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社与近代中国创新精神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新精神论文,近代中国论文,黄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千年局变，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迅速卷入了西方世界的工业体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古老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先驱者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开始有了西学东渐的概念。
然而，当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还没有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传统文化下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缺乏科学研究的能力和习惯。在努力学习、领会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工业化的先驱们忽略了科学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科学观念的缺失造成近代中国在东西方文化对接时的暂时性迷茫，“先应用而后学理”，急功近利的思维主导了转型期的中国实业家群体，他们“多注重眼前的利得……仅知艳羡外观而忽于探索来源”①，舍本求末为害至深。
“存亡分歧的关头”，能够看得透彻、眼光长远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开始聚集在精英化、使命化的商业英雄身上。希望与无奈的交错让这些“庚子出国”的社会精英们背负了更为沉重的使命与责任，在探索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大课题中，“尽管啼笑皆非的矛盾百出，却有万千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曾不稍自踌躇的应运而生”②，范旭东就是其中“曾不稍自踌躇”的勇敢创新者和“起图补救”的有心者。
一、技术创新机构黄海社的成立
“近代学术技能与经济事业其表现于外者固伟大绝伦，苟溯其源几无不出自研究室”③，创新走向专业化、机构化，创新机构产生的背后是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凭经验和感觉实现技术进步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大型工业来说，“非有精密及长期之研究难期进步改良”④，故“欧美工业家均竭其全力提倡学术研究”⑤。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中，偶然的发明让位于有意识的科学探索，巧合的发现演变成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工业方式，技术创新过程的有效组织及其制度建设，是将创新活动长久地置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制度保证⑥。
鉴于长期研究“工业学术”⑦的重要性，1915年，也就是在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的第二年，范旭东就在工厂内部设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久大研究室“室宽丈许”，条件非常简陋，仅购置了基本的化学分析仪器如蒸馏、干燥、测器、天秤之类，用于解决久大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尤其是鉴定精盐的质量和探索长芦盐产的综合利用。诞生于久大工厂的化验室与久大精盐的产业化结合紧密，久大“货品之创制、副产之处理与利用乃至包装材料之审定，殆无一非先经此室之研究而后实施者”，研究室无疑为久大提供了最基本、最必要的技术支持。
从久大研究室的建立开始，范旭东就一直在精心布局。久大生产和销售方面稍稍步入正轨后，范旭东开始着手其内心中更加宏伟的计划，即利用长芦盐卤制造被外商垄断的纯碱产品。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建永利制碱公司，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成立。但范旭东心里明白，制盐和制碱在技术难度上不属于同一层次，久大制造精盐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研究室能承担制碱技术突破的重任。作为久大附设机构，研究室的研发活动有着明显的研究指向和研究范围，如果黄海社不尽快实现组织独立，存在“变成盐碱两厂辅助机关之形式”，以致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的危险。从研究人员上看，久大研究室由工厂技术人员兼任，虽然范旭东又给研究室增加了一位技师(章舒元)，但他们“于专门研究苦无门径”，由于尚未实现集团内部创新人才在工程和学术上的分工，创新效率势必低下。未雨绸缪已经成为范旭东的习惯，为永利的未来思考，久大化验室难当重任，新的研究内容(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研究)需要“研究室之组织……应实际之要求而加以变更”。
1920年“因感于工厂之化学实验室不敷应用”，范旭东乃于久大工厂附近辟地数亩，添购仪器设备，建造专门的化学工业研究室(这就是此后黄海社的社址所在)，附设图书馆择购世界各国化学方面的专门书籍和杂志以供研究者参考，总计“所费不下十万元之巨”。逆风飞扬需要坚定信念的支撑，投资10万余元创设供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研究所，足可见范旭东之远见和决心，巨大的投资折射出范旭东对技术创新的不变追求。1921年久大新研究室落成，规模比原研究室扩大许多。从中可以发现范旭东的思维变化，研究社的独立初露端倪。
范旭东走得更远，他独辟蹊径，尝试更激进的创新方式——将久大研究室从过去附属的状态转变为专业化的独立形态。要走出这一步，范旭东明白必须首先找到一位能埋头苦干、志同道合，并具备领导才能的学科带头人，经过多方的打探，求友访贤，范旭东从其兄范源濂⑧处了解到唐山开滦矿务局总化学师孙学悟与其要求的完全相符。孙学悟，1919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化工博士学位，成绩优秀，当时哈佛大学有意让他留校任教，后收到开滦矿务局与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邀请，决定回国效力。他先在南开大学任教一年，筹建了理学系。第二年又到开滦任总化学师，成为国内洋商企业中唯一的华人高级职员。在侯德榜的介绍下(侯德榜受范旭东委托前往邀请，他和孙学悟在出国前是清华留美预备班的同班同学，两者同是留美化工博士)，孙学悟进一步了解到范旭东实业救国的理想，这和孙学悟科学救国、振兴实业的志向不谋而合，与范旭东倾心相谈后，他毅然抛弃开滦的高薪和优厚待遇(孙学悟来到黄海社后的薪金不足开滦的三分之二)，于1922年初出任久大研究室主任⑨。
孙学悟的到来对研究室的建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范旭东和孙学悟两人的努力下，1922年8月研究室与久大工厂正式分离，并改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久大新研究室的屋宇及其设备全部移借黄海社以作基础。黄海社设社长一人，由孙学悟担任，另设主任一人，辅助社长处理各种事务，下设研究部和事务部。研究部分为调查、化验、工程三股，各股各设股长一人，辅助主任管理各股事务。事务部主要负责文牍、会计、庶务、图书、仪器、药品等工作，各设事务员一人管理各项事务⑩。黄海社实现组织独立时，也实现了研究员和工厂技师之间在学术和工程方面的创新分工，研究任务由黄海社延聘专家担任，“不复由两厂技师兼任”，但两厂技师仍作为黄海社的“当然研究员”，以使“学问与实施交相为用”(11)。黄海社建立后，陆续添聘了一批化学和化工类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留美的卞柏年、区嘉炜、卞松年、蒋导江博士，留法的徐应达博士，留德的聂汤谷、肖乃镇博士以及获得双科博士的赵之泯。黄海社的高级研究员中主要就是由这些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留学归国人才组成(12)。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范旭东捐赠的久大精盐公司创办人酬金。2.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办人酬金。1924年“永利制碱公司创办诸君因念科学研究不容稍缓，毅然举所应得之报酬金悉数永远捐作本社研究学术之用”(13)。随着永利事业的逐渐发达，这部分分配的酬金相对较多(永利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载有以该公司每年所获纯利二十分之一为创办人之报酬(14))。3.集团内部永利和久大公司提供的特别资助。4.其他社会资助。由于黄海社对社会的贡献日益明显，“外界同情本社之人士日增，拜受物质与精神之鼓励极多”(15)。如在1928年至1937年间，黄海社每年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1万元左右的补助(16)。5.个人或团体委托黄海社研究以及企业家利用黄海社研究成果设厂所得的酬报。6.国民政府补助。1945年底，鉴于黄海社在抗战时期的突出贡献，行政院批准向黄海社拨款法币5400万元(17)。如果按当时法币的价值计算，这笔折合达270万美元的补助金数额之大超乎想象。
在久大、永利的资金支持和国家、社会的资助下，黄海社初具轮廓。经过不断扩充后，黄海社“规模略备”，设有定性分析室、定量分析室、工业化学试验室和动力室等，并附设图书馆，收藏中西图书达5000余种(以化学工业参考书为主)，另订有十多种专门杂志，以供研究人员随时参考。社内组织结构完备，“分有无机两大部，从事合成、分析及发酵、制造诸科目之研究”(18)。在近代落后的旧中国，民族企业建立如此完善的研发机构，实属一大奇观。
黄海社是永久黄团体(由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组成)营造其核心竞争力的组织保证和战略举措，范旭东“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称为本团体神经中枢，意义重大不言可喻”(19)，黄海社独立后，久大和永利两公司承担生产制造任务，而黄海社则专门从事研究开发任务。黄海社的成立展示了范旭东对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史无前例的重视，“我国工厂与研究社并立者当以本社(黄海社)为嚆矢”(20)，持续技术创新实践平台的建立使范旭东的探索直接进入了新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域。永久黄团体因为黄海社而与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保持同步，从而为迎接技术创新做好了准备。从发展的初期开始，永利就和杜邦、法本等跨国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相同把握机遇的能力。相比之下，永利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是其子公司卜内门公司)直到1938年访问美国杜邦公司之后才决定建立中心实验室(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心实验室的兴建一再拖延)(21)。
二、传统与创新——集团神经中枢的示范效应
黄海社独立后，范旭东为之确立了三大目标：“(1)协助久大永利之技术，(2)调查及分析资源，(3)试验长芦盐卤之应用。”(22)黄海社利用长芦海盐成功提炼纯盐酸并试制人造大理石花砖等建筑材料(23)；对长芦盐区苦卤的研究得到了可供企业家设厂之用的成果；对内蒙古碱湖的调查分析与研究、河南硝盐及河东食盐的研究为久大事业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在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突破过程中，黄海社作为集团的研究中心承担了永利纯碱生产线各部分的取样、化验和分析等工作，并在永利大规模制碱工艺的改进和降低纯碱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海社研究人员和永利技师之间职能分工明确，同时又做到紧密配合和良性互动，技术改进的迫切需要带给研发部门的是技术创新的早期责任，本土化拓展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行动空间。然而，在制碱成功后，黄海社陷入了研究目标不明的尴尬境地。作为国内第一个私立化工学术研究机关，黄海社成立初期(1922年-1928年)，“凡百待举”，其中“最感困难者，即寻不出要研究的适当目标”(24)。长此以往，黄海社“将渐失学术研究之真义”(25)。好在他们“惟力是视，决不气馁”(26)，多年未果的探索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斗志，反而激发了探索的热情。
重新确定业务重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创新低潮之后，经过大范围遴选，研究社终于在制碱之外重新发掘出一批新的研究方向。黄海社决定将未来研发的重点放在轻重金属(国防工业急需的材料)、肥料(农业发展所需)、菌学(农产开发)以及水溶性盐类(化工医药)等方面。新的研究方向系“斟酌我国情形，度量本身力量，在大小轻重缓急之间”认真思考后作出的选择，这些研究对象“最切国计民生……(且)均为建国所急需”(27)，黄海社将目光放在国家工农业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所需上，始终将自身的研究目标和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联系在一起。研究方向的改变是黄海社探索过程中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在重新确定研究方向后，黄海社又将开启怎样一段新的航程呢？
1928年永利纯碱的生产和销售都渐入常轨，范旭东开始思考永利新的发展目标，他和黄海社的孙学悟讨论化肥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国外合成氨工业的发展情况，有意确立中国的氮气工业。1931年黄海社重定社章，根据新的章程，特设特别科目室、农业化学室、分析化学室、冶金及机械室以及出版室，其中特别科目室的研究内容就包括“酵菌化学”的研究，而农业化学室则研究硫酸铔工业等相关技术。在政府为创办硫酸铔厂(化肥厂)与外商卜内门、蔼奇进行谈判之前，范旭东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黄海社“于硫酸安摩尼亚问题颇有研究”(28)，研究社一千人等已开始研究、试制氮磷钾肥料，并着手调查各地原料的丰裕情况。1931年邹秉文(29)和范旭东在天津洽商硫酸铔工程之事时，范旭东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拟的《创立氮气工业意见书》请邹秉文转呈孔祥熙(30)。1932年当国民政府正与卜内门和蔼奇交涉之时，黄海社已采用江苏海州磷灰石矿作为投入原料研制磷肥，“以完成中国农肥之使命”(31)。必须感谢多年前的未雨绸缪，黄海社的先期研究和永利的能力积累对承办铔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永利制碱是“延续过去”，(延续久大对海盐的开发传统)，那么农业化学则是纯粹的“开辟未来”。
在新的研究领域，传统和创新并行不悖地成为研究社的研究课题，这给研究社带来了极大的活力。传统领域有着太多的创新可能，众多的创新需求曾经让他们眼花缭乱。1931年黄海化学社更改方针为“不求业务范围之广泛，注重问题有始终，以绝对慎重态度选择问题，用最大毅力进行研究，不得鲜明结论，绝不更易”(32)。耐得住寂寞的守候终于有了结果，在确定黄海社的新研究方向之后，“行见大登彼岸之期，已屈指可待矣”(33)。随着菌学、发酵方面研究的进展，黄海社制成没食子酸及其衍生物，“为发展染料工业奠定了基础”(34)。中国药材的研究已具相当长远之历史，但“海内鲜有用科学方法研究者”，这引起了黄海社研究员浓厚的兴趣，此后，黄海社的“工作以此为最饶兴致”，并小有斩获(35)。在金属提炼方面，黄海社先后研究过复州黏土、山东铝石页岩、浙江平阳明矾、四川叙永的黏土，用各种方法对比制炼氧化铝的各种方案，并成功制取少量金属铝(36)。制药方面的研究成为黄海社经过筛选后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他们利用自身在海洋化工方面的研究造诣直接促进了制药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也使本土的技术创新带上了明显的中国印记。展望未来，黄海社所挖掘的前所未有的种子业务将为重工业、染料工业和新兴制药产业的催生奠定基础。自1922年成立到1934年经“若干迂回曲折”，研究社“始渐得准绳”(37)，黄海社作为集团神经中枢的定位慢慢浮现出来。
黄海社建立的时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转变时期，对传统中国而言，黄海社打开了又一扇未知的大门。充满现代意识的黄海社，在缺乏创新精神的近代中国，适当地刺激了这个传统社会的神经。黄海社除酸碱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外，将酒精、发酵、制药、炼铝等工业纳入中国化的视野之内，在一个严重依赖技术创新的化工产业的激进发展阶段，中国人第一次在短时间内看到了如此多的创业可能。研究社载誉走来，光鲜了人们的视线，加快了近代民族企业转型的决心。
三、改造传统中培养中国社会的创新意识
当世界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和创新对于中国社会还是那么的新鲜。缺少科学的环境下仍没有体现出太多的创新精神，墨守成规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习惯。技术创新在中国无根，时代转型期社会的断裂和失衡让“突然”出现的黄海社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有创造就会有质疑。曾经，许多人怀疑研究社设立的必要性，“嫌这看法太迂缓”，黄海社创立初期经常面对“某社某人不顾生民疾苦，这个时候还在研究室做洋八股”的批评(38)。莫衷一是的背后，是人们对研究社巨大作用的忽视。黄海社成立之初，多少有些四面楚歌的悲凉。然而，范旭东推动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退。
传统社会将研究学理当做“纸上谈兵，不切实用”(39)，他们一直以“技术的应用”来理解西方的科学研究，简单而肤浅，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不愿投资于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理由。改造和“整理”传统工业，可以“推广科学知识，以备新工业之吸入”(40)。用先进科学技术改变传统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以现代研发手段和中国传统行业的结合吸引社会的目光，这不失为改变社会观念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黄海社的技术优势不是用来无节制地开疆扩土，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而是用来唤醒中国的实业家，让他们能够重视技术创新，愿意为未来投资。范旭东已然选择了用行动代替说教，撒播希望的种子，期待并迎接着传统社会的改变。
研究社多年的技术沉淀为改造“农村固有工业”提供了可能。早在1932年，黄海社研究员金培松就已开始收集华北地区的酒曲，并对其进行微生物的初步分离和观察；1935年研究员方心芳从黄海社收集的酒曲、酒醅、葡萄及酱醅中分离出几十种酵母菌，经过研究发现我国酒厂使用的酒曲大多发酵速度缓慢，亟须改进(41)。黄海社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曲阳的枣酒生产、酱油种曲的代制、新式酱厂设计、酿造用水的鉴定、糖色的改良、青岛乾聚源味精油的脱色等技术改进或委托研究的项目，并形成用酒泡测量烧酒浓度的标准方法(42)。
在改造传统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采用实验室对比的方法获得了很多新结论。在孙学悟的带领下，金培松、方心芳等研究员对酒精生产过程中酵母的选择以及发酵温度、酸碱度和营养源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所得结论大多为各地酒厂所采用。在改造汾酒酿造工艺时，他们发现传统酿造方法发酵时间过久，副发酵作用旺盛，原料损失太多，而采用他们的方法后，每百斤高粱平均可生产酒精30斤，明显地提高了汾酒的产量。1935年黄海社研究员谢光遽在孙学悟的指导下对江西苎麻脱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从发酵与化学两方面试验精制技术，得到了细软、洁白且适合于纺纱织布的苎麻材料，大幅提高了细麻布的质量。同时，谢光遽、魏文德、章曼钰等还对江西土法生产夏布作了详细调查，以期加以改良(43)。寄托期待，提供精彩，先进的技术在这里展现，科学的观念得以延伸。
在推进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开拓者们又发现了中国传统产业人才的严重缺乏。黄海社曾用“纯粹培养法”制造酒曲，降低了酒曲的生产成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威海广海泉烧锅(酒厂)的扩大试验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因设备、人才的配套问题，“一时尚难使各地烧锅普遍应用”(44)。范旭东再次捕捉到了这个变化，在社会已经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时候，他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现今所亟要重视的，乃是实地训练已有科学知识的人的场所”(45)。黄海社又将传统产业人才的培养“引为己任”(46)，做创新的幕后推手。在菌学的研究上，黄海社“敞开实验室的大门，欢迎社外人员前往实习”(47)，努力培养发酵菌学方面的人才，“以期促进研究与致用之联系”(48)。
国内对菌学研究的热烈反映和黄海社“极力设法提倡……(并)做文字介绍”(49)是分不开的。1939年黄海社开始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金补助(50)。这笔补助资金虽然不多，黄海社除了用于补助少数几位研究员的生活费之外，还用它创办了《发酵与菌学》双月刊，请方心芳(51)为此刊的主编，这是我国创办的第一个发酵微生物学学术期刊，至1951年止，《发酵与菌学》共出13卷72期，刊登文章233篇(52)，对我国发酵微生物学的学术交流与科学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黄海社的引导下，“各处对于酵菌化学研究之热烈，诚有吾道不孤之感”，而此不过黄海社众多研究内容之一，将来各项研究热潮“当如春潮之来，不能阻止，尤为意中之事”(53)。黄海社以服务社会的经历诠释创新的内涵，通过日益深入的技术扩散活动，多层次、多维度地向传统社会传递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准则。
四、中国创新精神的“前世今生”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文明在沉寂千年之后引发了强烈的骚动，厚重的文明与浮躁的社会并行存在，“旧有的制度文物，无一不受动摇”(54)。在历史的转变时期，范旭东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所在，他一手缔造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从而引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技术进步方式的变革与创新。黄海社的出现是近代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中最有意义、最富希望的事情，黄海社的初期成果“非仅(使永久黄团体)事业之基础赖以补强，即国人忽视学术研究之心理，亦不难因此移转”(55)，很难分清这是打造集团未来的起点还是改造传统中国的国民意识。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时过境迁，当人们亲眼看到研究社蓬勃的生机时，一切质疑烟消云散。富有想象力且不循常规的社会精英们又开始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培植中国的科学观念，他们所“日夕祈求者”即“现代科学在中国国土生根”(56)，他们在计划中国的未来，他们试图成为撑起中华民族明天的脊梁。
然而，欲根本改变已存千年的传统社会谈何容易，这条道路注定充满荆棘，也非常漫长。范旭东、孙学悟没有简单地选择逃避，而是努力尝试重塑本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观念。抗战期间，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孙学悟除参加各项课题的研究外，开始关注经史哲之类的书籍，反思和探索先进科学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落地生根的社会根源。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他们“始知……(黄海社的)最大任务”在于“探究‘发展的要素’以贡献于当世”，因为反思而富有哲理的话语是他们欲改变中国的雄心壮志进一步壮大的又一个信号。作为中国第一家化工研究社社长，孙学悟认为，“发展中国科学”最重要的要素“一为哲学思想，一为历史背景”(57)。在他的带领下，黄海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尝试改变中国的“哲学思想”，形成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点点滴滴地改变这个古老的社会。
中国广土众民，却积贫积弱，中国是炼丹术诞生之地，却是化工技术的落伍者。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的分野造成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逐渐落后于西方社会，文明脚步的放缓使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基本处于“缺席”状态。中国的历代学者重思考、信经验而轻“试验与假设”，中国的哲学思想“侧重于人的心性之探究，于物质之研究，向来视为末节，存而不论”。在探究人性的过程中，中国的研究体系转向“内察与体验”。以日常经验为思考资料，而不是辅以假设，证以实验，必然形成对物质世界“肤浅、笼统”的认识，最终“反为物所役”。中国的古老传统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启了欧洲近代化学研究之门的炼丹术在中国却由“外丹”转至“内丹”，由物质的探究转向无形的冥想，变得“隐约而不可捉摸”。黄海社对于“无自觉的物质”的研究完全推翻了由己及人的“内察与体验”的方法，研究社的存在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反义词，其思维上的超越意义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产业化项目。
“科学要在中国生根，自必鼓动全民的自信力为起点”，孙学悟相信，“历史是……自信力的前驱”，“民族继往开来的意志，全凭历史培养出来”。黄海社在孙学悟的带领下，又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跑者的责任，“虽身处近代科学实验室”，仍“顾及中国的往迹……发挥怀古之幽思”，以极大的热情和魄力为塑造中国本土的创新精神而努力。他们搜集我国与科技有关的历史材料及科学教材，“以培养国民对科学之自信力”。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同样“先有一种假设，而欲证之于实验”，初步具备了现代研究方式的核心特征，虽然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最后“退入玄境”，但未尝不能鼓励国人对化工和科学研究的兴趣(58)。1933年黄海社新图书馆建设完成，除添置海内外杂志报纸和化学类书籍外，还搜集了与中国古代炼丹术有关的历史资料，“欲以探索中国古代化学之渊源”(59)。1945年6月在孙学悟等的努力下，尚处于抗战期间的黄海社设立了哲学部，聘请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熊十力主持研究工作，试图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探求振兴中国科学技术之路(60)。在孙学悟、范旭东的带领下，黄海社努力为中国社会培植一种新的精神力量，黄海社的实践对选择中国的转型路径至关重要。孙学悟和范旭东等社会精英尽到了创新者的责任，他们在坚持与守望中等待群体记忆的恢复。
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是对技术创新的不变信念。如今，技术创新早已被中国的企业家们奉为圭臬，正被国家和社会日益频繁地提起，谁也不会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表示怀疑。尊重科学已成为民族进步的标志，对于当代“受国家、社会的敬仰，潜心学术”从事于技术创新的知识分子来说，范旭东创办黄海社时，研究者需要“和环境争死活”(61)的时代已经是遥远的回忆。谁也没有注意到，“试验与假设”的研究方法在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中毫无根基，在范旭东、孙学悟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的传统观念才渐渐改变，我们很难说中国当代对技术创新的重视没有开拓者的影响。
范旭东、孙学悟等一大批社会精英抱宏远之志愿，集毕生精力追逐并实践自己的梦想。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真实地叙述着知识分子的心愿，他们的身上承载了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体验的是艰辛，感受的是成长，他们留下了希望，他们的行为十足显出中国学人的风格。
注释：
①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②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③本页未注出处之引文皆出自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之概况》，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④1928年3月7日，范旭东致永利塘沽工厂函，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⑤1948年4月24日，“黄海化学研究社补助费案”始末，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永利董监联席会议事录卷》(第4卷)。
⑥李毅、佟福全、李玉平、杨林：《美、日、欧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比较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37期。
⑦“工业学术”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
⑧范源濂(1875-1927)，范旭东之兄长，民国时期三任教育总长，对范旭东的事业有一定的帮助。
⑨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⑩陈歆文、周嘉华：《水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第223页。
(11)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之概况》，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12)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第230页。
(13)1934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之概况》，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14)1924年6月22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敬谢》，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永利公司第四届股东会附属文件卷》。
(15)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16)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17)陈调甫：《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概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编辑组：《化工先导范旭东》，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18)范旭东：《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19)1948年4月24日，黄海化学研究社补助费案，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永利董监联席会议事录卷》(第4卷)。
(20)范旭东：《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21)转引自[美]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的原动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
(22)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23)范旭东改稿：《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24)1934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董事会：《修改章程弁言》，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25)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26)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27)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28)1931年9月7日，范旭东致孔祥熙函，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铔厂前后经过卷之一》。
(29)近代杰出的农业教育家，曾受民国政府实业部委派与卜内门、蔼奇公司谈判硫酸铔合资事宜，对永利创办南京硫酸铔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0)邹秉文：《永利硫酸铔厂建厂经过》，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编辑组：《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06页。
(31)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32)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第333页。
(33)1934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董事会：《修改章程弁言》，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34)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第334页。
(35)范旭东改稿：《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36)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第334页。
(37)1934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董事会：《修改章程弁言》，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38)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39)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40)1934年，《黄海社的个性与地位》，《海王》，第7年新年特刊。
(41)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第266页。
(42)1934年4月20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概况报告》，《海王》，第6年第22期。
(43)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第267-269页。
(44)1934年4月20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概况报告》，《海王》，第6年第22期。
(45)1934年，《黄海社的个性与地位》，《海王》，第7年新年特刊。
(46)1934年，《黄海社的个性与地位》，《海王》，第7年新年特刊。
(47)王培德、赵博泉：《“黄海”三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编辑组：《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65页。
(48)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49)王培德、赵博泉：《“黄海”三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编辑组：《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65页。
(50)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51)黄海社研究员，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作为现代工业微生物学开拓者，他是应用现代微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发酵产品的先驱者之一。
(52)陈歆文：《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第334页。
(53)1934年，《黄海社的个性与地位》，《海王》，第7年新年特刊。
(54)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55)1935年9月2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致碱厂函件，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56)1942年8月，孙学悟：《二十年试验室》，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57)1942年8月，孙学悟：《二十年试验室》，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58)1942年8月，孙学悟：《二十年试验室》，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
(59)194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沿革”，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
(60)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第258页。
(61)1942年8月，范旭东：《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见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创办黄海社经过和工作情况卷》中《黄海化学工业社廿周年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