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消费的分析与研究_农民论文

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消费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中国西部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9)02-0133-06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教育优先发展被列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西部省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教育消费水平也逐步提升,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成为衡量农民生活消费质量的重要标志。根据西部12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6年西部12省区的GDP总值达到39301.25亿元,占全国GDP总值209407亿元的18.77%,各省的财政收入总和达到5576.48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37636亿元的14.82%,农业在GDP的比重为16.3%,乡村人口的比重为64.48%,平均城镇化率为35.52%,人均GDP为10740.28元。① 这标志着西部省区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省区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本文就西部省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消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影响西部省区农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农村教育消费是影响农村居民就业、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特定的消费环境中受制于多种因素,主要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

1.刺激教育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集中表现为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政策、制度的调整,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偏好。

一是家庭人口因素。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使得农村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逐步下降,由此导致农村家庭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消费支出方面。如:西部12省区农村家庭平均人口由2000年的4.94人下降为2005年的4.32人,人均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则有2000年的148.71元上升为2005年的216.46元。②

二是政策、制度调整因素。1998年我国实行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教育收费标准逐年提高,一方面是国家投入不足,2000—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8%、2.79%、2.90%、2.84%、2.79%、2.16%,6年平均为2.68%,[1]至今远未达到中央曾经提出占GDP比重4%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扩招消费效应,从有关数据看,2000—2005年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0.3%、66.4%、59.2%、53.8%、48.4%、43.4%,六年平均为57.82%;学费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5.9%、192.6%、184.1%、173.8%、155.2%、140.0%,六年平均为173.6%,[2]两项指标均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参考值。在同等条件下,农村地区接受教育的负担加重,客观上增加了欠发达省区农村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重。

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偏好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不断调整,农民发展致富渠道成为多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知识转变农民命运的重要性,有的农民甚至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难不能难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需求的意愿逐步增强,从而对教育支出产生了扩充效应。

2.抑制教育消费增加的不利因素。集中表现在农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在西部省区的广大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使农民的消费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现象。农民朋友们哪怕再困难,也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一方面,农民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另一方面,遇到逢年过节、走亲串户、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却不顾成本,花费大量的钱财,有的甚至负债累累,也要维护自己的脸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中形成一股不良的攀比风气。盲目求大、盲目求高、盲目求全的攀比心理,制约着教育消费的增加。

二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2000年的1661.03元增加到2006年的2517.38元,增长1.52倍。③ 但是,从西部12省区的实际情况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总体水平低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2006年西部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3587元的70.18%,为西部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46.17元的25.83%。④ 这从根本上制约西部省区农民的总体消费规模。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教育消费水平增长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收入水平的提高才能带来教育消费规模的持续有效增长。

三是农民预期心理因素。一方面,西部省区多为中国典型的农业省份,在中国的版图面积中,西部省区自然条件差,沙漠化、山区面积占比高,环境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仍然是靠天吃饭,今年虽然有个好收成,但是明年如何不得而知,所以在消费支出方面,十分谨慎。另一方面,对农民来说,接受教育首先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改变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命运,当人们这个初衷实现程度低于期望时,对教育需求的热情就不会高,对农村的教育消费也就难以增加。对农村家庭来说,子女接受教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里尚未考虑子女参加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特别是一个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如果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家种田的话,那么农民难免会得出“读书无用论”的结论,这必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有效增长。

二、西部省区教育消费的时空差异

西部省区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典型省份,因此,消费水平参差不齐,教育消费也随之产生“同步振荡”效应。我们从时空角度对西部省区农村居民教育消费进行考察,期望能为西部农村合理增加教育消费提供参考依据。由于相关的统计数据中,未对教育支出数据进行单独归类,本文所用数据以文教、娱乐和服务消费数据来代替,这样客观上扩大了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但是和全国的数据口径是一致的,仍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一)西部省区教育消费的空间差异

1.同一区域内城乡教育消费差异。长期以来,从西部省区的实际情况看,城乡教育的财政补贴悬殊,城镇居民教育具有明显的供给性特征,城镇居民从中受益匪浅。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教育附加等费用的存在,因此农村居民教育具有明显的自给性特征。这样使得城乡居民在教育方面存在明显非公平性特征(见表1、表2)。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2006年的7年间,西部省区城镇与农村居民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突出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由2000年的3.3倍扩大到2006年的3.86倍,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已成为未来农村教育消费增长的首要制约因素。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2006年的7年间,西部省区城镇与农村居民在教育消费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一是消费支出的绝对额农村明显低于城镇,7年中农村不到城镇的30%。未来农民增收的压力很大。二是受消费支出刚性制约,西部省区农村居民的教育意识普遍不强,在有限的消费支出来源中用于教育消费支出的比例明显低于城镇,7年的平均支出占比低于城镇2.58个百分点,这就不难理解多年来西部省区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根本原因。

2.不同经济区域内农村教育消费差异。按照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我们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分析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教育消费的差异状况(见表3)。

从表3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到,无论从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来看,从东部→中部→西部呈现出明显递减状态。西部省区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为东部省区的59.34%、为中部省区的88.84%;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为东部省区的52.19%、为中部省区的83.18%;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比东部省区低1.47个百分点,比中部省区低0.73个百分点。

(二)西部省区教育消费的时间发展差异

1.边际教育消费倾向和平均教育消费倾向的比较分析。消费倾向是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揭示了在一定时期内,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一种函数变化关系。设Y为收入,C为教育消费支出,则C=f(Y)。从教育消费的层面看,平均教育消费倾向是指教育消费支出总量与收入总量的比。即:C/Y。边际教育消费倾向是指教育消费支出增加量与收入增长量的比,即:ΔC/ΔY。笔者用这个逻辑关系分析西部12省区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基本状况(见表4)。

首先,从西部12省区每年平均教育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来看。2000—2006年的7年间,除2005—2006年平均教育消费倾向略有下降外,其他年份呈逐年平稳上升趋势,数据充分说明收入增长是农村教育消费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次,从边际教育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看来看,2000—2006年的7年间,年度边际教育消费倾向变化幅度较大,说明农民收入增量中用于教育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异常。有的年份高于平均教育消费倾向,有的年份则明显低于平均教育消费倾向。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西部12省区广大农村居民的教育意识不强,重视教育的基础不牢固。

2.教育消费支出弹性系数的比较分析。教育消费支出弹性系数是指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百分比。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2006年的7年间,除了个别年份,西部12省区农村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弹性系数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增加农村教育消费有相对稳定的支出来源(见表5)。

三、决策性参考:引导西部省区农民合理增加教育消费的政策建议

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对西部省区的广大农村来说,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及科技知识,是解决农村居民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环节。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合理教育消费,将增加教育消费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是西部省区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促使农民更新消费观念,引导农民合理消费是有效增加农村教育消费的重要前提。帮助农民更新消费观念,最为重要的是要彻底破除小农意识,引导农民由吃、穿、用的单纯物质消费向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方向转变。特别是要根治那些伤风败俗、搞迷信活动、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开支,引导农民追求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为有效增加教育消费创造前提条件。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西部省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四项人均关键性消费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由2000年的76.69%下降为2005年的72.57%,但是教育消费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反而由2000年的11.08%下降为2005年的10.70%,⑤ 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存在增加教育消费规模的较大增长空间。

2.提高对农村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民的教育意识,是有效增加农村教育消费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扩大农村教育消费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城镇,轻农村”的思想倾向。2006年,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约为2.36亿人,占人口总数3.66亿人的64.48%,因此,农民是西部最广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农民生活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也低,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20.61元,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9731.92元的25.9%;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95.60元,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379.81元的29.75%,⑥ 很多农民虽然存在接受教育或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但是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使得农民的教育消费需求受限。因此,重视农村教育消费,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民的教育意识,重组城镇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促进城镇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消费的和谐增长。

3.结合西部实际,多途径开辟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是切实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物质条件。增加农民收入是多年来沉重的话题,对此各省区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措施。笔者认为,就西部省区来说,提高农民素质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农民素质低下,“三农”经济难以实现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因此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免费开办农民科技素质培训,积极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增强农业科技转化能力,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含量,为农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进一步促进农村教育消费的增长。

4.创造条件,改善农村教育环境,调动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是增加农村教育消费的重要环节。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教育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教育消费的增长。对广大农村来说,拥有与城镇平等的教育条件和享受与城镇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西部省区来说,多年来由于受国家“西部支持东部”、“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政策因素影响,东西部差距扩大,城镇与农村的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近65%的农村人口占有约25%的教育资源,35%的城镇人口占有约75%的教育资源。农村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设施落后,教育负担沉重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后,经费投入明显增加,小学、初中辍学率明显下降,但是有些地方政策并没有全面落实到位。虽然,自2006年开始,我国已全面停征一切农业税费,但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还远远不够。就目前来说,当务之急是全面落实国家“两免一补”政策,清理不利于农村教育消费的一切收费;在西部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业的财政支持制度,在义务教育方面,教育经费除了按照中央和地方8∶2的比例执行外,还应构建西部省区各级地方政府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增长的监督机制,以较快的速度改善西部省区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的办学条件,统筹安排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基于西部农村当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中央政府有必要将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向西部农村倾斜,以真正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5.加大扶持力度,扶持欠发达省区农村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农村教育消费,实现和谐发展的关键性手段。西部是我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列的592个国定贫困县名单中,西部12省(区、市)总共有375个,占全国的63.3%。这些地区农村与城镇及发达地区农村的收入存在相当的差距,对扩大教育消费存在许多不利因素,由于这部分人收入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生存消费非常明显,对教育性消费的需求增长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据2006年各省区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为56732.62元,最低的贵州省为5750元,高低相差9.8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9213元,最低的贵州省为1985元,高低相差4.64倍。⑦ 因此,注重对欠发达省区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和支持,尽快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不仅是新农村建设中促进农村教育消费普遍提高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西部省区城乡和谐发展的关键性手段。

[收稿日期]2008—07—13

注释: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西部12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2006年)有关数据计算。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和西部12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按照各省区农村人口总数加权平均计算。

④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西部12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

⑤ 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按照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总数加权平均计算。

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西部12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

⑦ 根据各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

标签:;  ;  ;  ;  ;  ;  ;  ;  ;  

西部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消费的分析与研究_农民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