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日本学界的明清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学界论文,明清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本文主要选取了明初到太平天国之乱发生前夜明清中国的直省及东南海域历史研究情况，同时介绍明清两朝的对外关系以及清朝入关以前的后金——清朝的历史。还有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相关研究的延续，笔者一并加以讨论。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以外的满洲及清代外藩的研究情况，可以参照“内陆亚洲”部分。此外，对于专著，另有专评，本文一般不再介绍。关于本文的执笔方针，可以参照文末结语。
政治、军事。荷见守义《明朝辽东总兵考》(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68)整理了洪武朝辽东镇总兵的谱系，考察了明代早期总兵官的地位。前田尚美《明朝的皇位继承问题与皇太后》(《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9)探讨了明初的诚孝皇后作为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尽力确保其子宣德帝及其孙正统帝顺利继位的过程。这一问题及其内在结构关系，既是政治史上研究的难点，同时也非常有趣。作者指出，诚孝皇后固然受到期待，自己也接受使命，但与其认为她直接参与此事，倒不如说是在围绕着帝位继承一事，亲近大臣为了实现先帝的意志(也就是说确定之事)，以其为掩护(由此可见，诚孝皇后拒绝垂帘听政，而积极充当后者的角色。朝廷大臣实际上也是希望其担当后者的角色，这也就可以理解宣德皇帝驾崩时，为什么作为前者的“襄王共举”被否定一事)。这是否应该称其为“权力”，意味深长，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川越泰博《天顺五年的首都骚乱》(《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55)收集整理了《中国明朝档案》所收卫选簿中关于天顺五年四牌楼杀贼事件的史料，通过对于曹钦之乱的分析，说明了从夺门之变到曹钦之乱权力斗争的过程。过原明穗《明代督抚幕府的构造与特色》(京都女子大学《史窗》67)以嘉靖朝浙直总督胡宗宪幕府为例，说明了公幕僚并非私幕僚的官员化，而是其下属官员入幕的结果，私幕僚官员化之道并没有打开。久芳崇《东亚的兵器革命》(吉川弘文馆)探寻了明朝末期火铳等火器技术从日本向中国传播并普及的途径。泷野邦雄《关于明代崇祯帝的谥号(1—4)》(和歌山大学《经济理论》2009年的351、352和2010年353、354)、《关于建文帝的谥号》(同355—358、待续)探寻了崇祯帝、建文帝的谥号、庙号的变迁。杉山清彦《从明代女真氏族到清代满洲旗人》(菊池俊彦编《东亚的历史与文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论述了从元明交替期到明清交替期，女真—满洲各大氏族面对不断的政治秩序变动，为了确保其势力，经过多次重编而最终被编入八旗的始末。神谷秀二《清朝入关前世职继承次数考察》(《史滴》32)说明了最初世职的继承次数与世职等级及功绩大小有关，此后不久，则基本上是按比例进行调整。不过，如果认为采用等级与继承次数两个指标是一种有弹性的论功行赏方法，那么为什么这种合理的制度仅仅施行数年就被废止了呢，难道是制度永久化的意识遇到了挫折了吗?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谷井阳子《八旗制度再考(四)》(《天理大学学报》61-2)探讨了入关前八旗的基层组织——牛录在非军事方面统由国家加以管理、运用的这一侧面，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冈田英弘《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藤原书店)收录了有关清朝的北亚侧面的研究专论。
内田直文《关于清朝奏折政治创始的研究现状与课题》(《七隈史学》12)整理了以往奏折政治草创期的研究成果，关注了奏折政治登场时的政治状况。该文序论指出，不应仅将奏折看成是明制的延续，而与题本相比较。近年来，利用奏折研究清朝外藩的成果数量与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从新的观点切入来研究奏折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曹阳《清代官僚的亏空赔补(一二)》(京都大学《法学论丛》2009年166-32、2010年166-4)考察了顺治至道光时期官员亏空赔补制度的变化，认为官员赔补的范围与财政需求的增减有关。可以看出，作者关于雍正朝的耗羡归公与乾隆朝后半期正额之外征收增大等问题提出的论点，有与岩井茂树一连串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的想法，不过，没有参照又何出此言呢?小林亮介《十八世纪后期清朝东部藏区政策的变化》(《史峰》11)试图弄清目前仍未进入清朝国家论讨论范围的东部藏区——四川省管理的藏族土司的地位，他详细地分析了乾隆朝金川之役前后清朝政策的变化，认为虽然以往的总督支配、土司制度仍然残存，同时也运用了理藩院、成都将军(与汉地将军相比，其与非汉地将军更接近)以及与回疆伯克同样的入觐制度、起用旗人官僚、藏传佛教王权正统性等制度、手法、体系。这种问题意识与研究成果是近年来盛行的清朝国家论的产物，同时说明个别实证研究不断蓄积而使得国家论细致化研究成为可能。
经济、海上势力。山崎岳《舶主王直功罪考(前编)》(《东方学报》京都85)重新考察了有关王直研究主要的史料——万表的《海寇议》，探寻了当时王直被看成商人或海贼的评价变化过程。川越泰博《倭寇的都市袭击与奸细》(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欧亚非大陆的都市与宗教》，中央大学出版部)作为其奸细研究的重要一环，分析了倭寇侵袭沿海都市之际，其耳目、爪牙的具体活动情况。白井康太《十七世纪前半期福建沿海的海商与海寇》(《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将明末活动于福建南部的许心素、李魁奇、钟斌、刘香等海上势力与新兴的对手郑芝龙进行对比，认为他们活动的地理范围较小，对于明朝海防当局有很强的依存度。三木聪《受到审判的海贼们》(山本英史编《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汲古书院)认为将倭寇与大陆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虽然已成为主流，不过也有必要着眼于福建、浙江地域社会持续变化这一层面来考虑。他利用判牍史料，说明了“编户齐民”从“被掳”到“从贼”这一形态，复原了海贼身份变化的过程，指出了海贼具有很强的沿海地域性。林田芳雄《荷领台湾史》(同上)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代的台湾通史。
庞新平《清初海禁期广东与长崎贸易》(《东洋学报》91-4)认为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海禁时期尚氏统治下的广东成为对日贸易的最重要据点。即使在平南藩解体后，清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也难以彻底实行。作为广域经济圈的“环中国海地域”，以往常常置于“国家”、“相克”统制之下进行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应该将清朝看成是广域经济活动非常活跃的王朝，清初的海禁政策是起因于郑氏势力这一特定问题而采取的例外措施。这样的理解与该文的主旨有何关系，有必要好好说明一下。山本英史《清初浙江沿海秩序形成与地方统治官》(《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探讨了从明代后期以来自立的海上势力消失、清朝地域支配确立的过程，说明人、物移动的活跃极大地动摇了浙江沿海地域的社会秩序。作者描述了当地官僚面对这种情况而苦思焦虑的样子。从动乱到平静，作者从研究的视角全面而具体地考察这一时期的情况。孙晓莹《康熙朝内务府商人与日本铜》(《东亚文化环流》3-2)概述了内务府商人筹办日本铜的情况。彭浩《关于长崎贸易的信牌制度与清朝的对应》(《东方学》119)考察了从康熙五十六年信牌纷争的解决到乾隆初期清朝政府的信牌对策，他指出，清朝一方面遵守日本方面关于信牌的规定，另外一方面，为了顺利地获得日本铜，而灵活地利用信牌。田尻利《清代江西的稻作与〈抚郡农产考略〉》(立命馆大学《社会体系研究》20)认为江西省新城、瑞金地区在16世纪开始初步实行“组合耕种法”，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中叶，随着肥料以及水利事业的飞跃发展，开始广泛普及开来。这是近年来围绕着经济整体状况来研究农业技术领域的成果，或者说可能与土地制度史、赋役制度史研究积累而有某种关系的讨论吧。泷野正二郎《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利用四川省南部县档案，探讨了农村定期集市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县衙门的关系，说明了县衙门主要关注秩序与治安的维持以及差役的稳定供给。宫崎洋一《清代煤矿经济一侧面》(《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3)利用契约文书探讨了19世纪规模不断扩大的四川煤矿发展情况。松浦章《清代帆船沿海航运史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则是作者有关清代水上交通史研究的第三本论文集。
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全球化与白银》(秋田茂、西村雄志编，平山笃子、西村译，山川出版社)包括16世纪世界规模的白银流通的讲演与论文两编。正如该书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朝经济的银本位制化造成了以往很多非流通部门能够生产的资源，需要货币财政部门转用巨额白银资本来维持(资源集约的——原文注)”，“白银输入虽然对于输入国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但同时也阻碍了其经济发展”，这一看法极具吸引力，也有助于重新认识与“经济学的经济史学”之间的深刻分歧。从纯粹的理论概念的角度设想的这种“资源”，似乎既可以使币制不受任何影响地存在，并能自由地筹措白银，还可以投入币制之外的其他领域。遗憾的是，使用文献史学的方法难以证明这种“资源”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尽管这种意见可备一说，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在目下极易受到推许。笔者个人认为，似乎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思考。岩桥胜、李红梅《试论近世日本、中国、朝鲜货币经济化比较史》(大阪经济大学日本经济史研究所编《东亚经济研究》一，思文阁出版)通过对于清代福建省的人口与货币流通量等情况的推算，对比研究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货币经济化程度。不过，清朝政府宝福局铸造定额之外，还有铸有满文“宝台”的乾隆通宝，并且其铸造规模超过宝福局(这有必要追溯被引用的作者的论文进行确认)。不关注乾隆年间丰富的史料，在官修书籍及档案史料中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一时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按照每口人的大概铸钱额作为各国货币经济化的重要指标，那么根据其结论，又如何理解达到福建省铸钱推定额度一半以下的“宝台”钱，这一点尤其需要慎重。
对外关系。冈本弘道《琉球王国海上交涉史研究》(榕树书林)是明朝—琉球关系史研究的专著。小野浩《帖木儿朝遣明使节记录全译、注解》(窪田顺平编《欧亚中央区域的历史构图》总合地球环境研究所)全译了明永乐时代帖木儿朝遣明使节留下的波斯语文献《中国(Cathay)遣使记》(暂定题名)，这不仅是明朝与帖木儿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而且也对永乐朝研究有很大的意义，期待着其与汉文史料对照分析的进展。桑野荣治《朝鲜宣祖时代对明外交交涉》(《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科27)、《朝鲜明宗时代对明外交交涉》(同)以《嘉靖会典》、《万历会典》为中心，讨论了朝鲜王朝的情报收集与对明交涉。渡边美季《漂流、漂着与言语》(《历史学研究》873)考察了16世纪以降琉球与明、清关系中日本语与汉语的政治意味。木村可奈子《明朝对外政策与册封国暹罗》(《东洋学报》92-3)提出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际，暹罗向明朝提出攻击日本的建议，并不是暹罗国王纳黎萱的决定，而是由明朝的兵部尚书石星策划的。在国王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使臣提出出兵提案之前，负有责任的石星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或者说这一出兵构想并非要将暹罗卷入，而是有另外的意图，这种可能性也不能不考虑，此说言犹未尽，意味深长。不过，这一议论毕竟不是在石星个人的名义之下，而是在明朝国家的名义之下进行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严格区分某一个人的政治判断和国家的最终决策。郑洁西《关于万历四十七年送给德川将军外交文书的“浙直总兵”》(《东亚文化环流》3-1)认为1619年送给德川将军书简的“浙直总兵”应该就是浙江总兵王良相。中砂明德《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i)之旅》(《亚细亚史学论集》3)探寻了收藏于葡萄牙里斯本的阿茹达(Ajuda)文书中经常出现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毕方济在明末、南明的足迹。
彭浩《清朝如何看待近世日本的对外关系》(《藤田先生退职记念近世日本政治史论丛》)论述了清朝官员对于近世日本与西班牙、葡萄牙、朝鲜、琉球等国的关系有怎样的认识。涉谷浩一《关于恰克图条约的条文形成过程》(茨城大学《人文交流学科论集》九)详细地考证了恰克图条约的条文，说明了条约的成立过程。与以往的看法不同，作者指出该条约的条文大体上是基于清朝的草案而制定的。村尾进《广州与澳门之“间”》(《亚洲史学论集》3)从清朝(广州)与欧美(澳门)两种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乾隆二十年代至鸦片战争前夜“广州与澳门形成的边疆”这种都市空间。松浦章《近世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涉》(思文阁出版)则是有关明清、日本、朝鲜、琉球之间文化交涉的论文集。村田雄二郎《东亚在何方》(静冈大学《亚洲研究》5)则整理了朝贡(册封)体制研究史。不过，近年来，作为进展显著的内陆亚洲研究史的清朝国家论观点，该文未有言及，稍嫌不足。这些研究已经不是立足于中国史的视点，并且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如同反主流文化那样提出相反意见，而是致力于提出一个清朝国家的全景图像——该国家在涵括中华世界的同时，对中华世界的概念做出了新的解释。笔者个人认为，现今有可能也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然，这并不是促进研究成果的单方面吸收，而是针对以中国史的视点、论调相对化作为出发点的研究潮流，经过多年的讨论，应该能够提出很多建议。例如，如果从共同层面的统合原理来俯视的话，中华世界及其逻辑，真是具有所谓包括在“他们中的一个(one of them)”的性质吗?
社会与文化。石野一晴《泰山娘娘的登场》(《史林》93-4)重新探讨了与泰山有关的明代文献，否定了碧霞元君信仰源于北宋的看法。他认为碧霞元君本来是泰山本地的女神信仰，到了明代中期，被称为“碧霞元君”(民众则称为“泰山娘娘”)，其影响力逐渐扩大。作者同时指出，其他地区的女神信仰可能是为了取得国家的容许而改称“碧霞元君”。这篇论文史料考证细密，观点鲜明，不失为一篇佳作。同氏《补陀落山的巡礼路》(《东亚文化交涉研究》3)分析了作者通过实地收集到的两通碑刻，概要介绍了17世纪普陀山的情况。土屋悠子《关于明代的太医院籍》(《中央大学亚细亚史研究》34)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所收进士登科录中抽取医籍出身的进士与太医院籍的应试者进行比较，发现太医院籍者更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认为不再继承医业而以成为文官为目标的理由是为了获得徭役优免的话，那作为医生而成名，或者获得稳定的地位与收入，也是是一种选择。对于这些固有问题，不应加以深入考察吗?川越泰博《关于明代军、匠籍进士》(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68)利用同样的史料，从中抽取军、匠籍出身的进士加以研究。甘利弘树《关于明代广东、福建、江西交界地域山寇的活跃化》(《大分大学教育福祉科学部研究纪要》32-1)考察了这一地域山寇活跃的原因。山根直生《程敏政的祖先史再编与明代的黄墩(篁墩)移住传说》(《东洋史研究》68-4)考证了有关徽州歙县黄墩的各种记载，认为作为从外地回到徽州的程敏政通过提唱“篁墩说”来构造新的祖先形成史，在将一部分族人排除的同时，不断扩大宗族再编主导权。井上进《明代活版考》(《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4)探讨了明代中叶以来随着江南地区学问基调的变化与士人阶层的抬头，活字印刷急速扩大。伴随着发行部数不断增长，为了有利增印，整版印刷被取代。巫仁恕(吉田建一郎译)《明清都市民变研究的再检讨》(《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细致回顾了战后至今民变研究情况，作为新的视角，作者援用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关于“集合行动”的研究手法，对于458件民变事件进行了数量分析。本田治《清代宁波沿海地区的开发与移民》(《立命馆东洋史学》33)收集了清代移民宁波的事例，分析了移民的出生地、原籍及移民的动机。
魏丕信(Will，Pierre-
tienne)(梅川纯代、大道寺庆子译)《清初江南文武权力关系》(《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利用《历年记》等民间著作，生动地描述了清初江南地区军人地位优越的社会情况。但是，作者最后认为三藩之乱后，由于连续出任“江南总督”者多是非满洲人或汉人旗人中的“杰出人物”，故吏治得到恢复。不过，作者的这种看法源于何种史实呢?如果以《清代职官年表》为例，从于成龙死后到康熙末年，出任两江总督的满洲旗人、汉军旗人在任时间超过九成，并无连续任用汉人官僚的情况(汉人官僚出任江苏巡抚的时间则占到七成以上)。山本英史《公牍中的良民与恶民》(山本编著《亚洲文人所见民众及其文化》，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利用《守禾日记》等康熙朝的公牍，探讨了作为“父母官”的地方官的理念与不相容现实的“恶民”在公文书中被赋予的位置，说明了“恶民”被划出“民”的范畴之外的同时，又接受教化而重新成为“民”，通过显示这种名目，对其毫不迟疑地进行处罚，从而获得大义名分。村上正和《清代中期北京内城的演艺活动与戏剧政策》(《东方学》120)全面地调查多个机构分类收藏的相关档案，对于乾隆至咸丰年间北京内城的娱乐产业进行了实态分析。武内房司《地方统治官与边疆行政》(《近世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论述了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前半叶，在矿山开发与区域交易日趋活跃的云南省南部及越南北部地区，清朝地方官通过非汉族首领层来管理民人的出入境的情况。新村容子《19世纪20、30年代北京的士大夫交流(Ⅱ)》(《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53)考察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间黄爵滋作为情报网络的交友关系，指出黄爵滋这些人将清朝的结构危机归结为地方官的“腐败”，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力。陈支平《从民间家族文书看清代台湾海峡两岸的移民模式》(吉田建一郎译，《近世的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通过对于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东石乡蔡氏家族文书的分析，将从福建到台湾的移民分为农业目的与商业目的两种类型，进而从经济与“乡族”观念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林淑美《从十九世纪台湾的闽粤械斗看“番割”与汉、番边界》(《东洋史研究》68-4)通过对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人间的“番割”有关的珍稀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分析，在“汉”对“番”这种模式之下，复原了当时的情况。这不仅是台湾史研究，而于也是汉地邻接地带的“周缘化”问题研究的参照内容。李季桦《十九世纪台湾惜字惯习的形成》(《中国——社会与文化》25)探寻了19世纪台湾惜字风习作为从“尚武”向“尚文”转换的一个侧面而被固定化的过程，说明了这种禁忌逐渐扎根于道德规范之中。
其他。金泽阳《明代窑业史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从文献史料与考古史料两个层面全盘考察了明代窑业的情况。大泽显浩《地理学史上的明末》(《言語·文化·社会》8)详述了明代的地理书籍，分析了万历以降地志情报的普遍化。佐藤文俊《李公子之谜》(汲古书院)探讨了否定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存在的各种说法。浅井纪《明清时代的天文书》(《明清史研究》6)论述明清两朝是如何观察并理解被看成是天的意志的天象。井上充幸《明清时代黑河上游地区的山林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东亚文化交涉研究》3)说明了随着18世纪黑河上游地区山林的砍伐，导致当地的水土保持力不断下降。地方官虽然采取了各种对策，但也没有效果。森田明《山西的生活用水组织与碑记刻资料》(《中国水利史研究》39)搜集并分析了山西省西南部灌溉功能以外的水利组织碑刻的内容。高远拓儿《清代秋审文书与“蒙古”》(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7)考察了清代外藩蒙古人死刑案件的处理过程，指出清朝政府是根据犯罪地点、当事人的归属地以及担当的官僚等因素将这些死刑案件大致分为内地型、蒙古型与折中型三种类型。如果犯罪地点是内地(包括满洲)，则不属理藩院、蒙古例管辖，适用内地型。反过来，如果犯罪地点是在蒙古，即使是民人，也适用蒙古型。从很多有意思的蒙古型事例可以明确地看出其处理原则也是遵循了基于中国的家族概念的法律与条例。随着这样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可能有助于阐明清朝多民族融合的实态。
结语。本文对于成果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该成果是否有展开讨论的必要。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恐怕还是要以各课题研究的深化为主轴来实现，最低限度，不应该像泼冷水一样进行讨论。不过，作为关键的主题并不活跃，以往厚重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继承下来，对于国内外历史学界以及其他学科能够具有引导性的论文还非常少见，简而言之，就是“该有的研究却没有”。但是，每天出现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实时地从外在的视点进行把握的话，也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从内部看出某种必然性吧。因为深入地了解隐藏在背后的可能性则是第一优先要做的事情。笔者执笔之际，努力虚心阅读每一篇论考，对于各个研究者的关心“手法”的成果毫不偏颇，但为了整体也不得忍痛割爱。不过，各项成果的方向性可以有无数的假定，即使带着几分虚心，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笔者个人狭隘的兴趣，谁都不期望那种淡而无味的评论。笔者在介绍时，尽量注意作者的观点，但也可能产生“该有的研究”是否是强加于人的这样的后果，这种不安一直存在着。无论如何，恳切地期待各个研究不断深入。
阿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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