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闽国文学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学探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为王审知所建，国都在福州，盛时辖地约为今福建全境。闽国从正式建立国号至灭亡，前后不过三十余年，而王审知在位时间最长。
王审知在位时是闽国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较为兴盛。这种兴盛局面的出现，除了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和繁荣的经济外，还在于：（一）对文教事业的重视。王审知极为重视文化教育，曾组织大批知识分子，搜集缮写各家遗书，“次第签题，森罗卷轴”（《琅琊王德政碑》）。又“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新五代史》卷六十八），使当时教育较为普及，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设有私塾。（二）对人才的延揽。正如《新五代史》卷六十八载：王审知“好礼下士。王倓，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三）为政较为宽松。王审知处事较为豁达大度，文人有自安之感。因此，地处一隅的闽国，文学盛极一时。
一
闽国文学兴盛的标志，是有较多数量的人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其主要为：
（一）王族成员。如王审知弟王延彬“雅能诗，辞人禅客谒见，多为所屈”（《全五代诗》卷七十五转引《五国故事》）。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时，“徐寅每同游赏，及陈郯、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余年”（《全五代诗》卷七十六转引《十国春秋》）。再如王族成员王继勋等。
（二）外地宦游流寓闽地的文人。五代时期，中原动乱，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可谓世外桃源。不少中原文人相继入闽，促进了闽地文学的发展。进入闽地的著名文人如：韩偓，京兆万年人，因憎恶朱温而入闽。其诗收入《全五代诗》，共345首。入闽前多绮靡之作， 入闽后诗风为之一变，写出不少伤时忧世和慷慨愤激的作品。崔道融，荆州人，因不事朱梁，入闽依王审知。《全五代诗》存其诗79首。诗风清丽通畅，冲淡闲雅，语言朴素自然，不假雕琢。詹敦仁，河南固始人，入闽之初隐居仙游植德山下，曾为清溪令，后隐居佛耳山。中原入闽文人还有：王滌、李绚、王标、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郑璘、郑戬、陈谊、黄子稜等。
（三）在闽国任职的当地文人。有代表性的如：黄滔，莆田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进士，因朱全忠篡唐，愤而归闽。王审知主闽， 表请滔为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当时入闽的中原文人聚集黄滔门下，使其无形中成为当时福建文坛的盟主。著有《泉山秀句集》。《全五代诗》收其诗201首，《全唐文》收其文四卷。徐寅， 莆田人，曾被王审知礼聘入幕，官秘书省正字。《全五代诗》收其诗266 首。更长于赋，《全唐文》、《唐文拾遗》各收其赋一卷。黄璞，莆田人，为王审知幕宾，著有《闽川名士传》等。翁承赞，福清人，曾为闽相，著有《昼锦诗集》，《全唐诗》编其诗为一卷。
二
闽国文人所创作的诗歌，因作者不同而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有：
（一）对闽地秀丽山水的描绘。不少闽地文人，对故乡山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徜徉于清幽的山水中，忘却了世俗的烦恼，写出了许多赞美大自然的诗篇。仅以仙游九鲤湖为例，如徐寅《春入鲤湖》：“到来峭壁白云齐，载酒春游渡九溪。铁嶂有楼霾欲堕，石门无锁呼还迷。湖头鲤去轰雷在，树杪猿啼落日低。回首浮生真幻梦，何如此处傍幽栖。”诗人春日游九鲤湖，被湖光山色所陶醉，流连忘返，萌生了隐居此处之念。郑良士的《游九鲤湖》开头写道：“仄径倾岩不可通，湖岚林霭共溟蒙。九溪瀑影飞花外，万树春声细雨中。”对九鲤湖地形和瀑布作了形象描绘。陈乘的《游九鲤湖》，写出了九鲤湖的环境和诗人的感受。对闽地其他名胜，也有不少佳作。
（二）抒发内心的感慨。面对世态的变化，诗人往往抑制不住内心感情，发出慨叹。韩偓入闽之后，想到中原战乱，写下了不少感叹诗。如在福州所作《向隅》，表现出一种孤寂的心境。在南安桃林溪所作《桃林场客舍之前池半亩，木槿栉比……因作五言八韵以记之》，反映了诗人当时闲适的生活情趣，并流露出济世之志。他晚年在南安写的《安贫》，结尾写道：“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质问世上怎么没有人将选拔人才默记于心，谁会像齐湣王听竽那样认真选拔人才呢？表现了无可奈何的感慨，满腔愤懑化为一声叹息。其《残春旅舍》，通过对唐朝灭亡的感伤，抒发了怀旧之情，于自幸不做贰臣的同时怀有复兴故国之意。徐寅《北山秋晚》中的“心闲缘事少，身老爱山多”，表现了归隐山林之意。其《逐臭苍蝇》表示了对逐肉者的蔑视和厌恶。《楚国史》借历史兴亡抒心中块垒，有一种历史沧桑之感。
（三）寄赠唱和。这类诗在闽国文人诗作中占有一定比例。如韩偓的《赠吴颠尊师》，徐寅的《赠黄校书先辈璞闲居》、《温陵残腊书怀寄崔尚书》，黄滔的《寄林宽》、《送翁员外承赞》，林宽的《送李员外之建州》等，都颇有特色。
（四）对闽地现实社会的描绘。这类诗在流寓入闽的诗人中较为突出，如韩偓《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水自潺湲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如实地描写了从沙县到尤溪沿途所见农村荒凉萧条景象。
（五）咏物诗。这类诗大都借咏物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情，如韩偓于南安县所作《火蛾》：“阳光不照临，积阴生此类。非无惜死心，奈有灭明意。妆穿粉焰焦，翅扑兰膏沸。为尔一伤嗟，自弃非天弃。”借火蛾的遭遇，表达了心中不平之气。徐寅所作大量的咏物诗，涉及之广，可谓无所不包。一些诗句比喻新颖，形象地描绘出所咏之物，如《蕉叶》：“绿绮新裁织女机，摆风摇日影离披。只应青帝行春罢，闲倚东墙卓翠旗。”陈黯的《自咏豆花》等，也别有情趣。
（六）与佛教有关的诗。五代闽国佛教盛行，诗人留下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篇。其内容为：1.对僧人生活的描绘。如韩偓的《僧影》。2.与僧人的赠答。如王继勋的《赠和龙妙空禅师》，韩偓的《寄禅师》、《寄僧》、《与僧》，徐寅的《寄僧寓题》，黄滔的《送僧归北岩寺》、《送僧》，郑良士的《寄富洋院禅者》等。3.浏览寺庙的题记。如徐寅《题僧壁》、《寺中偶题》、《题福州天王阁》，刘乙《题建造寺》等。4.闽国僧人的诗偈。如慧稜的《口占》，常雅的《胥山伍相庙》，文炬的《偈》，清豁的《归山吟》，耽章的《辞南平钟王召》等。
三
闽国文人所写的散文，内容较为丰富，形式多样，其代表性作家如：
陈黯，为流寓入闽作家，晚年隐居同安，其《御暴说》指出刑法的重要：“权倖如之何能御也？曰：‘刑法’。”其《本猫说》叹猫之后代不搏而有食，故捕鼠本领退化，以致“反与鼠同为盗”。其《辩谋》将古代的圣贤不为己谋与近世利欲熏心者进行比较，作者感叹道：“夫古圣贤未始无谋，而不求利于身也。……尧舜有大宝之位，不传于子而传于他人，是为天下之谋得其君也。大禹疏凿横流，过其门而不顾啼婴，是为天下之人谋出其溺也。……近世之谋则不然，小者不过于谋衣食，大者不过于谋禄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见谋。”其《诘凤》、《华心》、《禹诰》、《拜狱言》，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和自己的爱憎。
黄滔的散文内容庞杂、形式多样。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一）描述当时佛教的兴盛。代表性的如《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全面描述当时泉州开元寺的盛况，为后人研究开元寺的珍贵文献。其《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在近3000字的篇幅中，详细地介绍了报恩定光多宝塔建造的经过和缘由，并涉及当时福州许多佛教史实，为研究闽国佛教的重要文献。其《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以近2000字的篇幅，介绍了乾宁四年至天祐二年于开元寺之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的过程。另有《莆山灵岩寺碑铭》、《龟洋灵感禅院东塔和尚碑》、《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等。这些文章，皆为研究五代闽国佛教极为珍贵的文献。（二）书、启、序、祭等。这类文体占黄滔散文的一大部分。其书如《与杨状头书》、《与王雄书》、《答陈磻隐论诗书》、《与罗隐郎中书》，大都借书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其启如《薛推先辈启》、《刑部郑郎中启》等等。其价值有二：一是可考察出黄滔的社会交往。二是可看出当时文人的学术取向。其序如《颍川陈先生集序》，对陈黯生平作了详细描述。其祭，一部分代闽王所写，多为所祭者歌功颂德，用辞典雅；另一部分为作者所熟悉者作祭，代表作如《祭崔补阙》，对崔道融的命运发出深切慨叹。（三）杂文。黄滔散文创作中，最有成就的要算这类小短文。这类文章往往更贴近社会，能折射出社会现实。代表作如《巫比》，从人们为什么喜听巫言而不爱听士言的现实说起，通过层层设问，指出不听忠言听谗言的危害。其《吴楚二医》，以治病喻治国，表达了该帮什么样国家和不该帮什么样国家的态度。其《唐城客梦》、《夷齐辅周》、《文柏述》、《公孙甲松》等，大都借古喻今，语言简明。
杰出的记、志类散文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如：詹敦仁，其代表作为《清隐堂记》，文中记道：“去邑西逾百余里，有山曰佛耳。峭绝高天，远跨三郡，有田可耕，有水可居，予卜而筑之，榜堂曰清隐。若夫烟收雨霁，云卷天高，山耸髻以轩腾，风梳木而微动，寒泉聒耳，戛玉鸣琴，非宫非商，不调自协，非丝非桐，不抚自鸣，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敛，万顷云黄。饥餐饱适，遇酒狂歌，或咏月以嘲风，或眠云而漱石。”全文简洁平静，表现了作者一尘不染的心境。其《初建安溪县记》，详细记录了安溪的地形物产，叙述了安溪建县的原委和经过，极具文献价值。王瞻的《高盖名山院记》，用笔工整典雅，简洁明快。林同颖的《坚牢塔记》，记载了建塔的过程，由此可看出当时佛教的兴旺。黄璞的《观察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陈岩墓志》，介绍了陈岩的生平及其子女，为研究陈岩的珍贵文献。
四
五代时律赋作家辈出，而闽国文人如王棨、黄滔、徐寅等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
王棨所著赋，收入《全唐文》卷七六九，共为46篇，是存赋最多，也是创作表现特定生活经历的抒情赋最多的作家。王棨不把律赋当作获取功名的手段，而是用以抒发自己的感慨，使赋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文体。其《松柏有心赋》云：“彼木虽众，何心可持。惟松柏其生矣。禀坚贞而有之，所以固节千岁，凝芳四时。”借松柏表现自己的志向。《跬步千里赋》云：“彼道虽远，惟人可行。积一时之跬步，臻千里之遥程，亦如尘至微而结成山岳，川不息而流作沧瀛。”表达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白雪楼赋》云：“天未秋而气爽，景当夏以寒生。风触棼楣，仿佛杂幽兰之响，烟分井邑，依微闻下里之声。”把一个私家楼阁描绘得如此摇曳多姿，可谓别开生面。其《樵夫笑士不谈王道赋》、《耕弄田赋》、《三箭定天山赋》、《离人怨长夜赋》、《梦为鱼赋》等，都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一些咏物咏景赋也写得生动活泼，毫无板滞之感，如《珠尘赋》、《鱼龙石赋》、《烛笼子赋》、《琉璃窗赋》、《沈碑赋》、《芙蓉峰赋》、《曲江池赋》、《水城赋》等。其最有名的要数《江南春赋》，作者并不仅只局限于江南春色，而是既写历史，又写现实，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先描写江南春光，从春天的气象、物候着墨，通过泛写再到具体，用“有地皆秀，无枝不荣”，写出江南无处不是春；接着发思古之幽情：“远客堪迷，朱雀之航头柳色；离人莫听，鸟衣之巷里莺声。于时衡岳雁过，吴宫燕至。”将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巧妙地编织于江南春的长卷中，表现了对历史的评价与慨叹，进一步推进了全文的深度。最后回到对现实的批判：“艳逸无穷，欢娱有极。齐东昏醉之而失位，陈后主迷之而丧国。”在对误国的昏君进行贬斥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慨叹。
黄滔所著赋，收入《全唐文》卷八二二，共为22篇，内容广泛，不独追求对偶精巧，而是隐透出作者的情感。如《送君南浦赋》劈头就是“南浦风烟，伤心渺然，春山历历，春草绵绵，那堪送行客，启离筵。”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一种凄凉的环境。《秋色赋》起句就是：“白帝承乾，乾坤悄然，潘岳乃惊素发，感流年，抽彩笔，叠花笺，驱走群言，写抑郁之怀矣。”接着一泻千里，从各个方面极力渲染悲秋之情。《误笔牛赋》以赋的形式铺陈王献之“失手而笔唯误点，应机而牛则真成”的轶事，别有情趣。《魏侍中谏猎赋》表现了唐太宗时魏侍中“恐羽猎以失德，采风骚而属词”的形象，用赋的形式来表现，似还不多见。《以不贪为宝赋》明确表明：“以玉为宝兮，宝之常名；以不贪为宝兮，宝其可惊。”其《景阳井赋》、《课虚责有赋》、《水殿赋》、《狎鸥赋》、《戴安道碎琴赋》等，因脱离功利，也都或多或少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感受。黄滔最为著名的赋为《馆娃宫赋》，作者开头就写道：“吴王殁地兮，吴国芜城；故宫莫问兮，故事难名。门外已飞其玉弩，座中才委其金觥。舞榭歌台，朝为宫而暮为沼；英风霸业，古人失而今人惊。”一下将读者带进一种历史的沧桑之感中。接着极写馆娃宫的繁华，先写布局，接着写气候，再写吴王在宫中的恣意享乐，最后写吴宫破败景象，与上面形成鲜明对照。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兴废之叹，要统治者以夫差为鉴。
徐寅所著赋，《全唐文》卷八三○收有28篇，《唐文拾遗》卷四五收有21篇。绝大部分为律赋。其《斩蛇剑赋》、《御沟水赋》、《人生几何赋》三赋，曾为渤海国所重。代表作如《寒赋》，以帝王之寒与战士之“寒”、农夫之“寒”、儒者之“寒”相对比，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了解和同情，其写农夫之寒云：“荷锸田里，劳乎农事。草荒而耒耜无力，地冷而身心将悴。赋役斯迫，锄耰何利！冻体斯露，疏蓑莫庇。东皋孰悯其耕耘？北阙但争其禄位。今则元律将结，元冬已继。此农者之寒焉，王曷知其忧愧。”可见作者对农夫生活有着深刻的体察。《过骊山赋》表面上描述了秦王朝时“贵蝼蚁于人命，法豺狼于帝德”，“家有子兮谁得孝，国有臣兮孰效忠”的状况，实则借此反映当时战乱频繁的社会现实。徐寅还常借赋来表达自己的治国主张，如《均田赋》认为实行均田就可以消除贫富不均，使人民生活安定，天下太平。《外举不避仇赋》提出在荐人时，“不可疾其贤而失公论，庇其善而显私仇”。《口不言钱赋》抨击了争侈之风。《人生几何赋》、《首阳山怀古赋》、《朱虚侯唱田歌赋》、《垂衣裳而天下治赋》、《丰年为上瑞赋》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徐寅还借赋抒发自己清高不愿从俗的情感，如《涧底松赋》，表达了作者高傲不屈的气概；《隐居以求其志赋》，表达了作者隐居的愿望。
五
五代闽国的文学理论，以黄滔、徐寅的文学理论为代表。
黄滔的文学理论思想，集中反映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一文中。他通过此文表达了以下几个内容：（一）诗歌应刺上化下，文声相应。黄滔指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今以世言之者，谓谁是如见古贤焉？况其笼络乎天地日月，出没其希夷恍惚，著物象谓之文，动物情谓之声。文不正则声不应。何以谓之不正不应？天地笼万物，物物各有其状，各有其态，指言之不当则不应。由是圣人删诗，取之合于《韶》、《武》，故能动天地，感鬼神。”王运熙、杨明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对黄滔这段话有很好的阐述：“黄滔强调文正则声正，即诗的思想内容要合于正道，才能达到刺上化下的作用。他指出天地间万物各有其状态，诗人指言时应当。他所谓当，不是指艺术表现的准确，而是指思想内容的纯正。”黄滔在诗歌的功能方面的观点与《毛诗序》中的“诗教”说一脉相承，同时也受到白居易风雅比兴说的影响。（二）衡量诗歌的主要标准在于其内容而不在题材。黄滔对有人否定妇女题材的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他批驳了妇女题材不能入诗的论调，说明《诗经》中以妇女为题材者就不少，关键看其内容如何。《长恨歌》旨在刺上化下，可使人闻之自戒，应予肯定。（三）评价了六朝和唐代诗歌。黄滔对六朝诗歌评价不高，认为：“不知百卷之中，数篇之内，声文之应者几人乎？”黄滔高度评价了唐代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的诗，认为他们的诗“信若沧溟无际，华岳于天。”黄滔在另一篇《与王雄书》中，痛斥无病呻吟和骈俪之风，认为：“夫俪偶之辞，文家之戏也。”尖锐地指出俪偶文章的浮艳庸俗，谄媚做作。黄滔赞赏王雄之文，是因为王雄能“揭元次山、韩退之之风”，注重质朴而不注重文辞的华美。在《送外甥翁袭明赴举序》中云：“诗言简，赋词饰，不可以叙事。”表示了对文体的看法。在《祭崔补阙（道融）》、《颍川陈先生集序》、《与杨状头书》等文中，也或多或少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徐寅《雅道机要》为五代闽国最为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其内容前半部分为“明门户差别”、“明联句深浅”、“明势含升降”、“明体裁变通”，实为对《风骚旨格》的阐发，如“明门户差别”抄录《风骚旨格》“四十门”中的二十门；“明联句深浅”抄录《风骚旨格》“二十式”；“明势含升降”及“明体裁变通”也把《风骚旨格》的“十势”、“十体”抄录于后。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在“明体裁变通”中认为诗如“人之体象”，形神丰备，而风骨不外露：“体者，诗之象，如人之体象，须使形神丰备，不露风骨，斯为妙手矣”。在“明意包内外”中认为“内外之意，诗之最密也。苟失其辙，则如人之去足，如车之去轮，何以行之哉？”在“叙搜觅意”中认为意象的创造，区别于物象的描写，不应是先有“意”而去找一个“象”来对应，情感意象是意与象交融契合而生：“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构物象属对，全无意味。凡搜觅之际，宜放意深远，体理玄微，不须急就，惟在积思，孜孜在心，终有所得。”
《雅道机要》较多接受了皎然《诗式》的论诗方法，也与当时社会现实有关。如讲诗为“儒中之禅也，一言契道，万古咸知”，是皎然以禅悟诗之法在五代闽国诗论中的延续，也表现了当时文人好禅理的风气，这也与闽国佛教盛行分不开。这种观点对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妙悟”说乃至清代王渔洋的“神韵”说等，亦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