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放视角的包容性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包括以下一些要素：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从开放视角看，包容性增长是指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体现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完全意义上的“封闭”经济已不存在，各国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开放型经济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优的发达国家以一种合作博弈的方式来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危机给各国开放型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冲击，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供了滋生土壤。一些国家，特别是受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这不仅无法让经济全球化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还给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制造了巨大障碍。面对后危机时代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只有努力扩大开放和合作，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包容性增长，才能使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一、包容性增长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起，经济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轮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一轮是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另一轮自冷战结束延续至今。①尽管两轮经济全球化有着众多相似的表现，但当代经济全球化还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这在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创造方式与分配规则方面，其变化尤其明显：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国家间的分工利益不仅具有“互利性”特征，还具有“依存性”特征；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分配规则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还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分工利益创造了条件。因此，包容性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包容性增长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1.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和相互包容
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国与国之间开展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使各国受益的可能，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也正源于各国对国际分工利益的追求，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多寡则取决于国家间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在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过程，国家间分工合作更多地体现在商品的国际交换上，经济全球化红利主要来源于贸易利益，而贸易利益则来源于各国依据比较优势所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可贸易商品的范围决定了贸易利益的来源范围，比较成本的差异程度决定了贸易利益的规模，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所能“享受”贸易利益份额和经济全球化红利份额的大小。可见，在产品间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相互依存性虽然存在并具有“互利性”的特征，即一国利益的获得是以另外一国同样获益为前提，但一国利益的增加并不以另外一国同样增长为前提。在分工和贸易利益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变化甚至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一国获取更多利益必然是以他国获取更少利益为前提。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的例子并不鲜见。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当代，国际分工的性质和形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来源和创造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国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以产品为界限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演变为以生产要素为界限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同一产品生产价值链被分解为越来越细的区段并置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优势要素”能够实现跨国界配置，并为生产同一产品而进行分工和协作；这种转变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为产品价值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波及整条价值链、影响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这种转变还使得贸易投资一体化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国际交换关系的内涵日益丰富(张二震等，2004)。因此，在要素分工和贸易投资一体化模式下，国家间开展分工与协作的互利空间在不断扩大，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经济全球化的整体利益也得到了提升。国家间的分工与贸易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比较利益”，更是为了确保全球“共同生产”的正常进行。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不仅来源于贸易利益，也来源于国家间“协同生产”的收益；国家间的分工与贸易不仅具有“互利性”特征，而且呈现出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性”，任何一国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大小都是以对方国家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大小为前提(方勇，2011)。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创造模式正在从“常和”博弈向“变和”博弈转变，国家间“协同生产”的紧密程度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的规模。
2.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只有依托于包容性增长才能顺利实现
在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和贸易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仅仅涉及经济全球化这块既定大小的“蛋糕”如何进行分配，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是一个简单的“常和”博弈过程。即，各方通过专业化生产“做大蛋糕”，创造分工利益，并依据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分割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情况下，国际分工利益总量大大提高，因为这种红利不仅包括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贸易利益，也包括国际投资激发的潜在要素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利益，这就使得国际间的利益分配更趋复杂。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表现在利益分配的包容性决定了利益实现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当代全球经济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每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基础之上的，如果由于国际分工利益长期分配不均而导致生产链条某一区段出现不可持续性，最终会影响到最终产品价值实现，其他国家也难以获取预期的国际分工利益，造成整体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这种复杂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具有“变和”博弈的特征，即分配方式自身会对经济全球化这块“蛋糕”的大小产生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的核心问题是采取何种分配方式才能不断突破“蛋糕”的既定大小，使其变得越来越更大，从而使得每一个国家所能获取的份额都在增长。总之，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决定的利益“依存性”特征意味着，相对公平公正的协作和分配方式能使经济全球化收益不断增大，反之，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不仅会缩小经济全球化整体收益，甚至还会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可持续。所以，共同发展、均衡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是实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3.当代经济全球化规则蕴含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核
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则组成形式、所涵盖的范围和约束程度决定了其规范国际竞争秩序、协调国际间利益分配的能力。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中，1860年的《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Cobden Chevalier Treaty)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构成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但这种规则的松散型特征决定了它很难抵御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②而作为国际金融规则的金本位制则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也难以支撑一个稳定的多边支付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不存在一个为多边机制所明确依托的国际组织，这使得无论是国际贸易规则还是国际金融规则都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难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更不用说是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了。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以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所确立的国际规则涵盖了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三大领域，尽管这些规则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其继续维持旧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托，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多边机制包含重视公平、平等的普遍原则的一面，能够保证在面对规则时所有国家理论上都是平等的，并能够依赖其约束机制提高各个国家的违规成本进而降低违约风险，这保持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平等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组织的原则或规定，就会发现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无论在项目投资、维持货币稳定以及贸易优惠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特殊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当代经济全球化规则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还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分工利益创造了条件。
二、包容性增长是实现全球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当代，不仅收获了红利，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最主要的冲突是南北国家为争夺发展机会而产生的冲突，最主要障碍是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变化而调整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这些矛盾、冲突和障碍使得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包容性增长是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和障碍，实现全球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
1.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是南北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失衡是其外在表现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南北国家优势要素的结合使得世界总供给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旧的、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并未按照内在需求实现人类共享，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占有贸易和投资利益，甚至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经济全球化红利越来越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却获益甚少，甚至出现所谓“贫困化增长”现象。世界银行的《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Bank,2009)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尚有14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虽然该数字比1981年的19亿有所下降，但这主要归功于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如果将中国的情况排除在外，那么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贫困人口较1981年至少增加了1亿，并且目前有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的国家和地区。就中国而言，虽然目前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0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百位之后，还不到美国人均GDP的十分之一。近年来，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实际上都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南北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密切相关。南北差距的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需求不足，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国家的消费，而难以借助中低收入国家，这使得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由此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因此，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南北发展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南北发展失衡的外在表现。
这种南北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的累积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以全球生产网络为载体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瓶颈，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及其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后起国家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共同、协调发展，破解“瓶颈”约束。
2.制约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国家发展机会的不平衡
当然，南北发展失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即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分工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机会的匮乏。
这种发展机会的匮乏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机会以及没有能力获得发展机会，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下则表现为发达国家限制甚至阻挠发展中国家获取发展机会。在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集团始终占据着国际分工的制高点，主导着国际生产格局。发展中国家往往被比较优势锁定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不仅附加值低、利润微薄，并且不易获得进一步的动态变迁利益，从而长期处于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在当代，得益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不断增强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给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在此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无条件提倡经济全球化，而是到处宣传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无视这种“失衡”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夸大“失衡”的负面影响，还把这种失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事实上发达国家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南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还远未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全球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很不均衡的状态。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需要，还是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都不应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阻挡当前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发展机遇，相反，发达国家应在经济发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包容”。
3.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障碍是发达国家为适应全球化新变化而调整的意愿和能力不足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动态利益创造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利益调整过程。获取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前提是各个参与国依据其比较优势变化进行动态经济结构调整，使之与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分工位置变化相适应。经济全球化能否深化发展也取决于各参与国，特别是主要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意愿、能力和速度。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变化而调整的意愿和能力不尽相同，一些国家仍然囿于传统的发展观念、发展方式和利益实现手段。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冲突也正源于此。
面对当代国际分工模式新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新发展，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意愿不足，这一方面源于其不愿接受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另一方面源于其不愿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不愿接受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是与其在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凭借优势地位而长期“独占”经济全球化利益的惯性思维有关。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出现向相对公平的方向转变，这对发达国家的“惯性思维”形成“冲击”，以至于发达国家片面地认为这种经济全球化给自己带来了不利影响，进而试图阻碍这种转变。而不愿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则源于其幻想能够延续既有的分工结构。
面对经济全球化新发展，发达国家也存在经济结构调整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结构调整是一国对其产业进行扬弃的过程。对发达国家而言，能否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产业扬弃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而这又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实现程度。然而，从全球范围看，科技进步在短期内尚难有集群性的突破，新科技革命和由它带动的新的产业革命在近期难以实现，新能源、节能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局部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化进展，不足以成为新的世界性增长周期的拉动力，发达国家也就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
4.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对包容性增长的自发要求
事实上，“包容性”增长的思想内核早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已有阐述：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亚当·斯密，2010)。同样，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集中在少数国家，也是不公平的、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问题。“古老”的一面体现在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诞生而诞生，只不过在国际分工尚未深入到一定阶段时，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依存性”特征尚不明显，处于国际分工中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其“经济霸权”优势获取更多利益，对“包容性增长”的要求也只能是单方面来自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其意义也至多只是停留在“呼吁”的层面，或者说只是一种道义上的呼吁。但是国际分工的日益演进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呈现“彼此相依”的共生性特征时，“包容性增长”的需要不再是某一类国家的单方面需要，而是经济全球化的新需要，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继续忽视这一问题必然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这体现了“包容性增长”问题在新时代特征下崭新的一面，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需要，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赖以持续性获取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前提条件。
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求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体现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缺失的根源在于各国之间的信任度还不够，必须提升相互间信任度，将其他国家的发展看成自己的机会，以此作为解决分歧和摩擦的出发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正是增进国家间互信，黏合不同国家发展机遇的有力手段。
1.开放视角的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倡导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含义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本身就蕴含着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的意义。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声称赞成自由贸易，但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大行其道。全球贸易实质上是在一个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对称的环境中运行的。战后，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大幅度减让关税和尽力降低或撤销非关税壁垒，贸易自由化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环境，推动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目前，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投资自由化亦是如此。所谓投资自由化是指减少或消除政府对外国投资主体实施的限制或鼓励措施，对其提供公平待遇；废除歧视性的造成市场扭曲的做法，以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行。其核心含义就是给予外国投资者公平的市场机会和公平的权利。战后，投资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对外资的利用。当前，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能够有效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
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全球化成果。当前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能够有效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这是因为在当代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品内分工环境下，需要经过多次的中间品跨境流动才能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贸易和投资壁垒水平的高低对产品生产的影响也因而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关税壁垒和非关税以及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的逐步减弱或消除，为全球参与下的同一产品生产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必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于以要素为界限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较之于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而言，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对经济全球化整体利益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一点或降低一点，而是能够产生倍数性的放大效应或者收缩效应。
3.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本身具有修正包容性增长机制缺失的能力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环境中，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本身就能够对包容性增长机制缺失进行自我修正，其内在逻辑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凸显→经济落后的国家成本优势显现→生产要素向成本优势地区流动和集聚→推动经济落后国家经济增长并表现出全球“虚拟经济”失衡→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瓶颈”约束问题得到缓解→全球经济朝着均衡协调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前期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和现今“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全球市场经济规律对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包容性增长”缺失的一种自我修正的表现和结果，是全球经济实现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自我要求。据此可以认为，即便发达国家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没有施以道义上的“援手”，只要没有人为的干预和阻碍，只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得到充分发展，全球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出“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我们可将其称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自动稳定器”，它是全球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会减少“包容性增长”缺失对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干扰的内在力量，当然这是在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产生的内在作用机制。
四、践行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虽然经济全球化形势不断变化，但其趋势不可逆转，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利用全球资源，继续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但是面临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其蔓延等复杂而严峻的外部形势，如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演进趋势，秉承包容性增长理念，践行包容性增长，应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选择。
1.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
市场分工的效率改善了世界资源的配置，而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又使得当代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这给具备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目前尚属于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产品生产环节转移的比较优势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所以，在经济全球发展大势下，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继续引进发达国家相对丰富的资金及其他先进要素，与中国大量闲置的丰裕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等相结合，能够进一步激发潜在的生产能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不仅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对此，我们应毫不动摇。
2.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
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威胁时，与部分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包容性增长的全球要义：免除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在危机期间，中国仍然向世界各国开放市场，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贸易自由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就整体实力而言，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常常被人为地或客观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诸如全球贸易失衡、发达国家失业问题、全球石油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环境问题等等。中国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着显著的外部压力。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开放型经济进程中接受并继续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倡导“和谐世界”新理念，营造和谐共赢的国际环境，理应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3.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之所以没有实现“包容性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显著有偏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失公平公正性。确切而言，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往往是一定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他们利用对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权的垄断，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利益。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显然是以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一面，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实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包容性增长，不能只靠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还要破除人为的障碍因素，打破原有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起相对公平公正的、同样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经贸关系也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观上和客观上也都不允许中国再继续作为国际规则制定中的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中国需要也必须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表明立场和发挥作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携手努力，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世界，也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全球化协调机制，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健康发展。
4.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拓展市场空间
利用多边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中国多年来实施开放战略的重点。但与多边贸易体系相比，自由贸易区建设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自由贸易区下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可以达到更高的层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席卷全球：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欧盟主要国家的货币统一、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等。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实施进一步的开放战略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加入WTO后中国正积极推进和置身于区域经济合作，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日韩(10＋3)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通过区域合作化解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区域合作伙伴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利益，并以此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但总体而言，由于刚刚起步，中国参与的区域组织要么一体化程度不高，要么经济规模较小，如何将已有的区域合作推向更高层次或选择更为广泛的区域合作伙伴，在区域内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开展区域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面临的首要问题。
5.加紧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以外资的大量使用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主要驱动力，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特征。这种发展方式不仅面临能源、环境等一系列现实约束，同时也使得中国出口商品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从商品种类来看，低成本、低价位、低技术含量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屡遭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对象。对于中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趋势，我们不能轻视。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经济对出口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不仅会危及中国的贸易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因此，通过优化中国贸易结构、不断提升中国利用外资质量、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以拓展参与全球分工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以破解环境资源约束等途径，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这不仅有利于化解和减少中国出口产品可能遭遇的贸易摩擦，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营造更为和谐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这也是对“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具体贯彻。
注释：
①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在经济史学界有着巨大的分歧，有经济学家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也有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全球化作为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承认，即使按照当代的标准，一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程度也与当代旗鼓相当。Cable(1995)更认为，二战后的主要成就就是把国际经济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体化水平。
②一个典型的事实是，除英国外，1913年主要发达国家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均高于1875年的水平。
标签：贸易自由化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国际分工论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论文; 开放型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贸易创造论文; 当代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