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席 涛
摘要： 1978-201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实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产业链，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势互补。但每当国际经济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情况发生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就要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直接引发中国进出口受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中国分别在1989、1997、2008、2018年前后经历了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中国经济形成了大致10年一次的下滑，这是经济数据与经验事实。政府通过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形成了“经济增长-外部冲击-经济低谷-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分析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可知外部冲击是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速出口导向政策转向内需为主政策，实行国内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均衡，进口和出口均衡，提高公共服务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
关键词： 进出口贸易； 不确定性； 外部冲击； 内需主导； 经济稳定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40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但在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四次由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下滑。1989年第一次外部冲击，虽然是由国内经济问题引起，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与合同违约，导致了进出口降低，引发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997年第二次外部冲击，是亚洲金融危机引起，导致中国进出口降低，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2008年第三次外部冲击，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进出口降低，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2018年3月由于美国政府发起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5%关税，作为反制措施，中国对进口美国商品提出了等额商品和等额税率的反制措施，简称“中美贸易战”，形成第四次外部冲击。
尽管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形成的原因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就是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降低，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故称之为国际经济外部冲击。本文分析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机制，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下行、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因素，强调中国经济应该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内需的经济增长，这既是减少国际经济外部冲击的必要条件，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相关文献，讨论已有文献关于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的观点，在辨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40年划分为四个10年一次的中周期。第二部分建构本文的框架，分析改革开放40年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把40年视作一个长周期，10年视作一个中周期，40年形成了四次经济周期，而通过经济数据尤其是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四次经济周期都源于国际经济外部冲击。第三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形成的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第四部分探讨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具有不确定性与风险特征，既要通过比较优势扩大进出口，又要防范出口导向引发的外部冲击干扰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最后从上述分析得出结论以及由结论引申出政策建议，中国经济应该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均衡与稳定。
二、外部冲击、出口导向与经济周期的理论辨析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四次下滑，并形成了四个谷底，解释这种经济现象，涉及相关外部冲击、出口导向与经济周期理论，对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与辨析，是该文分析的基础。
赵锡田把铅笔在一八八团阵地上画了个圈，此刻，外面的炮声早已停息，他知道，肉搏战已经展开。坚守了三天三夜，一八八团早已被打残，绝对应付不了这场屠杀式的肉搏战。
(一)外部冲击理论辨析
外部冲击是指一个开放的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给它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指一国贸易条件的较大的不利变化，包括出口需求的较大幅度下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较大幅度上升等。外部冲击产生的原因在于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难以左右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注] 刘树成：《现代经济辞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0-1021页。 。可见，外部冲击的每个因素都是不可控变量[注] 陈淑魁、郭庆旺：《关于外部冲击的财政对策思考》，《经济纵横》1988年第11期。 。贾俊雪、郭庆旺认为，“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冲击传导时效等与一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结构、经济脆弱性、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注] 贾俊雪、郭庆旺：《经济开放、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孙工声论证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外部冲击，尤其是国际贸易的传递渠道，而非内部调整[注] 孙工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金融研究》2009年第11期。 。马宇、王竹芹指出了外部冲击比国内政策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且具有较强持续性[注] 马宇、王竹芹：《外部冲击、需求管理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年第1期。 。但李成、刘生福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虽然2008年次贷危机后国内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加剧，但不能将其归咎于外部冲击的影响，投资波幅增大是解释经济波动加剧的最主要原因[注] 李成、刘生福：《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加剧了吗》，《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
(二)两个失衡是外部冲击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形成外部冲击呢？也就是形成国际经济外部冲击的中国经济内在原因是什么？余永定较早论证了中国经济的两个失衡，中国的持续双顺差使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外资[注] 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 ,越来越依靠外部市场，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势头才减缓[注] 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刘树成等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提出，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注]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经济透视》2006年第1期。 。2007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就指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出现了外部和内部经济的双向失衡问题。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是内部经济阶段性失衡的集中体现。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过高的储蓄率和不断降低的消费率使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循环，剩余的生产能力走向国际市场[注] 刘鹤：《走向大国内生性需求拉动为主的增长格局——对中国贸易顺差现象的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1期。 。刘遵义等通过研究中国出口加工增加值认为，由于加工出口比重很大，出口所产生的效应远较出口总额小。长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还会阻碍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造成发达国家始终把我们锁定在生产结构底端的局面[注] 刘遵义等：《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张晓晶等认为，扭曲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否则，在赶超的口号下，政策引致型的扭曲会频频发生[注] 张晓晶、李成、李育：《扭曲、赶超与可持续增长——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但也有学者坚持中国经济应该以出口导向为重点。华民一直认为：放弃对外贸易，试图用刺激内需的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行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注] 华民：《外贸增长下降根源不在外部在内部》，《上海证券报》2012年5月7日；华民：《贸易、汇率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发展战略的理性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实际上，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生产型”国家的道路，主要靠内需的“消费型”国家还不适合我们[注] 李计广、王红梅、张娟：《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角色变迁和展望》，《国际贸易》2018年第7期。 。江小涓指出：内需外需都很重要、各有特点又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应该“中性”对待两种需求，对商品、服务和要素的双向流动都给予平等地位，慎用偏向某一方面的支持或限制政策[注] 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 。
(三)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特殊性
外部冲击与中国经济周期具有什么相关性呢？经济周期是指一定时期内市场经济活动不断重复复苏、扩张、收缩到衰退这一循环过程的内在变化规律。经济周期理论一般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四种类型。
刘树成2003年首次将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波动划分为9个周期，并探讨了经济趋稳的成因[注] 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刘树成2015年又从经济增长率波动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考察，将1978-2015年划分为三个周期，分析了三次回落[注] 刘树成分析了经济周期的三次回落，第一次回落是1985-1990年，第二次回落是1993-1999年，第三次回落是2008-2015年。参见刘树成：《“十三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态势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欧阳志刚和彭方平提出了1978-2018年为一个经济周期，并分为长短不一的四个短周期[注] 欧阳志刚和彭方平将样本期内划分为4个完整周期：第一轮周期为1984年至1988年，波谷期为1986年。第二轮周期为1988年至1994年，波谷期为1991年。第三轮周期为1994年至2007年，波谷期为2002年。第三轮周期是一轮长周期，持续时间达到14年。第四轮周期为2007年至2011年，波谷期为2009年。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并且处在继续探底的过程中。参见欧阳志刚、彭方平：《双轮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共同趋势与相依周期》，《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刘全金和刘志刚分析了经济周期与实际产出波动的相关性，提出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和波动性是导致经济周期和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净出口波动性的降低是实际产出波动降低的重要原因[注] 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殷剑峰提出，要真正理解经济周期，还需要从总供给角度来研究GDP，方能理解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三大增长动力变化的原因，从而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作出解释[注] 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 。
2013年，由同济大学图书馆牵头，上海高校图书馆成立了非正式的馆际合作组织“上海高校展览资源共建共享联盟”，目前成员馆包括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含博物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等10所机构。该联盟在高校图书馆文化展览中深入合作，及时分享展览信息，互换展览资源，抱团对外谈判，共同制作展览等，有效解决了各高校在独立开展文化展览活动方面所遇到的资源短缺、特色单一等不足，实现了资源共享最大化，丰富了校园文化艺术氛围，收到了良好成效。[3]
中国经济周期的中周期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周期，西方经济的中周期是由产业结构、行业或者产品的生命周期导致的经济增长、衰落、低谷和复苏的一个周期。或者发生重大金融危机导致原有经济周期的中断，发生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四)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形成了中国10年一次的中周期
笔者以前在研究《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防范风险的作用时[注] 席涛：《法律、货币与价格—〈人民银行法〉的一个法律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在研究《行政许可法》对市场失灵的负外部性时[注] 席涛：《市场失灵与〈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 ，分别提出了中国宏观经济从1978-2013年期间，经历了三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包括1989、1997和2008年，因为研究重点与分析视角不同，都没有系统论述。加上2018年美国发起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就是第四次外部冲击。这四次外部冲击，它们之间具有共同性，也有不同特征，具有相关关系，也有因果关系。但其背后的中国经济逻辑、产业结构、进出口政策和发生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是一致的，就是进出口受到阻碍，进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具有明显的外部冲击特征。
上述外部冲击的理论研究了外部冲击的重要性，提出了内外失衡是发生外部冲击的主要原因，或者分析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或者针对外部冲击导致的对出口导向政策的质疑，或者强调中国现阶段仍然需要以外贸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条件不成熟。而经济周期的理论，并没有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经济低谷，以及为什么外部冲击具有明显的中周期分界特点。也就是现有文献还没有从40年改革发展过程中，系统研究、分析和论证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中周期分界点，完全是来自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形成的。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关键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运行过程中，投资和消费没有发生大的调整，社会经济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为什么突然发生经济下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下滑？通过分析经济增长数据，可以得出源于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导致中国净出口贸易突然下滑，引发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并形成了10年一次的四个中周期。
三、40年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形成中国经济四个中周期
如此大的进出口增长率下滑，直接导致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下滑到4.2%和3.9%，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年来经济增长率的第一次下滑，也是经济周期的第一次低谷，也是40年中的最低经济增长率。
图1是1978-2018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将1978-2018年视作一个长周期，而长周期凸显了四个最低点，四个最低点的年份都是发生国际经济外部冲击的时间点，四个最低点之间相隔10年，因此，10年就是中国经济40年长周期的中周期。同时，从图1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时间推移，经济周期峰顶逐渐降低、谷底逐渐升高，经济增长率曲线逐渐趋于平缓，经济大起大落的幅度不断下降。
图1 1978-2018年中国GDP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18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9月版。2018年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一)1989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制裁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外部冲击
1989年国际经济外部冲击不是因为国际贸易摩擦、国际金融危机，而是西方国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发动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注] 郑拓彬：《中国将坚持对外经济合作、个别国家向我施压不明智》，《人民日报》1989年6月18日，第2版。 。如美国、英国、法国和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进出口合同、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限制本国银行参与中国贸易业务等[注] 新华社：《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绝不接受七国首脑会议指责》，《人民日报》1989年7月18日，第1版。 。这是1989年外部冲击与以后三次发生的国际经济外部冲击的主要不同。
1978-198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用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方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放开了市场经济。当时，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由国家指定一家或几家外贸公司统一经营、联合经营，以及少部分由有外贸经营权的外贸企业按计划经营外，其余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注] 王绍熙：《十年外贸体制改革的评估》，《国际贸易问题》1989年第12期。 。但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低，进出口规模小，对外开放程度低，国际贸易依存度低，加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相继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取消了进出口合同，进出口受到了限制，导致GDP增速下降[注] 新华社华盛顿电：美国制造商协会副主席刘易斯指出，美国在中国保持商业机构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如果禁止美国的进出口银行为美中贸易活动提供资助，就将会使近5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中止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会使美国的出口贸易损失近20亿美元，并且在实际上也不可能阻止中国从其它国家得到这些产品。见《美工商界人士呼吁布什政府、努力维护美中经济关系、反对对中国采取新制裁》，《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第3版。 。
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中国的进出口从1988年的24.4%下降到1989年的8.6%、1990年的3.4%；出口增长率从1988年的20.5%下降到1989年的10.6%，1990年又增长到18.2%；进口增长率从1988年的27.9%下降到1989年的7%和1990年的-9.8%。1989年与1988年比较，进出口增长率下降了15.7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下降了9.9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下降了20.9个百分点。时任经贸部部长的郑拓彬指出，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对外经贸工作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所谓“经济制裁”的复杂情况[注] 郑拓彬：《1989年8月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事记》，《国际贸易》1989年第10期。 。
1989、1997、2008和2018年的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冲击与传导机制是不同的。中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不同、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同，参与国际经济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因此，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不同。
(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外部冲击
1997年7月，泰国发生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传递机制，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形成了对中国经济第二次外部冲击。
图2 1978-2018年中国、美国、泰国、德国GDP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GDP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美国、泰国、德国1978-2017年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2018年第二季度GDP数据分别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网站、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网站、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
如图2所示，亚洲金融危机对1997年世界贸易增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到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五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注] 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下降幅度较大的国家如：泰国(2.81%-13.94%)，韩国(22.35%-0.025%)、印度尼西亚(14.94%-0.6%)、日本(9.21%-1.48)、马来西亚(29.01%-11.59%)、香港地区(25.81%-19.47%)。参见周子康等：《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统计研究》1998年第6期。 ，但对世界贸易整体的影响不大[注] 祝宝良：《减缓的低速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走势》，《国际贸易》1998年第5期。 。美国、德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受影响。
小达眼尖，早就看到了房间中央放着的两个白铁皮炉子，上面各放着一口大锅，赶紧说：“这还用问吗？‘蜡像’‘蜡像’，蜡像是用蜡做的，这些木头当然是熬蜡用的柴火了！”
但这一阶段之后，发生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或者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引发了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波动，导致了国际经济增长的普遍下滑。如图2所示，2009年美国GDP下滑到-2.8%，德国GDP下滑到-5.6%，泰国GDP下滑到-0.7%。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比较，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仅是一次亚洲区域金融危机。
中国1997年的进出口增长率为12.2%、出口增长率为21%、进口增长率为2.5%，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进出口增长率为-0.4%，出口增长率为0.5%，进口增长率为-1.5%，GDP从1997年的9.2%分别下降到1998年的7.8%和1999年的7.7%。李建伟认为，“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发生的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两次强大的外部需求冲击，改变了短周期波动的路径”[注] 李建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
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冲击，国务院实施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国内外资金筹集。财政部于1998年发行1000亿元10年期国债，在国内筹集资金[注] 《财政部关于1998年10年期附息债第二批缴款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债字(1998)76号。 。财政部代表我国政府于1998年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外债20亿美元，在国际市场筹集资金[注] 《国务院关于同意财政部发行政府外债的批复》，国函〔1998〕97号。 。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国际债券，刺激经济复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下滑，形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经济周期的谷底，这与1989年谷底相隔仅仅九年。
(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外部冲击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务院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从重视经济增长量的扩张，到强调经济增长质的提高，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规划[注]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参见《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 ，发布了产业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三去一降一补”等国务院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自主研发、企业创新、具有知识产权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去一降一补”的痛苦过程，同时中国经济从2008年以后一直处于经济增长的下行通道，但具有结构调整的长远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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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许多领域还没有对外开放。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比重较大，但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国际支付能力下降、进口需求减少。同时，这些国家实行货币贬值，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内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80%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实力下降，对中国内地的投资速度减慢，投资规模减小[注] 石广生：《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1998年6月28日在“香港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国际经济合作》1998年第7期。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传导的。
单单依靠课堂教学掌握到阅读知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教师可鼓励学生积极掌握课外知识，从而丰富自己的阅读技能。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结构性便会得到及时的锻炼，甚至可借此提升自己的发散性思维等。就写作而言，学生只有掌握了一定的阅读知识之后，继而将其内化方可为写作服务。多样化的阅读题材会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因此文章内容则会更具新颖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为学生推荐更多的阅读渠道，借此获得更多方面的内容。
教师：“同学们发现，面对同一个生活实际问题，我们找出了6种分配方案，并且答案不尽相同。请同学们辩论：如果你是甲，你会接受哪种方案？为什么？如果你是丙呢？”以此让学生形成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组病例手术时间 240～380 min，平均（327.78±44.10）min；术中出血量 640～2 100 ml，平均（1285.56±523.52）ml。术中、术后均未出现神经功能损伤表现；术中未发生损伤大血管等严重并发症，无脑脊液漏、深部感染、死亡病例。
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形成对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外部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与中国经济没有相关性，但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链条中，中国是美国最大出口产品国，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需求与供给、中间品与最终品、进口与出口，具有相关关系，也有因果关系。因此，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进出口的下滑。
2007年进出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分别是23.6%、25.9%、20.8%，但2008年的进出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分别是17.8%、17.3%、18.5%，2009年的进出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分别是-13%、-16%、-11.2%。这是自2001年以来进出口的首次负增长，尽管2010年又有所回升，但增速始终不能回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形成冲击，国际经济对中国进口产品的需求减少，中国产品出口供给过剩，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正如陈学彬和徐明东指出的：“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本次金融危机经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实体经济形成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注] 陈学彬、徐明东：《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定量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这里的经济学意义就是，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本身存在着经济失衡的内在肌理。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务院于2008年12月8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决定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使2009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4万亿元以上，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国务院决定，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经济工作之一，要求用财政、金融和其他手段大力扶持七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就是新增4万亿投资，支持经济度过美国金融危机外部冲击。 。国务院作出的投资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使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注] 中国人民银行指出：“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有力支持了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主编：《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09》，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出台了钢铁等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和实施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参见《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 。2010年，在4万亿元投资带动下，中国经济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10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通过了《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注]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Public Law-111-5, pp.1-407. 该法案长达407页，经济刺激法案包含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两项内容，总计18项计划。，通过7980亿美元，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四)2018年美国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外部冲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同时，开放更多的行业与产业，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1年11月加入WTO之后，从需求层面看，“入世”意味着WTO成员大幅度降低了对我国出口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得到规范和约束，我国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外需条件。从供给层面看，在加入WTO后3年过渡期内，中国逐步取消了进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制。同时，调整、修改不符合WTO规定的政策法规[注] 李计广、王红梅、张娟：《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角色变迁和展望》，《国际贸易》2018年第7期。 。中国经济经历了2001-2007年的高速发展，GDP增速平均达到9.8%，出口增长率增速年均20%以上。如图1所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较为平缓的曲线，体现了中国经济高位小波动的平稳增长。
二氢吡喃并［2，3-c］吡唑类化合物（图1）作为一类重要的含氮杂环化合物，可作为细胞周期检查点激酶1（cell cycle checkpoint kinase 1，Chk1）抑制剂，具有潜在的抗肿瘤活性［8］。2016年，徐丽［9］将4-二甲氨基吡啶（4-dimethylaminopyridine，DMAP）催化合成得到的12个二氢吡喃并［2，3-c］吡唑衍生物对人乳腺癌细胞MCF-7进行了体外抗肿瘤实验，结果表明具有一定的抑瘤作用。
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实施高额关税的贸易战，提出了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又提出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又是一个10年，又形成了一次来自美国的国际经济外部冲击。
在中国与美国的国际贸易、资本投资和企业投资40年的发展中，美国与中国几乎年年都发生贸易摩擦，而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连续17年发布了《中国履行WTO的国会年度报告》[注]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 ’s WTO Compliance , December 2017. ，并常提起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相关商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公告、听证和起诉。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摩擦，针对的都是一种商品，涉及的都是价格或者补贴问题，一种商品影响的只是一个具体的企业或者具体行业，大部分贸易摩擦经过双方的相互磋商、沟通或者诉讼，都得到了解决。贸易摩擦只是增加了双方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增加了生产、销售、原材料贮备、就业等的不确定性，并没有构成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冲击。
2018年美国与中国发生的这次贸易战引发的外部冲击，爆发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四项指控，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发布后，中国发展有可能超越美国，也就是美国“301条款调查报告”中所指的“中国成为世界领导者”[注] “301条款调查报告”指出：“China’s strategy to become a leader in a number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advanced-technology industries, as reflected in China’s ‘Made in China 2025’ industrial plan, China’s goals of dominating its domestic market and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seeks to attain domestic dominance and global leadership, become a global innovation pow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引起美国的恐慌、不安与焦虑，必须找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相关问题，通过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实施加征关税，意图割裂中国制造与世界经济的产业链，诋毁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遏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这一次的贸易摩擦与一般的贸易摩擦不同，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做足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8月14日签发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关于中国法律、政策和实践对美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造成的“不合理”“歧视性”“负担”和“限制”而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调查，结论是中国试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导者[注] Donald J. Trump, Addressing China ’s Laws ,Policies ,Practices ,and Actions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emorand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 Federal Register, Vol.82, No.158, 2017, Presidential Documents, 39007. 。2017年8月2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301条款调查公告[注]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Investigation ;Hearing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s :China ’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 Federal Register, Vol. 82, No. 163, 2017.，正式启动了301条款调查程序。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签发了行政备忘录[注] Donald J. Trump, A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Related to the Section 301Investigation of China ’s Laws ,Policies ,Practices ,or Action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 Federal Register, Vol. 83, No. 59, 2018, Presidential Documents, 13099.，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301调查报告，宣布中国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降低与实施关税政策的开始[注]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 ’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2018. 该调查报告全文215页，包括182页正文和6个附件，注释数量达到1139个。。
因此，这次贸易摩擦并不是一种商品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摩擦，实质是美国通过实施高额关税施压，打击《中国制造2025》的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规划与技术创新，遏制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阻碍中国成为高新技术“世界领导者”。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注]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Notice of Determin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Concerning Proposed Determination of Ac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301:China ’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 Federal Register, Vol. 83, No. 67, 2018, Notices 14906.。2018年4月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公告指出美方这一措施明显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严重侵犯中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享有的合法权益，威胁中方经济利益和安全。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将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商品[注] 《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商务部公告2018年第34号)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
美国总统特朗普看到关税施压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改变相关政策与实践”，而是中国实施额度对等、关税对等的反制措施。2018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是否对中国反制措施再增加1000亿美元关税[注]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on Additional Proposed Section 301Remedies , 2018.；2018年6月18日特朗普又提出了增加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10%关税的施压[注]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 2018.；2018年7月10日，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要求听证和评论[注]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Request for Comments Concerning Proposed Modification of Ac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301:China ’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 Federal Register, Vol. 83, No. 137, 2018, Notices 33608-33728.。2018年9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自2018年9月24日起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25%[注]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 September 17, 2018.。中方不得不对已公布的约600亿美元清单商品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性质、分工与地位完全不同。从性质上看，“当前中美经济失衡是在金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国际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它既是实体经济领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虚拟经济领域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散职能的较大差异”[注] 雷达、赵勇：《中美经济失衡的性质及调整：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世界经济》2009年第1期。 。中美国际分工地位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是全球金融中心与制造业中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实现机制，它是满足当前中美两国的相互利益的。从特征上看，中美贸易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中美贸易首先是新兴经济国和发达经济国之间的贸易。第二，中美贸易是真正的大国间的贸易。第三，中美贸易的主体是产业链贸易而非产业间或产业内贸易[注] 朱民、缪延亮：《从多边和双边的视角看中美贸易》，《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
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经济均具有负影响和效率损失。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出口额度与关税税率，以及中国实施反制政策的对等额度与对等税率，中国进出口贸易，尤其是通过美国进口产品清单、行业、产业、商品的相关产业、上下游产品，上下游工厂，都将会受到影响，而这些影响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业、物价水平，影响美国贸易办公室公布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清单实施25%关税和10%关税的企业。因为美国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美国企业进口产品支付的关税必然添加到生产经营产品的价格中。因为美国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必然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这种影响取决于美国进口方的反应，如果减少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需求，中国企业出口方，将被迫减产、停产和裁员，或者重新寻找贸易需求方。
因此，这是一次外部冲击，它是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进出口关税的传导机制，形成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就目前时间点与中美协商进展上的考察，这次外部冲击比1989、1997和2008年的外部冲击影响要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8年4月曾预期2018和2019年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9%。但2018年10月9日发布的《2018世界经济展望》中表示，由于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新兴市场遭到挤压与不确定性，全球增长预期由4月的3.9%下调至3.7%。这是IMF自2016年7月以来首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注]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8: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 2018, pp.xiv,14.。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白皮书指出：“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日报》2018年9月25日，第10版。 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注] 赵嘉鸣、杜尚泽：《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人民日报》2018年12月3日，第1版。 。但中美贸易之间今后的变化与发展趋势，还有待观察。
四、出口导向政策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缺少资本、技术和市场经济管理方法，同时，中国土地、劳动力以及缺少附加在劳动力上的社会保障等，产品价格相对低。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建立合伙企业、合资公司和独资公司等三资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国内企业生产对国外的需求和供给的产品，扩大进出口，带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出口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1978-1990年，中国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差别很大，中国企业的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低，中国产品的价格就低，形成了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出口产品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路径依赖、由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中国地方政府对外引资政策、中国产品价格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产品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与质量比较，极具国际竞争力，因而占据了许多国家低端产品的市场。
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分工形成的结果，中国企业在20世纪末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分工的机遇，形成了世界经济分工中的生产链，大量生产附加值低的订单贸易、来料加工贸易，扩大了就业，尤其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由于生产工艺简单，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成本低，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技术培训，又没有“五险一金”的强制性规范，产品成本低，出口产品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虽然参与国际经济生产链的产品附加价值低，但由于扩大了就业，增加了收入，总体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中国出口贸易的国民福利，不仅要看产品附加值中所体现的厂商利润，更要看就业福利和收入福利(过去还有外汇收益)以及再投资(资本形成)和增长福利。”[注] 裴长洪、彭磊、郑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验与理论分析：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种总结》，《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企业“五险一金”的强制性实施，社会保障福利的落实，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产业结构转型，处理和淘汰“僵尸企业”，建设市场竞争秩序，这些制度环境、社会保障和产业结构转型等，为企业技术创新、设计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激励平台，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逐渐降低。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现，中国会逐步以高新技术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竞争。
2.3.2 稳定性试验 取“2.2.2”项下供试品溶液（编号：S2）适量，分别于室温下放置0、2、4、8、12、24、48 h时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岩白菜素峰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为参照，记录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14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均小于3%（n＝7），相对峰面积的RSD均小于4%（n＝7），表明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48 h内基本稳定。
（1）纳入国家战略。洞庭湖面临的系列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期以来洞庭湖与长江唇齿相依、相互作用，演变为极其错综复杂的江湖关系，尤其是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建成后，更加剧了这种复杂程度。抓好洞庭湖及其水系的治理，对确保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将洞庭湖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洞庭湖保护和治理重大政策、重点工程、突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国家有关部委、相关省市、相关企业共同努力，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五、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具有不确定性与风险
国际经济是不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交易，这种相互交易遵守的是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规则框架，如WTO规则。WTO规则，可以减少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给交易双方一个明确、透明和稳定的预期。
但是，国际经济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与风险。由于参与国际交易的国家之间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主要国家、一个在国际交易中开放程度较大的国家，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其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领导人更换、货币政策重大调整、进出口政策和关税的重大调整、国内动乱与不稳定、战争等因素，都是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即使付出很高的搜寻成本收集、整理和分析这些不确定性与风险，也很难预期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作出何种政策决定。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是其他国家难以预料、难以控制和难以左右的。因为，国际经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外部冲击，根本不能被准确地预见。国际经济外部冲击是宏观经济体系的一个外生变量，外生变量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外生变量是不确定影响因素。
如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或者市场本身引起的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参与国际交易的企业前期投资建厂生产的产品，或者根据国际贸易合同准备的货物，都需要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付出成本的过程。每次遇到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尤其是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生产型企业，就要遭遇产品积压、停工停产、裁员，甚至破产。这是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竞争，由国际经济不确定性与风险引发的外部冲击所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后果。
防范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可以制定相关抽象制度。而在实体经济方面，尤其是实体经济产品的生产、支付、交货、运输和保险等，在没有发生外部冲击之前，一切都必须正常进行。那么，又如何防范和应对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呢？
六、结论及政策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基于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工业经济相对落后、公共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等国情特征，中国实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产业链，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势互补。但每当国际经济发生危机、主要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就要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直接引发中国进出口受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1989、1997、2008和2018年的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形成了中国经济四次10年一次的中周期，这是经济数据与经验事实的直接解释。
“一个月前他们几家的大棚眼看就不行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起死回生了。”邻居刘桂香表示，自家大棚种植时间短，所以今年没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当时看他们都嚷嚷要重新种，心里还是有些庆幸的。没想到，一个月过去后，大棚里面黄花朵朵，西红柿压满了枝头，哪里还有当初半死不活的样子。“看到他们用后效果这么好，我也跟着买了几桶，也给家里面的地换换口味，防患于未然嘛。”她说。
从四次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中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会余留后遗症，并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结构。同时，持续中低端产业链的生产与供给，延误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设计创新和产业升级。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具有13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具有还未工业化的农村，具有从脱贫、温饱到富裕的潜在需求与供给，这是供给与需求的大市场。三是中国还存在基础设施领域供给不足，简称短板。这些供给不足，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扶贫，还属于短缺产品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需要逐步完善和解决。
从以上三个结论引申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政府监管的方法体系，通过价格机制调整产业机构的升级转型。
对于脑梗塞患者而言,经过临床治疗后,因为治疗因素以及护理因素等影响,往往会呈现出疾病后遗症的现象,以语言功能障碍以及肢体功能障碍的出现较为普遍,对此研究有效方法加以预防表现出显著价值。
第二，出口导向政策转向内需主导政策。中国从出口导向政策转向内需主导政策，促进消费的前提是扩大市场就业，提高就业者工资水平，均衡企业类税率、个人收入与个人类税率，落实国务院消费政策，“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2018年9月20日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国办发〔2018〕93号。国办93号文件主要是细化、具体和实施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逐步实行国内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进口和出口的均衡[注]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9号。 。
采用陈杭君等[10]的方法，略有修改，具体操作如下。取2 g样品，加入5 g水，加入20 mL 70% pH 3.0的酸性乙醇溶液，在40 ℃下水浴2 h，提取至提取液无色，过滤后备用。采用pH差示法测其花色苷的含量，取2 mL提取液于25 mL比色管中，用pH 1.0缓冲液（0.2 mol/L KCl-0.2 mol/L HCl）稀释至10 mL刻度线处，另取2 mL提取液于25 mL比色管中，用pH 4.5缓冲液（1 mol/L NaAC-1 mol/L HCl-H2O）稀释至10 mL刻度线处，在510 nm处测量吸光度值。根据下式计算总花色苷含量（g/L）。
第三，提供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在市场不能解决、市场不愿意解决和市场不参与解决的前提条件或者约束条件下，政府“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2018年10月31日发布。 ，就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贫困地区建设等问题，这既是经济社会充满生机的前提条件，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保障条件。
The Impact of External International Shocks on China ’s Economy
XI Tao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P.R.China)
Abstract : Between 1978 and 2018, China has been carrying out its economic reform for 40 years, during which it adopted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policy and i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chain. But whenever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es or changes in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major countries,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will face uncertainties and risks, which will directly lead to a slowdown i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and the decline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major external international shocks in 1989, 1997, 2008 and 2018, which resulted in a 10-year economic decline of China’s economy. This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The government stimulates economic recovery through public policies, forming a cycle of “economic growth-external shocks-economic slowdown-policy stimulus-economic recovery”. By analyzing the four external international shock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xternal factors have led to the economic instabilities and downturns in China, and recommended that the export-oriented policy should be shifted to the domestic demand-oriented policy, which balances the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and import and export, and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facilities.
Keywords : Import and export; Uncertainty; External shocks; Domestic demand-oriented; Economic stability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商务部重点项目“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SYZD201806)。
作者简介： 席涛，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8； jencen678@sina.com)。
[责任编辑：郝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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