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时尚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体主义的美学
王侯的宫廷，以及后来的大专制君主辉煌的宫廷生活特别依赖于华美与壮丽的展示。在那里，贵族要炫耀自己，引人注目；他们为了地位和声望，彼此竞争；他们必须把大量的金钱花在社会区分的符号上。王侯的宫廷对于时尚的繁荣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随着大宫廷社会的发展，时尚问题对于已经脱离了过去军事生活中的征战以及法律特权，进入世俗享乐领域之中的贵族至关重要。但时尚甚至在专制主义宫廷出现之前都与贵族地位的变化相关。14世纪初，在时尚的奢华就要获得完全的自由之时，贵族发现他们的声望和政治权力衰退了。骑士不再长于争战，他们的城堡在炮火中被摧毁。战场上，地面的步兵和弓箭手更胜一筹。骑兵的衰落不仅反映在新的骑士团的兴起上，还反映在服装的过度花费，以及无节制的奢侈和炫耀的品味上。时尚不再是贵族优越地位的装饰，反而是对于贵族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不断衰落的见证，也是对于贵族不断转型为“华丽”阶级的见证，这个阶级现在借助于把花费用于展示的目的而将自我提高作为其主要的责任。
但无论这些现象多么重要，我们都不能误解：它们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什么使得奢侈花费的规则变成了一种过度精致的优雅，几乎同样的问题是：为什么奢侈超越了本身，成为对于变化和过度的推崇。与流行的理论相反，有必要肯定，阶级竞争并非时尚不断变化最根本的原则。毫无疑问，阶级竞争伴随时尚的变化并决定着时尚的某些方面，但它并未能揭开时尚之谜。对于时尚的研究要求一种范式的转变。这一理论的转变可以粗略概括如下：时尚的变化首先产生于与群体相关的个体的一种新的地位和新的表达。时尚并非夸耀性消费和阶级区分策略的结果，它是个体与他人之间一种新的关系，是中世纪晚期出现于上层阶级中渴望肯定个体人格而产生的结果。因为个体表达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对于时尚中的变化的解释还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具有特殊命运的个体意识并非一个附带的现象，表达独特身份的意愿，对于个人身份文化上的推崇是一种“生产力”，它才是时尚变化的动力。为了形成琐碎变化的浪潮，人类个体的表达和自我感觉的革命是必须的，而这又会颠覆传统的心态和价值。我们必须等待对于人的特殊性的赞赏，及其补充之物，即社会对于个体区别符号的宣扬。
确实，在中世纪晚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主体身份意识的提升，一种要表达个体特殊性的新渴望，一种对于个体的新提升。在编年史和回忆录中，一种经典的关注方式用于表示谈话者的身份：“第一人称代词紧随作者的名字，姓，称号和职位”。①在诗歌作品中，亲密的信任增强了，用以表达自我倾诉、流逝的经验和个人的记忆。14～15世纪出现的“现实主义的”自传、肖像和自画像中，充满了逼真的细节，这也揭示了“个体”的人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尊严，尽管它在上下文中仍然是被含蓄和象征地表达出来的。菲利普·阿瑞所谓的“自我的死亡”是同一倾向的另一种例证，它打破了死亡传统的匿名空间：在中世纪晚期，最后的审判的图像志、生命册、死亡的题材、遗嘱以及个体埋葬的空间都是对于个体化的渴望，对于自我的关注，对于个体身份的提升。②这种对于个体身份的新感觉，个体表达的合法性，即使仅仅在社会精英阶层的小范围之内流行，即使它们至多只是公式化的和生活经验而非一种哲学，这也能够使得时尚变化多端的逻辑形成了。一个人要成为自己的需求，对于要显示个性的热情，以及社会上对于个体性的推崇产生了很多的结果：它们使得对于传统的尊重被打破，为创造和发明的繁荣提供了空间，刺激了个人在寻求新奇、差别和独创性方面的想象力。对于个体(uomo singolare)的肯定开启了在形式和风格方面不断创新的进程，开启了与尊重不变的传统标准决裂的进程。到中世纪末期，外观的个性化已经合法化了：与众不同，成为特别，通过展示区别的符号来吸引人——这些在宫廷社会中都成为合法的渴望与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时尚快速的变化就成为可理解的了。自我意识和与众不同孕育出了个体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这是追求不同的竞争。它们支持和鼓励个体品味的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层出不穷的新观念，对于新的符号迅速而持久地寻求事实上就是必然的了。
革新毫无疑问只是一种阶级特权，社会等级中上层人的一种特性，但其重要性却不在此：等级顶端的人士在改变自己的环境、发明新的技巧、将其外观个性化的能力上获得了声誉。社会精英阶层行为上的这种变革表明，个体的一种新的社会表达已经渗透在贵族社会中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阶级现象，而是一种新的看待个体人格的方式已渗透到了上层社会之中。这些新的观念有助于颠覆稳固不变的传统；它们使个体的差别成为一种社会优越性的符号。时尚的不断变化同多多少少有些炫耀性的外观上的个体化是分不开的。这两种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稳定机制具有强烈互补性的不同方面。时尚理论一直错误地将这两个问题看成是毫不相关的；事实上，这里所牵涉的就是单一的现象。时尚能够成为短暂变化的永恒戏剧，因为外观的个性化已经赢得了一种新的社会合法性。反之，所有的变化和潮流会在品味的问题上给予个体至少是少量自由、选择和自律的余地。
同时，文化之物中变化的意义是由内而外显露的。之前引起恐惧和猜疑的东西现在成了一种社会价值，一种在社会的最上层引起不可遏制的热情的对象。12世纪的一首诗中写道，“变化之物会失去价值”，这种观点还停留在传统心态的僵化限制之内。相反，时尚的反复无常所揭示的是，传统的体系已经被扔在一边了，至少部分是如此。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开始传播，这就是新奇。如果没有朝社会变革和短暂之物的转向，时尚是不可能存在的。时尚要出现，“现代”必须被接受，且被渴望；当下必须比过去更受推崇；新奇之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被赋予了高贵的价值。社会生活对于短暂的倾向中这一根本转向的根源非常复杂，但这一变化特别与对个体这一权利的认识相关，就是个体使自身引人注目，将外观特殊化，并且借此而改变的权利。随着社会身体在其同集体标准的关系上具有的新地位，一种同变化之间的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革新和社会当下状态的合法化同个体主义的审美逻辑的到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逻辑也是一种区分和自律的逻辑。
二、诱惑的美学
无论对于个体和新奇的推崇对时尚的形成是多么的重要，它都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时尚的逻辑是如此复杂，它包含了太多方面的因素：社会生活、个体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审美生活等等。因此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每一种因素虽然不能完全独立于其他的因素，但都发挥了自己的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现象(宫廷社会、贵族的地位、城市的发展)，其他的现象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受到瞩目的世俗的个体性，对于外观的过度包装，各种形式的美化和精细化，这些时尚的特征都根植于西方特有的文化因素之中。这一点必须被强调：在时尚的家谱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价值、意义体系、“上层建筑”——特别是人类经验中的——这些能够解释人们如何会对于新奇产生热情的因素。
通过对于现在或当下的关注代替对于过去的关注，时尚在合法的时间次序中产生了一个突然的断裂。但这种历史的断裂并不妨碍将时尚看作维持品味、生活风格以及作为现代性感觉前驱的世俗观念的一个体系。对于短暂的推崇，事实上直接来自于骑士和宫廷文化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世俗的欢乐和幸福的期望：战争和比武中打斗的快乐、田猎的快乐、优雅的盛宴和节日的愉悦、游戏和献殷勤的话语中的愉悦、对于炫耀和排场的喜爱。③贵族寻欢逐乐的习俗毫无疑问就是轻浮的外观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时尚就是寻欢逐乐的行为，与令人快乐、令人惊奇、令人怪异的快乐是同一个意思。而且，它是由变化所引发的快乐，由形式、自我和他人的变形引发的快乐。时尚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区分的标志，它也是一种魅惑、是一种视觉的愉悦、是一种由差别带来的愉悦。时尚在中世纪晚期的盛行不能看作为一种逃避，一种将自己埋葬于时代的不幸和忧虑之中的方式。它更多地承继了贵族特有的标准和思维方式，以及贵族对于世俗满足的渴望。对于快乐的追寻是和大宫廷以及宫廷文明的发展同步产生的。从人文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14世纪开始，对于世俗生活短暂的本质感受更强烈了：对老之将至的悲哀，对青春的怀恋，以及对于死亡临近之感的表达呈现出新的特点。④这种新的集体感觉当然和现代性是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它培养了及时行乐。时尚反映了对于生命和幸福热烈的爱。骑士生活和宫廷社会的价值，以感伤的时间意识和对将要消逝的世俗生活的前景感到悲哀为特征的现代情感，使要追求尽可能多世俗快乐的欲望剧增。
对于世俗快乐追求的逐步强化和加速与品味和生活标准的风格化的过程是一致的。时尚的产生与贵族阶级在11世纪之交借助于宫廷价值的形成而发动的文化革命是分不开的。骑士生活的理想在当时很时髦：传统的对于力量、威力、崇高的要求被新的标准所代替，这一标准推崇将女人理想化，言辞的优雅、高贵的举止、娴于辞令、以及殷勤的细心。武士被转变为一个文人的形象，即诗人；对于优美语言的热爱，后来是对优美物品的热爱在世俗的圈子里大行其道。时尚被这种逐渐文明化的举止，以及新的、文雅的、审美的理想所塑造而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随着以诗和优雅的细心超越自己的宫廷精神的出现，朝向时尚的道路在时尚出现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铺好了。作为一种微妙以及表面优雅的艺术，时尚使对于美的事物和艺术品的热情与对于一种更美、更风格化的生活的渴望并驾齐驱，后者就出现于12世纪初。
时尚出现于艺术明显地表现出一个倾向过度装饰的世纪：装饰的繁多，奇异的建筑中变化的大量出现，新艺术的夸张，哥特式微型画优雅的转变。这也是一个奇装异服的时代，在查理六世和布艮第宫廷中达到顶峰。布艮第的服饰半红半紫，或者蓝色和黄色。女帽是圆锥形的海宁(Hennin)，鬓角和额上的头发都剃光，采用鸡冠形披肩，袖子宽大，拖至地面。不可否认，所有这些新奇的要素，以及它们的夸张和过度，只是构成了唯美主义、崇拜装饰和壮观需求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表现而已。这些都是中世纪晚期的特征，但在其后一直持续。14～15世纪出现了一种巴洛克精神，这是一种重视戏剧性和幻想性装饰的品味，一种对于奇异和稀有之物的兴趣。这些不必要的幻想与宫廷文化的胜利相关，后者追求游戏的理想和世俗的矫揉造作。艺术品中起伏的弧线形式和大量丰富的装饰反映在奇异、夸张、复杂的宫廷和晚会的服装中。主宰宫廷想象的玩乐精神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戏剧风格的光学，一种对效果专横的需求，一种重视突出、过度和不规则的倾向，这些都是时尚所特有的。
这种宫廷艺术一直为巴洛克精神所主宰，至少直到20世纪，纯粹主义及现代主义才同其决裂。因为从14世纪开始，在最深的层面上，时尚一直迷恋于装饰细节上的效果、技巧、奢侈和精细。在艺术上，巴罗克和古典形式彼此更替，有时重叠。而在时尚中，巴罗克精神从来都没有停止它的统治。时尚的产生见证了这样一种品味的进化，它所迷恋的是形式上矫揉造作的装饰。时尚与其说是财富增长的标志，或者宫廷社会所特有的新的社会关系体系产生的标志，不如说是审美愉悦进步的标志。
作为个人外观的微小区别和微妙变化的艺术，时尚表达了视觉愉悦的精细化。现在可以对吕西安·费布若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视觉的不发达”和缺少视觉诗歌的经典理论提出一点儿修正了。⑤即便那个时代的作家和诗人没有大量使用听觉和嗅觉的图像，也没有使物体的形状、形体或者颜色的描绘达到多么重要的程度，这也不足以合理地得出这样一种观点：视觉相对于感受气味、香味、声音和语音的感官而言居于从属的地位。时尚的发展促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评价这一判断。如果我们没有对于个别细节审慎的关注，没有对于细微之处的探究，没有对于两性关系在形体学上的诗意化，我们确实就无法思考时尚。当我们看到时尚在各种装饰的技艺上已经成熟了，当我们看到16世纪的编织、花边、刺绣的主题已经非常多样化了，当我们看到服装在适合人的体型并且在强调人的体型时，我们怎么能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看作是缺少优雅视觉的人呢？怎能把他们看作是对于形式的优雅没有特别敏感，而只被光和对比色吸引的人呢？时尚和视觉的优雅是不能分开的：时尚推崇世俗领域中审美凝视的进步。
我们需要再来想想宫廷文化及其最原创的发明，即爱情；再想想宫廷爱情所产生出来的新的东西：爱欲的升华，对爱超然的崇拜，以及对于爱人过高的推崇和诗意的赞颂，还有爱者对于女士的谦恭和服从；所有这些普罗旺斯的爱情独具的特征在宫廷的圈子里逐步成功地改变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更为特殊的是改变了诱惑的关系。古代的武士依靠为他们带来尊严所完成的功绩赢得女人的爱；爱情是靠男性的品德、勇敢和英雄的贡献获得的。这种骑士的爱情观念在好几个世纪都被人们所追求；但大约从1100年开始，它让位于宫廷爱情的文明化的影响。因此喜欢作战的英雄气质让位于一种抒情的、多愁善感的气质。按照这种爱情的新标准，领主要在他所倾慕的女士面前靠膝盖玩游戏。他憔悴；他要特别关注她；对于她的反复无常，他要成为一个奴仆；他有义务用赞美的诗句颂扬她的美和品性。这就是爱讷·奈利所说的“宫廷爱情诗化”的开始。⑥在爱者这一方，粗俗的语言，传统的笑话、猥亵的诙谐以及放荡下流被除去了，代之以谨慎和恭敬的谦卑，高贵的言语和多情的赞美。从这一点来看，诱惑需要对于女性的关注和敏感；它需要一种程式化的游戏，一种语言和行为的诗学。时尚及其变化，还有对于细节微妙的运用，必须被看作是这种诱惑的新诗学的持续。就如男人需要用适宜的举止和抒情方式取悦女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展现出越来越成熟的外观；正如他们要提供的言语一样，他们要提供一幅精致优雅的外貌。极端讲究的服装是爱情风格化的延伸和对应物。爱情的风格化所需要的时尚和技巧与女性的新的形象是分不开的，也是同使用审美符号的诱惑的策略分不开的。同时，在世俗社会的上层，对女性的推崇和对女性美的赞扬使得女性对于装饰和打扮的趣味得以扩展，并且合法化了，尽管这种品味很早就存在了。宫廷爱情从两个方面包含于时尚的起源中：一方面通过表明真正的爱情应该在婚姻之外去寻找，纯粹的爱情是在婚姻之外的。宫廷爱情抛弃了婚姻的习俗，它使得女士对于爱人的自由选择成为合法的，因此支持了情感的自律。在这个意义上，宫廷爱情有助于人类个体化的进程；有助于鼓励具有相对独立的品味、超越于传统标准的世俗个体的发展。我们已经注意到时尚同现代对于个体胜的推崇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更为直接的，宫廷爱情超出了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它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献殷勤的引诱机制，这种机制在外观的审美化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一审美化的过程就是时尚。
男女服装结构上的这种自1350年以来的变化就是这种审美诱惑的特征。从那时起，服装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区别；它前所未有地将外表色情化了。就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男装用紧身短上衣将腰部体型显示出来，用长马裤包住腿以突出腿。同时，新的女装线条塑造身体强调臀部，低领衣突出肩和胸。因此，服装通过强调性别来展示身体的魅力。垫肩的紧身上衣增加了男性胸部的轮廓；裤子前开口处呈生殖器状。之后开始并持续了四个世纪的是鲸骨紧身胸衣，它使得收紧女性的腰而抬高胸线成为可能。时尚的服装成为具有诱惑力的服装，它们突出身体的吸引力，显示或隐藏性感，刺激情欲。服装不再仅仅是等级的象征、社会地位的符号，而变成了具有神秘力量的引诱的工具，取悦和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它意味着奢侈、幻想和风格化的优雅。诱惑从礼仪和传统的永恒次序中解脱出来，它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现代旅程，这至少部分是通过将与服装相关的符号个性化，将外观的性感理想化和夸大而实现的。作为一种过度和铺张的动力学，一种技艺和炫耀的矫揉造作的积累，时尚的服饰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诱惑的现代时期，人格和性感美学的时期。
但诱惑的性感策略的变化并非唯一的关键。我们不会不把时尚的产生同13世纪初另一诱惑形式联系在一起，这一诱惑形式在西方艺术领域以可察觉到的形式表现出来。世俗生活已经成为快乐的对象，它被认为是美的，是值得关注的，因此艺术家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对于审美思考的注意。中世纪的艺术形成了一种在物质的环境中看待世俗世界的新方式：对于不可知的神秘以及非个人的超自然维度的表达让位于从各个方面对于现世真实生活的发现和描绘。哥特时期的雕刻家以活生生的动物、树林、花园以及它们当下环境中的叶子代替了幻想的怪物。他们描绘人手所做的东西，通过宣扬一位更为女性化、更具体的圣母，一位温柔慈爱的耶稣，使得神更接近人。这种中世纪形成的艺术现实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还有在肖像、风景和静物画中对于深度和浮雕效果的探求。这种艺术中对于具体的感觉，对于视觉经验和外观的兴趣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对于受造世界的推崇，对于现世人生之美的肯定。对于世俗领域的关注在时尚中也出现了并且有助于其发展。实际上，时尚表达了这种新型的外观之爱的琐碎的一面，人类的这种新的景象在西方正在成形。时尚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幻想的崇拜和在艺术的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在某种意义上从未停止过)“现实主义”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在两种情况中，都是视觉的提升在发挥作用，同样的对于可觉察细节的热情，同样对于个体特征的好奇，同样对于外表直接的喜欢，同样的审美愉悦的目标。
作为现代服装基础的服装革命由于艺术对于现世的重新关注而得到支持。首先表现于哥特艺术中对于现实各个方面的喜爱，偏好表达人体的魅力和个性特点的服装风格的出现。14世纪男性的服装及其短外套同“现实主义”是分不开的，强调这一点是合适的。因为它在对于人体的发现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允许艺术家“对于人的躯体和四肢有一种几乎是解剖学式的视觉”。⑦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只要在将时尚就中世纪的艺术而言描述为自律的这一点上不要走得太远。新的服装形式并非一点都不受以前服装样式的影响：短小的男装并非最早的“现实主义”。⑧即使它确实出现在文艺复兴风格之前，它确实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对于现实的观察与好奇在哥特艺术中已经出现了。在中世纪末期，时尚将服装延伸到一个改善外观的过程，其前驱在哥特艺术中已经见到。
因此，时尚与绘画中的裸体形象属于同一时代并非偶然：二者都表明了对于我们现世生活的推崇。毫无疑问，裸体形象产生于对古典的回归，产生于对古代典范的更新的崇拜。但正如爱米勒·马勒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古代的复活而看不到后面的东西，就是西方艺术的连续性，这与它对于可见之物的重新重视，以及早至哥特时期对于神圣之物的爱好同等重要。同样，时尚的出现同世俗价值在上层阶级心中的提高是一致的，这种提高同一种宗教体制分不开，就是基督教的体制。绝对反对世俗虚荣的基督教信仰却又间接地有助于时尚领域的建立。通过神——人的教义和对于地上生活、可见的和视觉材料相关的价值重估以及合法化，道成肉身的宗教促进了时尚的出现。正如基督教，至少作为象征体制，使得现代的财产和对于自然的利用成为可能一样，基督教也为这样一种意义提供了孕育的场所，这种意义使得时尚作为一种自律的审美次序发展出来，它又成为人类冲动的独特的领域。基督教能够完成这一矛盾的任务，一项似乎与其拯救的使命相反的任务，主要是通过艺术的中介。基督教艺术使其同我们世间的居留相协调，它对于受造世界风格化的赞颂在服装装饰的领域也获得了最终的回应。时尚不仅仅产生于社会的动力学，甚至不仅仅随着世俗价值的出现而产生；在最深的层面，它要求一种独特的宗教方案，即道成肉身的方案，这导致了一种在此地此时的投资，给予地上的世界、个体形式和外观以尊严。在一个建立在救主充分人性基础之上的宗教体制，受造世界可以因其美而受到称赞，外观的新颖和魅力能够获得合法性；服装可以突出并且增加身体的美。时尚成功地扎根于西方，就是在基督教发展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一种密切的尽管是矛盾的纽带将琐碎的人与虔诚的人在基督教的特殊情况中联系在一起。
本文译自吉勒斯·利浦斯基的《时尚王国》(The Empire of Fashion)第一章，题目为译者所加。本文从卡特瑞那·泡特的英译本译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54页。
注释：
①Danielle Regnier-Bohler,"Imagining Self:Exploring Literature",in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1985) ed.Philippe Aries and Georges Duby,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Press,1988),2:379.
②Philippe Aries,L'Homme devant La mort(Pairs:Seuil,1977,pp99-288.
③Georges Duby,The Age of Cathedrals:Art and Society,980-1420,trans.Eleanor Levieux and Barbara Thomp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④Alberto Tenenti.Sens de la mort et amour de la vie:Renaissance en Italie et en France(1977),trans.Simone Matarasso-Gervais (Pairs:L'Harmattan,Serge Fleury,1983).
⑤Lucien Febvre.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Religion of Rabelais.Trans.Beatrice Gottlieb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⑥Rene Nelli.L' Erotique des troubadours (Pairs:Union Generale d' Editions,1974)1:204.
⑦Post,"La Naissance",p39.
⑧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