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美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3)05-0014-13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和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也是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旗帜。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从起初的盟友到如今的敌人，折射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除以色列之外的国家关系的演变。在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和美伊走向全面敌对之后，伊朗的核技术开发成为伊朗问题的焦点，对美伊关系演变的牵引增大。其间，“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大变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冲击叠加，美国与伊朗的关系跌宕起伏，复杂演进，不断面临新形势。
一、美国对伊朗利益和威胁的认知
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起点和归宿，均为谋求利益与防范威胁。利益与威胁互为正反，对立统一，不断转换。因此，分析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和两国关系的演变，首先需要界定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及其面临的威胁。
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大致分为地缘政治、安全、能源和经济四个主要方面。
伊朗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强国，自波斯帝国以来就对周边尤其是中亚地区长期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里海-中亚在国际地缘政治、能源、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上升，伊朗作为与该地区具有特别密切的政治、历史、文化联系的国家，其战略意义随之明显增大。伊朗这种人口规模、地理位置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决定了它作为“重要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地位，使得区域外的世界大国都难以对它加以轻视。19世纪中叶的英国、俄罗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与“轴心国”，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都在伊朗展开激烈争夺。从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至今，美国虽然实现了独霸中东的目标，但来自伊朗的挑战却始终存在，并时有增大之势。
从安全角度看，伊朗的走向对地区稳定影响突出。在美国的战略评估中，伊朗拥有100万左右的常规部队和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一定的核开发能力，还能够生产中远程导弹。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认为：伊朗作为成功进行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它一直与埃及、约旦、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力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同时，它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力量，以及中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的什叶派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它能够推动伊斯兰主义特别是激进主义势力的发展。此外，伊朗还一直在政治和道义甚至物质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反对巴以和平进程，反对任何外来势力主宰本国以及它所在的海湾地区。
从经济角度看，伊朗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地区经济的影响潜力大。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中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这意味着伊朗的石油资源对国际石油市场和美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伊朗至今尚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是一个急需资金、技术和先进产品的大市场。特别是经过美国近35年的长期经济制裁之后，伊朗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蓄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实现正常化，将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增长地。
伊朗所具有的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美国如果与它发展良好关系，就能获得巨大收益，进而为实现美国在海湾乃至更大地区范围内的重大利益提供巨大助力。反之，如果伊朗成为美国的对手甚至敌人，它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美国享受了伊朗作为其盟友所带来的收益；1979年霍梅尼上台之后，美国与伊朗变成敌人，伊朗给美国带来的主要就是威胁，且呈不断增大之势。“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视为“最严峻的威胁”，把“反恐”和“反扩散”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伊朗这个曾被美国列为“全世界对国家恐怖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和“十大恐怖主义国家”之首的国家，自然就同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朝鲜以及“它们的恐怖主义盟友”一起构成了美国要坚决予以打击的“邪恶轴心”。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伊朗威胁的界定进一步集中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谋求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拒绝承认以色列主权的合法性并反对中东和平进程这三个方面。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所认定的伊朗的“罪责”增加了“窝藏‘基地’组织成员”这一条。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给伊朗又加上新的“罪责”，即破坏伊拉克的重建进程。
从美国中东地区战略的角度看，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推翻萨达姆政权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帮助伊朗消灭了一个战略夙敌，并使与伊朗同属什叶派且深受其影响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在伊拉克获得主导地位，这为伊朗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在2010年12月开始的中东大变局中，伊朗像阿拉伯国家一样发生了改革派支持和领导的民众游行抗议示威活动。改革派领导人穆萨维等人被软禁之后，抗议示威活动逐渐平息。在伊朗执政者看来，这场大变局使得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国政府发生更迭，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上升，因此是“反对世俗的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就连昔日的改革派领袖前总统哈塔米也声称“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这为伊朗利用其在伊斯兰主义网络中的特殊资源和渠道进一步提升地位及扩大影响创造了有利环境。特别是在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被清除，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作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面临越来越大的被清除的压力下，伊朗更加积极而坚定地推进核技术开发，增加进行铀浓缩的离心机数量，力求打破核垄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2013年7月28日，伊朗刚卸任的总统内贾德表示，伊朗已经有12000台离心机在运行，还有5000台准备运行。同时，伊朗谋求改善与埃及的关系，加紧对叙利亚局势的发展扩大影响。在美国及其重要盟友以色列看来，伊朗在地区变局中增强地区主导力，在什叶派穆斯林尤其是伊斯兰主义力量中扩展影响。这意味着伊朗的威胁尤其是核威胁正在增大。
二、“9·11”前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变化情况
“9·11”事件前，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中叶至1979年为第一阶段，美国势力逐渐渗入伊朗，两国发展成为盟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美国奉行门罗主义，对伊朗的关注主要在于谋取石油和经贸利益，在政治上避免卷入英国和俄罗斯在伊朗的争夺。伊朗期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却得不到积极回应。1856年，两国签订《友好与贸易条约》；1883年6月，美国才委任了第一任驻德黑兰的公使。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和经贸利益，也因英国和俄罗斯的挤压而难以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于1941年8月上台执政，为了平衡来自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他向美国表示了结盟的愿望。美国为防止英国和苏联瓜分或长期占领伊朗，通过《战时租借法案》向伊朗提供援助，扩大对伊朗的影响。同时，美国借保护从波斯湾经伊朗向苏联运送战争物资的通道安全之机，向伊朗提供包括军事顾问团和宪兵顾问团在内的军事援助，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大规模进入伊朗，从而培植了一支听命于美国的伊朗军队。这既为随后美国与伊朗盟友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总体而言，在美国与伊朗交往的初期，在伊朗活动的美国人多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石油工人和外交家，他们在伊朗主要从事教育、医疗、文化、考古等社会工作，赢得了伊朗人的好感。例如，美国人萨缪尔·约旦博士(Dr.Samuel Jordan)在1898-1941年间教授了数千名伊朗学生，开创了伊朗近代教育的先河。在那个时期，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显得比较善意和友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伊朗同苏联展开争夺，并在伊朗推进石油国有化运动的过程中扩大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推翻以摩萨台为首相的反美政府，巩固了巴列维国王的亲美政权。由于摩萨台政府代表着伊朗民族主义的主张，而巴列维国王却变得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因此，美国在伊朗民众中的形象从此开始逐渐变坏。1959年，两国签署《美伊合作条约》，伊朗由此成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一个坚定盟友甚至“宪兵”。卡特政府曾将伊朗看作动乱中东的一个“稳定的岛屿”，称赞巴列维国王是稳定波斯湾和中东局势的中流砥柱。美伊关系于是进一步发展，伊朗成为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利益的“两根支柱”之一(另一根“支柱”为沙特)。
1979年至1997年为第二阶段，两国关系恶化成敌，美国对伊朗实施遏制。从1972年到1977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价值162亿美元的军备。在美国的支持下，巴列维政权通过对国内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建立起一党专政。在此过程中，伊朗国内的革命条件日趋成熟，巴列维政权的统治基础逐渐被削弱。1979年1月，面对国内日益激烈的动乱局面，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和安排下离开伊朗。2月，流亡巴黎的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发动伊斯兰革命，建立了以他为最高领袖的新政权。霍梅尼政府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纲领，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美国。11月，数百名穆斯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并将60多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卡特政府停止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和购买伊朗石油，并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财产。1980年4月7日，美国正式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对伊实施经济制裁，还要求北约盟国参与制裁。虽然“人质危机”在持续14个月之后经过谈判得以解决，两国却由此转变为敌人。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总体上保持“中立”。在战争初期，美国仍然略微偏向伊朗，反对任何“肢解伊朗”的计划，默许伊朗从第三国获取美国武器装备的零配件等。但随着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美国转而向伊拉克提供情报等方面的支持，同时仍与伊朗保持接触并秘密从事武器交易。
1989年霍梅尼去世，美国有了调整对伊朗的政策的可能。但是，随后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由此获得了独霸中东的有利的战略态势。克林顿政府上台后，认为美国有能力也有条件同时遏制伊朗和伊拉克两国，便乘势于1993年正式推出“双重遏制”(Dual Containment)政策，在对伊拉克进行遏制的同时，对伊朗也加以遏制。1995年克林顿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措施，包括断绝美伊之间一切投资和贸易关系，严禁美国石油公司及其海外分公司同伊朗进行任何交易。美国每年对伊朗价值达3.26亿美元的产品出口，以及美国公司经销的价值30亿—4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均遭受了严重影响。1996年8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并经总统批准实施《伊朗-利比亚法案》(又称“达马托法”)，对与伊朗进行石油和天然气交易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
1997年至2001年为第三阶段，美国酝酿调整对伊朗的政策，两国关系有所缓和。1997年5月，哈塔米当选伊朗第七届总统，对周边国家奉行睦邻政策，对欧洲寻求交往与合作，主张全世界“减少紧张局势”和“进行文明间对话”。1998年1月，哈塔米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呼吁与美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和“文化交流”；主张双方采取措施打破两国间的“猜疑之墙”。①同时，他也表示反对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否认伊朗正在谋求发展核武器。随后，伊朗其他官员也先后表示出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美国对此迅速做出积极反应。同年，克林顿政府呼吁与伊朗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地区问题进行政府间的正式对话；2000年3月，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宣布美国取消对进口伊朗地毯和一些食品的制裁。2000年7月，哈塔米称赞美国在对伊关系上有了“新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内在对伊朗政策问题上的辩论日渐激烈，大致形成“接触”、“遏制”和“有区别的遏制”三种主要观点。②学术界和舆论界多属“接触”派，他们主要有四点理由：(1)美国的遏制政策未能奏效。制裁没能使伊朗统治者改变政策，相反却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并促使伊朗设法谋求加速发展与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2)伊朗国内政治出现了“民主化”的迹象，社会逐步走向开放。伊朗国家权力已经不再集中于某个人之手，而是分别由宗教领袖、总统、议长，以及主管绝大部分部委的“技术官僚”所控制。统治集团中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温和派势力有所上升。1997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看起来相当自由，并且能够有序进行。伊朗当局还放松了许多限制。传媒可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批评政府，或就某些问题进行辩论；许多流亡人士，包括巴列维国王的高级助手，获准回国探亲等等。(3)改善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有利于保护美国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利益。没有伊朗的合作，美国谋求海湾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标，将很难实现。而且，两国修好可以减轻美国的军事负担。此外，里海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伊朗是运送这些油气的最佳途径，改善美伊关系有利于美国公司参与里海油气资源开发。(4)伊朗需要美国。伊朗统治者深知只有与美国改善关系，才能获得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才能根本摆脱经济困境。思想相对开放的哈塔米，在温和派支持下当选伊朗总统，正好反映了伊朗社会人心思变的现实，这为美国改善对伊朗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基于这些理由，“接触派”主张美国修改对伊朗的现行政策，与伊朗当局开展建设性对话，并立即把伊朗纳入海湾地区所有政治、经济的安排之中。
以共和党参议员达马托等人为代表的集团则继续坚持“遏制”的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1)伊朗的“野蛮”行径没有任何改变。人权记录和以前一样糟糕，仍然在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国际恐怖活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试图“破坏”中东和平进程。(2)伊朗并未出现“民主化”迹象，而宗教政权又岌岌可危。1997年的总统选举也不自由，因为存在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并且对选举拥有否决权。目前，伊朗的宗教政治体制“一团糟”，当局对各派政治力量已失去控制，国内经常发生罢工和反政府示威游行，甚至有时出现骚乱。在这种时候与伊朗开展对话，无疑是在给这个“腐败的”、“摇摇欲坠的”政府“帮忙”，将招致伊朗国内反对派的反对。(3)美国继续保持强硬姿态是海湾稳定的最好保证。近年来，伊朗一直图谋推翻沙特和巴林王室的政权。美国只有对伊朗加强遏制，才能确保海湾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至于花在波斯湾安全上的高昂“费用”，可由美国的盟友来分担，因为它们所需石油的30%来自这个地区，而美国从沙特和科威特进口的能源仅占美国所需能源的10%。美国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转运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例如，与西方和以色列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土耳其，就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4)遏制政策不会导致伊朗与俄罗斯结盟。因为穆斯林少数民族已经成为各国不安定的因素，它们已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寻求得到伊朗的支持。这些国家在同伊朗发展关系时，均会谨慎行事，不可能过分亲近伊朗而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因此，“遏制派”认为，美国应继续加强对伊朗的遏制，反对进行任何接触。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等人，则属于“有区别的遏制派”。克林顿政府的伊朗政策在总体上就是采取了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等人所主张的观点，即对遏制政策进行“细微”调整，对伊朗发展国内民主、缓和对外关系等“得体的行为”加以“迎合”；对伊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则联合其他盟国进行惩罚；对伊朗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兴趣，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克林顿政府依然坚持，如果伊朗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谋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不改变立场，美国就不会取消对伊朗的主要制裁措施。然而哈塔米政府同样坚持，如果美国不放弃在经济制裁、归还伊被冻结财产等问题上的原有立场，伊朗也不会改变对美国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国与伊朗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却始终没有实现重大突破。
三、“9·11”后小布什政府全面逆转对伊朗政策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战略，更改变了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促使小布什政府结合“大中东”地区的新形势(特别是阿富汗问题和伊拉克问题的发展所带来的局势变化)重新考量对伊朗尤其是伊核问题的政策，全面逆转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伊关系改善进程。小布什政府认为，如果忽视恐怖分子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的威胁，其代价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决不容许世界上最具威胁的政权使用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来进行威胁”，将采取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加以还击，甚至在威胁出现之前就予以铲除。③阿富汗战争期间，伊朗为寻求改善对美关系，在情报支持、封锁伊朗与阿富汗边界以防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逃窜等方面向小布什政府提供积极合作。但是，战争结束后，小布什政府认为，伊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一定准备尽其所能抓捕“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拉克的主要战事很快结束后，美国对伊朗通过支持“真主党”、“哈马斯”和“杰哈德”等组织来破坏和平进程的担心明显增加，同时对伊朗在伊拉克重建进程中的“捣乱”或“破坏”倍加提防。更为重要的是，小布什政府根据美国的情报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些发现，感到伊朗核开发计划似乎比原来想象的更为庞大，而且发展速度也更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感明显增强。
总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认为，伊朗的威胁变得越发突出了，不论对海湾地区的稳定和整个“大中东”地区的和平，还是对范围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的防扩散形势，均是如此。2006年3月，布什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伊朗确定为“单个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伊朗构成一种特殊挑战，通过革命卫队和共和国卫队等国家工具推行破坏性政策，又通过伊拉克的迈赫迪军、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乃至全世界的真主党等非国家代理人扩展影响力”；“在波斯湾乃至大中东地区寻求颠覆别国政府和扩展影响”；“威胁消灭以色列”；“对美国怀有不共戴天的敌视态度”。“一个拥有核武器甚或能随时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的伊朗，都将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据此，小布什政府内部，尤其是国防部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官员、美国国会议员、思想库和新闻媒体中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以“全国伊朗抵抗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Iranian Resistance)为主要代表的美籍伊朗人社团，这四股力量组成的庞大队伍一致认为，仅靠施压不足以改变伊朗的政策。他们主张，抓住伊拉克战争胜利所带来的美国在中东的空前强势和“独一无二的机遇”，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甚至“改变伊朗的政权”。他们相信，将有利于根本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确保以色列安全和伊拉克重建成功，促使叙利亚和沙特等国发生积极变化，带动中东地区民主的发展，进而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保持美国的霸权，使单极体系制度化”。⑤与这一派相比之下，小布什政府中以国务院为代表的许多“现实主义者”，虽然反对“改变政权”却提不出更为可信的政策，因而处于守势。随着所谓伊朗“窝藏”和支持恐怖分子，特别是开发核技术的“新证据”不断“披露”，现实主义者的政策主张的影响力更是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势下，布什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
纵观小布什政府八年执政，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双轨并进，既以制裁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施加强大压力，多次明确表示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所有选项都在政策考虑范围之内；又通过有限的接触以争取合作，借助欧盟等渠道与伊朗保持联系。既强调单方面以强势压迫，又调动多边机制联合施压，包括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施加压力。从2006年到2010年，安理会先后通过第1737号、第1747号、第1803号和第1929号共四个决议，前三个决议都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通过的。总体上看，这些政策的基调是强硬程度不断增大，直至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结束之前，对伊实施军事打击这个政策选项的位置是不断前移的。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内贾德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缓解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加强与俄罗斯、里海周边国家、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合作，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同时坚定地推进核开发进程。美伊关系日显僵硬，对抗性不断增强。
四、奥巴马政府调整对伊朗政策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国内囿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和经济社会困难加重造成的制约，对外急于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向亚太增加资源和力量投入。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朗政策从小布什政府偏重使用“大棒”调整为“大棒”和“胡萝卜”并重，在明确划出对实施军事打击的“红线”(即伊朗决定制造核武器)之后，更多强调使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对伊朗全方位施压。
施压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在秘密战线加紧行动，加大情报搜集和渗透力度，实施网络攻击以迟滞伊朗核技术开发进程。伊朗多名核科学家和导弹专家遭到暗杀与此项行动有关。二是持续加强对伊朗与核技术开发项目相关的个人、机构、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家有关联的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制裁力度，通过经济和外交施压等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一起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在美国的推动和施压下，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范围和强度空前的第1929号决议，2012年7月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同时，美国单方面持续强化对伊制裁。2013年7月3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0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决议，要求加大对伊朗的石油、汽车和采矿等产业的制裁力度，使伊朗的石油出口进一步日均减少100万桶。该决议案规定，美国将对不遵守该要求的伊朗石油买家予以重罚，同时美国将进一步限制伊朗从海外账户提取资金。该议案还表示，美国要在2015年实现终结伊朗全球石油销售的目标。三是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力度，不断推进与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诸如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售大批先进武器，探讨联合建立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不断增大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力度。2012年，美国与沙特正式达成的武器采购协议价值高达600亿美元。四是继续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中)加上德国与伊朗围绕其开发核技术的问题展开谈判(即“5+1+1”机制)，2012年分别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和莫斯科进行了三轮谈判，2013年2月和4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又举行了两轮谈判。这些谈判都是在寻找既确保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又防止其谋求核武器的办法。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注重对伊朗国内社会发展施加影响，为伊朗国内的民主变革力量提供帮助。为此，美国加大对伊公共外交力度，注重通过广播、互联网尤其是新型社交媒体等渠道扩大对伊朗公众的信息传播，影响伊朗国内舆论的发展。奥巴马总统连续在波斯新年之际向伊朗公众发表视频讲话；国务院开通虚拟的驻伊朗大使馆，在“推特”网站上开设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账号；国会增加拨款扩大互联网对伊朗的覆盖；“美国之音”电台增加波斯语广播。2012年9月，美国还把流亡伊拉克的伊朗反政府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从美国所列的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中删除，对该组织在美国的资产予以解冻，使之能与美国的实体进行交易。2013年6月，伊朗总统选举之前，奥巴马总统宣布允许向伊朗提供计算机和手机软硬件以及其他通讯器材，力图干扰和影响选举。
在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强化的全方位压力下，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不断加重。自欧盟等国减少石油进口以来，伊朗的石油收入每天减少1.33亿美元左右，照此计算一年将损失450亿-500亿美元，⑥官方公布的2012年伊朗通货膨胀率高达40%，汽油产品等价格上涨，首都德黑兰的房价上涨了3倍；伊币里亚尔对美元的贬值甚至超过70%，富人纷纷购买黄金；进口大幅减少，政府转而扩大国内生产以满足民众需求。尽管如此，伊朗并未因此寻求妥协，而是通过加快研制导弹和无人机、频繁军演等加强军事防卫能力，增加核技术开发设施，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对以色列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目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又保持战略克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接触并表示愿意与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国就核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等。伊朗的这些应对措施使得奥巴马政府以压促变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下降，加上伊朗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安全局势等问题上的影响上升，这使美国国内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上升，奥巴马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实现某种突破的紧迫感增加。
2013年8月4日，伊朗新当选的总统鲁哈尼正式就任并表示，制裁和威胁开战无法迫使伊朗妥协，与伊朗合作的唯一办法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对话，相互尊重，减少敌视；新政府将奉行缓和紧张、建立互信和建设性互动的对外政策。同时，鲁哈尼任命曾在美国丹佛大学留学的伊朗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扎里夫为外长，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的商人默罕默德·纳哈万迪恩为首席幕僚。美国随即做出积极反应，白宫发言人卡尼发表声明称，如果伊朗新政府实质性地和认真地履行自己国际义务，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美国将是其真诚的合作伙伴。而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的鲁哈尼政府势必寻求对外改善关系。在2012年和2013年的伊核问题谈判中，美伊在伊朗暂停生产纯度为20%的浓缩铀、伊朗关闭福尔多铀浓缩设施、美国确保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别是伊朗医用核反应堆材料充足、西方解除对伊制裁等方面显示了灵活性和谈判余地。美国也早已多次释放愿意与伊朗举行双边直接谈判的信号。这些都为双方围绕伊朗核问题寻求关系转圜提供了条件。然而，伊朗核问题所反射的是伊朗1929年以来在民族、宗教以及一系列政治观念方面与美国和西方世界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的互动能否由此取得积极进展仍然难以明朗。
①Philip D.Zelikow and Robert B.Zoellich,"America and the Muslim Middle East:Memos to a President",The Aspen Institute,1998,p.137.
②高祖贵.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第294-296页.
③The President Bush'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January 29,2002.
④Condole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8,pp.17-18.
⑤Thomas Donnelly,"What Next? Preserving American Primacy,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Online,April 22,2003.
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0/02/c_1237849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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