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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3日—11日，人和机器进行一场世纪之战。最终IBM的计算机“深蓝”以3.5∶2.5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这与克隆羊进而可能克隆人的科技进步一样，令世人震惊。如果说克隆人是“伦理原子弹”，那么机器战胜人便是“理性氢弹”。科学无禁区，必将冲破任何伦理、道德和人性尊严的阻碍，导致21世纪掀起一场伟大的智能革命，创造出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
神话与现实
早在1957年，也就是在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科学形成之后的第一年，人工智能奠基人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决策理论家（不久之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西蒙（H.A.Simon）就预言：“在10年内，数字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除非按规则不许它参加比赛”。[（1）]可是10年过去了，计算机棋手并未成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因此，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H.L.Dreyfus）讽刺说，这是“他们创造出来的神话”。他认为，“关于人工智能研究，与其说象科学不如说象炼金术”。[（1）]然而，现在神话已变成现实，计算机终于打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也是人工智能的一次胜利。尽管如此，我们毕竟等了40年，这个世界冠军实在来得太晚。的确，人工智能既有成就，也有挫折，这是任何新生事物的共同命运。
机器在体力方面早就超过人，它能不能在智力方面也可超过人？这是哲学上和科学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你认为机器在智力方面也能超过人，那末你最好把这样的机器造出来。进行这种智力实验最好的选择，就是机器下棋。在大多数西方人的观念中，奕棋（国际象棋）是纯智力竞赛，棋赛是智力的试金石。1950年，英国著名计算数学家图灵（A.M.Turing）发表《机器能够思维吗？》一文，他希望“在一切纯智力领域内，机器将最终和人相竞争。但是，最好从哪一个领域开始呢？……许多人以为，像奕棋这种很抽象的活动也许是最好的领域”。[（2）]1956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发表《奕棋机》一文。他认为“奕棋问题的研究是想发展可以有实际的应用的技术”。从“奕棋机开始进行研究是很理想的。不管是在容许的动作（走棋子）方面，还是最终的目标方面（将死），问题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既不是简单到了平凡无奇的地步，而又不难求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在给出机器在这类推理方面的能力的明确量度标准之后，这样一个机器可以作为人的对手”。[（2）]
实际上，奕棋机问题早就提出来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匈牙利发明家沃耳夫岗·冯·凯姆丕林用一个称作马艾泽耳自动装置的奕棋机在欧洲大陆招摇过市，获得大量观众，轰动一时。那时出现了许多想解释它的操作的论文，而大多数分析家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所谓自动奕棋机是由一个藏在里面的奕棋能手操作的。这不是神话而是骗局。
1914年，西班牙发明家L.托累士.伊.魁伯多进行了一次诚实的设计奕棋机的尝试，他设计了一个奕一局残棋（由王和堡垒对王）的装置。奕王和堡垒一边的机器不管它的人类对手怎样走，可以在几步之内将死对方。
自从计算机问世之后，人们才开始探索运用计算机奕棋问题。并且博奕（机器下棋也是一种博奕）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期望在1957年以后的10年内能使计算机棋手成为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然而，第一个10年确实是令人失望的。纽厄尔、肖和西蒙的程序走法合乎规则但很不高明，在它的最后一次正式比赛（1960年10月）中，没走上35步，就被一个年方10岁的新手击败。机器下棋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人工智能的一次挫折。德雷福斯却幸灾乐祸地评论说：
“当纽厄尔等人的程序输了五、六局棋的时候——在中局中，他们创造出来的神话正被棋师们挫败——他们保持沉默。三年后，他们又开口讲话时，却没有讲出他们的困难和失望之处，而是好像又从那个神话中止处接续了下去：西蒙在《行为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有一个程序，高度创造性地下了几盘象棋残局，其中含有‘一些组合同棋史中所记载的一样困难’。文章中提了提这个程序把这些残局限制为必须连续将军从而大大减少了相关棋步的数量，但并没有对此加以强调。相反，这里面包含着即使在中局中用近似简单启发法也可下至棋师水平的意思，这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因此，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对博弈的预测几乎已经实现了。由于有了这种进展，随时随地都可以宣称说有象棋冠军的出现。一位苏联控制论者当听到了西蒙对十年间所作的估计时，确实把这一估计说成是‘保守的’。兰德公司的弗里德—格鲁恩伯格（Fred Gruenberger）提出成为世界冠军还不够劲——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比任何人下得都要好的程序’。这种愈演愈烈的混乱，使人们想起了那种理应神奇的能分泌出为自身呼吸所需泡沫的法国兽。
“格林布拉特即使在Mac Hack（程序）的全盛时期也不曾做出任何预言，这可谓他的一大功绩。而至于西蒙和他们的世界冠军程序，是足有十个年头过去了，计算机实现起来充其量不过是C级业余棋手”。[（1）]
格林布拉特编制的下棋程序Mac Hack有较强的能力，它参加了一些比赛，赢了好几盘棋，还击败了这位程序设计者，展现了机器棋手的潜力。因此，1966年，MIT（麻省理工学院）机器人工程的第二把手帕波特正确地评价说，“西蒙的预言作为对该领域研究者们认为是不久将来的一种可能目标的表述，是合情合理的”。[（1）]从原则上说，设计出世界冠军的国际象棋程序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不久的将来”，既不是第二个10年，也不是第三个10年，而是第四个10年。从1989年开始，机器棋手终于可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进行较量，而且展开了一次又一次“人机大战”，如今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人机大战”于1989年10月在纽约艺术馆进行。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与名为“深思”的计算机对奕。“深思”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制造的，它每一步棋能“考虑”6500万个可能性。显然，这是人做不到的。然而，比赛进行两局，结果都是卡斯帕罗夫获胜，因而得到1万美元的奖金。
卡斯帕罗夫下棋能力的打分是2780，“深思”只有2550，稍高于一些象棋大师的平均分。卡斯帕罗夫认为，计算机缺乏足够的辨别和想像能力，它无法意识到它将陷于困境。但他又说，“计算机将来还可以大大改进。在两三年内，它可以同最厉害的象棋大师较量”。
第二次“人机大战”于1996年2月，在费城由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与卡斯帕罗夫比赛。“深蓝”凭自己每秒能运算1亿次的实力，在第一盘交锋中勇敢地击败了它的对手，成为世界上第一台、第一次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机器棋手。然而好景不长，卡斯帕罗夫凭自己的经验，在后五盘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胜2平1负，总比分4∶2打败“深蓝”。人称卡斯帕罗夫捍卫了“人类的尊严”。机器没有“尊严”可言，它会甘心失败吗？不论怎样，机器在第一盘战胜过世界冠军，人工智能毕竟不是幻想。
第三次“人机大战”于1997年5月在纽约曼哈顿进行，仍然是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对阵。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次决战，赛前双方都作了准备。“深蓝”（Deep Blue）已经变成“更深的蓝”（Deeper Blue），速度较去年快1倍，达到每秒运算2亿次，它是“更快、更灵、更深蓝”，专门对付卡斯帕罗夫，向人类智能挑战。卡斯帕罗夫也不示弱，决心还要战胜“深蓝”，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战。遗憾的是，这位12年来无敌手的棋王，居然被一台机器打败。在6局比赛中，“深蓝”2胜3平1负，以3.5∶2.5的总比分战胜卡斯帕罗夫。他在最后一局，完全丧失了斗志，不到1小时便举手投降。往日的冠军风彩，今日不见了。
难道就这样失去了人的尊严？不，卡斯帕罗夫不服气，他还要为人类尊严再战。再战，也许他会胜利，最终捍卫人类尊严。或许他还会失败，又意味着什么？等着瞧吧，好戏在后面。
然而机器却十分平静，它败不馁、胜不骄，就连70万美元的奖金也分文不取，只是默默地展现机器的智能。如果电脑有自我意识，它也会认为自己是迟到的冠军，而不会像卡斯帕罗夫那样认为要等到2010年。不论你怎样想，是惊讶还是哀叹，或是喜悦，这一天终于来到。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展望未来。
机器的智能
棋赛是一种博奕。虽然博奕和游戏都是一个英文词game，但国际象棋比赛毕竟不是简单的儿童游戏。博奕是对策，需要博奕论（Theory of Games）或对策论进行研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发给了三位博奕论的研究者。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称博奕论为竞赛论。并指出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in）合著的《竞赛论和经济行为》开创了一门数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他认为：“第三类是‘实力性和策略性的竞赛’。按照这种竞赛的规则，参加者实力强的和策略运用得当的，就会取胜，相反的就会失败。这里说的实力，包括智力和狭义的体力。智力也是一种蕴藏在一个人身体之内的力量，而且它同一个人整个身体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各种棋类、牌类竞赛都已经很正确地列入体育竞赛的范围之内。”[（3）]
在这一类竞赛中，参加者的素质对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就棋赛而言，智力素质是关键。但外部因素、体力因素和心理因素也有影响。卡斯帕罗夫这次与“深蓝”的竞赛，承受了“沉重的压力”，他赛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这说明卡斯帕罗夫的败阵，与他的体力不佳与心理波动有关，可是计算机却没有这种现象，特别是这台“深蓝”，它是一台拥有32个节点的IBMRS／6000SP超级电脑，其程序是用C语言编写的，操作系统是高度并行系统，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为选手每步所分配的3分钟内计算500亿步，具有200万开局和终局的数据库。这是人不具备的，而恰恰是机器取胜的重要原因。
然而，棋赛毕竟是智力竞赛，机器没有智能、仅凭高速运算和高量存储就可取胜是难以想像的；同样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有智能也令人不易理解。卡斯帕罗夫深有体会地说：“几年前，对于计算机是否拥有智慧我总是抱之一笑。这种很容易用智谋战胜的机器固然计算得很快且多，但是它能有智慧吗？计算机本身分辨不出显而易见的相同或不同，而是通过千万次运算来区分，这根本不能算是智慧。”“然而现在我不再那么肯定了。1996年我在费城同‘深蓝’的比赛迫使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有时我真的会有这台机器偶尔也会有智慧的感觉”。[（4）]智慧是人脑内在因素，智慧的外化体现为智能行为。机器战胜世界冠军，就其效果而言，与人的智能行为是同等的。因此，既不能不说“更深的蓝”有智能，也不能就说机器智能与人的智能没有区别，因为电脑与人脑在一些功能上的相同，不等于在结构上也是相同的。正是结构上的不同，计算机才有高速运算和高量存储的特点。
显然，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是重要的。这次“深蓝”计划设计者之一的许峰雄指出，如何再加快电脑运算速度应该是这次竞赛活动的意义所在。如果有“最深的蓝”（Deepest Blue）”，它要战胜包括卡斯帕罗夫、卡尔波夫、阿南德等人在内的所有高手，按照现代电脑国际象棋专家汤普森的看法，它必须每秒运算10亿次。固然运算速度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像《亚洲周刊》（1997年5月25日）所说：“‘深蓝’下棋只有‘穷举法’这一招，根本没有任何学习功能。”那末，即使计算机每秒运算万亿次，也是不够用的。仅仅计算，单凭“穷举法”，并非人工智能，可能是人工愚蠢。果真如此，机器就没有智能。
国际象棋有10[120]的可能走步，要穷尽所有的走步，并从中选择最佳的一步，即使用每秒运算万亿次的计算机，也需要10[101]年，比地球的历史长得多。除非地球毁灭了，计算机还能一直运算下去。这类问题，就是“指数爆炸”，或者说“组合爆炸”是问题本身性质决定的，与机器的类型无关。因此，不论是机器还是人脑，都不可能选择最佳的一步而确保绝对的胜利。相反，追求“最佳”、“最优”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西蒙用英国一句谚语提醒人们：“最好是好的敌人”。
人脑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能避开“组合爆炸”，下棋时可以走出“高着”，但不一定是“最佳”的一步。这恰恰是机器要向人脑学习的东西。虽然现在的机器不能思维也没有“直觉的方程式”，但可以把人处理问题的方式编入智能程序，使不能思维的机器也有智能，使机器能做那些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做的事，也就是人工智能。
计算机模拟智能，有两种方法：一是算法，二是启发。所谓算法，就是为了使问题得到一个解，而规定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所采取的步骤。一个算法，就是确定一个计算过程的一连串步骤，它应满足两个要求：①应用算法于一定的初始资料上，如有答案，则必能在有限步骤内得出；②算法适用于解决一整类问题，而不只是某一特定问题。
所谓启发式，按照“Heuristic”一词的原意，是“有助于发现的”或“发明的艺术”。启发式程序设计，就是从人的智能行为中得到启发，找出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规律性，把一些技巧、策略、经验法则、简化规则以及其他有助于求解复杂问题的方法，编进程序中。采用启发式设计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缩小所求问题的解答的空间搜索范围，例如机器下棋，采用启发式程序设计，就可以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组合爆炸”。
1962年，塞缪尔（A.L.Samuel）设计的下跳棋的机器能打败美国一个州的棋赛前冠军罗伯特·尼莱，就是基于启发式的程序设计。他输了以后说：“我和这部机器下了一盘棋，它完美无缺，没有一步失误。自从1954年我最后一次比赛失败以来，就不曾遇到过一个人，棋力会象这部机器一样。”但是，当这部机器还是“生手”的时候，甚至连会下跳棋的孩子也能打败它，只是经过许多回合之后才能转败为胜，原因就在于“积累经验”和“进行学习”。这样，机器能体现了人的智能。著名的塞缪尔程序之所以取得成功，因它应用了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能依据经验改进操作。[（5）]
虽然启发式方法对人工智能很有用，许多专家系统采用了启发式程序设计。正是专家系统、知识工程的兴起，为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开辟了成功之路。[（6）]但是，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程序应当卑屈地模仿人的认识过程，而不利用计算机的特有长处——高速运算和高量存储。这次“深蓝”的取胜，也说明机器智能不必死板地模仿人脑。
因此，设计国际象棋的程序，并使机器在“人机大战”中取胜，理应将算法与启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虽然“深蓝”推理技术的资料尚未发表，但国际象棋大师、曾获美国全国冠军的本杰明的参与就具有启发意义。他会把自己的棋艺、技巧、对策和经验贡献给机器的。与本杰明一道工作的其他科学家认为，本杰明帮助他们提高了计算机的能力，使它注意到自己的阵地，使它对战略的“理会”和某些棋子相对重要性的鉴别更深刻。这也许是“深蓝”在选择较佳策略等棋力因素方面有“突飞猛进”的原因。
“深蓝”如何“构想”象棋的每一步？它对每步棋作出决定前，有四个主要考虑：①保王——电脑替王所处位置的安全性估值，以作出防卫棋步；②步调——力求每一步皆有助于操控棋局；③棋子——每只棋子各有价值，但在不同位置和棋局的不同阶段，价值会相对调整；位置——电脑就棋子周围能够作安全攻击的四方格数目估值。控制愈多四方格，愈处于优势。这种“构想”，显然是受到人类棋手的启发。
然而，“深蓝”没有人类棋手“审时度势、纵观全局”的能力，它必需要经过几十亿步的运算，因此又必需采用算法。就此而言，“深蓝”在本质上不具备判断能力，没有全局观，它只是在计算，不停地快速计算。甚至权衡利弊得失在机器内部也只不过体现为某个函数的计算值。“深蓝”不会“犹豫不决”，它只是根据某几个算法，根据描述棋子位置、关系、着法、可能的行走路线、势力范围等等，求解一个对奕的优化着法顺序列，并且按照对手的着法对每一步重新计算，重新估价，调整策略。一旦算出几个可能的着法的评价函数的值，比较它们的大小，就是选择的理由。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对人类棋手而言体现着一种结构，潜在的势力对比甚至“美的韵味”，然而在电脑“眼里”，只是位置的函数而已。[（7）]
为了发挥“深蓝”的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优势，充分利用算法的特点尤其重要。利用算法可以实现智力量化，把下棋走高着、取胜这样质的困难性，化为量的复杂性，运用计算机的高速度和大容量来解决。这种把质的困难性化为量的复杂性，恰恰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反过程。然而，哲学家只发现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还未曾发现质变也可还原为量变。当计算机通过复杂的计算解决质的困难性问题时，又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结果是困难性问题得到解决，便体现了机器智能。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便是又一例。
“深蓝”的软件系统是基于国际象棋知识的系统，建立了丰富的知识库，输入200万开局和终局的棋谱，是众多象棋大师的经验和知识的集成，是集古今智慧之大成，也可称之为国际象棋专家系统，至少是利用了知识工程的方法。这一技术，在决胜局起了决定作用。前5局战平，第6局“深蓝”执白先行。比赛以著名的卡罗—卡恩防御开局，“深蓝”从知识库中找到了这种开局的所有著名的对局，从而最终取胜。
机器下棋要取胜，就得有学习功能。如前所述，塞缪尔的跳棋程序之成功就在于机器学习。西洋跳棋有10[40]的可能选择的走步，比国际象棋简单，它的程序设计尚要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按理国际象棋的程序更要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早在1961年，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就特别谈到博奕机的学习，这种博奕机能使自己根据经验改进自己行为的战略和战术。“让我们假定在每下了几盘棋后，机器都要求暂停而利用它的设备去作其它目的的工作。在暂停的时间内，它不去和对方下棋，而是对所有记录在它的记忆装置上的前面几局棋的情况进行审查，以便确定对各个子，对控子和移子等等的不同估值给予什么权重，才能最有利于取胜。这样，机器就不但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而且从对方的胜利中学习。现在它用新的一套权重值代替老的一套并作为一部新的更好的机器来继续进行博奕，这样的机器就不再是一部死棋性的机器，一次可以取胜它的花招，最后总归要失效。不但如此，它还可以在时间的进程中吸收对方的某些对策。”[（8）]他认为，这样的机器不易被击败。我想，它正好用来对付卡斯帕罗夫的怪招。
“深蓝”获胜的一个秘密，就是每场对局结束后，“深蓝”小组都会根据卡斯帕罗夫的情况，相应地修改特定的参数。“深蓝”虽然不会思考，但这些工作实际上起到强迫它学习的“作用”。这也是卡斯帕罗夫始终找不到一个对付“深蓝”的有效办法的主要原因。[（9）]尽管这种学习与塞缪尔编制的能自行改进的程序所实现的机器学习不同，但毕竟不是“根本没有任何学习功能”。只不过是由人辅助的机器学习，体现为“人机复合智能”。人机协作也是人工智能的一条可行的现实途径。
人类的尊严
机器有智能，它在“人机大战”中战胜人，意味着人类尊严的丧失吗？
卡斯帕罗夫赛后表示，他的对手并不是“深蓝”主机，而是参与“深蓝”计划的全体科学家，“是一群人如何运用电脑的硬、软件来向一个人的智慧和反应挑战”。所以，《亚洲周刊》（1997年5月25日的另一篇文章）说，“电脑胜人脑，华人是赢家”。因为这群人中的主要人物是来自台湾的许峰雄和谭崇仁。这一看法是指电脑的背后是人，它是由人制造的，也是由人操作的，虽然电脑胜人脑，实质上还是人的胜利；人的尊严不是降低了，反而提高了。难怪卡斯帕罗夫不服气，仍然高傲！可是别忘了，“深蓝”的程序是自动运行的，输赢不是许峰雄们暗中敲定的。有时电脑走出的怪着，令谭崇仁们也惊奇。
国际象棋联合会冠军卡尔波夫说，“深蓝”战胜的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人类。他认为，这台计算机是可以战胜的。这一看法意味着人类没有丧失尊严，只有卡斯帕罗夫一个人丢了面子。因为卡尔波夫、世界排名第二的棋手阿南德……等人可以战胜“深蓝”。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好手都失败了，或者说计算机能战胜任何人，人类尊严还能不动摇吗？
许峰雄认为，电脑和人脑下棋各有所得，其实都是赢家。他还指出，如何再加快电脑运算速度应该是这次竞赛活动的意义所在，“因为节省时间毕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谭崇仁重申，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应用科学实验是希望通过国际象棋这一规则较简单的形式，探讨充分发挥电脑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将对药剂学对比研究、金融风险评估和各种公共决策等产生助益。依据他们二人的见解，这次竞赛应是科学的胜利，即检验了计算机的能力，也提高了人脑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涉及人类尊严问题。
计算机的能力还会再增强，IBM正在为美国能源部研制每秒运算3万亿次高超级计算机，将用于模拟核爆炸。这种新计算机是模拟武器试验计划中的一种，叫做“蓝色选择”。如果这种新计算机用于下棋，将会无敌手。更重要的是它可用于军事对策，特别是未来战争是博奕型战争，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智力而不是武力，更需要对战略、策略进行对策模拟，这样就能先进行一场虚拟战争，再进入实战。下棋是博奕，战争是更大的博奕。计算机下棋只不过是虚拟战争的前奏。因此，不是电脑战胜人脑，而是人战胜人。试问人类尊严在何方？
不论是人的尊严还是人类尊严，都需要作价值判断。就这次“人机大战”而言，由于负者只获得40万美元奖金而不是70万美元，就认为失去人的尊严，这是金钱价值观，如果认为负者不如胜者智能高，这是智能价值观，能否由此而断定负者的智能价值是40万美元呢？实际上，智能是无价之宝，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从智能价值观看，智能是财富，智能是资源，智能是比金钱、土地更为重要的资本。智能就是力量，它推动物质经济转向智能经济，促进工业社会进入智能社会，导致世界财富的一次大转移，转移到开发智源、创造知识的高智者手中。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财产达140亿美元，就是由高智能创造的，是用高智能开发软件挣来的。然而至今还没有一种经济学能阐述智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需要一种新的智能经济学进行研究。
工业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是经济人。这种人，讲究经济效益，追求物质财富，视金钱为价值尺度，难免大鱼吃小鱼，进行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经济人实属“经济动物”，“人为财死”与“鸟为食亡”是同一类，为了自己，排斥他人。这种人的信条是：人是自私的动物，机器奴隶是被利用的驯服工具。在这里，有什么人的尊严、人类尊严！
由工业社会发展到智能社会，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就由经济人转移到智能人。这种人，讲究思维效率，追求智力财富，视智能为价值尺度，进行求发展的智力竞争，从而脱离动物式的生存竞争。
智能人的特点是具有智能价值观，重视开发智源，既开发自然智源，又开发人工智源，并在开发智源过程中发展自己的智能。从智能价值看，机器智能与人的智能都有价值，应该一视同仁。机器智能既不是洪水猛兽，人的智能也不是唯我独尊。因此，智能机与智能人在智能面前一律平等，不受歧视，不分尊卑。
人类的尊严是上帝赋予的还是自封的？上帝是全能、全智的，它只把智能、尊严给予男人和女人，而不给动物和机器。如果是人类自封的，那末人类便是全能、全智的，他不允许机器分享智能。过去拉美特里说：“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
智能是人的特权吗？它使人类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吗？
智能是人特有的，还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不同的哲学观点，有不同的回答。断定智能是人特有的，必然坚持“人为万物之灵”，故人有不可侵犯的尊严。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
智能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智能观不同，它坚持大智能观，智能并非人特有的，而是自然演化的必然产物。智能主义由物理空间走向智能空间。生物智能、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在智能空间中各就各位，体现智能的层次性、阶梯性，表明智能是进化的、相互作用的。不同层次的智能，智能度是不同的。植物有很低的智能，处于智能空间的一个极端；人有很高的智能，处于智能空间的另一个极端；石头没有智能，处于智能空间的坐标原点。虽然，动物智能与人的智能处于同一智能空间，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动物智能只能处理信息、选择适应性行为；人的智能则能处理知识，选择优化行为；机器是模拟智能，既可模拟动物智能，又能模拟人的智能，选择相应性行为。[（10）]
然而，在地球的智能空间中，并不能容纳星外智能，何况宇宙中并非“只有一个地球”，尚需宇宙的智能空间，容纳更多的星外智能。在那里有外星人的智能，外星动物的智能，外星机器的智能。尽管地球智能一直在寻找星外智能，至今没有信息；但是，地球的理智判断，宇宙的智能空间不仅存在，而且太大，大到难以寻找的程度。很可能人类智能还处在宇宙智能空间的最低层，尚不具有可与星外智能进行对话的能力。
智能是智力的外化，是物质自我发展的高级现象，是自然演化的一个层圈：地圈→生物圈→智力圈。正是智力圈使演化着的宇宙进行自我认识，创造星球文明，展现智能的光辉五彩缤纷，照亮全宇。人的智能只不过是宇宙光环上的一个小小的亮点。如果没有大自然的支撑，就会暗淡无光。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球文明才会光芒万丈。只有人与机器和平共处，才会有人机文明的辉煌未来。
共生的社会
“人机大战”是人机竞争的序幕，展现着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新时代，我们称作智能时代。21世纪“人类将面临一场‘智能革命’，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生命科学是主导科学”。[（11）]看来，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这种结合又会促进智能革命。
1997年，接连发生两大历史性的事件：公开克隆羊问世和机器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深蓝”冠军和克隆“多莉”携手迎接新时代的来临。这两件事好像是偶然的巧合，实际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然而，悲观主义者却垂头丧气、慌恐不安，似乎大难临头，人类尊严在一片哀叹声中消失。乐观主义者则欢心鼓舞，深信未来是美好的，美好的未来需要去创造。让我们用智慧和科学去创造未来，创造新事物，创新新社会。让我们抬起头、举双手来迎接智能革命。
智能革命由三股洪流汇合而成：一是计算机发展为智能机，实现计算机革命；二是机器人发展为智能机器人，实现机器人革命；三是信息网络发展为智能网络，实现网络革命。于是，信息高速公路就会发展为智能高速公路，通向智能社会，不是人们常说的信息社会。所谓“信息社会”，只不过是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并非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12）]
智能社会是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共同创造的。正是智能机器实现智能的转换与利用而导致智能革命，才会奇迹般地创造出智能社会。如果没有智能机器放大人的智能，人的智能仅仅依赖自然的进化，则是十分缓慢的。反之，如果没有人的智能进步，也就没有机器智能的进步。因此，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是彼此互补、相互促进的。两种智能的互补共进，乃是创造智能社会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并且是智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此，智能社会是人机共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既有自然人，也有机器人；既有智能人，也有智能机。人和机器，既和平共处，又友好竞争。所以智能社会也是人机竞争的社会。正是智能竞争推动智能社会发展。和平、竞争与发展是智能社会的主流。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不会太平无事。只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才能共存共荣。
智能社会是高智结构的社会，既需要人的高智能，也需要机器智能。智能机器是新一代智能生产力的代表，它使智力成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智能生产力系统的基本形式是人机智能系统，它有两个基本要素：人的高智能和智能机器。智能生产力推动智能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智能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认为这样的智能社会也是神话，那末这个神话也同样会变为现实。虽然包括智能技术在内的高技术是智能社会的技术基础，但这个社会的本质是由新知识和高智力决定的。实际上，在现时代，不论政治斗争、经济竞争还是军事战争，实质上都是智力战、人才战，这已经不是空洞的言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在智能社会，智力竞争取代生存竞争而成为一种基本的竞争形式。
智能社会的智力竞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智能人与智能机之间。因此，智能社会中的人机共生，是在竞争中寻求共生，又在共生中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有时很激烈，乃至出现工作职位的争夺战。当机器没有智能时，它只能放大人的体力，可以代替人手工作，在人机竞争中使“人手贬值”，抢了一些“蓝领”工人的饭碗；当机器有智能时，它能放大人的智力，可以代替人脑工作，在人机竞争中又使“人脑贬值”，抢了一些“白领”职员的饭碗。这叫做结构性的失业，是难以避免的。
1986年，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I.Asimov）就考虑有一种潜在的危险，也许是最大的危险，就是机器人越来越高级，具有灵巧的双手和多种感官，最终会达到“有几分理性的程度”，“到了那时，难道它们不会从人的手里接过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创造性的工作吗。”[（13）]岂不是真的会像一位美国未来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进入到“无工作所干的社会”，“我们人人都担心失业”吗？阿西莫夫的回答是：“人毕竟有其高明之处，不可及之处，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如有机器人（包括电子计算机）相助，我们或许还有希望拯救自己和世界”。[（13）]
固然人有高明之处，但是机器智能发展的速度比人的智能进化快得多，正在日益逼近人的智能。如果人的智能不能加速进化，也会落后的。因此，人的智能必须加速进化，才能在持久的人机智能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脑的进化实在太缓慢，我们再也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该是掌握自己进化命运的时候了，实现智力的人工进化。为什么我们利用生物技术能够改变植物和动物的性状和品种，培育出集父母本的优良性状于一身的生物新品种，就不能利用生物技术改变我们自己，从基因水平上提高人的智力呢？为什么能克隆羊，就不能克隆人呢？
现在克隆人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然而，人们的伦理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改变。对于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来说，用自己的体细胞克隆一个孩子，总比自己的宠物更可爱，也可感受“天伦之乐”。从生物多样性出发，反对克隆人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克隆人还是人，也会谈情说爱、生儿育女，不同基因型的克隆人之间的结合或与常人的结合所生后代，具有“杂交”优势，还可促进人类自身的进化。从法律上禁止克隆人既不可取、也禁不住。禁止克隆人比禁止地下核试验难得多，即使有人“地下克隆人”，也很难用技术检测手段发现它。中国不克隆人，乌克兰要克隆人，美国法律禁止利用联邦经费克隆人，但不禁止私人资助克隆人。最近克林顿只是宣布5年内不得克隆人，但允许进行克隆人的研究，为日后留有余地。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哈罗德·瓦默斯宣布人体克隆“令人不能接受”，仅一周后，他就在国会作证说，他可以想象一对不育夫妇利用克隆疗法帮助生育的情景。历史证明，任何政府法规和宗教戒律都不能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宗教扼杀科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教会不得不为伽利略平反，被迫承认进化论，还要宣布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是错误的。这是科学对偏见的胜利。
法律不能禁止克隆人，但可限制克隆人的范围。例如，不允许克隆像希特勒那样的恶魔，但允许克隆像爱因斯坦那样的高智者。这里仅指基因复制，而不是在思想、行为诸方面复制出一个完全一样的人。一个人的高智能，既有先天的遗传因素，也有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因素，就智力进化而言，基因的遗传特征是内因，环境和教育是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天才人物的奥秘也许就在这里。因此，克隆高智人，未必不是实现智力的人工进化的一条途径，为什么一定要“禁止通行”呢？
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结合，将会形成真正的“智力工程”，加速智力的进化。在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结合点，会研制出生物智能机，从而成为21世纪高科技革命的突破口。生物智能机体积可以很小，甚至研制出纳米（10[－9]米）生物智能机。这样小的机器能够植入人脑，形成一种新的人机共生形态——脑机共生体，从而成倍地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真正进入人机共同思考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