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发展研究———种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执政理论，必须开展政党发展研究，尤其是执政党发展研究，必须把对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探讨拓展到中国共产党甚至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外，在世界政党兴衰的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执政能力增减的经验教训。从政党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我们至少需要顾及以下几个方面的政党理论发展情况。
一、西方的政党发展理论
政党在西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其间政党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型：其一是从议会内的政党向群众性的政党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原来主要在议会内活动的资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基层组织、扩大党的规模，以增强政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在这段时间出现，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产生就是典型的群众性的政党。其二是战后世界各国纷纷立法规范政党的运作，试图控制政党的腐败现象和寡头化倾向，并以此限制体制外政党，如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发展。一些传统的体制外的政党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政党政治框架，改变党的纲领和组织，变成体制内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和西方的共产党。其三是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层的多样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统的群众性的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论争越来越不能满足政党竞选的需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明显的中间化趋势，政党领袖更多地依赖现代传媒直接面向大众，政党组织的政治动员功能弱化，党员老龄化，政党规模缩小，政党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一些传统的群众性的政党正在向所谓大众化的政党演变。
在政党经历的以上发展阶段中，产生了相应的政党理论和一些影响深远的政党理论家，其中有几个人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与《民主政治和政党组织》。
俄国政治评论家莫伊谢伊·雅科夫列维奇·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最先开始了对政党的系统研究。他于1902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民主政治和政党组织》是政党学的第一部专著。
在这部政党学的开山之作中，奥斯特罗果尔斯基首先通过对英、美两国政党全面系统的考察，阐述了政党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他认为，随着英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党越来越成为新的政治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更主要的是，他指出了政党政治一开始就出现的弊端：为了实施对党员和选民的控制，党的领导干部力图通过党的报刊、意识形态读物和公众集会对选民主体进行政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决策机构相对于选民的自主性越来越大：议会候选人由它来选择，政治战略由它来提供。久而久之，政党就会变得专断、集权甚至独裁。政党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损害了议会制政府的作用，歪曲代表制原则，使议会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他由此得出结论：政党制度必然会导致腐败。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是站在完全否定政党的立场上研究政党的。他试图通过研究找到一种能避开政党现象的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实现完全自由的个人联合。所以，他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政党，扶植联盟”。不管怎样，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对政党所作的比较系统和独到的分析，开创了政党研究的先河。
2.罗伯特·米歇尔斯与《政党：现代民主制度寡头倾向的社会学研究》。①
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根据他在德、意两国参与社会党活动的体验，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政党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米歇尔斯在《政党：现代民主制度寡头倾向的社会学研究》（1911年）这部著作中，提出了政党的“寡头统治铁律”。他认为，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即使它奉行民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烈的寡头政治倾向。他称此为“寡头统治铁律”。他宣称，这个铁律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他强调，政党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寡头统治的倾向，关键在于它是组织。组织正是构成寡头统治铁律的基本要素。因为，有组织，必然有领袖；有领袖，必然有对权力的追求和群众对权力的服从。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使得寡头统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政党组织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寡头统治发展的过程。随着组织的发展、民主的地位下降，米歇尔斯的这一观点对后来人们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赞同米歇尔斯的观点，认为政党日益严重地官僚化的趋势是存在的。官僚的趋势能使即便是强调原则和理论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变得更专心于为其官员和领袖去营私。他强调，社会中起作用的是官僚政治。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党取得政权，都难以改变这一点，都会被迫与严厉而不妥协的官僚政治相妥协。
英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在承认存在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的同时，认为在民主制度的结构下，这种少数人的统治绝不是由一种凭资产或门第形成的寡头来进行统治，而是由那些在品质上和机会上得天独厚的人来进行统治。此外，人民手里还将始终保持着起关键作用的三种必要的职能：第一，他们能够规定政府的目的；第二，他们能够选择政府的领袖；第三，他们能够反抗以致挫败官吏们打算采取的政策。这样，寡头政治的倾向就受到了有效的限制。布赖斯认为，在民主制度中，政党有很多积极的作用：政党使国民的思想保持活跃，使事物摆脱混乱而趋于条理化。假如没有政党把问题提出来，促使人们讨论问题，并引导人们表示同意或反对，那么，公众舆论将流于空泛而不起作用。因此，政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3.迪韦尔热与《政党：在现代国家中的组织与活动》。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是二战后初期政党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于1954年发表《政党：在现代国家中的组织与活动》一书，对整个政党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迪韦尔热肯定了政党存在的合理性，认为政党是任何民主体制所不可缺少的。他指出，政党是解决把“人民”和新的选民群带到政治共同体中去的机制。在这部著作和后来的一系列论著中，迪韦尔热都针对“寡头统治铁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承认政治组织有寡头统治的倾向，但同时强调，在民主组织中，对这种倾向的抵制要强于其他组织。民主组织中有产生和监督领导人的正式程序，即由本组织成员选举领导人，无记名投票，定期更换当选者，由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监督“小圈子”的决定等等，这一切都限制了寡头政治的发展。在这样的组织中，领袖的专制是很难的。民主组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志愿自由参加的团体，领袖如果不能把个人利益和集体目标融合在一起，以保持一致，组织就会失去凝聚力。
迪韦尔热第一次把政党和政党体制区分开来，并从理论上对党的组织、党员、领袖、政党体制类型、政党力量类型、政党与政权的关系等要素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在探讨过程中，迪韦尔热对政党学的大量术语进行了界定，从而建立了政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对于政党学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4.萨尔托里与《政党与政党体制》。
意大利政治学家乔范尼·萨尔托里1976年出版的政党学著作《政党与政党体制》上。这部著作是继迪韦尔热之后创立系统的政党学说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它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关于政党政治的一般理论，因此其覆盖面比所描述的要广泛得多，以致西方学者评价道：“将来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任何研究都将从萨尔托里的分析开始。”
萨尔托里细致地探讨了政党的确切含义。他把政党(party)和宗派(faction)区分开来，认为政党是整体的一部分，为整体的目标服务，而宗派只是为自己的一部分人服务。萨尔托里对以往学者给政党下的十几种定义一一作了分析，指出了它们的缺陷。在此基础上，他把政党定义为：“政党是被官方认定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能够通过选举把候选人安置到公共职位上去的政治集团。”
萨尔托里对划分政党体制的标准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他认为，政党体制不能像过去那样，被简单地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形式。他针对过去政党体制分类简单化的倾向，在传统的政党数量的参数以外，提出了“相关政党”的概念。在他看来，政党体制不能纯粹用政党的数量来划分，而应该依据“相关政党”的数量来计算，因为有的政党并不在政治运作中起什么作用。萨尔托里认为，计算相关政党应当遵循以下两个规则：首先，一个在所有时间里都不能被利用来组成可能的多数联盟的小党，可以被看作是不相关的党。相反，一个小党，不管它多小，如果它在所有时间里都处在决定性位置上，至少在某个时刻是可能的政府多数之一，那么这个党就是相关的党。其次，一个政党，当它的存在或出现影响到政党竞争的策略时，特别是当它改变竞争的方向时——决定着有执政意图的政党从向心的竞争转向离心的竞争（左的或右的，或是二者都有），它就具有相关政党的特征。总的看，既没有联盟潜力又没有讨价还价潜力的政党，就可以不计算在相关政党中。反之，无论是在形成联盟和统治关联的党，还是在反对党的舞台上和竞争关联的党，都应该算作是相关的党。“相关政党”的概念为政党体制的细分提供了可能性。
萨尔托里使用他独特的方法，分析了政党以及政党体制的结构和功能：政党是部分的代表，其主要功能是利益表达；政党体制则是通过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达到一种利益表达和综合的均衡，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尤其可贵的是，萨尔托里也考虑了“非常态”的政党和政党体制——作为“整体”的政党和没有竞争的一党体制甚至无党国家。他认为在一党制的情况下，政党仍然发挥着政治沟通的功能，但这种沟通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主要表现为政治控制，而不是利益表达。他的这种分析打破了在政党研究上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对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进行理性的学术分析成为可能。
5.拉帕隆巴拉和维纳与《政党与政治发展》。
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和维纳主编的论文专著《政党与政治发展》专门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政党作了探讨。这部编于1966年的著作集中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政党研究者的观点，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力图摆脱欧美国家政党的狭小眼界，而把研究对象转向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欧美国家的最初发展阶段）。由此出发，作者们得出了一系列只通过考察欧美政党难以得出的结论和认识。例如他们关于政党产生根源的论述，关于现代化与政党的关系的探讨，关于竞争体制和非竞争体制的明确划分，以及提出用“轮流—霸权”、“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等尺度衡量政党竞争的状态等等，都是从全世界各类不同政党的角度、特别是把发达国家的政党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相结合来认识的。他们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革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演变模式，因而使政党和政党体制也具有与西方政党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还促成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对一党制的选择。
6.亨廷顿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往前进了一步。在他著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一书中，亨廷顿把关注点放在什么类型的政党体制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要求上。亨廷顿对一党制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一党制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首先满足政治稳定的要求，而政治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同时它也能满足权力扩张以扩大参与的要求。当然，他也指出了一党制的缺陷，并把它与优势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作了比较。和许多学者不同，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采用多党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多党制具有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一切弱点，同时又不具有优势党制和两党制等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优点，因而是软弱的政党体制。这种体制往往带来政治不稳定。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在当时西方的政党研究中有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西方政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有关政党发展的重要理念，这些理念已经成为西方政党在政治运作中必须遵守的共识：
1.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
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群众性政党的出现，西方政党学者越来越意识到政党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政党是在直接民主不可能的情况下的次佳选择，政党是联系民众和政府的桥梁，是民众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政党具有表达和综合民意、输送政治精英、政治社会化、抑制过激的政治冲突等功能。执政党最基本的作用是代表人民执掌公共权力，管理国家和领导社会发展。代表性是政党运作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政绩的正面效应（对执政党而言）和负面效应（对反对党而言）则是衡量政党运作和执政效率的主要标志。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的理论实际上为政党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目标。
2.政党有寡头统治倾向。
莫伊谢伊·雅科夫列维奇·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和罗伯特·米歇尔斯分别研究英美政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得出有关政党内在弊端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由于政治组织内在的等级特性和政治人物追求个人权力的本性，政党领袖普遍具有脱离党员群众，损害政党代表对象的倾向。政党的寡头倾向损害了政党追求民主的初衷，削弱了作为政党民主政治的工具的功能，使得政党有退化为只顾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私利，损害大众利益的传统宗派的危险。后来的政治学家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虽然政党的寡头倾向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对政党的外部规范，民主仍然是可欲和可求的，政党仍然可以发挥其作为民主的工具的功能。可以看出，政党的寡头统治理论实际上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提出了政党发展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3.政党体制与政治体系效率的相关性理论。
政党体制是现代政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考察政党政治中的政党数量以及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政治体系整体效率的影响。萨尔托里认为一个政治体系之中合法存在的相关政党的数量，是衡量政党所在的政治市场的竞争性的主要指标。据此，萨尔托里在把政党体制分为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政党体制的类型。被萨尔托里列入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有5种类型：优势党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碎分化多党制；被他列入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党制，二是霸权党制。萨尔托里对政党体制进行比较研究以后发现，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有影响力的政党数量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密切相关。他似乎比较崇尚德国那样的温和多党制，认为这种政党体制既能保持政党间的充分竞争，发挥政党的民意表达的功能，又能避免政党的过分竞争造成政治不稳定。萨尔托里的政党体制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他在试图为政党体制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型。
4.政党与政治发展关系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具有广泛地影响力。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参与的剧烈膨胀反过来会威胁政治稳定；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逐步容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保持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从而保证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②
亨廷顿充分肯定了一党制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一党制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在满足权力扩张以扩大参与的要求的同时满足政治稳定的要求。
亨廷顿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在变动社会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的必要性，二是他关注的焦点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的政党体制选择，他实际上也提出了居于主导现代化地位的执政党需要适时的主动变革。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规范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中国执政党现代化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世界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政党政治的新格局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政党发展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课题：政党政治的衰落，政党发展与科技革命的关系，全球化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政党怎样适应潮流进行改革，等等。当前，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继续丰富着世界政党发展理论。
二、近代中国的政党发展理论
近代中国是政党政治表演的大舞台，各种各样的政党和政党体制都曾经出现过，它们各自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党理论中吸收思想养分，又将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现代化”和“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政党发展的过程中，有关政党发展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特点：
1.改造和发展了传统的党派观念。
在出现现代意义的政党以前，中国具有党派特征的组织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上层社会的官僚宗派组织，一种是下层社会的会党组织。这两种组织在封建社会都是遭到禁止的，与之相关，党派的概念实际就是非法和罪恶的代名词。因而，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为党派组织正名。立宪党人用“党党”之党和“党国”之党的概念将中国古代“朋党”与近代西方政党作了区分，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发展具有传统君 子之党的公义精神和西方政党的公开性原则相结合的政党组织。革命党人则致力于把革命党和传统的会党组织区分开来，认为与传统的会党相比，革命党是既有民主精神，又有纪律约束的政治团体，是具有高度政治道德修养的团体；它是革命事业的发动、组织者，是中国振兴的希望所在。为政党正名的理论实际上开启并论证了在近代中国建立政党的合法性，促进了现代意义的政党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2.引进和改造了西方政党发展理论。
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这些政党都是在西方政党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立宪党人从吸收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出发，并以西方的两党政治为楷模，试图建立中国的政党政治。秦力山呼吁“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并从“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理论出发，阐发自己对政党问题的理解。罗普根据自己对国外政党学说的理解对近代议会政党的概念、组织要素、发生原因、存在意义等基本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梁启超也根据自己对美国等国政治的考察和思考，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发表了对政党问题的见解。与西方不同的是，就政党的作用而言，他们从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情形出发，以为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政党是“福神”、“救星”；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政党是“导师”、“司令官”。这些观点与近代西方政党学说将政党定位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的位置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实际上是开启了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党主导政治现代化功能的先河。
革命党人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道德追求出发，从近代西方的政党分赃制入手，着重批判政党政治的弊端。在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受到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理论和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影响，创立了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发展思想。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民初几年的理论失误。他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党人对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的误解误用。因此，他提出为了国家的自由，必须放弃个人的自由，革命党内部不能讲党员个人的自由；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党员必须无条件地在思想上服膺“孙文学说”，在组织上拥护领袖独裁制；党内不能实行“法治”，只能推行“人治”。在对党与人民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孙中山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人赋”的，是人民经过同专制的斗争取得的；“平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必须实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方略，革命党要包办革命（“军政时期”）、包揽政权（“训政时期”）。
孙中山的政党思想解决了在领导民族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的问题，与此同时，也为后来的中国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和建设民主政治留下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对国民党如此，对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发挥了孙中山政党学说中的消极成分，将“以人治党”、“以党治国”变成了“以人治国”、“以蒋治国”的“党治”理论。中国共产党虽然对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的理解与孙中山有很大的不同，但实事求是地说，“以党治国”的思想对我们也不无影响。对于执政党和政权之间的区别，我们的确是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混淆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界限，把党的机关当作各级政府的上级机关，结果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得机关化、行政化、官僚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近代中国政党发展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大党。针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的政党理论或者党建理论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过程。
例如，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比较成功地克服政党官僚化的经验，如延安整风。但是这种党内自我纠错机制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地被滥用。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认识到群众运动式的整党整风这种党内自我纠错机制的局限，从而定下把党的建设、政治体制建设逐渐转向以法律和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建党治国新思路。即推进决策机制的民主化，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把党的建设由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转变到主要依靠制度建设的路子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提高执政能力、建立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充分发挥政党的民主功能、防范执政党的官僚主义倾向为目标，逐步推进了执政党的发展。在推进执政党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发展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更科学、更求实。从强调执政意识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到凸显党的“代表性”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强调执政能力建设到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与执政实践和社会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努力通过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2.把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拒腐防变作为执政党发展的两大主题，实际上确立了判断执政党建设和执政党发展水平的科学标准——党的执政效率和执政的合法性。
3.明确了党从领导革命斗争的革命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执政党的转变，确立了“三个代表”的政党发展目标，提出“三个代表”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际上这是强调了执政党作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的定位。
4.提出党要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实际上强调了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5.强调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了治党模式从群众运动式的整党整风向经常化的制度制约的转变。
6.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强调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和尊重法律程序、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对社会阶层和入党标准重新界定，则为党的社会基础的扩大和执政基础的巩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7.重新阐释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增加了民意反映和综合的渠道，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政党间监督制约机制，对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意义重大。
注释：
①该书名又被译为《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②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7章，三联书店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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