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模式”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模式”的特征
关于“东亚模式”的定义至今尚无定论，本文在此只讨论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5点共同或相似特征：（1）普遍实施赶超战略。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以高投入（包括资本和人力投入）带动高增长。（2）政府主导型经济管理体制。（3）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4）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 东亚金融发展的特点是资本市场在经济起飞之后才开始发育。这就造成了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间接融资的地位举足轻重，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伴有较强的金融抑制现象。（5 ）“雁行”区域发展格局，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随后，东盟诸国为第三梯队，中国及越南等国继起的雁阵形模式，已由一种产业循环机制发展为一种区域增长模式，对本地区的分工合作与区内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二、“东亚模式”的战略调整
1.调整之一：由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赶超战略转向平稳增长。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制定赶超战略，无疑是必要的；在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中追求高增长，也是必然的。但如果过分注重甚至片面追求高速度，反而会给经济增长造成危害。这是因为：（1 ）过度追求增长会导致粗放式扩张。虽然在经济发展之初，粗放式扩张不可避免，但其副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凸现出来。首先，以大量资源、劳动力投入换来的数量增长会使资源成本、工资成本急剧上升，使一国过快丧失原有的比较优势。其次，投资过热一方面使证券、房地产价格攀升，出现所谓“泡沫经济”；另一方面又带来大量重复建设，使生产能力过剩，形成所谓“泥沙经济”。无论“泡沫”或是“泥沙”，其实质都是无效投资，属于经济的“虚增”，对经济的有效增长弊多利少。最后，在微观上，过分鼓励增长还会导致企业的投资饥渴症，使它们的财务结构不健全，过度负债，进行盲目扩张。韩国大企业的失败与它们所遵循的“大量投资、强力出口、迅速销售”增长战略紧密相关。（2 ）片面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会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东亚廉价劳动力与外国资本、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产业结构，有其历史意义，也符合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原理。当然，长期局限于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无法使一国经济走向发达的。但是“比较优势”的转换需要经济实力的积蓄，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有其内在连续性，“后发优势”只是可以使我们借鉴他国的经验而少走弯路，但并不等于可以跳过某一阶段，否则就可能出现产业“断层”。在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一般工业质量不高，配套技术不发展，市场需求强度不大，而高新技术孤军奋进。按照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原理，优先部门必须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回补和拉动其它部门，才能保证经济平衡发展。而过度发展与原有产业结构无太大关联的产业，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不仅会丧失传统产业的优势，也难以形成对经济增长持久的支撑力，从而引致经济“泡沫”产生，并可能形成对引进技术的过度依赖。
因此我们认为，东亚的赶超战略应实现从追求高增长向追求平稳增长的转换。具体来说：（1 ）“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循环是过去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几十年来东亚的投资率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制造业方面的投资自80年代以来增长尤其迅猛。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终究是要发挥作用的，东亚经济体除中国、越南等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已处于这一阶段，所以高投资战略应予以放弃。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就数量、规模而言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质量上仍任重道远。对多数东亚经济体而言，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高储蓄的优势在今后应该被用于效率更高的投资。（2）在产业结构方面， 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已走到尽头，但东亚的比较优势仍在于劳动力要素。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台湾在80年代大力发展电子、通讯产业，及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议论颇多。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就会发现，它们的发展仍是基于较廉价的劳动力。正是由于台湾的劳动力成本低于发达国家，而劳动生产率又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吸引跨国公司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因此，东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确定应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所在，在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也要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以求得传统产业升级对高新技术的强大需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对各个产业的强大牵动力。
2.调整之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东亚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长期的行政干预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结果不仅未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因“政府失灵”而加剧了经济结构中的某些矛盾。这表现在：（1 ）政府以通过财政、金融手段直接引导企业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而在选定产业发展方向时又出现决策失误，造成资源配置严重浪费。例如，在80年代末，由于汽车行业利润高，再加上政府引导，韩国建立了以出口为目标的汽车工业。90年代初，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韩国的大财团进行了咄咄逼人的扩张，从传统的制造业闯入半导体业。然而从1996年起集成电路芯片在世界范围出现大降价，1997年以汽车为主要产品的起亚公司和汉拿公司又相继倒闭。韩国产业结构的偏差正是政府错误引导与市场扭曲相结合的产物。（2）政府、银行、企业三者之间关系的扭曲。 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政府通过其控制下的金融体系，使资源流向其意图发展的部门，并集中在少数几家大企业手中。在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方面，政府对银行在严格限制的同时又实行高度保护。与之相适应，银行与企业之间不按商业原则进行往来，大搞“人情贷款”。其恶果是，一方面企业的活力受到制约，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资源被大企业所垄断，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大企业和银行又在长期的保护下，相互之间过度依赖，企业过度举债，银行则坏帐堆积。此外，更有大量“寻租”行为出现，引致官商勾结，腐败滋生。
金融危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1）历史证明， 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政府与市场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仍要遵循“市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政府办”的原则。（2 ）由于在东亚的传统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行政干预偏好过强而市场机制薄弱，应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调整的主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规模扩展，不插手银行的信贷业务，也不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就政府职能而言，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乃至产业政策仍是必要的。但政府应将实施手段从直接干预转向帮助企业了解信息，充当中介，促进协作，从而加强市场作用，而不应象过去那样以提供高度的保护和牺牲效率来促进新产业的成长。（3 ）为适应职能的转变，政府必须增强自身制定战略性政策的能力，并使这类政策更具透明度和竞争性。在此要特别强调进行政治改革、以法治国和加强政府廉洁自律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也是实现政府职能重新定位过程中最艰难，然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3.调整之三：由“外向依赖型”转向“自主外向型”或“自立开放型”。我们认为，东亚的外向型经济存在着以日本为代表的“外贸主导型”和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外资主导型”两种型式。这两者虽有区别，但都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这表现为：（1）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例如，1997年日本的GDP增长率为-0.7%，其中内需的贡献为-2.2 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则为+1.5个百分点；韩国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2）对外资的过度依赖。这主要是指“外资主导型”的国家而言。 以泰国为例，1987—1990年被称为泰国经济“新的腾飞期”。此间在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均递增高达74.6%，外国其他投资（主要是外国贷款）年均递增更高达122.6%。规模庞大的外资维持着泰国每年40 %以上的投资率，也支撑着其高估的汇率和股市、房地产的高价位。（3 ）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过度依赖，而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弱。这使得几乎所有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巨额对日贸易逆差。1996年韩国因技术设备、零部件进口而带来的对日贸易逆差高达150亿美元。 作为“四小”之一的韩国尚且如此，发展尚处于较低阶段的东盟国家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对于“东亚模式”的对外依赖性，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认为，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与美国的市场发展起来的“东亚奇迹”，只不过是美、日先进国家经济的副产品。我国也有人提出“东亚模式”的特征在于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被支配性，其成功完全建立在外部条件的支持下，外部条件一旦有变，就会失败。因此，金融危机标志着“东亚模式”的终结。公允地说，“东亚模式”的外向型特征是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建立开放的国家经济体系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与赶超，必须借助外贸、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定程度的对外依赖性。“外向型经济”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的发展模式，外贸与外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导致它们经济危机的根源。对此，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态度应当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经济实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尽可能降低风险，而不能因噎废食，试图退回到封闭经济时代，重新走向经济缓慢演进的旧路。具体到东亚经济体而言，“四小龙”和多数东盟国家应从“依赖型”的外向型经济走向“自主型”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则应从注重开发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储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向以本国力量为主要立足点的“开放型经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1）关于出口导向战略。 七八十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巨大成功，是因为当时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的数量与规模均不大。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将出口目标都指向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市场时，生产过剩的矛盾便出现了。因此，东亚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内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国外市场。所需改变的是对个别市场的过度依赖，出口产品的过度集中，以及周边国家之间出口结构的过度相似。这不仅要求各国调整产业结构，更有赖于区内国家的相互合作。（2）关于外资政策。对于区内大多数国家而言， 对外资的依赖格局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故此，外资政策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规模的同时，坚持以吸收直接投资和长期外债为主的原则，引导外资流向生产性项目和基础设施。
4.调整之四：健全金融体系，改革金融管理体制。东亚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1）过度银行化。各国国内信贷额与GDP的比重不仅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发达不仅使经济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也使银行因缺乏市场有效监督而风险大、效率低。这样，东亚地区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但却因资金流动性差，储蓄难以转化为长期投资而需要引进大量外资。（2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差，货币政策的运用听命于政府，从而不能起到相对制衡财政政策的作用。（3）金融管理体制缺乏透明度， 金融当局往往牺牲效率求稳定，对大型金融机构保护过度而监管不力。另一方面又过多干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形成所谓“官制金融”。
鉴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对金融体系的调整是此次“东亚模式”大调整的重中之重。其中首要的一点是健全金融体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长期资本市场，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这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负债率，压缩企业风险和银行风险，还可藉此建立和发展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创新与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二是要建立稳健的银行体系。
5.调整之五：构筑新的区域分工合作模式。“雁行”模式通过产业循环机制而将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结在一起，在该地区创造出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由高到低分属三个层次的分工结构。这种分工结构属于典型的垂直分工。虽然近年来同一产品间的水平分工有所发展，但这种同一产品间高附加值工序与低附加值工序之间的分工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垂直分工。分工结构影响着区域内合作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东亚经济一体化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国之间仍是竞争大于合作。特别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国家之间，在投资、贸易、金融领域均有较大利益冲突。以贸易为例，由于各国产业结构相似，因而相互间商品竞争多于商品互补，限制了区内贸易的发展，即使是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东盟国家，其内部贸易也仅占国外贸易总额的18—20%。同时，各国的出口市场又高度集中，1995年在美国进口额中列前14位的国家中有8个在东亚。
我们认为，由于东亚各国多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借助区域外部力量来发展经济，建立一个排他性贸易集团的建议并不可取。同时，鉴于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政治与经济体制也难于接轨，很难象欧盟那样实现经济与货币一体化。所以，近期的目标是拓展合作领域，加强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合作态势。
首先要改变的是目前的分工结构。为此，日本必须彻底放弃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追求的“一体化”（one set）产业结构， 将今后的发展重点放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知识型产业上，消除在对外技术转让上的保守与犹豫，把资本密集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东亚其余国家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相应的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尽量避免同构性，以扩大区内贸易，减少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同时，也可抑制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其次要加强各国在技术与金融领域的合作。日本的整体技术很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颇有优势。“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技术应用与市场开拓上很有经验，各国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我们要指出两点：第一，“东亚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实践中应该不断有新的内容和形式；第二，“东亚模式”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只能是一种调整思路，具体的政策则应视各国的实际情况而定，并且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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