五个方面：1.自我觉察能力；2.情绪管理能力；3.自我激励能力；4.冲动控制能力； 5.人际技巧。 Salovey和Mayer把情绪智能看作是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它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情绪的知觉、鉴赏和表达的能力；2.情绪对思维的促进能力；3.对情绪理解、感悟的能力；4.对情绪成熟的调节，以促进心智发展的能力。这四方面能力在发展与成熟过程中有一定的次序先后和级别高低之分。Ⅰ级能力最基本和最先发展，Ⅳ级能力比较成熟而且要到后期才能发展[1]。 国内学者对情绪智力的构成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目前要对情绪智力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各家都能认同的概念是不现实的，因为情绪智力的提出只有短短的十年左右的时间，还有许多前期的探讨和论证工作要做。从传统智力概念确定的艰难性可以断定情绪智力还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近百年来智力的概念一直困扰着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1921年，美国《教育心理学杂志》公开号召解决这一难题，请17位知名心理学家专门讨论这一难题， 结果还是众说纷纭。 1987年，美国《智力》杂志社又召集24位著名专家，对智力问题进行了第二次大讨论，仍未达成统一意见。
目前不只是情绪智力的概念说法不一，其外延的界定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不是过于狭窄就是过于宽泛，有的仅限于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等人际关系方面的情绪内容，而有的又把所有的非智力因素都当作情绪智能来对待。有的为了通俗化，将其变成了“生活智力”，如Golman将情绪智力扩展为了解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处理人际关系等五个方面。此种情况与情绪智能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定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待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在情绪智力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之际，有必要弄清楚情绪智力与传统智力（情绪智力提出之前的智力）之间的关系，现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把情绪智力和传统智力看作是一种并列关系。从流行的个人成功的公式中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成功的心理基础＝智力（IQ）×情绪能力（EQ）×行为能力（BQ）”[2]。 这个式子的完整性及说服力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从中就可以看出，情绪智力与传统智力是并列的关系，具有同样的价值。最能获得成功的人，不是单纯的高智商的人，也不是仅仅情商高的人，而是两者之间取得相互平衡的人。过去很少注意到情绪智力的潜能和作用，我们习惯于把情绪看作理性的对立面，认为是非组织化的、杂乱无章的，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必须给予控制。情绪智力的提出对传统心理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偏见无疑起到了一种纠正作用。
另一种观点是把情绪智力看作是对传统智力的发展，是对智力内涵的新补充，心理学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从字面上也容易理解，“情绪智力”本身就有“智力”二字。传统智力注重认知能力，智力测验偏重于测量知识，没有考虑到智力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更没有考虑到它的社会内容，并没有真正体现人类智力的本质。情绪智力的提出拓展和延伸了智力的社会内涵，使智力的应用更具有现实性，对个人的成就更具有指导意义。此外，从其产生的理论渊源也可以说明情绪智力是对传统智力内涵的新建构。目前比较新的智力理论当属美国的加登纳（ H·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他认为没有什么单一的智力，智力至少可分为七类：语言智力、数理逻辑智力、空间认知智力、音乐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关系智力、自省智力。前三种是人们所熟悉的智力构成要素，是智力测验所测量的东西。实际上，戈尔曼（Golman）把加登纳（H·Gardner）的人际关系能力的内容转化成了情绪智力的核心。情绪智力同时也接受了斯腾伯格（R·J·Stermberg ）的社会智力概念。斯腾伯格提出的智力三元理论分别从主体生存的外部世界、主体对信息进行心理表征和操作的内部世界、连接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经验世界去刻画和描述智力的特征。这就构成了三元理论的三个主要成分：情境亚理论、经验亚理论和成分亚理论，戈尔曼主要接受了斯腾伯格情境亚理论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智力是一种对主体生存环境的适应、选择和改造行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对智力和行为内涵的理解不同，智力行为的测量必须带有更多的现实生活的特点。戈尔曼强调识别他人的情绪，调控、处理好人际关系，同样看到了社会文化对智力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把情绪智力从属于智力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情绪智力只是对传统智力内涵的一种扩展。
二、情绪智力的研究方法
情绪智力理论尚处在初创阶段，它既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成熟的研究内容，在许多问题上还缺乏实证的研究和科学的检验。情绪智力要获得迅速而具有突破性进展，必须要解决好研究方法问题。戈尔曼接受和继承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想，从自我管理到自我激励，从识别他人的情绪到处理好人际关系，都直接或间接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戈尔曼自己也认为：“最后两种则是加登纳称为个人智能的同体两面：一面是人际关系技能，如心理治疗大师卡尔·罗杰斯或世界级领袖人物马丁·路德·金展示的；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内心的’自我审视能力。”[3]
情绪智力理论受到的批评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一样，被认为是过分强调经验范式的重要性，缺乏有力的实证性检验和支持。“以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商概念，目前要摆脱人本主义心理学固有的弱点是困难的。情商概念是经验东西多，实证的内容少。”[4] “心理学家们对情商的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还是很少的，只是认识到情商是影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它和智商相比哪个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还没有明确的认识。”[5] 情绪智力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多，其结论缺少数量化的说服力。
其实，目前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罗森塔尔（R·Rosenthal）就设计了一套衡量辨别他人情绪特征能力的测验——非言语敏感测验，它呈现给被试的是某青年女性表现厌恶、母爱、感激、嫉妒、请求宽恕等情感的一组录象带，每个画面都有一至几个非语言交流信息，要求被试通过非语言信息辨别人物的情绪情感。研究结果还表明，测验得分较高的儿童在学校中更受人的喜爱，学习成绩更好，但他们的智商只是中等。这个测验虽只测量人类移情能力的一部分，但它说明了情绪智力并非无法测量，它为我们量化情绪智力起到了启示作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塞利格曼（M· Seligman）的乐观态度测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以保险推销员为对象来追踪研究乐观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在对比研究中，乐观态度测验获高分的人员工作任务完成得最好。
总的说来，目前情绪智力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进行了许多实验，也得出了一些证据。但是许多证据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情绪智力非常重要，它是影响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水平高低的标准如何表示、内部结构层次怎样、如何培养和提高情绪智力等都有待今后的研究。
对于情绪智力的研究，我们不能因为它倾向于人本主义而只看到它的不足。有学者认为：“要从理性的角度证明人本主义的概念是困难的，其情感色彩太厚。人本主义基本上是一门常识性的学科。”[6] 这种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过去我们对心理学的研究倾向于自然科学所广泛采用的实验、数据分析等方法，甚至认为只有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称其为科学，这就忽视了心理学所具有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应从多层次、多维度，运用多种方法才能揭示其本质规律，其中应该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追踪研究法、档案传记分析法、访谈法、经验总结法、调查对比法等。
马斯洛提出的“以方法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两种科学研究倾向的概念，对我们如何去研究情绪智力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马斯洛认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研究者研究的是那些实验上简单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一味强调雅致、完善，强调技术、设备。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方法中心论过分强调数量关系的倾向，他们看重的是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他们把精确看成了目的本身。马斯洛认为这种方法导致了传统心理学研究上的缺陷，他提出心理学研究应当“以问题为中心”，应当为解决人类迫切的问题、重要问题作出贡献，但是，这些往往又存在着方法上的困难。马斯洛的分析为我们指出过去心理学研究上的一些误区，应该给予肯定。但是，在实际研究中，问题与方法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心理学研究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以方法为手段。情绪智力对于个人工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已经达成共识，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建立情绪的结构模式及测量标准，并对提高情绪智力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三、情绪智力的本土化研究
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心理学发展的潮流。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目前心理学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西方心理学，其理论及流派均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它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没有心理学的本土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世界化。中国大陆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对西方心理学的引进和介绍，这里有其历史的原因，必须走这一步。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大陆已经具备本土化研究的条件，许多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港台的心理学家也为我们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进行本土化研究要选择好突破口，笔者认为情绪智力的本土化研究是较为理想的突破口之一。
首先，情绪智力作为较新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从P·Salovey 和J·Mayer1990年最初提出这个概念，到现在也就十年时间。 真正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1995年丹尼尔·戈尔曼《情感智商》的出版。这样，东西方研究的起点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不需要总跟在别人的后面进行着引进和介绍工作，可以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其次，情绪智力在成功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这一主题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符合社会的需要。“象牙之塔”里面纯心理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面向社会、参与生活，大力加强应用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心理学才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情绪智力的研究从青少年心理素质的提高到人际关系的改善、从企业的人力管理到个体潜能的发挥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最后，情绪智力作为社会智力的延伸和拓展，其研究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本土化研究的选择，杨国枢教授曾从整个心理科学的角度提出应优先选择以下四类研究：1.界定及代表某一主要心理学研究范畴的基本研究；2.成为某一主要心理学理论之基础的研究；3.具有显著实用价值的研究；4.其结果易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研究。[7] 具体到情绪智力，它符合3、4两个优选的条件。自我觉知、自我激励、移情、处理人际关系等都是情绪智力的主要内容，无论哪一部分，其特点、规律、原则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人际环境。比如，在中国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以及交往的过程中，人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西方社会，人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更多的是权衡交往中个人需要的满足和利益得失，遵循公平法则而表现出交换行为。而在中国人的社会，由于社会演变和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家族化过程，存在有普遍的泛家族主义的文化观念，因此，人们在进行交往建立关系的活动中则是遵循人情法则而表现出相应的互惠互利行为。[8]可以说， 对中国人的情绪智力进行研究离不开其博大精深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是提高其理论层次的基础。
关于情绪智力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有论述，二千多年前老子就明确提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还提出了知人的原则，如：“听其言，观其行”、“视其所从，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近年来，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对情绪智力的内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见解。张瑞良认为：情绪智力是指人具有一种善于调适五觉感受、平衡六欲取值、控制七情抒发及保持八方和合的理智和能力。“调适五觉感受”是指调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感受，使其与外界的各种刺激相适应。“六欲”指人的食欲、性欲、知欲、名欲、利欲、权欲，必须对进取欲望的数量关系作出平衡，使其与外界可能提供的满足程度保持相对的平衡。泛指各种情感的“七情”在自控抒发时，既要考虑自己，又要考虑他人、考虑社会、考虑自然界。“保持八方和合”指抒发情感时保证与四面八方维持和谐、协调的良好关系，它是支配情绪智力的主导思想。[9]以上理论在内容的包容性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但他们在情绪智力的本土化研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今后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纵深的探讨。
一个方面是解决情绪智力研究的取向问题，情绪智力的范围广泛而繁杂，如果研究者没有确定在哪一个层次上开展研究，其结果不是肤浅就是混乱。情绪智力可以从以下四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大脑生理结构层次，主要回答大脑的哪些部位与情绪智力有关。大脑机能定位说是否适用于情绪智力。二是大脑的生理功能层次，神经系统的哪些特征与情绪智力有关。三是个体的心理结构层次，情绪智力的心理结构由哪些组成，哪些心理因素影响情绪智力的提高和发展。四是社会文化层次，哪些社会因素与情绪智力的发展有关，怎样的社会关系才是情绪智力潜能最大发挥的理想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应该是第三和第四个层次。目前的研究结论过于空洞、过于一般化，更没有从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点出发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是对情绪智力的应用性进行研究，就是如何提高一个人的情绪智力。这些研究完全可以与基础理论研究同时进行，不能等到理论研究比较完善了，才来解决其实际应用问题。其实，社会现实的需求及应用更能刺激相关理论的发展。关于情绪智力的提高，当前只是集中在宏观上的原则性指导，对于微观的可操作性的研究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才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