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本末论文,资治通鉴论文,体裁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0－7326(2011)12－0111－10
一
对于袁枢的史学成就，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盛赞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并称赞袁枢“去取剪裁，其义例极为精密”。[1](P437下)只是撰写提要的馆臣没有向我们举证体现“精密”的实例。①王鸣盛甚至说：“觉《纲目》不作无害，而此书似不可无”。但王鸣盛以为《通鉴纪事本末》不可或缺的理由，似乎仅止于一篇一事的编纂方法“颇便下学”。[2](P942)与以上评价相反，钱穆却直斥袁枢根本不懂史学。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谈到：“《通鉴纪事本末》那一部书，讲史体，是一个创造……可是袁枢实当不得是一位史学家，他这书的内容也不能算是一部史学名著。除掉纪事本末这一个新体以外，他的书实在不很好”，在同篇谈话中，钱穆又说：“只要先读他书的目录和标题，便知他实在完全不懂得历史”。[3](P229－239)钱穆这一将纪事本末体与袁枢本人的学问分开评价的取向，可能脱胎于章学诚。章学诚评价纪事本末体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并认为这种体裁才真正得到了《尚书》的精髓。紧接着，章学诚对袁枢本人的学问作了相反的评价：“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4](P51－52)这段文字只占了《书教》很小的篇幅，章学诚并未针对这一话题有所展开。作为“史学理论家”的章学诚，为何倾心于纪事本末体，却又鄙夷袁枢之为学的言说真义，有待于章学诚研究专家作进一步诠释。钱穆则已经根据自己的观察，对袁枢史学的荒疏作了具体论证。《通鉴纪事本末》不好，不好在哪里？“不好就在他这纪事上”，钱穆如是说。[3](P232)
而本文想指出另一个问题，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在无意中消解了司马光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建立的整体性政治思想，而使历史变得平庸。今日史家很少会盲目顺从科学主义立场，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历史书写。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时，除了惊叹司马光对于文献的高水准掌握之外，不能忘记他是深入参与政治实践、具有成熟政治思想的政治家。《资治通鉴》的书名虽然是宋神宗御赐，但也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司马光撰写这部巨著的根本意图。司马光在自序中说：“稽古以至治”。表面上看，是要通过“稽古”来总结“至治”的规律，事实上，如何“稽古”，依赖于司马光本人如何理解“至治”。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描述，让这些“至治之道”自我呈现。
史学史对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肯定，在于它发明了以事件记录为核心的历史编纂新体裁。而恰恰是以事件为中心这一原则，丢失了上述《通鉴》文本中丰富的内涵，使得历史书写仅仅成为事迹的记录。由于整部《通鉴》构成的政治思想主题非常多，本文拟以拓外与安内关系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二
传统史学中，纪传和编年两大并行体裁的优缺点，已经有过很多简明扼要的评论。纪传体中的本纪部分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字简要，具体的内容会在相关传记或书志中充分叙述。故而“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便成为对纪传体史著的标志性批评。[5](P25)对于编年体来说，一个重要的缺点，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1](P437下)以上无论是对纪传体，还是对编年体的批评，都落脚在历史事件叙述的错乱上。②于是，以“每事各详起讫”为核心特征的纪事本末体，便有了它存在的理由，这种体裁被认为是记载独立事件的最佳选择。
《四库全书总目》卷49开篇为纪事本末体所作总叙，劈头就讲“古之史策，编年而已”。编年体史书果真只是让事件在时间序列中自然展开吗？在通过时间显现前后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历史书写中，没有史家的主观建构吗？在现代史学理论给出否定答案之前，这些否定答案早已存在于《资治通鉴》的文本之中了。我们以《资治通鉴》卷45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的一段记载为例：
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夷者，九隆种也，居牢山，绝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尝通中国，西南去雒阳七千里。贤曰：在今匡州匡川县西。张柬之曰：姚州，哀牢国地。］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华阳国志》曰：博南县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兰仓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兰仓，为它人。”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减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焉。
这是《资治通鉴》中很普通的一处记载，讲述了汉明帝时接纳哀牢夷与治理河患两件事(中括号内的文字，是胡三省的注释内容)。因为这两件事发生时间紧接，于是先后叙述相连贯。按照《资治通鉴》的编修原则，我们可以在《后汉书》中找出这两起事件的史源。《后汉书》卷2《明帝纪》：
(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
《后汉书》对于哀牢王内属和王吴修汴渠这两起事件的具体展开，分别见于卷86《南蛮西南夷传·哀牢夷》和卷76《循吏列传·王景》。
我们阅读《后汉书·明帝纪》的时候，简略的文字很难让我们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们被排列在一起，似乎仅仅是因为恰好在时间上衔接。而无论是阅读《哀牢夷传》还是《王景传》，都不太能激活对于另一篇文字的记忆，更难以想像让一位普通读者在这两篇传记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但若仔细阅读《资治通鉴》的那段记载，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便于比较，我们先将相关史料纳入表一。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看出，《后汉书》中Ⅰ－1和Ⅰ－2这两段文字是时间坐标，而Ⅱ－1与Ⅱ－2分别是相关事件的叙述展开。虽然Ⅰ－1和Ⅰ－2作为两则事件的提纲，连续出现在同一卷中，但由于对具体事迹展开描写的Ⅱ－1与Ⅱ－2分属不同的两卷，使得这两起事件显得没有什么逻辑关系。而且从表面上看，哀牢王内属和修汴渠，也的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光在整合《后汉书》的这些材料时，将Ⅰ－1和Ⅱ－1叠加、省并，形成了Ⅲ－1，又将Ⅰ－2与Ⅱ－2叠加、省并，形成了Ⅲ－2，并且使Ⅲ－1和Ⅲ－2连缀成上下文。将《资治通鉴》的文字和《后汉书》的原文进行对比，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很多细枝末节都被省略了，比如哀牢王内附时具体的户口数，被司马光笼统地概括为“五万余户”，《王景传》的内容更是经过大刀阔斧地删修(被《资治通鉴》吸收的文字，已在表一中用下划线标出)。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是司马光出于节省篇幅的需要。但笔者以为，司马光删节户口、地理等相对重要的细节，却保留了更容易被忽略的民谣，其用心绝非在省文。
与阅读《后汉书》的效果不同，读者在阅读《通鉴》这段内容时，很容易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尤其是读到第二段“恒兴他役，不先民急”这八个字时，会觉得它是在呼应上一个段落中“度兰仓，为它人”的歌讽。如果我们注意到，司马光在谈及河患时，将《后汉书·王景传》中的“未及得修”(Ⅱ－2标波浪线处)，改成了“久而不修”(Ⅲ－2标波浪线处)，通过细微的文字变化着意刻画了当时统治者“不先民急”的主观姿态，就可能会赞同以“恒兴他役，不先民急”呼应“度兰仓，为它人”，正是司马光用心剪裁出的反面政治教材，而不是笔者的过度诠释。
三
关于边裔族群求内附事件，《通鉴》有不少记载，举一个措置与汉明帝相左的例子：
(贞观五年)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6](P6091)
这段文字也被《通鉴·唐纪》的重要参编人员范祖禹采用，收录在他的独立著作《唐鉴》中。奇怪的是，它却既不见诸新旧《唐书》，也不见录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太宗本纪》只书康国于贞观九年(635年)献狮子，③十三年(639年)、二十一年(647年)分别遣使朝贡。④在早于《通鉴》的文献中，只有《贞观政要》记载了这一事件。《贞观政要》作者吴兢所撰《唐史》构成韦述撰写《唐书》的重要史源，而韦氏著作是入宋仅存的唐代国史，[7](P139－140)再加上司马光还能见到部分唐代实录，故推测《通鉴》这段记载和《贞观政要》之间或许有共同的史源关系，但两者文字出入颇多。⑤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唐太宗来说，类似于拒绝康国内附这样的事件，是终其一生仅见的个例，恰恰是好大喜功、开疆拓土才是他贯彻始终的通例。贞观四年(630年)灭突厥而受“天可汗”之号、置四部督府以处突厥降众、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并以其地置西州、贞观十五年(641年)陈大德启太宗伐高丽之心、贞观十八年(644年)议亲征高丽至十九年(645年)付诸行动、贞观二十年(646年)击服薛延陀与敕勒等北鄙民族并置州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复伐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伐高丽，都被范祖禹一一点名批评。[8](P33－35、58－59、62、72－73、75－85)乃至于引诸卫习射于殿庭，也被认为是“志陋”的表现。[8](P24)故而《唐鉴》对于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的评论是：“臣祖禹曰：太宗知招来绝域之弊，而不为然；以兵克者，则郡县置之，其疲劳百姓也，亦多矣。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者欤！然其不受康国，则足以为后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贬哉。”与此相应，不受康国内附这件事为什么只见于《贞观政要》和《通鉴》，而不见于其他史籍，可能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唐鉴》因其略于史迹、详于评论的特点，可以让读者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在相关卷目中对唐太宗拓张政策的集中批评。这些事迹在《通鉴》中虽然散落于线索繁多的编年叙述中，但读者仔细体味，司马光的反拓张立场依然是清晰可辨的。
魏徵、褚遂良反对唐太宗在击灭高昌等异族政权后，将其地盘以内属州郡的方式进行统治，理由是“终不得高昌撮米尺帛以佐中国”(魏徵语，褚遂良的类似表达是“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而无论是从人力还是物力的角度讲，昂贵的戍卫成本必将使“陇右虚耗”，诚所谓“糜弊本根以事无用”。[8](P58、66)《唐鉴》集萃式的史实剪裁，不仅有利于突出魏徵、褚遂良的反拓张立场，范祖禹的评论也明确显示他本人是支持这一立场的。关于范祖禹在历史修纂和政治立场两方面继承司马光的思想，笔者已有另文撰述，不在此展开。[9]我们回到《通鉴》文本，虽然受体裁限制，不能像《唐鉴》那样集中突出作者自身的某一种政治立场，但整部《通鉴》中反对消耗民力以事对外拓张的言论，存在数量依然是庞大的，而司马光本人的立场，也可以通过阅读得知。只是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司马光的笔法比较隐蔽。
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曾因戍守疏勒等西陲四镇而给武则天上过一道奏疏。狄疏原文比较冗长，在五代至宋初的文献中，《旧唐书·狄仁杰传》、《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所收录的文字相近，应当取自同一来源。从细节来看，《新唐书·狄仁杰传》和《资治通鉴》的文字，都是在《旧唐书》等文本基础上删改而成(《旧唐书》等文本接近千字，《新唐书》和《通鉴》各约500字)，只是省并重点有所不同。⑥《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相比，更侧重于强调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穷兵黩武而导致内政灾难的经验，以与当下现实相比，故“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的主题句，在司马光的文本中更容易凸现出来(在《新唐书》中，“非五帝三王之事业”被省略)。可以看出，这一立场和上述魏徵、褚遂良反对唐太宗的论说重心是一致的。下表的文字对勘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史家的关注点在哪里。《新唐书》删去秦皇汉武的具体事迹，摄取了原文更具修辞性的文辞(划波浪线处)，且这部分文字将现状描述隔为两段(下划线处)。《通鉴》则直取秦皇汉武的历史经验与当下相比，形成整齐而对比鲜明的上下文。作为史家，以直观的历史经验来告诫统治者穷兵域外的危险，正是“稽古以至治”手法与目的的双重体现。仅从这个角度而言，《通鉴》的史笔似较《新唐书》更为优良。抛开编年与纪传的体裁畛域，作为通史的《资治通鉴》比作为断代史的《新唐书》有更宏观的认知关照，也更需要考虑长时段历史描述中，其内在的统一性。在《通鉴》文本中，秦皇汉武的作为与唐代的拓边政策，虽然年代相隔辽远，但它们是被作为一个强相关经验群来处理的，而对这些经验背后“至治之道”的抽绎，强烈指向司马光的一个预设政治立场：反武力拓张。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秦皇汉武的作为，还是唐代的拓边政策，在《通鉴》中，都不是彼此独立的事件，司马光不停地激活读者对不同时代同类事件的记忆，而达到反拓张的论说目的，改写狄仁杰奏疏只是众多例证中的一个。撷取魏徵、褚遂良、狄仁杰言论中相关文字，保持主题句所示内涵的一致性，也是达致这一目的的手法。有基于此，本文开篇才提出这样的论点：作为思想整体的《资治通鉴》，是不能以事件为单位进行分割的。
关于狄疏，我们还可以比较《通鉴》与《新唐书》对尾段的不同处理手法，来透析司马光历史书写背后的价值暗示。为便捷起见，仍将不同版本的相关文字纳入表格(见表三)。
《新唐书》以“不见纳”收尾，与“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相比，不仅文字简洁，也显得作者在价值立场上的超然。而该段文字明显简于《新唐书》的《通鉴》，却并不嫌这八个字为累赘，更为关键的是，《通鉴》对“又请”以下文字的处理。新旧《唐书》皆置于疏外的这段文字，论及江南转输问题者，被司马光径删，而复王高氏则被揉进疏文，并以“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的价值评判紧接奏疏。粗看原文，“罢安东以实辽西”是原疏已经提及的内容，司马光将疏外复王高氏的意见与之合并，乃是删除重复。仔细琢磨，当是狄仁杰此后曾另将安东屯守与江南转输问题联系在一起，向武则天提过意见，请复王高氏，前后不可混为一谈。而无论《旧唐书》“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的评价，还是《新唐书》 “不见纳”的陈述，似均指向狄仁杰第二次复王高氏的具体建议。而《通鉴》通过删翦枝节，紧凑行文，以“事虽不行，识者是之”来评价狄仁杰奏疏中看待内外关系的整体观念，其用意仍在凸现批判“邀功绝域”的主题。考虑到《通鉴》梳理文献的精密程度，若以司马光不察此为前后两事而误并，似不具说服力。
《旧唐书·吐蕃传》对唐代的边疆有一番夸耀之辞：“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10](P5236)这样的言论是《通鉴》作者不屑顾取的。虽然《通鉴》在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灭高昌后记载了唐的疆域范围：“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6](P6156)但这段文字在《唐鉴》中是范祖禹抨击唐太宗“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狂大心态的注脚。类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通鉴·汉纪》部分找到。如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有一段论赞是对汉武帝拓张四夷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批评，这段评论经司马光删节后，挪用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拒绝西域诸国内附请求之下。⑦该段文字，班固在批评完汉武帝后，顺带提及了光武帝“远览古今”、对西域诸国的要求“辞而未许”的盛德，司马光借此将它放在光武帝以“东西南北自在也”答西域诸国后，以具体历史事迹为衬托，使光武帝和汉武帝之间有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司马光本人的褒贬立场已经隐藏在班固的言论中了。
四
现在或许可以尝试着来解答本文第三部分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唐太宗拒绝康国内附这样的事件，只见载于《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却不见于其他重要史籍。
《贞观政要》卷9包含了“议征伐”、“议安边”两个相关主题，康国求内附事件就在“议征伐”目下。[11](P476－477)我们阅读《贞观政要》这一卷内容，会惊奇地发现，唐太宗在这里有着与新旧《唐书》或一般历史印象截然不同的形象。虽然讨论这样的话题不能不触及军事活动，但《贞观政要》的作者尽量避免树立唐太宗好战伐谋的形象，因而对大量史料进行了阉割。如谈到灭高昌，在“议征伐”目下，只取侯君集不伐丧的德行，“议安边”下则收录了魏徵、褚遂良复其君长、不以州县处之的建议，唐太宗始则不纳、终则悔过的经过。[11](P477、506－508)至于灭高昌整个战争的过程、唐太宗的意满志得，统统摒弃不用。同样地，对于唐太宗亲征高丽，吴兢记录了太宗两次听从大臣谏议，打消征伐念头；战争启动后，吴兢只选取了太宗亲自为李道宗疗伤这样与战争本身无关的事迹，而对于体现太宗军事才能与战争进程的纪录一概不予录用。[11](P480－488)在这样的叙事系列中，不受康国内附作为正面例证就显得尤其有价值。同卷中，唐太宗两次亲自发表意见，证明“兵者凶器”；[11](P475、484)吴兢还不厌其烦地誊录了房玄龄和充容徐氏谏阻太宗轻用甲兵的长篇奏疏。[11](P485－488、492－494)综观《贞观政要》，除了从谏议者口中，我们还能看出唐太宗是一个好大喜功之徒外，若仅从唐太宗本人的言论来看，甚至会有读者误会他是一个偏好和平的皇帝。
《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于塑造一位相对完美的贞观政治形象，垂范后世，为达致这个目的，吴兢努力掩藏太宗穷兵黩武这一不足取法的侧面。具有相同写作目的的《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不能像《贞观政要》那样随意取舍史料，更无法抹去唐太宗东征西伐的事迹，因此也更需引入不为它种史籍重视的康国求内附事件，以修补贞观政治的形象，而这种修补意图本身，隐含了作者的立场与取向。将这种取向和本文第二部分所举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的叙事参互阅读，读者很容易发现司马光在处理汉唐两大王朝安内与拓外关系的定位上，有着某种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来自司马光对当代政治的看法。根据刘安世的回忆，熙宁初，宋神宗措意开边，司马光曾有疏奏谏阻，只因司马光批评朝政的风格一贯是“只于人主之前极口论列，未尝与士大夫闲谈”，这份奏稿也未曾留下备份，故而人多不知，作为门人的刘安世却有幸知其一二。刘安世说，这道奏疏是针对宋辽战争的，[12](P367上)但揆诸史实，熙宁初没有中央决策的大规模对辽军事行动。《四库全书总目》卷152为《传家集》所作提要改为“论西夏事”，可能是合理的。[1](P1315中)所谓“西夏事”，指的是宋神宗命种谔发兵接应西戎部将嵬名山，袭取夏主凉祚。这件事遭到司马光的反对，见于《宋史》本传。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次持久靡费的行动，种谔也因此遭到贬谪。⑧如果我们嫌这则证据不够直接，那么范祖禹的以下一段文字，可以很好地说明《通鉴》作者群在面对现实政治的外向拓张政策时，采取何种立场：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外域，至熙宁七八年闻，天下愁苦，百姓流离。……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者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以谓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不任其咎。”⑨
从这个角度看，胡三省对司马光的一个批评可能是错误的。《通鉴》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有这样一条记载：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⑩
对此，胡三省纠正说，郝灵荃不过因人成事，授之郎将足以厌赏，并非宋璟有更深远的忧虑而刻意抑制他。(11)其实，郝灵荃如何因人成事，《通鉴》前文有原原本本的记载：拔曳同进卒颉质略斩杀默啜，并将默啜首级献给当时正好奉使突厥的大武军子将郝灵荃。[6](P6719)郝灵荃事件的真相，司马光不可能不知，但他真正在乎的不是郝灵荃事件本身，而在于借这一事件、借宋璟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英宗时期西夏使臣奉命祭吊刚去世的仁宗，押伴高宜却在使臣面前侮辱夏主，英宗宽贷高宜而导致次年夏人入寇；又有负责宋辽边境重镇雄州防守的赵滋，“专以猛悍治边”，屡有纷争。对此，司马光评论道：“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13](P10760－10761)这才是宋璟何以在郝灵荃事件上如此深谋远虑的注脚。
五
那么，以事件整合为基本手段的纪事本末体，如何阻碍了读者理解《资治通鉴》？
我们看前文所举的这些例证，袁枢是如何对他们进行归类整理的。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内附和治理黄河两件事，前者不见于《通鉴纪事本末》，或许是因为哀牢夷事迹太少，不足以成篇；后者被置于卷4“河决之患”条下。[14](P343－344)“河决之患”归纳了从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70年)百余年间河患及其治理情况，乍一看将相关信息总结得很全面。但治理河患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在任何时代都值得借鉴的“治道”，只有将河患作为一个符号化事件，和民生或政治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可能体现“治道”。《通鉴》原文提供的汉明帝为配合哀牢王内附而开通博南山、兰仓江，却不能早为国内百姓排解河患的对比结构，才是“治道”借鉴的关键。或者说，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司马光编辑的反面教材，即帝王治国时本末倒置的案例。《通鉴纪事本末》将它们作为不同事件加以区分，恰恰破坏了这一整体结构。“恒兴他役，不先民急”没有了“度兰仓，为它人”的照应，可被解读的语句内涵就丢失了很多。《通鉴》作者在文辞上删省繁文以凸显核心内容，以及将“未及得修”改成“久而不修”的精致用心，更是白费。去除《通鉴》作者的附加内涵后，“恒兴他役，不先民急”所包含的可解读信息，其实回到了《后汉书·王景传》中的状态，而相应细节却远不如《后汉书》丰富。这种情况下，纪事本末兼优纪传、编年的体裁特点，又从何谈起呢？徒使“通鉴”之“鉴”字无着落而已。这是《通鉴纪事本末》的一个缺陷，即忽略了《通鉴》叙述中不同类事件之间的可能关联。其次，《通鉴纪事本末》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所汇编的同类事件，除个别条目有小幅度的时空跨越，绝大多数都受到时空局限，而观察《通鉴》对不同时空范围下展开的同质事件的处理手法，恰恰是我们理解作者叙述立场的重要方法。
贞观五年(631年)康国求内附事件，被置于《通鉴纪事本末》第29卷“贞观君臣论治”条目下。[14](P2609)该条目的基本编辑原则是集合贞观君臣的治道言论，成为一份微型语录。本文第四部分已经指出，《通鉴》摘录唐太宗拒绝康国内附的行径，意在对比穷兵黩武式的征伐。作者于两者之间的褒贬立场，在《唐鉴》中以“臣祖禹曰”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通鉴》中这层含义需要读者在理解全书叙述倾向的基础上予以把握，本文称之为《通鉴》的“内在语境”。这一语境的本质，是司马光对待安内与拓外关系态度上的统一性。我们来看《通鉴纪事本末》第26卷至第30卷的目录结构(见表四)。
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的事迹主要被包含在第28、29两卷中。在这些条目中，除了“平内难”和“易太子”外，仅“贞观君臣论治”一条涉及文治，其他所有条目的标题都在展示太宗卓越的武功。仅这些标题，也足以将唐太宗渲染成一位积极开拓疆土、取得卓越成效的君主，而这种君主形象正是司马光竭力反对的，这也是他特意选录不为新旧《唐书》所重的拒绝康国内附事件的理由。也就是说，康国事件只有作为对武功形象的否定，才有意义。经过袁枢的改写，这一事件恰恰湮没在“贞观君臣论治”中，而该条所录君臣对话，主题又极其分散。故而，即便从事件归类的角度看，袁枢这次也失据了。作为太宗开拓疆土对立面的康国事件，理应与平突厥、讨龟兹、平高昌等事件相联系，进行合理安置，凸显《通鉴》原文所希望达到的对比效果，却被袁枢归入以君臣对话为形式特征的“论治”条目中。这样的结构，康国事件的意义就很容易被其他论治主题所孤立。虽然这可能不是袁枢的主观意愿，但从标题显示出来的事件排列效果，的确给读者造成了太宗成功开拓的印象，而使司马光引入康国事件失去意义。
袁枢的标题语言，很难做到不具导向性，这种导向性不一定与《通鉴》的原初立场相符。更重要的是，以事件为核心的编撰方法，使读者的视线囿于受时间约束的事件，阻碍了事件的符号化，进而阻碍了得到时间证明、又不受时间约束的“道”的呈现。对于这样的事例，与其进行不甚合理的归类，反不如让它在时间轴中自然呈现，这样至少没有事件标题对读者思维进行限制。
为了将反复出现、形式各异的事件与亘古不变的“道”联系起来，时间错位的对比，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性在对狄仁杰奏疏的处理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狄疏中“秦皇汉武之所行”的具体事迹，为《新唐书》所弃，《通鉴》所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资治通鉴》更注重用历史经验来说明问题，而这些历史经验往往已见诸《通鉴》前文。司马光将狄疏文字处理成直接而显眼的古今对比，正暗示着《通鉴》内在语境的统一性。同时，这样的手法有助于将分布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同类事件作为关联记忆，在读者的头脑中激活。这既体现出编年体通史的体裁优势，也体现了它的撰述目的。事件可以看作符号，关键是事件背后体现的治国原则，也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万世无弊”之“道”。(12)汉、唐这样的统一大帝国时代，都碰到了如何处理安内与拓外关系的问题，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司马光暗示的治国原则是不变的：由于对外拓张必然严重影响国内民生，所以这是应该被放弃的政策。围绕着一个主题，比如安内与拓外之关系，不同时期多起同类事件的叠加，可以加深读者对《通鉴》文本暗示的某一特定治国原则的印象。这种效果正是断代史著作无法企及的。这也正是“通鉴”之“通”字意义之所在。《通鉴纪事本末》中，狄仁杰的奏疏隐藏在第29卷“唐平突厥”条下，该疏的主题没有体现在标题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平面式的事件归类法，只是堆砌了一定时间范围内、围绕着关键词“突厥”展开的相关事件，并没有把握住《通鉴》作者叙述内外关系时的基本立场与指向。汉唐之间分错于时间轴上的立体呼应，也被这一平面归类割断，《通鉴》文本的内在语境也因此遭到破坏。
司马光建构《通鉴》文本的内在语境，其动力来自于他对所身处的政治实践的看法。司马光现实的政治立场，构成了《通鉴》文本的外在语境。前文所举汉光武帝不受西域内附之请、汉明帝受哀牢夷内附、唐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狄仁杰谏罢四镇，看似发生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不同事件，其实它们在《通鉴》文本中，具有相同的主题暗示功能，而这一主题的叙述立场，来自于司马光的现实政治态度。我们仔细阅读《通鉴》，考察其史源，解构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对文本所作的加工，会发现在内外两种语境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联系性，本文所举如何看待安内与拓外的关系，只是众多思想主题中的一个。内外语境之间的这种强相关性，也正是司马光为历史何以能指导现在、乃至将来给出的理由。《通鉴纪事本末》平庸的事件归类法，不仅消解了《通鉴》文本的内在语境，也使得它和原文作者外在语境之间的关联显得晦涩，无论是“通”还是“鉴”，在阅读效果上都大打折扣。
结语
以历史研究为工具、探求“治道”为目的的《资治通鉴》，与司马光自身所处的政治语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司马光通过对史料的剪裁，将这一语境贯穿于通史写作之中。将《通鉴》文本与这一语境剥离，很容易使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书写自我呈现的政治思想遗失。对于司马光这样善于将自己的思想隐藏于固有文本中的学者来说，语境还原的难度要比处理直抒己见者大得多。首先我们必须把被司马光剪裁过的历史书写尽量恢复成它的原貌，而这对于长达294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
《资治通鉴》虽然有119处“臣光曰”，以及多处对先贤史评的征引，可以视作司马光直接表达政治观念的依据，但这些文字和篇幅浩大的全书相比，仍然渺如微芥。司马光更丰富、更复杂的政治思想，往往未及正面表述而隐含于历史书写之中。这些思想恰恰又不宜从孤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需要在一个事件群内部、或几个事件群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而这些事件群并不一定是同类事件，也不一定发生在同一时空中。这样的联系，在被改写成以同一或同类事件为聚合原则的纪事本末体时，很容易被割裂。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袁枢的确没有发现——至少没有尊重——司马光通过不同历史事件间的联系表述政治立场的意图，使得司马光的史料裁剪失去语境，徒具事迹。
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可能衍生出一套新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理论，如《通鉴纲目》，也可能使隐藏于历史现象背后的哲思消失，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孝宗对《通鉴纪事本末》“治道尽在是矣”的赞叹，恐怕是有负司马光的苦心的。这使笔者想起书法史上的名帖：唐代沙门怀仁集王羲之字迹而成的《圣教序》，俗称《集字圣教序》。该贴中的字都采集自王羲之的原迹，但在按唐太宗所撰《圣教序》的文字将它们重新排列时，字体原有的气与势遭到了破坏，这气与势只能在原有作品整体的章法布局中才能得到体现。故书家评云：字字王羲之而非王羲之。其意义也仅在于因集字广泛而便于初学。这与王鸣盛评《通鉴纪事本末》“颇便下学”的评价何其相似。《通鉴纪事本末》字字源于《通鉴》而已非《通鉴》，原因就在于在改写的过程中失去了司马光的写作语境。然《圣教序》得以流传的理由，是因为王羲之的多数真迹早已失传，可假该贴以想望书圣风采。今日《通鉴》原文具在，读者何不取法乎上？
注释：
①相反我们却能找到该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宝应元年(762年)建巳月(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通鉴纪事本末》卷31《安史之乱》只载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载肃宗崩。如此，不惟下文史朝义谓回纥登里可汗“唐室继有大丧”之语不可解，也将误导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理解下文的“上”究竟指谁。关于肃宗的去世，《通鉴纪事本末》将它载于第32卷《李辅国用事》中。
②刘知幾《史通·二体》中对于纪传、编年各自优缺点的概括，基本上是围绕它们是否成功叙述历史事件展开。
③《旧唐书》卷198《西戎·康国》(第5310页)、《唐会要》卷99“康国”条同(中华书局句读本，第1174页)。
④《通典》卷193《边防·康居》云贞观二十一年康国贡献金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56页)，《旧唐书》卷198“康国”条云事在贞观十一年(第5311页)，而《唐会要》卷99《西戎·康国》条则云事在贞观九年十一月(第1174页)。
⑤按《通鉴》惯例，可系年而月份不明的事件，均置之岁末，冠以“是岁”二字。该年“是岁”二字置于“高州总管冯盎入朝”条前，而“康国求内附”条在此之前，在十二月以下，说明司马光确定这件事发生在该年十二月。而《贞观政要》卷9提到该事件时，不仅文字与《通鉴》出入较大，且未明确月份。成书较晚的《文献通考》也提到了贞观五年康国与唐皇朝的交往(卷338《四裔考十五·康居》)，虽未提及请内附事，其依据亦不可知，但考虑到其时文献可供参阅者仍多，故似可作为贞观五年曾有康国使节入唐的旁证。
⑥《旧唐书》卷8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89－2890页；《文苑英华》卷694《边防·言疏勒等凋敝疏》，中华书局整理影印本，第3579页上－3580页上；《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中华书局影明刻本，第11646－11647页；《新唐书》卷11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10－4211页；《资治通鉴》卷260，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524－6525页。
⑦《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28－3930页；《资治通鉴》卷43，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02－1404页。
⑧事参《宋史》卷335种谔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745－10746页；及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神宗熙宁元年相关诸条，顾吉辰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册。
⑨这封题为《论邪正札子》的奏疏，于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表上，收于《范太史集》卷26。《宋史》卷337范祖禹本传也记载了这道奏折，但文字稍异。
⑩《资治通鉴》卷21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724页。《唐鉴》卷4也记载了这件事，范祖禹评论道：“(宋璟)惩人主之好武为天下患之深也。其后明皇卒以黩武至于大乱，何其智之明欤？”因此得出结论，宋璟是一个能“见其始而知其终，沮其胜而忧其败”的贤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本，第114－115页。
(11)胡注亦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第6724页。
(12)司马光在经筵答宋神宗语，杨良仲《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3《英宗皇帝·经筵(神宗附)》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8页。
标签：通鉴纪事本末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司马光论文; 后汉书论文; 旧唐书论文; 贞观元年论文; 唐朝论文; 宋朝论文; 新唐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贞观政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