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
国外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倾向于认为，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用方法来界定其边界的学科。譬如，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①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也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②既然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如此重要，那么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就应该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心之一。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还基本上处在非自觉地使用研究方法的阶段，而且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比较少。③本文尝试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梳理。④通过文献梳理，作者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在目前国外的比较政治研究中，质性方法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在比较政治的质性方法方面，国外学术界有哪些进展？本文首先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学术史进行梳理，然后从质性和定量的二元视角出发对这段方法史进行评述，最后再对质性方法的一些新进展以及新趋势进行总体性评述。
一、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国外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⑤在6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并且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也参与其中。例如，亚瑟·科尔伯格(Arthur L.Kallberg)在1966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了“比较的逻辑：对政治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评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在1968年《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创刊号上分别发表了“比较方法的未来”和“比较方法与英国政治的研究”。⑥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对比较政治方法的简要评述，并且其对后续研究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笔者将这些成果的出现看成是第一次浪潮的前潮。高潮真正出现是在7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乔万尼·萨托利和阿伦·利帕特。萨托利于1970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萨托利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比较政治作为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领域得到了快速的扩展。这种范围的扩展引发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看起来是在进行一些比较研究的努力，但是却缺乏比较方法(例如在方法论的自觉和逻辑技巧上都是很缺乏的)。”⑦鉴于这种比较研究方法的缺失，萨托利从理论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一元素入手，分析了概念构成和概念扩展(conceptual stretching)等问题。利帕特在1971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一文，是比较方法史上另一篇开创性文献。在这篇文献中，利帕特对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对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以及案例分析之间的异同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并且对比较方法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⑧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1970年出版的《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比较政治方法著作。在该书中，普沃斯基和图纳在密尔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和“最具差异性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的比较研究设计。⑨求同法和求异法在研究中对被控制变量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而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方法则通过放宽限制条件大大增加了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这三篇文献是第一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成果。
之后的一些成果可以看做是这次浪潮的继续。⑩这一浪潮的余波甚至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1991年《理论政治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上发表的“比较与错误比较”一文中，他对比较政治方法20多年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些最基本的方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多数研究者对“比较什么”以及“如何比较”这类问题仍缺乏足够的思考。一些诸如“猫—狗组合”(指本来不存在的组合)之类的作品充斥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11)这一时期的另一成果是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的《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12)这本书是对比较政治方法20多年发展的一个完整总结。另外，最近的一些成果也可以看成是这一波浪潮的回潮。譬如，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萨托利的传统》一书，集结了萨托利在比较政治方法方面的研究和一些受到萨托利影响的、关于概念研究的新方法论成果。(13)
第二次浪潮的前潮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前潮的代表性成果是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在这本书中，拉金明确界定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分野，并且尝试将布尔代数等一些新方法运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之中。(14)第二次浪潮来临的标志性事件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设计社会调查：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的发表。在这部书中，作者指出，“好的定量研究和好的质性研究的逻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意义的差别。……我们写这本书的目标是希望鼓励质性研究者认真对待科学推理(scientific inference)并把这一点整合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希望，这种一致的推理逻辑以及我们展示这种逻辑的努力(以证明这种逻辑可以对质性研究者有用)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以有助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15)简言之，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希望把科学推理作为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共同的逻辑，并以此来沟通两种路径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之后激起了一系列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1995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一组评论文章。(16)之后，有两本重要著作都是以《设计社会调查》为对话蓝本出现的。一本是亨利·布拉迪(Henry E.Brady)和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主编的《重新思考社会调查：多元工具与共享标准》，(17)另一本是拉金所著的《重新设计社会调查：模糊集合及其他》。(18)需要说明的是，《设计社会调查》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KKV成了这一研究的标识。KKV的研究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影响巨大。正如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所评述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设计社会调查》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推动了政治科学领域中方法论的自觉，而且这一遗产完全可以看成是有益的”。(19)
这一浪潮的高峰是《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在2007年第1期和第2期上的讨论。2007年第1期是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向”的一个专辑。杰拉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理查德·施奈德(Richard Snyder)发表的“对比较政治方向的辩论：对一些主要期刊的分析”是这一专辑的核心论文。蒙克和施奈德对《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和《世界政治》这三种杂志从1989到2004年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质性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明显占据主导。(20)对于这种质性占据主导的情况，蒙克和施奈德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消除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的对立，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二是使用更多定量的数据分析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21)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是对于蒙克和施奈德研究的批评性成果。在第一篇评述文章中，马洪尼认为前两位作者选取的样本不够完整，所以他增加了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政治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上同时期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的数据分析。在分析之后，马洪尼得出结论，目前的比较政治研究还是更多地表现为定量的特征，(22)而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加强对案例本身的样本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23)在第二篇评述文章中，埃里克·维拜尔斯(Erik Wibbels)指出，蒙克和施奈德的研究低估了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裂，即在那些坚持“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规则”(basic methodological rules of social science)的学者和不坚持这些规则的学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换言之，维拜尔斯认为，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问题不是应该偏向质性研究还是偏向定量研究，而是目前许多研究都完全缺乏基本的比较研究方法。(24)在这篇文章之后，蒙克和施奈德对前述的批评做了简要的回应。两位作者认为，马洪尼长期关注质性研究，并且在这一领域有非常出色的成绩，所以他会特别强调质性研究对未来比较政治分析的意义。而对于维拜尔斯的评论，蒙克和施奈德表示了部分赞同，但两位作者同时也指出，仅仅强调方法论者与无方法者的冲突对未来的发展可能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而最重要的事情是应“把那些对相同领域的实际问题共享着同一种激情但却使用不同方法论技巧的学者整合在一起”。(25)
在《比较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上，一个关于政治科学各领域中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的讨论以专辑的形式出现。马洪尼的“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是这一专辑中最重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马洪尼讨论了目前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一些前沿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方面，马洪尼对质性研究在如何产生新假设、如何进行概念创新以及如何确定同质案例的样本群等方面的内容作了介绍。在理论检验方面，他对样本内方法和跨样本方法等理论验证方法进行了讨论。样本内方法主要包括探寻中介性机制和对理论的多种可观察性暗示进行验证等，而跨样本方法则主要包括一组对假设的必要和充分原因进行评估的技术等。最后，马洪尼就质性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的独特意义和贡献进行了探讨。(26)另外两篇论文是质性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的研究。(27)在最后的总评性文章中，杰克·莱维(Jack Levy)指出，虽然前述的三个领域都出现了质性研究的新进展，但是相比而言，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质性方法的运用比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更为深入。莱维进一步指出，质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区别可能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著，而未来政治科学的研究需要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cross-method dialogue)。(28)
二、比较方法：定量与质性的争论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质性研究，因此，需要对质性研究的特征进行分析。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托马斯·斯瓦特指出：“质性研究是学术界对一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运动的称谓。这一运动包含了对于在那些偏好实验、准实验、相关分析以及调查研究策略的领域和学科中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多重批判，包括认识论批判、方法论批判、政治批判以及伦理批判等。”(29)艾尔·巴比(Earl Babble)习惯性地将质性研究与实地研究联系起来，表述为“定(质)性的实地研究”，并认为这一研究包括自然主义、常人方法学、草根理论、个案研究、制度民族志、参与行动研究等具体的范式。(30)陈向明认为，质性研究具备如下特征：属于自然主义的探究传统；强调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认为研究是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习惯使用归纳法等。(31)
质性研究是相对于定量(或量化)研究而言的。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把握质性研究的特点。劳伦斯·纽曼(Lawrence Neuman)认为，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前者主张测量客观的事实，而后者主张建构社会现实和文化意义；前者关注的角度是变量，而后者更为关注互动的过程和事件；前者非常关心测量的信度，后者则主要关注事实的真实性；前者强调价值中立，要求研究者不能受到情境的影响，而后者认为价值无处不在，研究者不可能免于情境的影响；前者主要是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而后者主要是基于小样本的主题分析。(32)风笑天对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也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比较：前者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而后者则是人文主义；前者的研究范式是科学范式，而后者则是自然范式；前者的逻辑过程是演绎推理，而后者则是归纳推理；前者的理论模式是理论检验，而后者则是理论建构；前者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而后者则是深入理解社会现象；前者的分析方法是统计分析，而后者则是文字描述；前者的主要具体方法是实验和调查，而后者是实地研究；前者的资料收集技术是量表、问卷和结构观察等，而后者则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问等。(33)
结合质性研究的特征，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第一次浪潮进行深度分析后会发现，这次浪潮的实质是在强调质性分析的意义。(34)萨托利在1970年的论文中批判了两种比较方法论者，一种是不自觉的(unconscious)比较论者，另一种是过度自觉的(overconscious)的比较论者。前者指代那种对比较方法缺乏了解和思考的研究者，后者则指代将比较方法等同于定量方法的研究者。(35)换言之，萨托利对当时风行的行为主义定量方法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1971年的论文中，利帕特把比较方法看成是与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并列的一种研究方法。(36)之所以将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并列，实质就是在强调比较方法的质性研究特征。利帕特的一些表述也直接指出了比较分析的质性内涵：“就通常情况而言，鉴于时间、能力和经济资源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稀缺性，对少数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比对许多案例进行肤浅的统计分析可能更有意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最有价值的路径是，把比较分析作为研究的第一阶段。”(37)在这段表述中，“比较”几乎可以用“质性”来替代。在萨托利和利帕特之外，普沃斯基和图纳对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的发展，同样也强调质性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求同法和求异法本身便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为经典的质性方法，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较为详尽的讨论。
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第一次浪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方法的一种应激式抵抗。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与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对此，维巴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比较政治整合了诸如调查研究、数据收集分析、内容分析、系统分析等一系列分析方法。比较政治中这类研究的发展与政治科学中更广泛意义的行为主义革命是一致的，并且这两种研究相互为对方的繁荣提供支持。”(38)因此，鉴于比较政治学和行为主义革命的相互给养关系，早期的比较政治研究带有很强的定量分析特征。例如，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关于五国公民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定量的数据分析是最为常见的方法。(39)这一点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第一次浪潮的质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第二次浪潮则更为清晰地表现为质性分析的兴起。拉金使用了质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两分法，并尝试用布尔代数等定量方法为质性分析提供更为科学的支撑。KKV的著作中明确使用了“质性研究”这一标题，这一点足以证明质性分析在其研究中的重要性。《比较政治研究》2007年的两个专辑也都是围绕质性研究展开的。与第一次浪潮相比，第二次的质性特征更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使用“质性研究”标识的自觉性程度有明显提高。第一次浪潮中的研究者并没有使用“质性研究”这一标识，而第二次浪潮的研究者则更为自觉地使用这一标识。第二，质性研究的科学性程度也有所提高。与第一次浪潮中研究者对质性研究的朴素的、自然的使用不同，第二次浪潮中的研究者非常强调质性分析的科学性，并力图通过规范研究设计、丰富分析性概念以及增强可测量性等内容增加质性分析的方法论内涵。这种质性特征的提高与研究者来源的丰富有密切关系。第一次浪潮的研究者主要是政治学内部的学者。(40)第二次浪潮中出现了许多社会学或其他学科学者加入的情况。例如，拉金和马洪尼等重要人物都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双科教授。
三、个案质性研究与经典质性方法
当我们谈到质性研究时，往往会首先想到那些经典的个案研究成果，例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弱者的武器》等。吉尔林用如下特征来描述个案研究的内涵：(1)这一方法属于质性的小样本分析；(2)这一研究持整体主义的立场；(3)它使用一些特定类型的证据(例如，民族志的、临床的、非实验的、非普查性的、参与性观察的、过程追踪的、历史的、文本的或田野的研究)；(4)其证据收集方式是自然主义的，往往诉诸一个真实生活的情境；(5)其主题是发散的，即很难将案例和情境明确地区分开；(6)由于其证据的多种来源，所以它使用三角法(triangulation)进行测量。(41)从这些特征的描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个案研究所具有的明显质性特点。对此，利帕特曾指出：“某些类型的个案研究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方法的隐含部分。”(42)利帕特所指的“某些类型的个案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个案的质性深度考察。个案研究的主要优势是，它可以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开展，同时它也可以较为深入地考察案例。就其功用而言，个案研究在假设生成阶段和概念形成阶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对个案研究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方法。哈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将个案研究主要分为轮廓特征型(configurative-idiographic)和关键型(crucial)两种。(43)利帕特将个案研究分为六种：非理论型(atheoretical)、解释型(interpretative)、假设产生型(hypothesisgenerating)、理论证实型(theory-confirming)、理论证伪型(theory-infirming)和异常型(deviant)。(44)萨托利整合了埃克斯坦和利帕特的分类，提出了个案研究的五分法：轮廓特征型、解释型、假设生成型、关键型或理论证实型、异常型等。(45)实际上，这三种分类有许多交叉和重复，只是表述名称不同。譬如，埃克斯坦的轮廓特征型和利帕特的非理论型、埃克斯坦的关键型与利帕特的理论证实型，其所指基本是一样的。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将这些分类整合在一起的三分法：描述型、解释型和检验型。描述型类似于轮廓特征型或非理论型，主要是对个案事实的简单描述。解释型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已经建立的理论命题来解释个案，这是经典的解释型个案研究；另一种是建立新的理论命题来解释个案，这类似于利帕特的假设产生型个案研究。检验型可以再细分为理论证实型、理论证伪型和异常型。理论证实型是一种积极的个案检验，而理论证伪型和异常型则是消极的个案检验。理论证伪型和异常型的区别在于，后者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价值，并因此表现出一些假设产生型个案研究的特征。
在个案研究之外，比较政治中的经典质性方法还包括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求同法认为，只要满足如下假设：(1)存在两个以上的案例，每个案例都有多个解释变量；(2)在这些解释变量中，变量A在每个案例中都出现，并且在不同案例中，在变量A之外的其他变量都完全不相同；(3)有共同的结果S。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A是S产生的原因。求异法认为，只要满足如下假设：(1)存在两个以上的案例，每个案例都有多个解释变量；(2)它们在A之外的所有解释变量都是相同的并且每次都出现；(3)A不是每次都出现；(4)当A出现时，结果S就出现，反之亦然。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A是S产生的原因。
在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之上，普沃斯基和图纳又发展出最具差异性系统法和最具相似性系统法。最具差异性系统法从求同法中发展出来，而最具相似性系统法则由求异法发展而来。最具差异性系统法对案例的要求是，除了被调查的解释变量一致以外，其他因素都尽可能地不一致。运用这一方法的经典研究是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关于法国、俄罗斯和中国革命的分析。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几乎完全不同，但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革命。因此，斯考切波希望通过这一方法发现：这些系统中哪些共同的因素导致了本质上相近的社会革命。最具相似性系统法是比较政治学者较为常用的方法。地区分析所暗含的比较逻辑实质便是这一方法。我们经常以西欧、北欧、东亚、拉美这样的地区分类来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暗含了以下假设：这些地区的国家间差异相对较小。蒂莫西·维克汉姆-克罗利(Timothy Wickham-Crowley)将这一方法称之为“理论的平行展示”(parallel demonstration of theory)。(46)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种共时性求异法和历时性求异法的分类。一般所提到的求异法主要指共时性求异法，是在某一共同时段内的跨案例比较研究。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历时性求异法，是对某一案例在相对固定时段中的解释变量和结果进行差异性比较。这是一种样本内分析，与后文提到的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有相似之处。这其中有一些假设：(1)由于是同一案例，所以一些文化性的系统因素可以假定为一致；(2)所选择的时段不能太长，或者假定这一时段中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类的系统因素保持不变。在我们的中小学政治课教科书中，关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论证实际上不自觉地使用了这种历时性求异法。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固定时段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系统性因素都假定为一致的，当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因素出现时，中国的民族独立都没有出现。而当中国共产党的因素显著出现时，中国的民族独立得以实现。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种分析明显是求异法的逻辑，只是这种求异法体现为一种历时性的比较。
四、质性比较研究的新进展
目前质性比较研究的新进展主要集中在原因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和分析性叙述等方面。(47)首先来讨论原因分析的一些新发展。我们在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原因分析，但是对原因分析的具体操作方法却缺乏足够的认识。拜尔·鲍姆勒(Bear F.Braumoeller)和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关于必要条件的一段话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必要条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即每个人都知道，也都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具体的相关研究方法存在。”(48)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的原因分析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较为完整和复杂的方法系统。这些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出概率性的必要/充分原因分析。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关于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的分析便是典型的近似充分原因解释。(49)斯坦利·利博森(Stanley Liberson)认为，之前的原因分析暗含了决定主义(deterministic)的假设，而在现实中，许多解释变量都无法被看做是完全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他建议采用一种概率论的原因分析。(50)第二，研究者把约翰·麦基(John Mackie)提出的INUS原因运用到比较分析之中。INUS是指一种“组合式但非唯一的充分原因”。(51)第三，用“琐细的必要原因”(trivial necessary causes)和“同义的充分原因”(tautological sufficient cause)来排除那些缺乏分析意义的原因。琐细的必要原因是指那些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存在，但同时对因变量的变化却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原因。例如，人的存在是革命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在分析革命产生时讨论人的存在这一问题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同义的充分原因是指那些相互包含在一起以至于分析者无法区分孰先孰后的原因。例如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例子，分析者很难辨别是工业化先于经济发展还是相反。(52)
比较历史分析目前有两个最重要的分支发展。一种是中介性机制(intervening mechanism)分析法。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George)和安德鲁·本耐特(Andrew Bennett)将这种方法称为过程追踪分析(process-tracing)。(53)马洪尼则称之为样本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54)虽然不同学者所用的名称不同，但其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因为传统的统计分析只关注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相关性，而对自变量X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Y变化的过程和方式往往缺乏研究。这种方法则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找到X与Y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传统统计分析在变量X和Y之间存在一个解释的黑箱，而中介性机制法则希望打开这个黑箱。例如，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资本主义导致议会民主便是一个关于“X→Y”的黑箱命题。这个命题可以通过统计来证明，但是统计分析却无法给出这个命题发生的内在机制。在西方学者的讨论中，这个命题的中介性机制便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壮大。资本主义发展导致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步壮大，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导致议会民主的发生。在另一个例子中，格雷戈里·鲁伯特(Gregory M.Luebbert)运用过程追踪法较为有力地反驳了“摩尔-格申克龙观点”(Moore-Gerschenkron thesis)。(55)
另一种比较历史分析是时序分析(temporal analysis)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者注意观察各个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并力图发现这些因素对特定结果的影响。历史社会学中对时间和事件的分析都为这一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源。(56)在时序分析中，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偶发事件(contingent event)、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自我加强(self-reinforcement)等都成为重要的分析概念。(57)杰克·古德斯通(Jack A.Goldstone)对英国工业革命有非常经典的分析。古德斯通认为，工业革命并不是有意发动的，而是一系列小事件引发的。托马斯·纽科门发明第一台蒸汽机并不是希望解决动力问题，而只是希望解决煤矿中的积水问题(把水变成气，从而可以实现排水)。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森林资源有限，同时气候寒冷，且英国是岛国，这使得英国不得不依赖煤作为取暖来源。由于表层煤炭资源有限，所以英国矿工不得不挖深层煤，因此就遇到积水问题。在纽科门发明蒸汽机之后，瓦特改进了蒸汽机，这使得获得更为廉价的煤炭和钢铁成为可能，这些又为铁路运输、船运、纺织业、金属工具业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业都是以钢铁为原材料，蒸汽为动力)。同时，这些工业的发展又导致流通商品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下降，这又使得全国甚至世界性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58)实际上，运用时序分析的一些概念可以将这一过程更加清晰地加以分析：初始条件(资源、气候和地缘条件)+偶发事件(纽科门发明蒸汽机抽水)→关键节点(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就是自我加强和锁定机制(工业发展和商品价格下降)。在这里，结构性因素是偶发事件的近似充分条件，而偶发事件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后面的结果而言的。
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可以被看做理性选择方法质性转向的结果。在《分析性叙述》一书中，(59)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等人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一种“对显现在特定时期或背景中的事件的深度调查”。(60)约翰·鲍恩(John R.Bowen)和罗杰·彼得森(Roger Peterson)等人的研究也希望发现理性选择方法与人类学二者之间的关联。(61)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贯强调模型建构的理性选择理论，突然意识到这种高度普遍化的抽象方法很难捕捉和感知特定案例的情境化特征。正如玛格丽特·莱维(Margaret Levi)所指出的，“这一领域对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发展更为强调，而对如何使用形式理论去解释实际发生的事件或选择却较少关注。”(62)在分析性叙述中，理性选择学者一方面强调对高度相似或高度异质案例的深度可控比较，另一方面也强调那些将变量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分析和机制分析的意义。与各种各样的关切联系在一起，新的理性选择文献还特别强调调查者要通过阅读文件、查找历史档案、进行访谈和调查二手文献等质性方法，将自己浸没在所研究的案例之中。此外，一些研究者如亚历山大·希克斯(Alexander Hicks)还强调分析性归纳(analytic induction)在研究中的作用，(63)希望分析者可以根据其案例的实际历史状况来重塑其初始理论。基于这些新出现的质性变化，理性选择学者需要在模型的普遍性分析和案例的特殊性分析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五、质性研究的量化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的比较质性研究出现了明显的量化趋势。这一点主要体现为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和模糊集合(Fuzzy sets)在比较政治中的运用。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是数学方法对原因分析的一种拓展。其中的基本逻辑是，研究者需要关注某一社会现象的多重条件并发原因(multiple causal conjunctures)。(64)这一逻辑假定两点：(1)同一现象可能由不同的原因组合导致，即同一结果Y可能由A和B的组合或者是C和D的组合导致。这一点与组合式非唯一充分原因的假设一致；(2)因果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例如，在组合一中，条件A的出现可能导致Y(A*B→Y)，但在组合二中，条件A的不出现也可能导致Y(a*E→Y)。(65)
布尔代数与普通代数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例如，与普通代数中字母所指代的一般为数(可能是实数，也可能是实数和虚数组成的复数)不同，布尔代数中字母所指代的是两个对立的状态：存在与不存在。在比较政治分析中，一般用大写字母来表示存在，用小写字母来表示不存在。另外，与普通代数进行的数学运算不同，布尔代数对字母进行的是各种逻辑运算。(66)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逻辑运算。假设两个不同组合A*B与A*b都可以导致结果Y(A*B+A*b→Y)，根据布尔代数的运算可得到A→Y。最早将布尔代数法引入比较政治研究的是拉金。在《比较方法：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中，拉金用三章的篇幅对布尔代数在质性比较中的运用路径和具体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67)目前，布尔代数法在比较政治中已经有较为广泛的运用。亚历山大·希克斯(Alexander Hicks)等人关于巩固的福利国家的研究便是这一方面的经典案例。希克斯提出解释福利国家巩固的五个变量：自由政府(LIB)，天主教政府(GATH)、父权制国家(PAT)、一元民主(UNI)、工人阶级动员(WORK)，并考察了15个发达国家，而其中的8个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巩固的福利国家。通过布尔代数法的分析，(68)作者总结出三条福利国家早期巩固的路径：(1)俾斯麦式路径(a Bismarckian route)：cath*PAT*UNI* WORK；(2)自由—劳工路径(a liberallabor route)：LIB*cath*UNI*WORK；(3)天主教父权路径(a Catholic paternalistic route)：lib*CATH*PAT*UNI*WORK。(69)通过布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元民主和工人阶级动员是福利国家巩固的必要原因。同时，对天主教政府这一因素在福利国家巩固中的作用很难进行简单评价。(70)
模糊集合法实际上是布尔代数法的一种延伸。(71)布尔代数只能取0和1这两个值。其运用的最佳对象是那些可以明显进行两分的概念，如市场与计划、男性与女性、穷国和富国，等等。但是，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即便前面那些两分的概念，也往往具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而模糊集合法则可以相对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72)模糊集合可以在1和0之间取多个值来表明不同程度的隶属度。譬如，我们定义“高个子男人”的模糊集合，并假定身高1.8m以上的男人为高个子，1.6m以下的不是高个子。那么，当x＜1.6时，x的隶属度为0，当x＞1.8时，x的隶属度为1。同时，身高处于1.6和1.8之间的男人也可以用数值来表示他与“高个子男人”这个集合的隶属度。譬如，当x=1.65m时，它的隶属度是0.125，当x=1.70m时，它的隶属度是0.5，当x=1.75m时，它的隶属度是0.875。每一个对象对相关概念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隶属度，而这种隶属度都可以进行定量的赋值。在对这些隶属度进行赋值后，我们就可以运用模糊集合的相关算法或计算软件进行计算。(73)计算出的模糊集隶属值(fuzzymembership scores)可以用来评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当原因的模糊集隶属值高于结果的模糊集隶属值时，那么这里的原因便可以被确定为必要原因。当原因的模糊集隶属值低于结果的模糊集隶属值时，那么这里的原因便可以被确定为充分原因。(74)
总体而言，模糊集合有许多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拉金对这一点有非常精要的总结：第一，模糊集合可以对一些类别概念进行程度描述；第二，模糊集合可以被用来描述某一系统中的多样性和模糊性；第三，模糊集合可以用来表述一些在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非书面理论(verbal theory)；第四，模糊集合可以用来评估如交叉、包含、必要性、充分性等集合理论关系(set-theoretic relationship)。这种集合理论关系很难用一般线性模型等常规手段来描述。(7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模糊集合的定量特征比布尔代数更为明显。拉金认为，模糊集合有效地结合了质性评估和定量评估。1和0是质性的评估，实际代表“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中间不同的隶属值则是定量的评估。(76)目前一些前沿的研究都主张将模糊集合与统计分析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估。譬如，亚伦·卡茨(Aaron Katz)等人运用模糊集合和回归分析对在1750-1900年间西班牙美洲的“大逆转”(Great Reversal)进行分析。在1750-1900年间，殖民地中最边缘的领地变成了最富裕的国家，而最中心的殖民地则变成了最贫穷的国家。为了解释这一大逆转，卡茨等人同时用回归分析和模糊集合法来检验他们提出的五个竞争性假设。最后，模糊集合分析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强势自由派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概率性必要条件，密集的土著人口是社会发展的概率性必要条件。相比而言，回归分析却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77)另一个新的进展是米歇尔·史密森(Michael Smithson)的研究。史密森认为模糊集合与统计分析两者可以结合起来运用。他的研究在模糊集合与累积分布函数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78)布尔代数法和模糊集合法所反映的这种质性研究定量化的趋势实际上是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第二次浪潮整体特征的集中表现。正如马洪尼指出的，“KKV试图在质性研究中使用一些从定量研究(特别是回归分析)中抽取出的成型规则，并以此来提升质性研究。他们所潜含的假设是，主流的定量研究使用了一些优势的方法，而质性研究则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方法而从中获益。《设计社会调查》鼓励质性研究学者遵循一些定量研究的原则(如回归分析的规则)”。(79)简言之，第二次浪潮的基本倾向就是借用定量研究的一些规则和方法来使得质性研究更加科学化。而布尔代数法和模糊集合法只是这种基本倾向的集中展示而已。
在《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一文中，萨托利曾谈到两种比较方法的误区：一种是不自觉的比较，另一种是过度自觉的比较。不自觉的比较是一种没有方法的比较，或者说是没有严谨的科学设计的比较。过度自觉的比较则是使用了定量方法，但同时又没有把问题分析透彻的比较。萨托利认为，这两种比较都不是最好的比较，而最好的比较是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设计的质性方法。(80)萨托利的观点应该说是非常透彻的。比较政治中最为经典的研究如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等往往都是一些小样本的宏大深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较政治方法更多的是一种质性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文献梳理表明，近20年来，质性方法在研究的深度和科学化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这种方法在保持其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在逐步向定量方法的领域拓展。譬如，目前质性比较研究已经不只将兴趣集中在理论建构上，而是同样关注理论检验，比较历史方法和原因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同时，质性比较研究也不仅仅强调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而同样也在建构因果关系，并且在多重条件因果关系的解释上已经表现出定量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在丰富之中，它对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合的引入使其科学性特征更为强化。
从结果来看，质性比较方法的新发展可能对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政治学与相关学科的学科史来看，基本上政治学领域总是受到其他领域知识的侵入，最典型的便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对政治学的侵入。目前政治学中的一些重要发展都受到这些侵入性知识的影响，譬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等。相比而言，政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比较弱的。但是，这一情形可能会因为质性比较研究的新进展而得到逆转。近年来，质性比较研究的一些主流学者在探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时，开始积极地使用社会科学这一标识。(81)此外，比较政治方法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标识意义的。本文中讨论的新进展如比较历史分析、因果分析、分析性叙述、布尔代数法和模糊集合法都可以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工具。质性比较研究在应对“多变量、小样本”的问题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相对成熟的处理机制，而“多变量、小样本”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才会遇到的。在其他领域，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例如，在社会学领域的社会冲突研究中，由于典型社会冲突的案例数量相对也比较有限，其中的相关变量也较多，所以在这一研究中质性比较方法同样可以得到有效的运用。与此类似，质性比较方法在比较社会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法学和比较史学等学科中都将会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简言之，质性比较研究的新发展表明，政治学正在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其知识和力量。
①Giovanni Sartori,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3,No.3,1991,p.243.
②Arend Lijphart,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5,No.3,1971 p.682.
③张小劲和景跃进在《比较政治学导论》的第四章中讨论了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方法和操作技术等问题。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113页。李路曲近年来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较深入的讨论。参见李路曲：《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李路曲：《从对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李路曲：《个案比较与变量比较方法在制度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尽管如此，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成果也还是比较少的。
④本文在这里采用了“质性方法”的译法。在国内的翻译中，有三种译法：一种是“定性研究”。早期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习惯使用这一译法。第二种是“质的研究”。以陈向明为代表的教育学领域学者在早期研究时喜欢用这一译法。第三种是“质性研究”。应该说，目前“质性研究”这一译法更为通行。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万卷方法”丛书(目前已经出版80余本)中，最早出版的、诺曼·邓津主编的《定性研究手册》仍用定性研究的译法，但后期出版的、涉及该译名的近10本书都使用了质性研究的表述，包括陈向明主编的《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一书。考虑到这一趋势，本文选用了“质性研究”这一译法。
⑤美国是推进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国家。而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方面，美国学者几乎完全主导了这一过程。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更为偏重科学的部分，而这种科学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特色。相比而言，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偏重哲学思辨。
⑥Arthur L.Kallberg,The Logic of Comparison:A Methodological Not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Word Politics,Vol.19,1966,pp.69-82; Harold Lasswell,The Futur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Comparative Politics,Vol.1,No.1,1968,pp.3-18; Samuel Beer,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British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Vol.1,No.1,1968 pp.19-36.
⑦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4,No.4,1970,p.1052.
⑧Arend Lijphart,1971,pp.682-693.
⑨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New York:John Wiley,1970,pp.31-35.
⑩例如，利帕特和图纳的两篇论文：Arend Lijphart,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Vol.8,No.2,1975,pp.158-177; Henry Teune,Comparative Research,Experimental Design,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Vol.8,No.2,1975,pp.195-199。
(11)Giovanni Sartori,1991,pp.243-257.
(12)Guy Peters,Comparative Politics:Theory and Method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
(13)David Collier and John Gerring(eds.),Concepts and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Sartori,New York:Routledge,2009.
(14)Charles C.R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5)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viii.
(16)David D.Laitin,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1995,pp.454-456; James A.Caporaso,Research Design,Falsification,and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vid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1995,pp.457-460; David Collier,Translat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ers:The Case of Selection Bia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1995,pp.461-466; Ronald Rogowski,The Role of Theory and Anomaly in Social Scientific Infer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1995 pp.467-470.
(17)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4.
(18)Charles Ragin,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19)James Mahoney,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62，No.1，2010，pp.120-121.马洪尼指出，“它(KKV的研究)使得诸多方法论的名词和观念——描述性推理(descriptive inference)和原因性推理(causal inference)、可观察的暗示(observable implications)、单元同质性(unit homogeneity)、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平均因果效应(mean causal effect)等变得流行。并且，它对研究设计中每一步骤的系统化——从形成问题、到产生可检验的理论、选择具体的观察、检验理论、再到汇报结果——激发了关于方法论的每一个方面的讨论。”James Mahoney,2010,pp.120-121.
(20)蒙克和施奈德的统计数字是，纯粹质性分析的占44.3%，质性主导的综合方法占19.0%，定量主导的综合方法占13.1%，纯粹的定量分析占23.6%。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2007,p.12.
(21)在文末，蒙克和施奈德给出五个方面的建议：1.使用与生成理论时所依据数据完全不同的数据来检验假设；2.使用数据来检验那些与核心概念紧密联系的理论；3.形成那些在因果模式中表明变量间关系的假设；4.对所有变量和单元进行赋值并进行数据分析；5.通过大样本的观察来评估理论(Munck and Snyder，2007，p.26)。这五个建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定量方法的重要性。
(22)马洪尼发现，在这新选择的三本杂志的169篇论文中，质性分析所占比例仅为8%。在这三本杂志中，《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了绝大多数的质性分析论文，而这本杂志发表的其他比较政治论文的90%都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James Manoney，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View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2007，p.32)。马洪尼还进一步分析道，在蒙克和施奈德选择的三本杂志中，质性比较研究论文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衡的。《比较政治》发表了绝大多数的质性研究成果，而《世界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则更多体现出对两种研究方法的平衡。而且，《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数量化的趋势(James Manoney，2007，p.35)。
(23)James Manoney,2007,pp.35-37.
(24)维拜尔斯指出，绝大多数的地区研究都是描述性的且缺乏原因分析，而多数所谓的质性研究则看起来缺乏科学性(Erik Wibbels，No Method to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Madnes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2007,pp.41-43)。
(25)Gerado L.Munck,Richard Snyder,Vis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 Reply to Mahoney and Wibbe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2007,p.47.
(26)James Mahoney,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pp.122-144.
(27)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美国政治研究不是比较政治研究。Paul Pierson,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 pp.145-169; Andrew Bennelt and Colin Elman,Case Study Meth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bfield,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pp.170-195.
(28)Jack Levy,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rossMethod Dialogue in Political Scienc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 pp 196-214.
(29)[美]托马斯·斯瓦特：《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载[美]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第一卷)：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斯瓦特对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有一段精彩的过程描述：“人类学家和从事田野工作的社会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展了‘质性’研究。但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和解释质性数据的方法在一大批其他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广泛流传开来。……在20世纪70年代，几种学科的发展潮流汇聚到了一起，从而为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复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发展潮流包括对统计假设检验和实验的批评，对心理学中新兴的‘自然主义’方法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一部分社会学家对于解释田野调查方法所重新恢复的重视，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解释主义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哲学家群体之外的日益清醒的对于已接受观点进行批评的意识”(托马斯·斯瓦特：《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第204页)。为了统一起见，笔者将原译文中的“定性研究”调整为“质性研究”。
(30)[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92～302页。
(3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32)[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郝大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3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34)安德鲁·本耐特(Andrew Bennett)和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认为，到目前为止，政治学领域中出现了三个质性方法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代表人物是密尔和韦伯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是利帕特、萨托利、普沃斯基、图纳等人。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代表人物是科利尔和拉金等人。对于本耐特和埃尔曼质性方法的时段划分，笔者不完全同意。但是，对于两位作者将利帕特、萨托利、普沃斯基、图纳等人的作品看成是质性分析，笔者是非常赞同的。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Qualitative Methods:The View from the Subfield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p.113.
(35)Giovanni Sartori,1970,p.1033.
(36)利帕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的要旨在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一种经验关系。实验方法最接近科学的意义和理想状态。实验方法的一般形式是，设定两个相同的组，对其中一个进行某种激励，然后对两个进行比较，并且把两组变化的结果归因于这一激励。但是，由于存在操作的困难或者伦理上的考虑，这一方法很少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方法是对实验方法的替代和模拟，并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在利帕特看来，比较方法在科学逻辑上与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类似，只是比较方法主要处理“多变量，小样本”(many variables，Small N)的问题(Arend Lijphart，1971，pp.683-685)。
(37)Arend Lijphart,1971,p.685.
(38)Sidney Verba,Where Have We Been,Where Are We Going,in Howard J.Wiarda(ed.),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5 p.32.
(39)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5.
(40)虽然这些政治学学者也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中借鉴知识，但是别的学科的学者加入比较政治研究阵营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
(41)John Gerring,Case Study Research:Principles and Pract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7.
(42)Arend Lijphart,1971,p.691.
(43)Harry Eckstein,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in F.I.Greenstein and N.W.Polsby(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Vol.7,Reading:Addison-Wesley,1975,pp.79-138.
(44)Arend Lijphart,1971,p.691.
(45)Giovanni Sartori,1991,pp.251-252.
(46)Timothy P.Wickham-Crowley,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1.
(47)需要说明的是，原因分析与比较历史分析的发展是交错在一起的。譬如，马洪尼在其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讨论中，总是会花一定的篇幅来讨论原因分析。James Mahoney,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0,2004,pp.81-101; James Mahoney and Celso M.Willegas,Historical Enqui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n Cari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73-89.
(48)Bear F.Braumoeller and Gary Goertz,The Methodology of Necessary Condi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4,No.4,2000,p.844.
(49)埃特曼试图分析中世纪结束前后欧洲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国家体制。埃特曼首先比较了奥托·欣茨(Otto Hintz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然后用14个国家的案例来验证这些理论，结果发现至少会有4个以上的案例与这些理论矛盾。在此基础上，埃特曼提出了一个三组两分法的变量解释，其强调管理政府与参与政府的区分、1450年前与1450年后地缘政治竞争的区分、强力的代表性社团是否存在等三个向度的因素。运用新的解释，埃特曼发现，在14个案例中，12个成立，2个案例(瑞典和丹麦)出现了偏差。因为这两个偏差案例的存在，所以埃特曼无法将将他的解释变量看成是结果的充分原因，而只能看成是近似的充分原因。同时，他的解释变量比之前学者的变量更接近充分原因。参见马洪尼对埃特曼的分析(James Mahoney，Strategies of Causal Assessment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in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45)。
(50)Stanley Liberson,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Social Forces,Vol.70,No.2.1991,pp.307-320.
(51)麦基用电路短路与房屋着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因。麦基借用了保险公司专家的口吻来描述：“实际上，电路短路是房屋着火的一个条件，同时这一条件还需要与别的条件结合才会构成着火的一个充分条件。而且，要证明这个组合起作用，还需要排除可能造成房屋着火的其他充分原因组合。”(John Mackie,Causes and Conditions,in Ernest Sosa and Michael Tooley(eds.),Caus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34)。后一句说明，电路短路的组合并不是房屋着火的唯一充分原因。
(52)James Mahoney,2004,p.83.
(53)Alexander L.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MIT Press,2005,p.206.
(54)James Mahoney,2007,p.131.
(55)“摩尔-格申克龙观点”认为，法西斯政权产生的根源是压迫劳动力的土地精英的存在(这些土地精英不能从下层农村获得对法西斯主义有力的支持)。虽然在欧洲的案例中确实有压迫性的土地贵族和法西斯主义同时存在的情况，但是鲁伯特指出，“土地精英的存在导致法西斯的产生”这一论点在历史事实中缺乏中介性机制的支撑(Gregory M.Luebbert,Liberalism,Fascism,or Social Democrgcy:Social Classe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08-309)。
(56)历史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如下：Larry Griffin,Temporality,Events,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An Introduc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20,No.4,1992,pp.403-427; Ronald Aminzade,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ime,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20,No.4,1992,pp.456-480; Larry Isaac,Debra Street and Stan Knapp,Analyzing Historical Contingency with Formal Methods:The Case of the “Relief Explosion”and 1968,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23,No.1,1994,pp.114-141; William H.Sewell,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Theory and Society,Vol.25,No.6,1996,pp.841-881。
(57)在《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一文中，马洪尼不同程度地使用过这些概念(James Mahoney,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Vol.29,2000,pp.507-548)。
(58)Jack A.Goldstone,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1,1998,pp.249-284.
(59)[美]罗伯特·贝斯等：《分析性叙述》，熊美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60)Robert H.Bates,Avner Greif,Margaret Levi,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Barry R.Weingast,Introduction,in Robert H.Bates,et al.(eds.),Analytic Narrativ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3.
(61)这本书希望考察，理性选择理论如何可以从人类学中借鉴知识，并因而充分地描述复杂和变化中的世界(John R.Bowen and Roger Petersen,Introduction:Critical Comparisons,in John R.Bowen and Roger Petersen(eds.),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
(62)Margaret Levi,Producing an Analytic Narrative,in John R.Bowen and Roger Petersen(eds.),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4-155.
(63)Alexander Hicks,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Analytical Induction:The Cas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tate,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23,No.1,1994,pp.86-113.
(64)Charles Ragin,Comparative Methodology,Fuzzy Sets,and the Study of Sufficient Causes,APSACP,Vol.9,No.1,1998,p.20.
(65)在这里，大写字母表示出现，小写字母表示不出现，*表示同时，→表示导致。这些都是布尔代数中的标记方式。
(66)布尔代数的逻辑运算有逻辑乘(“与”运算)，逻辑加(“或”运算)和求反(“非”运算)三种基本运算。
(67)Charles C.Ragin,1987,pp.85-162.
(68)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对这一问题中的布尔代数编码以及运算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
(69)Alexander Hicks,Joya Misra and Tang Nah,The Programmatic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tat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0,No.3,1995,pp.329-349.
(70)在俾斯麦路径和自由—劳工路径中，天主教政府的因素是不存在的，而在天主教父权路径中，这一因素又是必须存在的。因此，讨论天主教政府这一因素在福利国家巩固中的作用需要放在具体的情境中。
(71)关于模糊集合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下：Michael Smithson,Fuzzy Set Analysis for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7; Charles Ragin,Fuzzy-Set Social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Charles Ragin,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在论文方面，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社会方法与研究》(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2005年的模糊集合专辑中。其他的重要作品包括：Jay Verkuilen,Assigning Membership in a Fuzzy Set Analysi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33,No.4,2005,pp.462-496;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Two Level Theories and Fuzzy-Set Analysi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33,No.4,2005,pp.497-538。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运用模糊集合分析社会科学问题。参见何俊志：《代表结构与履职绩效——对北京市13个区县的乡镇人大之模糊集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72)模糊集合是相对于古典集合而言的。古典集合是指具有某种属性的对象的全体。这种属性所表达的概念应该是清晰的、界限分明的。因此，每个对象对于集合的隶属关系也是明确的，非此即彼。用集合语言来表达，对于古典集合A，论域E上的任一元素X，要么属于A，要么不属于A，二者必居其一。古典集合的缺点是，它对于一些模糊的概念如年轻、高大、漂亮等无法进行描述，而模糊集合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模糊集合就是指具有某个模糊概念所描述属性的对象的全体。古典集合用特征函数来表示，模糊集合用隶属函数来表示。
(73)拉金等人开发的fsQCA 2.0便是最常用的计算软件。fsQCA 2.0的下载和操作手册参见http://www.u.arizona edu/～cragin/fsQCA/software.shtml。
(74)James Mahoney,2007,p.131; Charles Ragin and Paul Pennings,Fuzzy Sets and Social Research,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33,No.4,2005 p.425.
(75)Charles Ragin and Paul Pennings,2005,p.425.
(76)Ibid.,p.424.
(77)Aaron Katz,Matthias vom Hau and James Mahoney,Explaining the Great Reversal in Spanish America:Fuzzy-Set Analysis Versus Regression Analysi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33,No.4,2005,pp.539-573.
(78)Michael Smithson,Fuzzy Set Inclusion:Linking Fuzzy Set Methods with Mainstream Technique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33,No.4,2005,pp.431-461.
(79)James Mahoney,2010,p.121.
(80)Giovanni Sartori,1970,pp.1033-1036.
(81)除了本文之前提及的《设计社会调查》、《重新思考社会调查》、《重新设计社会调查》这类的“社会调查”标识之外，吉尔林所著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标准性框架》、马洪尼和卢切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格尔茨所著的《社会科学概念：一个使用者手册》、科利尔和吉尔林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萨托利的传统》等都使用了“社会科学”的标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品都是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著作，其作品中使用的知识和引用的人物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参见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Criterial Framew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in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Gary Goertz,Social Science Concepts:A User's Guid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David Collier and John Gerring(eds.),Concepts and MethodinSocial Science: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Sartori,New York:Routledge,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