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人口增长的非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增长论文,因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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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减的原因最终都可以从经济方面得到最根本的解释。但这并不排除各种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过程的影响作用。相反，许多经济因素对人口过程的作用是通过非经济因素而实现的。本文试图将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过程的影响作用作一些分析。
一、人类本能的影响
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最初动因是为了种的延续。这种种的延续在人类的初始阶段，甚至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还谈不上是人类的自觉行为，而是出于人类的“本能”或“天性”。人类的本能是人类不自觉地种的延续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动因。从理论上讲，生育在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形式上，实际上就是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一种表现。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即使仅仅为了种的延续，也必须一代一代的生育。在经济异常落后的原始社会中，人类能够延续下去，并得到不断发展，就是对自然界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的不同社会形态中，或者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上，人类生育本能对人口过程中人口增减的作用有所不同，但这一影响作用却从未消失。
二、生育道德影响
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不管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讲，孔子的思想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孔子的政治思想被统治阶级奉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以后，孔子的人口思想也自然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发挥着异常突出的作用。孔子极力主张增加人口，其出发点是发展后代，继承祖业。孔子人口思想的核心是“孝”，“孝”最根本的一条是生育传嗣。所谓“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并不是一般的生儿育女就能达到的，其主要是生男。这种生育伦理道德思想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私有财产继承和土地占有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尤其是有产阶级的大量财产要得以继续下去，家族统治要得以延续下去，就要有人来继承，必然形成重后观念。这样，才能适应封建经济关系和宗法制度，才能维持父权家庭的兴旺。
生育道德是民众生育规范和准则，是社会道德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体现，在一定的社会中，人口生育虽然受到法律的约束，而更多的是受到社会生育道德的约束和支配。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道德观念刺激了生育。据史书记载魏武帝曹操有25个儿子，晋武帝司马炎有26个，宋孝武帝刘骏有28个，齐武帝萧颐有23个，陈宣帝陈顼有42个，唐玄宗李隆基有30个，宋徽宗有65个子女，明太祖子女共40个。最多的可能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有儿子120个。（注：鲍宗豪《中国婚俗的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倡导并身体力行多男之俗，百姓民众也纷纷仿效，竞相生育。多子多福的鼓励人口增加的生育道德观念，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要多子多福，就要早婚早育，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早婚早育的生育道德认为结婚是首要的头等大事，它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认为人总是要死的，重要的是后继有人，有了后代，自己的祖先的生命就能得到延续，香火不断，虽死犹存。当然早婚习惯并非中国所独有，印度从公元前的拉玛衍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童婚现象相当普遍。阿拉伯地区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一般来讲，在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这种现象就越严重。这种传统的生育道德规范，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结婚与生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增长速度。
三、文化教育的影响
文化教育水平对人口增长速度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虽然在人口增长方面持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忽视文化教育的作用也是欠妥的。
经济发达国家低出生率的原因很多，但文化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传统的生育年龄和减少了生育数量。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对人口的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一般情况下，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比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和没有文化的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要少。妇女的文化程度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已成为一个规律。1981年中国对49岁育龄妇女生育率的调查表明，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者，分别比文盲平均少生0.93、1.66、2.33、2.8个孩子。（注：范又 陈光曼《人口数量与质量》，《光明日报》1989年4月13日。）女性的文化水平与生育率的密切关系，中国对50岁妇女的一次抽样调查比较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程度的平均生育4.80个，初中文化水平的生育3.74个，高中文化水平的生育有2.85个，大学文化水平的生育2.05个。有文化的妇女就业比例高，受教育多，容易掌握生育科学知识、避孕方法，容易摆脱宗族、传统观念的束缚，能较自觉地晚婚、节育。（注：谢联辉《警钟：十一亿人口！》，《人民日报》1989年4月14日。）
妇女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导致生育水平的降低，主要原因是同妇女接受教育推迟婚龄有关。而婚龄提高的原因是妇女寻求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好的职业。文化教育水平越高的妇女容易得到职业。受教育越多，取得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和专业技术程度就越高，越要求妇女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这就大大提高了婚龄和降低了生育水平。
四、宗教的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口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在信奉宗教的区域的影响异常突出。宗教的影响经常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伊斯兰教认为避孕、流产、节育是大逆不道，是违背神的意志的。土耳其的法典早已废除了多妻制，也明确规定了妇女的初婚年龄，但强大的宗教势力竟能使法律作出让步。尽管印度政府1929年起颁布法令禁止早婚，1978年又发布禁止童婚修改法，但由于印度教经典的提倡，早婚、童婚依然盛行不衰。1979年，在印度阿杰米尔举行的集体婚礼仪式上，有的婴孩刚2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岁，就被宣布为“夫妻”。（注：鲍宗豪《中国婚俗的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在南美洲天主教认为，多生孩子是人民身心健康和国家兴旺的标志，认为化学药品和机械避孕是一种伤风败俗、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在天主教影响最大的一些拉美地区，许多节育方法至今仍然被禁止。（注：梁中堂《人口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
大多数宗教都鼓励人口增殖，佛教虽然僧尼不结婚生育，但对民间的婚育持放任态度。当然僧尼的大量增加会造成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的停滞或减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出现过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僧尼数不过7万7千余人，到了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左右），上距太和初年不到60年，全国僧尼总数激增到二百万人左右（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约三千万）。东西魏分裂（公元534～556年），周齐对峙（公元557～577年），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两国总人口数在三千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3页。）造成国家在税赋、兵力、人力等方面的困难，使当时的政教之争，表现为政府与寺院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之争。因此，相继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宗教大都鼓励人口增殖，这与宗教各教会、教派、教区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政教争权等因素有关，各宗教为使自己的信徒尽可能的增多，鼓励自己信徒早婚多育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同时也就形成了鼓励生育的教规和教义。
五、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流行病是威胁人类最主要的死神。如天花、伤寒、霍乱等，每过几年就要流行一次，而且死亡率很高。1348年英国流行的黑死病，夺去了当时英国三分之一人的生命；1948年印度约有300万人死于疟疾。世界卫生事业对于一些流行性疾病的成功治理，有效地降低了死亡率。
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对于治疗和预防常见病，降低死亡率的影响作用同样是显著的。总之，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把整个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了一步。“很明显，过去二三十年公共保健和医药条件的重大改善使得死亡率的迅速下降远远高于过去，这与缓慢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相干”。“因此，下降的死亡率与不变的生育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由此而产生的自然增长率的上升便十分突出”。（注：[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页。）
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对人口过程起着双重作用，它在降低死亡率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出生率。在广大农村，因为新接生法和妇幼保健卫生事业的开展，以很小的成本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儿童死亡率。幼儿成活率的提高，使妇女的生育水平下降了。同时，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先进的避孕方法，科学的避孕药物和流产技术，至少为那些愿意少生孩子或希望推迟生孩子的人们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障。因此，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提高和降低两方面都产生着很大影响。
六、人口政策的影响作用
人口政策在人口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得最直接和最明显。人口政策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才能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人口政策总是和其他政策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和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单独的人口政策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
历史上采用行政手段干预人口过程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通过干预婚姻的方式来实现的。大体上都把重点放在限制或提高婚龄上。如越王勾践为速报吴国之仇需要增加兵员，下令：凡男20岁，女17岁不嫁娶的，惩办其父母。晋武帝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北齐后主规定：女子二十四以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注：鲍宗豪《中国婚俗的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恐怕是干预婚姻上最严厉的措施。相反，政府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也往往采取减少婚姻的方式，17～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用只准许有继承权的长子结婚的办法限制人口的增加。
人口政策采取经济手段影响人口发展是古今更为常用的方式。其重点是用经济的奖惩办法鼓励或限制人口的发展过程。汉高祖时有“民产子，复忽事二岁”。汉孝惠帝时有“女子十五以上不嫁者，五算”（即加5倍课税）。中世纪时代，西班牙王国和法国都曾采取减税或全部免税的办法鼓励大家庭。
本世纪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影响人口过程。许多国家都利用税收、社会福利、子女教育等方式影响出生率。鼓励生育的国家独身多交所得税，实行家庭补贴和子女津贴以及给孩子入托入学提供更多的方便和补贴的方式鼓励生育；同样，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国家，也用提供廉价住房，减少税收的手段节制家庭生育。（注：梁中堂《人口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有些非经济因素是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得以实现的形式，这些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或其他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互相强化和配合，共同决定着人口过程。研究影响人口过程非经济因素的目的在于它有助于制定反映人口本质的根本性人口政策，同时对人口政策的宣传贯彻以及贯彻方式方法的选择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