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比较研究
——以上海和台北为例
孙媛媛1，2，殷宝宁3，刘长春2
(1.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2.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苏州 215011；3.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台湾新北 220)
摘要： 以上海和台北两地代表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对两岸创意产业政策加以梳理总结，一方面指出两岸文化产业园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试图寻找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差异化背后的原因，并对二者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加以阐述。
关键词： 文化创意产业园；上海；台北；比较
作者于2017年至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进行访学，期间对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进行了走访和调研，此次调研覆盖了台北及花莲的几个主要园区。在当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的举措下，台湾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文创园区。由“文建会”推动的台湾五大产业园2012年基本整合完成。除此之外，各地园区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各具特色。台湾既已形成了以五大园区为基地，串联各地方园区，对各个区域文创资源进行整合的发展现状。
1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1.1 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概念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是一个复合词，由“文化”“创意”和“产业”3个词复合得来。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语cultus，原词中有耕作之意，指人类在自然中对土地耕耘和栽培植物的劳作，从中获得收获物，进而引申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养[1]。文化被当成抽象术语使用则是在近代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文化一词强调人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包括艺术、道德、宗教、法律和科学等各门学问[2]。一般而言，文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从人类学角度来定义，认为人类一切劳动成果都被视为文化产品，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被认为是文化活动。狭义上讲，文化常与文学、绘画和表演等艺术联系在一起。
进一步深入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我们需要了解“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3个名词。思罗斯比[3]在《经济学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一项具有创意的生产活动，并且其中具有智慧财产权和传达某些社会意义。产业(industry)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主要指经济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广义上看，产业指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于文化、教育，大到部门，小到行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4]。
英国首相布莱尔在1997年提出创意产业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起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能的产业，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权利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5]”文化产业或可被视为创意产业(Creative Culture)或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和类别在不同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类型和架构。不管以哪种名词定义，皆以“文化”作为基础，再利用“创意”活化整个产业。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将产品赋予文化会提高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艺术创作变成艺术应用，可以生成产业。
1.2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脉络
就总体产业结构时代变迁脉络看，产业经历了早期福特主义(Fordism)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形式”，转变为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及生产专业化机制”。后现代的消费形式则渐朝向流行、设计产品形式，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及生产服务业并同发展[6]。文化创意产业历经不同时代的产业结构变迁渐渐形塑而成。20世纪80年代早期，文化经济已经在各个领域开发成长，英国最早提出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概念，1997年英国为了振兴经济,决心发展知识经济，成立文化体育部，并于1998年和2001年提出《创意产业图录报告》，正式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和类别。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以此带来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都市大众文化消费，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1998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专门负责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定。2000年国务院发布《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地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方向[7]。2006年9月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开始关注文化产业园的建设。2009年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召开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把文化创意产业列入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从多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扶植和推进。此时正值中国经济腾飞，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另外一方面，文化产业软实力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主要动力。2016年11月，财政部新设立“文化司”，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从体制机制上提高文化治理能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央深改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的议题。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台湾于1994年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社会活化计划。1995年“文建会”在文化产业研讨会中提出“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构想，文化产业概念随即成为台湾“社区整体营造”的核心[8]。2000年以后面临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困境，推行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试图以此取代台湾传统高劳动密集型产业。2002年“行政院”提出“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文化创意产业被列为十大重点投资计划之一，并将文化视为“国力”。2012年整合了“文建会”等4个单位的文化相关部门而成立“文化部”。
2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模式
欧美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主要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都市再生空间政策及以艺术主导的都市发展政策。各国皆以创意园区为据点，吸引创意阶层进入城市中心，以奖励、优惠地租或辅助政策鼓励文艺组织、产业工坊和特色产业联盟进驻，重建其历史意义并赋予新的使用功能，强化地方认同感。两岸虽文化同源，但由于经济、科技及政治环境及法律的影响，使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本文以上海和台北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上海M50艺术产业园、田子坊、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园以及台北的1914华山文创园、松山烟厂文创园进行研究。
2.1 台北文化创意产业园
华山创意园区整体定位为“文化创意产业、跨界艺术展现与生活美学风格塑造”[10]。以时尚、前卫和娱乐为规划内容，突出华山园区作为跨界创意的发挥空间，扮演媒合跨界艺术、产业互动的场所，并发展成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育成中心。华山园区以文化资产保留与再利用为基础，将原有的旧工业厂房空间主要改造成展览场地和剧场空间，鼓励跨界艺文创作展演活动。华山文创园的核心功能为：作为顾客和企业的桥梁，给艺术家、商家和企业提供展览场所，文创商品的主要销售渠道等等。
(1)华山1914文创园。华山创意产业园早期为日本芳酿株式会社，1947年改组为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第一酒厂。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北市中心呈现去工业化的发展趋势，90年代城市中心的工业区面临外移，加上烟酒公卖局转为民营化的经营模式，酒厂被迁至城市外围。随着闲置空间再利用的空间政策开始推广，华山和松烟创意产业园在此浪潮下，经由民间社团倡议保存的意见，官方看到了其历史价值，被列入了历史建筑的官方保护体系，并以保存园区工业遗址建筑环境、赋予新的使用功能为发展主旨。2002年起“文建会”开始计划建立华山创意文化园区，作为推广文化产业的特别用地。2007年“文建会”规划“华山创意文化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引入空间整建营运移转计划案”，並由台湾文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依约取得园区经营管理权[9]。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目标为都市再生、遗址活化及再利用以及产业群聚3个方面。台湾“文建会”将园区发展的功能形态归纳为3种类型：创作型创意文化园区、消费型创意文化园区和复合型创意文化园区。创作型文化园区的任务主要为：自主性艺文社群与支援团体之培力机制；国际创意文化交流平台；创意文化知识传习场所。消费型创意文化园区的主要任务为：国家创意文化展示橱窗；地域文化产业推广中心；国民生活美学能力之拓展。复合型文化园区则是结合创作型和消费型文化园区的功能。华山和松烟文创园就是在这种功能想象下的产物。台北的华山创意产业园为创作型文化园区，根据功能要求华山创意产业园主要空间内容为：表演、展示和画廊等展示推广空间；含有创意工作坊、艺术学校终身学习中心的创意育成空间；餐饮、创意产品展售店等文化消费空间。这种海纳百川、汇聚文化的橱窗概念的设计，看似平稳中立的定位事实上是定位不清的没有特色的多功能复合体。
据调研，截至2016年，经上海市文创办、市委宣传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授牌的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共128个，此外未授牌的文化产业园区的数量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但与创新型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本文主要从基础研究投入、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美国的创新战略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我国未来创新发展的改进方向。
2.2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纵观台北华山文创和松山文创，二者在经营范围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定位大致相同——均定位于文化商品展示平台，着重于文化消费市场，从而弱化了生产端的文化培育能力。虽然满足了当地居民与观光客的要求，但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收效甚微，其作为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出现偏差。
(1)上海M50创意产业园。M50创意产业园，其前身为上海春明粗纺厂。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该厂在1999年停止生产。2000年起逐步引入艺术家工作室，成为上海都市型工业园区的代表。2005年市经信委正式挂牌M50创意园。园区以“艺术、创意、生活”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创意品牌，成为上海市著名商标。除了提供办公空间、构筑艺术设计产业生态环境外，产业园还搭建了一系列客户服务和产业服务平台，如为入驻商家提供工商注册、法律咨询和金融服务平台等；面向产业的媒体服务、人才培养和宣传推广等服务平台[11]。
另外从园区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出两岸官方在产业园中所承担的不同的角色。从上海的创意产园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许多创意产业园的发展源于艺术家的自发行为，而后才是官方和相关企业的介入，官方的介入更多的是政策上的扶持和引导。把园区的发展交给市场，创造出自由、多元的环境，有助于园区的发展。例如田子坊文化创意产业园，1998年就开始有文化企业和艺术家入驻，直到2007年官方才发布《上海田子坊发展规划》，而产业园的授牌则是在2009年。从发展历程上来看，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始于民间自发力量。由此看来，两岸官方在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有着较大差异：一个是被照顾被关怀的圈养形式，一个是引导式的放养型。官方引导的方式一方面给了产业园发展以较高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也会出现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
(2)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田子坊位于上海市泰康路上，街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集中了上海从乡村到租界到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建筑，是上海历史街区中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类型最丰富街区之一。1998年区政府依据打浦桥地区的功能定位，开始对泰康路实施改造，一路发文化发展公司进驻泰康路，由此揭开了泰康路上海艺术街的序幕。
中国大陆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按园区性质划分为5种类型：产业型、混合型、艺术型、休闲娱乐型和地方特色型[14]。关于产业园的定位，从官方对于产业园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例如珠海市政府相关文件中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描述如下：“聚集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企业，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并具有相应的服务管理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相应基础设施保障和物理空间的文化产业发展集群区”。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指“在本市范围内，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技术及服务平台，对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示范、带动作用的特定区域。”管理办法中还明确指出“文创园区产业特色鲜明，相关企业和行业集聚，产业链汇集，从事特色产业门类的企业应占园区入驻企业总数(不包括园区内的商业配套服务企业)的70%以上。”从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相关描述中不难看出，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挂牌创意产业园区就其核心功能而言都是创意办公区，园区入驻主体为文化企业，这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类似于早期的科技产业园。从各地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定义来看，中国大陆的创意产业园区更加注重“产业聚集效应”。[15]。文化产业的空间化聚集和文化企业的集群化发展实现了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交换、优势互补和强势扩张，其目的在于达到空间的群聚效应，使艺术家、创作者能够集合到一起促进其发展。上文中提及的嘉定中广国际产业园就是较为典型的以产业聚集为基础的园区。园区中聚集了广告产业的上、中、下游的相关企业，完整的产业链对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台北松烟和华山创意产业园区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以观光和消费功能为主的空间，从商品设计——生产——成品消费的角度来看，大陆的文化产业园区聚集了设计或者生产部门，而在台湾的创意产业园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成品消费一端。
二级学院的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 很多高职院校在实施二级管理过程中，一些二级学院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其财务管理的目标不是很明确。财务管理目标是高职院校财务活动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高职院校二级学院健康发展的保障。由于我国高职院校二级财务管理还处于初期阶段，很多二级学院不能很好地分配和使用资金。此外，很多高职院校具有财权和物权，但是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使得二级学院财务管理非常混乱。
(3)嘉定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基地。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基地是由国际著名设计公司整体打造而成的全新园区。创意产业基地特色明显：行业集中度高，园区由中国广告协会牵头，园区整体以广告业为核心，打造了较为完整的广告产业链；优惠的政策和良好的服务平台成为吸引商家的重要因素，园区企业可以享受到市区两级的减免税政策和人事配套政策。中广国际创造了产业支持平台、创意交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从企业培训和孵化到国际广告节和广告大会的举办再到具体的工商税务方面对企业进行扶植、开展绿色通道，打造了全方位的服务平台支持企业发展。
4)与社交网络的互动不够密切，不够关注分享的强大功能，让个人的AR有趣体验只是成为个人的体验，而无法进行广泛的传播，与当前强大的互联网及其相关思维格格不入。
3两岸创意产业园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
根据以上对两岸代表性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两岸创意产业园在经营内容以及管理模式上存在较多差异。
3.1 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差异
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已经成为过去，不具备一定特色的产品正逐渐被淘汰。全世界各个产业领域都竞相通过文化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期在新一轮的角逐中取得胜利。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与划定范围，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两岸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也有较大区别，成为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台湾对文化产业定义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之形式及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及就业机会之权利，并促进全民美学素养，使国民生活环境提升之产业”[12]。显示当局期许提升人民文化素养，更期许文创产业带动台湾经济起飞。中国大陆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13]。定义中强调了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及娱乐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集合，主要是对文化产业涉及范围的概括。
由两岸对文化产业定义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台湾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中提到的 “促进全民美学素养，使国民生活环境提升”，这两点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及经营中有较好地体现。针对“促进全民美学素养”，台湾的文化产业园开展了多样化的艺术文化公益活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园区中的“美国创新中心”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文化教育交流会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体验课程，以提升民众的美学素养；华山和松山文创园会经常邀请作家或者艺术家开设公益讲座，其目的也是在于“促进国民美学素养”，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渠道。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园在承担发展文化产业经济使命的同时，也为大众生活带来了更多文化上的滋养。
关于定义中提到的“使国民生活环境提升”，其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中得到具体实施和体现。一方面，台湾的文化产业园是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背景下产生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倡导“由下而上、社区自主、居民参与和永续经营”的理念。当局希望通过“社区总体营造”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发掘、保存地方特有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基于旧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以“产业”结合“空间”的发展策略，利用闲置的工厂或仓库，规划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在中国大陆，虽然大部分创意产业园依托旧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但还是存在相当一部分全新规划建设的产业园区。上海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中76%的园区是由老旧厂房改建而来，其余为新建或新建与改建结合。
3.2 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定位的差异
(2)松山文创园区。松山文创园区其前身为松山烟厂，于1998年停止生产。2001年台北市当局将松山烟厂指定为市定古迹，2011年松山文创园区对外开放。松山文创园所属部门为“台北市文化局”，由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运营管理，并引进台北文创公司，签订“松山烟厂文化园区兴建营运转移计划”。台北文创公司由富邦建设和台湾大哥大、诚品生活公司团队共同组成，並邀请日本建筑师尹东丰雄兴建台北文创大楼，希望把松烟文化产业园打造成“全方位文化交流、发表及行销场所，同时也是台北城市文化及知识气质的传播中心与文创经营平台。”
根据复旦大学教授于海及其团队对田子坊586家商铺的调研：“田子坊租金最高的已达到每月8万元，20%以上的店铺经营时间不足一年”。在他的调查样本中，“服装店占到了22.92%，其次是手工艺品和餐饮业，均占14.58%”。由于建筑所有权问题导致房屋所有者在出租对象的选择和房屋租金问题上均处于主导地位，租户的进驻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筛选。虽然成立了“田子坊管理委员会”，但分散与复杂的产权问题导致委员会的意见无法真正落实。田子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从最初的艺术家聚集地到目前的文创商品贩卖地，商业气氛越来越浓。
3.3 两岸官方在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多数归台湾当局部门所有，如台湾的五大创意产业园其所属单位皆为“文化部”下属单位。在园区建设之初相关部门就会对园区功能加以想象和定位。官方在文化产业园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自上而下的主导力，这种官方主导会对园区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在于官方对各个园区功能的总体分配与规划可以尽量避免园区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而消极的作用则在于过份的行政干预会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无法使园区良性发展。中国大陆的创意产业园绝大部分所有权归原来拥有厂房的国有企业。以上海为例，2016年上海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中87%的园区为国有产权，其中仅54%的园区为所有者自主经营，其余部分委托民营或外资企业运营，企业在园区规划和用途上有着较强的主导权，官方起到政策引导的作用，并未对园区建设及发展进行过多干预。
（1）限制患病仔猪的饲料供给，把饲料的可消化能降到正常值的50%。增加饲料中纤维素含量达到20%～25%，以增加肠的蠕动频率，加快食物通过小肠的速度，对便秘的患猪，每头喂服硫酸钠10～25 g或碳酸氢钠2～5 g，或大黄苏打片4～8 g。在日粮中添加健胃消食药物(按说明添加)。
为了使得专业知识更浅显易懂，产前咨询应当配置教具，用于作为必要的讲解示教工具，并对其实际使用效果进行评估。
汪记从最初的个体经营，到如今成为一家集生猪屠宰、鲜肉加工、销售、冷链运输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其发展历程见证了食品行业的变革与升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强到精。这一路走来，历经多少艰辛，又挥洒了多少汗水，只有汪宗星体会最深。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存在许多差异，差异产生原因主要归为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因素。具体而言，两岸文创产业的概念、产业园的定位以及官方扮演角色的不同使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4结论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最具潜力主导产业之一。然而“创意经济”“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均来自西方国家，不适合直接套用于两岸的发展政策之中。两岸文化产业园的发展应当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考虑各自的条件和环境，因地制宜。
近几年，两岸官方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方面不遗余力，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持续增加，繁荣景象背后的问题也陆续出现，其中有些问题共同存在于两岸的文创园区之中：(1)园区服务平台欠缺，目前多数园区的管理停留在物业管理的阶段，对园区的生活配套和产业配套缺乏系统思考，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服务链。文化创意产业园平台提供的产业孵化功能、公共服务等，仍是噱头大于实质，产业盈利主要靠租金收入，未摆脱地产模式。(2)产业聚集程度不高，主导产业不明确。中国大陆园区主要表现在园区入驻企业类型不明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园则主要聚集了产业链下游的销售企业，消费对象为观光客，对带动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3)与周边地区未形成联动的整合效应。例如上海M50创意产业园，附近有不少可以互动的园区或学校，这些资源尚未被有效利用起来。
例如，当电力系统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了故障之后，相关工作人员要在第一时间内和上级进行报告，其内容包括：跳闸断路器的时间与现象，继电设施的基本情况等，发生特别重大故障的售后，还要将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信息加以披露[3]。
部分高校对校训精神宣传工作谋划思考不够，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不能有效整合校训宣传的各类资源，导致校训精神无法深入人心，成为大学生共同的价值取向。目前高校开展校训教育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入学教育、主题讲座和课堂教学等传统模式，缺乏创新，没有做到应势而谋、因势而动，积极开展契合新时代大学生思想特点的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不能很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训的宣传教育中，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实现良好的双向互馈，导致大学生对校训精神认同度不高，无法内化为他们的观念形态和实践动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校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作用。
从国外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得知，文化产业园的设置不仅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场所，更重要的是借由产业服务制度、文化产业培育中心等制度性措施，促成文化产业群聚性发展，构成资讯、知识分享与激发创意的平台基地[16]。目前，两岸均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也都深刻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自签订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两岸贸易依存度及经济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加强合作以及如何对接全球文化产业链是未来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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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on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Cases of Shanghai and Taipei
Sun Yuanyuan1,2, Yin Baoning3, Liu Changchun2
(1.Tianping Colleg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11, China;3. Institute of Art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y,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New Taibei City 220)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in Shanghai and Taipe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policy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cross the Strait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it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across the Strai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trie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across the Strait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two are elaborated.
Key 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ark; Shanghai; Taipei; 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 G124; G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9) 20-0176-06
收稿日期： 2018-11-28,修回日期： 2019-03-01
项目来源：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类项目“城市文脉保护视野下的公共艺术设计研究”(XKR201702)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20.024
作者简介： 孙媛媛(1981—)，女，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与文化；殷宝宁(1968—)，女，台湾台北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与文化、文化资产与博物馆；刘长春(1973—)，男，江苏响水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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