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脱离的机制及其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其对论文,青少年论文,启示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变迁的不断加剧，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混乱局面，社会中各种非道德现象时有报道，这在青少年身上也有着突出而明显的表现。道德问题这一传统的研究主题，其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变得更为突出。从总体而言，青少年道德品质的主流状况是好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处于发展中的青少年非道德行为正在频频发生，如偷窃、欺侮同学、校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等。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道德危机问题令人堪忧，需要学校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而道德脱离作为一种影响道德行为的认知机制，与青少年出现的非道德行为有很密切的关联。从道德脱离的视角度去探讨青少年的德育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少年非道德决策和行为的发生，帮助教育者更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发挥个体内在的自我调节与控制作用，减少道德脱离现象的发生，减少非道德行为。但是对于道德脱离的理解还处于一个较为初步的阶段。[1]P374－391本文从道德脱离的概念、结构与测量入手，进而分析道德脱离与非道德决策与行为的关系以及道德脱离的个体影响因素，最后阐述了有关道德脱离的研究对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和在该领域中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道德脱离的概念与结构
（一）道德脱离的概念
Bandura等人[2]P193～209[3]在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发展了道德脱离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探讨为什么某些人能够做出残忍的行为而没有明显的痛苦。他们认为，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是一套相互联系的认知策略或者机制，用于分离个体行为与其内在的价值观，以避免价值标准可能导致的对于行为的自我制裁（self- sanctions）。Moore（2008）[4]P129～139在Bandura等人所提出的道德脱离概念基础上，提出道德脱离是个体唤起认知的一种倾向，即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使得行为看起来更少伤害性，最小化个体对于行为的责任的理解，或者降低自己行为可能引起他人痛苦的知觉，从而可以免除自我制裁。
个体通过自我调节过程控制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大多数人发展起有关道德行为的个人标准作为自我调节的依据，并依照此个人标准去预期、监控和判断自己的行为。借助于自我调节过程，个体常常采取与自己的个人内在道德标准相一致的行为以避免因为违背自己的标准而自责。然而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可能被激活也可能失去效用。而使其失去调节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道德脱离。[5]道德脱离使得个体免于行为违背内在标准而产生的自我制裁及伴随的罪恶感。这可能使得个体更多地做出非道德决策或者非道德行为。高度道德脱离的个体习惯于使用一种认知机制，即用忽视他们自己行为中的道德内容或者意义的方式来重新建构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因而可以使得社会认知理论中所强调的能够支配个体道德行为的道德自我调节过程（moral self- regulatory processes）暂时失去效用。
（二）道德脱离的结构
道德脱离作为一套相互关联的认知机制，[5]P364～374[6]P125～135包含有8个成分，即道德合理化（moral justification）、委婉化表达（euphemistic labeling）、有利对比（advantageous comparison）、责任转移（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结果曲解（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s）、非人化（dehumanization）和过失归因（attribution of blame）。这些道德脱离机制都可以使得道德自我调节过程失去调节和控制作用，从而可能使得个体更多地表现出非道德行为，而没有伴随着内疚感。
根据具体作用不同划分，道德脱离的8个成分可以分为3大类：
第一类，使内部道德控制失效的机制，包括道德合理化、委婉化表达和有利对比。这类机制推动个体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或者伤害行为的认知重构，使得行为对于潜在的对象的伤害看起来更少。如对于委婉化表达的作用。Bandura（1996）[5]指出，语言影响个体的思维模式，从而影响其行为。委婉的语言可以提供一种便利的方式，用以掩饰那些应该受斥责的行为，从而使行为看起来似乎比较仁慈或者是可以接受的。而有利的对比就是通过与更有害的行为的对比，使得自己的行为似乎相对无害的。
第二类，模糊或者最小化个体在破坏行为中的主动作用的机制，即责任转移、责任扩散以及忽视或者歪曲行为的结果；责任转移或者责任扩散的认知机制可以最小化个体行为引起的伤害中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责任转移往往是将自己行为的责任归因于权威人物或者外界的压力。责任扩散则往往是归因责任到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而不是任何一个个体身上。
第三类，关注于受伤害对象的不好的或者是令人讨厌的行为或者特征的机制，即非人化和责任归因。[3][6][7]通过非人化和过失归因就是重构行为的结果，或者最小化行为的后果或者最小化这些行为可能引起他人的痛苦的知觉，可以免除个体内在道德标准对于自己的控制，使自己的标准与行为不存在着认知上的冲突。
二、道德脱离的测量
由于道德脱离与非道德行为密切相关，从道德脱离入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干预道德脱离以及降低非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道德脱离对于道德研究的重要意义不断得以体现，研究者们对于道德脱离的内涵及其与各种非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的研究兴趣也相应提高了。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道德脱离测量工具，相关的实证研究受到了极大地牵制。在这一背景下，对于道德脱离有效测量也就自然成为了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Bandura等人[3][5]基于道德代理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o-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 agency）设计了道德脱离量表，并通过其对社会现实发生的伤害和反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对之进行了检验。Bandura开发的道德脱离量表共有32个项目，包括8个成分，每个成分有4个测量项目。这些测量项目反映了对于教育、家庭、社会和同伴关系中的各种冒犯行为，如伤害行为、破坏性行为、语言辱骂、欺骗和偷窃等行为，儿童采取道德合理化、委婉化、有利对比、责任转移、责任扩散、结果歪曲、非人化以及责任归因的倾向性。量表应用的对象是儿童与青少年。道德合理化的项目样题如“为了保护你的朋友而打架是对的”；委婉化表达测量项目如“将令人讨厌的同学打一顿只是给他一个教训”；有利的对比项目如“对比起那些做非法事情的人来说，没有付钱就从商店拿走东西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责任转移项目如“如果小孩子受到朋友的强迫做了不好的事情，他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责任扩散项目如“如果一个群体一起决定要去做某件有害的事情，那么为此去责备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小孩都是不公平的”；结果曲解测量项目如“戏弄别人不会真正地伤害到他”；过失归因项目如“某人落下的东西被偷是自己的错”；非人化测量项目如“令人讨厌的人不值得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研究量表采用3点Likert计分形式。对于结果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揭示了只有一个因子，解释了16.2％的变异，量表的α信度系数为0.82。因此，他们指出，道德脱离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高阶概念来测量，所有项目反应的汇总即是综合测量的道德脱离。
Pelton等人（2004）[8]P31～39对低收入、单亲家庭的儿童进行研究，以检验上述介绍的Bandura开发量表的普适性。他们在原有量表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改，由于委婉化表达的4个项目语言复杂性，儿童较难理解，所以将其删除。最后的量表实际上包括了7个成分的道德脱离，测量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2，解释5％的变异，也是产生了一个因子，但是有两个项目的因子负荷低于0.3。Detert，Trevi
o和Sweitzer（2008）[1]改编了Bandura开发的道德脱离量表，以适应于大学生样本。他们的量表测量的内容也是包括了道德脱离的8个成分，采用的是5点Likert量表测量。原有的32个项目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后留下了24个项目，其量表整体的α系数为0.87。道德脱离的每个成分均有3个项目测量。
尽管由Bandura等人开发的量表应用于多个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其适用性，基本可以应用于不同年龄的群体，均产生了一个因子，并有较良好的信度系数，但是一些研究也发现了一些项目的因子负荷并不理想，今后还有必要进一步检验与开发道德脱离量表。
三、道德脱离与非道德决策
道德行为在社会各领域都普遍发生。道德行为（moral or ethical behavior）[9]P1610～1634[10]P951～990指的是符合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moral norms）的行为，而违背道德标准的则被认定为非道德的行为，如撒谎、欺骗、偷窃。道德脱离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个体能够做出非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3]
道德脱离作为一组认知机制，可以使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失去作用，从而使得个体更容易做出非道德决策以及表现出更多地非道德行为。[3]道德脱离将个体内部的道德标准与预期的行为分离开将会减少通常能够阻止个体非道德行为的自我威慑（self- deterrents）。[11]从而高道德脱离的个体更易、也更多地产生非道德行为表现。
道德脱离正向影响非道德行为，包括欺骗、说谎、偷窃等。Bandura等（1996）[5]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道德脱离倾向与攻击行为正相关，与亲社会行为负相关。Bandura等人（2001）[6]的实证研究发现道德脱离会减少儿童的帮助和合作等亲社会行为，以及提高儿童的攻击（aggression）和行为过错（deiinquency）等反社会行为。Duffy等人（2005）[11]探讨了道德脱离与成年人的非道德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道德合理化（moral justification）这种道德脱离机制与其随后对同事的破坏行为，如撒布谣言，具有正相关关系。Caprara和Capanna（2005）[12]P67～84的研究也表明，道德脱离会导致公民行为的减少。Moore（2008）[4]认为道德脱离可能会激发腐败。因为道德脱离可能会促使个体对于问题的认知重构，从而避免了非道德决策或者非道德行为下可能出现的认知不协调（cognitive dissonance）而带来的心理不舒适感。道德脱离会降低个体的道德意识，而这是采取非道德行为的关键一步。Detert等人（2008）[1]指出，道德脱离会提高非道德行为的原因在于，道德脱离的推理过程将预期的非道德行为（unethical behaviors）与本来可以防止道德行为的罪恶感和自责分离开。他们采用情境实验研究方法，以大学生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道德脱离与非道德决策（unethical decisionmaking）正向相关：高道德脱离的个体更可能做出非道德决策。
由于对非道德决策及非道德行为的最好解释可能是其潜在的心理过程。[13]P203～236因此，从道德脱离这一视角探讨非道德决策和非道德行为有可能更深入地了解非道德现象，从而为解释和预防非道德决策及其相应的行为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示。
四、道德脱离的个体影响因素
道德脱离受到许多个体因素影响，如移情倾向性、道德认同、犬儒主义特征和控制点倾向。这些个体因素反映了个体看待他人、事件以及自己的方式，从而可能促进或者阻止道德脱离。
（一）个体的移情倾向性（dispositional empathy）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移情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通重视。移情作为个体的一种差异变量，描述了个体注意和关心他人需要的程度，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其想法和情感。移情会对儿童思想道德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14]Eisenberg（2000）[15]P66～697就强调了在认知和情感上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情境对于道德决策的重要性。移情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利他性发展的重要情感因素，它推动了儿童亲社会道德推理能力和无私助人倾向的发展。[16]P91～119。研究表明，对他人和生命的尊重是道德发展的基础和道德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移情对于道德发展和道德判断是非常根本的。高移情的人更可能考虑到他人的关心。因为高移情的人对于他人的经历有着更高的自我卷入度，这种高水平的唤醒状态激发了个体更多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减少伤害他人的动机。
研究表明个体以于他人的关心存在着差异，移情在儿童期就出现，随着时间的发展，移情可以成为个体的一种倾向性特征，保持相对地稳定。[17]1360～1372作为一种倾向性特征，移情有助于个体更敏锐地意识并体会到他人的需要和情感，从而可能抑制道德脱离。高移情的个体更可能在情感上被他人的需要唤醒，同时在认知上也更可能进行换位思考，即真正从他人的角度思考与认识问题。因此，个体移情倾向性较高，则较少可能采用对伤害他人行为的道德合理化、对于这些行为对象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或者责任转移等方式，因而高移情个体较少发生道德脱离。[1]
（二）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
道德认同是认同的一种形式，是由具体的道德特征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概念。[18]P1423～1440道德认同可以作为个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self- regulatory mechanism），为个体行为确立标准并激发个体的道德行为。[9]根据一致性原则来解释，道德认同为个体创造了一种真实表现自我的需要，因此，个体就有了采取与自己的认同一致行为的需要。强烈的道德认同感促进个体以道德的方式行动。因而道德认同可以发挥动机效能。
Aquino等人（2007）[19]P385～392研究发现，当道德认同启动的时候，道德脱离就失去了效力。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更可能关心他人遭受的痛苦，包括群体外成员。道德认同使道德脱离失去作用。高道德认同的个体为了真实地表现自我的道德概念，其表现将会是更道德的，更少地表现出道德脱离现象。Deter等人（2008）[1]指出道德认同是高度自我重视的，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s）是其个体自我概念的中心，这样的个体将会更多地激活道德认知，如评价非道德行为对他人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而更少可能使用道德脱离机制。
（三）犬儒主义特征（trait cynicism）
犬儒主义特征是个体发展起的对于人性的一种哲学观，即个体的一种普遍的态度，其特征是挫败感和幻灭感，以及对于他人、群体、规矩、社会习俗和制度的不信任。[20]P269～292
个体的犬儒主义特征会推动道德脱离。因为高犬儒主义个体对于他人有着根本性的不信任。他们更可能质疑他人的动机、更可能扩散责任，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也更可能转移责任给他人，特别是领导等权威人物。如果个体的犬儒主义特性比较高，他更易认为他人是缺乏正直或者缺乏利他主义的。由于对他人的不信任，具有高犬儒主义特征的个体更可能责备那些可能的受害对象，认为他们受到非道德行为的不良后果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更可能产生道德脱离现象。
（四）控制点倾向
个体的控制点倾向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倾向，影响其如何思考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个体的控制点倾向存在着差异，有人相信他们对于生活的结果具有个人控制力，而有人则认为这些结果是由机会或者具有权力的他人所控制的。[21]P1～28
具有强内部控制点倾向（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rientations）的个体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结果是密切相关的，[22]P15更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较少可能将非道德行为的责任转移或者扩散给他人，从而较少可能出现道德脱离。外部控制倾向包括机会控制和权力人物控制两类。[23]P67～68机会控制点倾向（chance locus of control orientation）即认为生活的结果大部分归因于机会，即是由命运所决定的。机会控制点倾向与道德脱离正相关。高机会控制点倾向的个体更可能出现道德脱离，因为他们认为生活经历和行为结果的责任来自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外界力量，而不会承认是自己的责任，更可能漠视或者歪曲行为事件的结果，将责任转移或者扩散。[7]权力他人控制点（powerful others locus of control orientation）认为具有权力的他人控制着事件。[22]P63具有高权力他人控制倾向的个体更可能将自己行为的责任转移给权威人物，从而更可能出现道德脱离。
五、道德脱离未来的研究方向
道德脱离与个体的非道德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探讨道德脱离，特别是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干预非道德行为。但是对于道德脱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迄今为止，有关道德脱离的研究还是主要在于理论方面。[4]已有实证研究也主要是探讨道德脱离的结果变量，如道德脱离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攻击与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方面，[6]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关注道德脱离的前因变量。如Deter等人（2008）[1]的实证研究发现了机会控制点倾向与道德脱离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有关内部控制点倾向以及权力控制点倾向与道德脱离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他们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内部控制点倾向量表信度偏低，或者是由于采用的决策情境研究和大学生样本研究没有很好地强调权威关系。有关控制点倾向与道德脱离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地实证研究检验。改进的建议是：可以通过提高量表的信度，改变研究对象，通过突出的上下级权威关系检验权威人物控制点倾向与道德脱离的关系。
此外，虽然本文介绍了道德脱离的个体影响因素，而实际上社会背景因素也可能影响道德脱离。道德脱离是随着时间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认知倾向，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4]如Pelton等人（2004）[8]的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影响儿童的道德脱离，积极的家庭教育，如高温暖、高监控，与低水平道德脱离相关。积极的教养方式通过减少道德脱离从而使得儿童的过错行为减少。儿童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受到个体内在特点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班杜拉从社会学习交互论原理出发，把人的道德品性的形成与发展看作是个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社会化过程。因此，他特别强调社会环境因素和社会学习以及个人内部因素这两者在儿童品德发展中的作用。[23]Bandura（2001）[6]指出，道德脱离是个人和社会影响交互作用的产物。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家庭教养方式等各种因素对于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影响作用，以及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如何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道德脱离表现，以进一步明确青少年非道德行为发生的机制与内在原因，为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教育环境对策和个体微观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六、道德脱离研究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示
鉴于道德脱离与个体的非道德决策及非道德行为密切相关，理解和把握道德脱离的个体影响变量，有利于在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中，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改善个体的道德决策过程，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其道德水平。
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青少年接受着丰富的社会刺激，包括来自于成人、同伴交往，来自于互联网的各种刺激和信息。这些都可能影响着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发展。而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在认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方面都尚未成熟，对外界各种社会刺激缺乏有效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另外，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大浪潮中，各种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成年人价值观的扭曲、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不良社会现象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混乱、行为失范甚至违法犯罪的现象的增加，提示了我们需要关注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然而传统道德教育的效果还有待于转变道德教育的观念，重视青少年的道德需要和道德的内在结构，改变传统的德育重视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提高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而青少年道德认同的缺乏就可能提高其道德脱离的发生率，从而更多地表现出非道德行为。这些现象提示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寻求新的教育策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道德脱离作为个体的内在认知机制，使其道德自我调节过程失去效用，从而产生非道德行为。在这一内在因素的影响下，外界的道德教育可能作用甚微乃至完全无效：所以有效的道德教育应该关注青少年的内在心理过程，从道德脱离的前因入手，有效控制和消除道德脱离现象的发生。个体的差异因素，如移情倾向性、道德认同、机会控制点倾向以及犬儒主义特征。都与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相关，可能会阻止或者促进道德脱离。这些个体差异因素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偏向，影响他们看待他人、事件以及自我，从而使得道德脱离更多或者更少可能地发生。青少年的个体内在心理特点影响他们在德育上的“可教性”。心理特征是思想道德素质的载体。基于道德脱离这一视角，探讨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如通过青少年移情倾向性的培养促进青少年对他人的尊重，在认知和情感上都可以从他人角度考虑，从而减少道德脱离的发生可能性，提高道德行为的表现水平。引导青少年关注于自己行为可能的道德性质和道德内容，提高道德关注性（moral attentiveness），关注自己行为的客观结果，有助于降低道德脱离表现。
总之，可以通过教育干预对个体的道德脱离的倾向施加影响。即从影响道德脱离的前因变量入手，可以有效控制和降低个体的道德脱离倾向。但是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认知倾向和机制，一旦稳定之后，要加以改变可能难度会有所增加，因此，道德脱离的干预效果可能对于青少年的作用会更为明显。这对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