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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
当中国经济改革的快车正隆隆地向前飞奔时，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从南国疆域到塞北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天山深处，中国新兴城市如颗颗明珠，嵌满版图，光耀苍穹。
当你翻开今天的《人民日报》时，映入你眼帘的便是县改市的醒目广告。人们正努力把“县”字掀掉，宛如丢掉一顶破帽子。
据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字，我国目前已设市622 个（不包括台湾省）。1949年全国仅有设市城市136个，1985年增加到324个，在以后的10年中，我国城市化速度迅速加快，共增加了298年新设市。 有关专家预测到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将突破1000个。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各地表现尤为突出。1985年，广东省的城市仅为17个，县为92个。1990年，城市增到19个，这比邻省湖南还少7个。而今天，当你翻过南岭、涉过珠江， 来到南粤的热土上，县，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你会发现城市一个连着一个。在广州的四周，放射状地洒满卫星城、鹤山、顺德、番禺、江门、中山、清远、开平、新会、恩平、东莞、南海、台山十余座。据统计，目前广东省已有地级市21个，县级市30个，总数共达51个，在全国各省居首位。
据有关部门预测，在未来15年内，珠江三角洲城市数量将由现在的20个至少增加到30个。该地区将成为亚洲最大城市群落，已是必然的趋势。
缘何趋之若鹜
按理说，县改市只是一个名称变化而已，市县同为处级，缘何地方政府仍然如此热衷于县改市呢？第一、县改市可以为地方提供一次全国扬名的机会。改市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利于扩大宣传、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第二，市比县有更优惠的待遇。诸如，改市后市财政比县财政可以获得更多的周转金，并且有一笔可观的城市建设费用；在编制上市比县可以多设一些机构，多安排一些职务和人员，各类公职人员在县改市后可增加工资补贴或适当调高级别；县改市后可以实行省级计划单划，绕过地区这一中间环节，直接面对省有关部门，容易争取到更多的项目、资金、政策。第三，市政府可以从原来的“农业政府”名正言顺地转向抓工商业。中央规定，地县党委、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农业和农村工作上，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怎能不千方百计地去挤县改市这趟特快车呢？第四，市比县具有社会心理上的优越感。某地一县长和一个县级市市长一同外出参加一个流域性的会议，市长被安排在豪华套房、坐主席台、与东道主一同进餐，而县长则被搁在一边。回来后，这位县长大发感慨，发誓要在任期内实现县改市。
尽管县改市后级别不变，但实际上待遇截然不同。又由于此类差别待遇与我们原有的等级化行政体制、等级化社会身份和等级制社会心理有意无意地套在一起，更加强了人们县改市的迫切愿望。
县改市这步棋走得怎样
不可否认，县改市对于加强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县改市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
一是重数量，轻质量。行政的“县改市”并未使城市发展的质量得到相应的改善，基础设施薄弱依然是城市建设中的通病，多数新设城市的经济实力还较弱，难以承担地区经济中心的职能。不少城市名不副实，成为“空壳城市”。
二是重行政、轻经济。县改市本来是一项经济性很强的工作，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曾经有人发问：县改市，经济与行政谁主沉浮？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资料表明，十几年来，我国建制市增长2 倍多，建制镇增长六、七倍。而同期内，城镇人口却只增加了近一倍，而城镇化水平——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仅仅增加了十个百分点，就是说，我国目前城乡人口比例刚刚接近3:7。 这个比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也低于我们自己的城镇发展速度（这里主要指改市、改镇速度）。
三是重发展，轻协调。在县改市中，只重视城市的发展，对城市职能分工和配套的协调很少注意。⑴城市职能分工不协调。城市的职能主要决定于城市的产业结构，由于受过去自成体系思想的影响，改革后国家对地区经济调控能力弱化以及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原因，城市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纷纷上产品价高利大的加工项目，造成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缺乏合理的职能分工。由于只讲发展，不讲协调，苏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市的市与市、县与县乃至乡与乡之间出现工业结构重复现象，哪儿都是轻工、化工、纺织等八大产业，结果出现自己跟自己争原料、争市场的现象。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一样，谁也不服谁，大家乱七八糟争市场，到头来只能“两败俱伤”。⑵城市间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不协调。许多城市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布局上仅仅从自身来考虑。相邻的城市之间缺乏彼此的统一和协调，如相邻城市竞相发展机场、深水港口等，重复建设严重，导致所建项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加剧对腹地的过度竞争。诸如无锡县与无锡市、金华与义乌、东阳、兰溪、苏州与吴县、广州与深圳、珠海的关系问题，都迫切需要城镇体系规划加速进行。
县改市走火入魔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的规定：一、凡是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在2亿元以上，已成为该地经济中心的镇，可以设市的建制。二、总人口50万以下的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的非农业人口10万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40%。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元以上的可以撤县设市。这一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断进行调整。
由于县改市乃经济发展与行政改革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执行中不免会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行为。县改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政绩的体现。但在执行中，也发现不少地方为追求行政效应而不顾县情实际的情况，盲目扩大县镇规模、盲目上项目以及虚报统计指标、拼凑建市条件等现象。它所造城市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为的揠苗助长。据悉有的山区县为了达到设市标准，大量出卖城市户口，买户口的多为农民，而这些农民恰恰是无能力在城市立足的。于是，造成了城镇人口假增长的现象。
在撤县建市过程中，一股浊流也在暗暗流淌。不久前，某省查处了一起在撤县建市中利用职权向11个县市索要收受贿赂达20多万元的大案。据查，该省民政厅三名干部在一年多时间里，利用一些县迫切要求批准撤县建市的心理，以收取“考察费”、“论证费”、“奖金”以及个人“安装电话”、“买BP机”等名义，向各县索钱，他们一开口就是上万元。有的甚至将审批过程说得很复杂，很困难，然后要求对方喊个价由他们来“承包”。
城市化出路在于县改市吗
城市化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是社会分工协作的结果，现代城市则是工业化的伴生物。工业革命以后，欧洲迅速城市化，到现在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达90%以上。
美国从60年代实行了“示范城市”的试验计划，分散型城市化进入新阶段。近10年来，美国的“都市化村庄”变得日益具有吸引力。法国为控制大城市盲目发展，稳定农村人口，采取建立卫星城市和振兴农村两项措施，国家预算中专列了“农村”发展整治基金。日本在二战中40%的建筑被摧毁。60年代后，由于经济调整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针对这种情况，日本提出了“农村实现城市工业化和生活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农村建立“田园式小城市”，年轻人纷纷从大城市返回“农村”。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亿以上，今后每年还将新增1000 万人以上。有关人士预测，到2000年，全国农村将有2亿剩余劳动力。 农业专家估计，未来10年乡镇企业可再容纳3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还有1.7亿该向何处去？这就是未来10 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判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必然看其城镇化水平，即看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而城镇数量的增减只能作为一般参考。如果我们还有70%的人仍是农民，那么我们仅仅是把县改称市，把乡改称镇并不等于城市化。
21世纪中国还有县制吗
以县制为初级行政区划，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划为36郡，郡下设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郡县两级官员，再由这些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统一行使政府的统治与管理职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郡县制”，郡县制对我国后来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长达两千多年的县制历程，存在着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县的总数变化不大，常在2000个上下浮动，如将此现象与我国中高级行政区划的变迁相比较，县制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状态。
在成功地抵御了近代以来废帝制、兴共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后，今天，古老的县制竟也令人疑惑地动摇起来——撤县设市，如同一股狂潮涌来。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县制发生了急剧的萎缩。若以年均减少50家计算，我国县制将在30余年后不复存在。
面对汹涌而至的县改市浪潮，我们很自然地发出一声疑问：21世纪中国还有县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