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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欧洲政治与战略格局发生剧变。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宗教纷争、地区冲突以及种族矛盾纷纷涌现，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利用其优势力量重整世界。鉴于地位特殊，北约受到西方普遍青睐，成为其打造国际新秩序的得力工具，这是北约得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础。然而，在后冷战时代，北约却选择了冷战化的政治扩张方式，以东扩开启了其重塑世界的历史进程。
1990年7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在伦敦召开会议，北约确定了预防与处置危机新战略，取代了旧的防御安全战略。与此同时，北约竭力淡化军事职能，强化政治职能，向政治—军事组织转型。1991年11月，北约在罗马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向前苏联、东欧国家实施扩展战略，确定了北约东扩的基本思路。为此，北大西洋理事会成立“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在政治上大造舆论，在组织上做出铺垫。1992年3月，前苏联、东欧各国大都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乌克兰由此进入北约视野中。北约最初对乌克兰的战略设想是：由芬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组成一个缓冲地带，如果得到条约保证的话，这些国家的安全将得到俄罗斯与西方的尊重。在北约看来，尽管乌克兰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北约，但它最接近俄罗斯，这就决定了乌克兰必然会被北约视为防范和遏制俄罗斯的最佳目标。
1994年1月，北约召开布鲁塞尔首脑会议，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启动北约东扩进程。在该计划中，北约非常重视乌克兰在东扩进程中的立场。
1995年9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发布《北约东扩报告》，宣称北约将向东扩张，将中欧、东欧及波罗的海各国全部纳入其中。在《北约东扩报告》中，北约更直白地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好感以及东扩的真实意图。北约宣称：俄罗斯不是北约联盟合适的候选国，俄罗斯不止是太大了，它与北约各国也大相径庭。没有哪个国家今天或在不远将来愿意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的规定，防御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边境。
1996年6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宣布，北约正与15个有意加入北约联盟的欧洲国家展开对话，这其中包括乌克兰。1997年7月，北约在马德里召开首脑会议，乌克兰受邀参会。这次会议正式吸纳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约，这成为北约的首轮东扩。尽管乌克兰与北约首轮东扩无缘，但双方签署了《北约—乌克兰宪章》。宪章规定，双方每年召开两次或更多会议，确定政治与安全合作的总原则。
2002年11月，北约召开布拉格首脑会议，确定了第二轮东扩日程表，决定将保加利亚等四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
2004年5月，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保加利亚等七国入盟北约，北约也因此得以深入欧亚大陆腹地，直接与乌克兰接壤。2004年底，在北约支持下，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反对党领导人尤先科当选总统。由此，北约与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交往变得更加频繁，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北约因此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力度。从2005年开始，北约还向乌克兰提供巨资，用于销毁乌克兰境内各种陈旧、危险武器与弹药，特别是火箭、导弹、核武器等。
很明显，北约在第二轮东扩后还想进一步扩张，东扩已经成为北约谋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个重要内容。扩大对乌克兰的影响，力促乌克兰“民主化改造”，显然是为北约下一轮东扩做准备，为建设欧洲—大西洋新秩序打基础。
二、北约东扩与其对乌克兰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北约东扩与其对乌克兰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总体而言，北约东扩以及对乌克兰政策的社会基础非常深厚，其中既有传统冷战模式的影响，也有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变化的作用；既有北约自身政治与安全战略的调整，也有北约候选国政治、安全战略的回应。
首先，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为北约调整安全战略、实施东扩提供了契机。
其次，北约东扩的思想动因在于冷战思维与敌对意识形态，这在北约东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乌克兰为代表，北约竭尽全力施加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北约候选国。抛开两轮东扩期间北约对乌克兰施加的影响不说，北约对乌克兰的干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在2004年底乌克兰大选中，北约直接支持反对党，公开要求执政党下台。在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后，北约与乌克兰双边关系向纵深发展，北约甚至亲自为其量身打造了一套北约版的“民主化”标准，指导乌克兰走向市场经济、议会政治与开放社会。
第三，北约候选国所表现出的态度，构成了北约东扩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砝码。
北约一再修改入盟标准，看似由于北约急于东扩所致，实则为北约及其东扩对象联合作用使然。冷战结束后，许多前苏联、东欧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在两轮东扩后，所有新成员都在北约指导下加紧推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与之相比，那些尚未加入北约却意愿强烈的国家，则更是不计代价地向北约靠拢，乌克兰就是其代表。自苏联解体开始，乌克兰就一直设想远离俄罗斯，靠近经济发达、文化自由的西方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乌克兰不断表现出加入欧洲政治与安全结构的意向，并且显示出逐渐退出独联体的意向。这些前苏联、东欧国家对北约东扩的政治态度，推进了东扩进程，使北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共吸收了十个国家入盟，超过了冷战时期北约对外扩张的总和。
第四，北约内部对东扩及对乌克兰采取的政策，是促成北约东扩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北约酝酿东扩之初，内部一直存在着“贵族路线”与“平民路线”之争，这一争论贯穿了北约东扩进程的始终。
然而，在北约对乌克兰政策上，不论是北约新成员还是老成员，态度空前一致。美国与西欧各国坚决支持北约接纳乌克兰，并为乌克兰“民主改革”撑腰打气，甚至不惜为此挑战俄罗斯。
与之相对应，北约东扩后所接纳的新成员国家，也都一致支持北约对乌克兰政策，视之为北约东扩进程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对它们来说，如果北约能接纳乌克兰，乌克兰就会成为北约新的战略前沿，就会形成对俄罗斯最具威慑力的战略安全地带，就会使东欧、波罗的海各国远离俄罗斯，获得更大的政治与安全空间。因此，尽管乌克兰尚未加入北约，但它实际上已经和东欧、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战略利益共同体。无疑，这对于深化北约对乌克兰政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的结果
毋庸置疑，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对北约自身的发展以及欧洲战略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影响到未来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的建构。从北约的立场看，北约东扩尽显西方赢得冷战之威势，笃定会为北约建设欧洲—大西洋新秩序奠定重要基础；从当今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所见，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实际上已经严重威胁到现有国际秩序及国际行为准则，危及联合国的权力与地位，直接影响到未来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的构建，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某种不确定因素。“北约东扩就其目标来说，暴露了一些根本性矛盾，并且在政策道德与战略目标上同时造成伤害。”同样，对于北约新成员国以及准成员国来说，北约东扩的作用好坏参半，短期内还无法充分领略。因此，如何看待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的结果，还需要作具体分析。
第一，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北约在全球的政治与安全格局中的地位。
此外，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同样也使北约自身经历了一次全新的嬗变。
第二，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给当前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大量不稳定因素，使未来国际战略走势变得晦暗不明。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俄罗斯与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关系、北约与外部世界关系等几个方面。
首先，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对俄罗斯构成了直接威胁，增加了欧洲安全体系的不稳定系数。
其次，如果说北约两轮东扩还仅仅涉及俄罗斯周边安全利益的话，那么，北约对乌克兰政策则直接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
再次，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打破了欧洲原有的战略平衡，特别是北约实现战略转型、插手全球政治与安全事务之后，更使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受到严重挑战。
第三，北约东扩给其新成员国、申请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造成巨大影响。北约东扩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北约新成员国经济与军事援助、安全防御保证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矛盾与困惑。因为北约东扩完全体现了北约自身政治与安全利益，并非恰如东欧、波罗的海国家所需。上述国家按照北约制定的标准实施政治与社会民主化，造成了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分裂，因为毕竟这些国家或多或少保留了旧的意识形态、社会秩序、文化传统等印记，这些差距并非靠北约“援助”就能弥补。
乌克兰政府、社会、民众三方就北约东扩所产生的严重分歧，其程度非常强烈，以致影响到北约在乌克兰的政治与安全实践。2006年7月，克里米亚半岛费奥多西亚港居民反对北约染指乌克兰，抗议美军到访，最终迫使北约不得不取消了“海上微风2006”联合军事演习。由于北约接二连三遇到来自乌克兰的强烈社会反弹，使其感到气馁。“在现实主义的标准下，西方应当听任乌克兰自身的命运安排，这对乌克兰人民来说是个悲剧，但是对所有人来说则带来了安全。”可见，对北约新成员国以及申请国来说，北约的东扩政策也不都是积极的、稳定的。
综上所述，对北约来说，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北约自身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众多独联体国家，甚至影响到欧洲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现在与未来。表面上，北约下一轮东扩的目标似乎对准了乌克兰，但事实上，北约东扩的真正目标旨在建立欧洲—大西洋政治与安全新秩序，建立以北约为中心的国际战略新格局。在一个扩张的北约联盟下，乌克兰与大西洋联盟的边界所具有的意义不断增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否会走向一个分裂的欧洲。也许正由于此，北约东扩及其对乌克兰政策的影响才会如此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