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历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地理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而历史存在的空 间范围，主要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中外学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这个 问题，认识到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对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 识，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的贡献是应当特别受到 重视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也应当 受到重视，这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书籍都是会有启发的。”(白寿彝主编《中国 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出现以前， 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问题上提出过许多卓越见解 ，形成了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理论，值得认真清理与总结。
(一)地理条件与政治盛衰兴替。在人类历史上，地理条件影响着一些国家政权的形式 及其盛衰兴替过程。中国古代史学家自觉从地理条件着手考察历代政治的盛衰兴替，形 成了明确的理论认识。
中国历代政权的建都之地，都是其政治统治的中心所在。中国古代学者认识到，都城 建置的地理条件关系到一代政治统治的安危治乱，都极为重视都城建置的地理位置。西 汉司马迁极为赞赏役夫刘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之策，认为“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 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明地理条件对于巩固国家稳定具有非常关键的作 用。唐代李吉甫阐明建都地域问题“事关兴替，理切安危”(《元和郡县图志·序》)； 杜佑更从理论高度总结了地理条件对于国家政权巩固和统一的重要性：“临制万国，尤 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 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 议!”(《通典·州郡四》)他们都把建都地理条件的优劣看作关乎朝廷治乱安危和盛衰 兴亡的问题，强调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宋代郑樵具有极其明确地从地理 条件考察都城建置与政治统治关系的意识：“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 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大江 自中国之西而极中国之东。天地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 河以为固，吴越依大江以为固。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通 志·都邑略序》)他考察了自开辟以来至南宋历代建都的地理条件，从中总结出历代朝 廷建都立国某些带有普遍性的法则，取得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成就。明末清初顾祖禹着重 阐明地理条件与历代政权的军事成败和政治兴亡的关系，指出“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 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又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 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 天下之大祸。”(《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顾祖禹详细探讨了全国各地山川 险易与国家政权安稳与否的关系，把地理条件与社会盛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理条件与 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
(二)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人类自身的生存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中，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 影响无疑是主要条件之一。中国版图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的地理条件具有很大差异，因 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由于地貌、土质、气候等地理条件的差异， 影响到社会经济中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人口密度、城乡分布的不同特征。在我国古代 历史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形成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和以长江流域中下 游为中心的区域；从局部范围来看，又可以分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区域、以农耕经济为 主的区域和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区域。可以看出，地理条件和区域经济的形成具有直接的 联系，制约着社会经济状况。
中国历代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地理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 物质产品的地域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例如《尚书·禹贡》分别记载了当时 中国版图内九个区域的土壤状况、物产种类和贡赋情况，具有把地理条件和人们的经济 生活联系起来的意识。汉唐时期，中国黄河流域地理条件优越，一直成为我国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司马迁明确形成以地理条件划分经济区域和生产部类的思想：“山西饶材、 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梓、姜、 桂、金、锡、连、丹砂、玳琩、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 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校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 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他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包括以下 内容：第一，全国地理条件的差异造成各地生产水平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二，不同 的地理条件导致了物产的地域特色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同。第三，地理条件的不同决定 了人们从事的生产门类不同，从而产生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代以后，由于北方地区地理条件的不断恶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南移，长江流 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渐渐超过黄河流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明末清初顾炎武明确形 成以地理条件考察社会经济利弊得失的意识，“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 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秩。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对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取得了极其重 要的历史理论成就。第一，把概述全国舆地山川地理状况与记述各地经济状况联系起来 ，认识到地理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揭示出地理条件的变迁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重点记述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出明代以来江南在地理条件方面的优势和 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已经完全取代了关中的位置。第三，不仅注意到国内地理条件， 而且注意到周边国家地理条件及其对中外贸易的影响，反映出在认识地理条件问题上具 有开阔的视野。
(三)地理条件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历史发 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都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有 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夷夏民族之间的差异。先秦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地理 条件对夷夏关系作出解释，形成了理论认识。《左传》、《国语》等书记载了中原华夏 族与周边蛮、夷、戎、狄各族的历史以及相互融合的历程，注意到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 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入 居中原地区，促使人们对民族的融合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作出深入思考，对地理条 件与民族发展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西晋江统著《徙戎论》一文，反对华夷杂处。他 说：“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 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 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而“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 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 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晋书·江统传》)江统反对少数民族迁居内地， 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认识，但他注意到民族形成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受到地理条件的较 大影响，却是正确的见解。隋唐统一全国以后，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更加深刻。唐代 杜佑认为“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 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而周边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地偏，其气梗，不 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通典·边防序》)从地理条件 的差异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面貌。元明清时期，中国疆域 和民族发展趋于定型，史家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也更加统一，形成了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 意识。元代史家认为：“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 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辽史·世表 序》)在元代史家看来，中国境内各民族虽然居住的地理条件存在差异，文明程度各有 不同，但都是中国境内炎黄子孙，形成同源共祖的众多民族，具有民族共同体的性质。 这种历史观念是中国古代史家最正确、最进步的历史认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 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在今天看来，不论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还是居住在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各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不断融合，共同推进了中国历 史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各个时期都出现一些民族政权，甚至出现割据战争 ，但最终能够走向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这是与中国地理条件能够维系中华民族的 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联系密切相关的。
(四)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总是要在一定的地域上 展开，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地理条件，必然要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但是，地理条件并非 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况且人类社会还以主观能动作用改变地理条件，在新的地理 条件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历史发展。
第一，地理条件的变化，可以加速或延缓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理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例如历史上的河流改道、沙漠 蔓延、火山爆发、气候变迁等等，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发生某些变化，造成某些朝代 的盛衰和某些民族的兴亡，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发展进程。春秋时期的苌弘认为：“周之 亡也，其三川震。”(《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他把周幽王时期泾、渭、洛水地动岸崩 的地理条件变化与西周灭亡联系起来，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唐代杜佑指出，周隋时期 强盛无比的突厥汗国，在唐代初年由于“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 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通典·边防十三》)，认为地理条件 的变化导致了突厥汗国的衰败。清代赵翼用“地气”盛衰解释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出周 秦至明清时期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入中原洛阳、开封，最后又转移到北京的历史 过程，认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廿二史札记》卷二○《长安地气》)。他自觉考察地理条件的变迁对历代皇朝政治 统治重心迁移的影响，并试图以一种逻辑思辨形式解释这种历史现象，达到了中国古代 历史理论的最高形式。
第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恩格斯指出：“随 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学者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 强调人类社会对地理条件的能动作用。战国时期的韩非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 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 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 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 禹决渎。”(《韩非子·五蠹》)说明人类通过建造居室、发明用火和治理洪水，改造了 地理等自然条件，由上古进化到中古，推进了历史进程。唐代虞世南指出：“后魏代居 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间，解辫发 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帝王略论》)认为北魏孝文帝 由代北迁都洛阳，改善了鲜卑民族居住的地理条件，加快了进入文明社会步伐，是社会 历史的进步。清代崔述指出人类改变地理条件会产生负面影响：“自生聚日蕃，贫富不 均，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其近山者争觅利于闲旷之地，于是悬崖幽壑，靡不芟 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锄犁之所加，风日之所烁，焦枯燥涸，而云之出渐稀矣 。”(《无闻集》卷一《救荒策一》)批评人类过分掠夺性开垦土地，破坏生态环境，导 致地理条件恶化，造成社会财富衰竭，延缓了历史发展进程。
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表明：继承和总结中国古代学者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互 动关系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中高度重视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不仅具有重要 的历史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建设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