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与文论的深度自觉和交互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深度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O;BO18;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2)02-0070-05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与《文学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讨论会于2001年12月1日至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就全球化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文艺学的创新等重要理论课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次研讨会是对时代召唤和现实要求的一次及时而有力的回应。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议题。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曾对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由于历史现实和理论语境的不同，相同的议题便拥有不同的理论负荷和实践指向。前次讨论旨在将人与文从阶级决定论和政治工具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呼唤的是人的主体性和文艺“向内转”的自主性，本次讨论则旨在将人与文从封闭狭窄的自我禁锢中解放出来，呼唤的是人的主体间性和文艺“向外转”（文化转向）的社会历史性；前次讨论还在人论和文论等两个相对隔离的领域中展开，其间只是同气相求的策应关系，本次讨论则在打通两个领域人为界限的基础上进行，其间是彼此交融的双向建构关系。本文仅就讨论所及的理论热点做一简要评述。
一、人论与文论的深层渗透和融合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的创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艺学是肤浅的；缺失文艺维度的人论是片面的。今天，文艺学创新问题之所以再一次走向理论前台，固缘于文艺学本身面临的新难题和新挑战，而人在生活实践中遭遇的新困惑恐怕也是重要的深层动因。
这次研讨会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但是，在网络传播时代和全球化语境中，这个命题本身已经“问题化”了。面对这种情况，钱中文强调，我们的研究不能避难就易地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不能从已有的理论进行归纳，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及其处境和现状。当前，物质的丰富、人的潜能的开发、个人创造精神的肯定，只是我们现实处境的一个方面；而科技发展的失衡、信仰的缺失和物的挤压所造成的部分人向“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和钱性权式的人”以及“没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的畸变，已经变成一个更严峻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发展的人的实现，就需要有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公平、平等的社会条件；其次要使人先成为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人文知识分子主要应在第二个条件方面有所作为，高扬一种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新的人文精神。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的内在关联中介即是历史性。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议题是切己性的。既往研究的盲区就在于，未能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普遍命题与我们自身现实处境和知识结构的改造结合起来。陆贵山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建设，实质上是人的建设与文的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文艺学的建设，不仅应当有利于作为文艺对象的人——广大读者群众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更要强调作为创作主体、批评主体和研究主体的人——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全面自由发展。文艺队伍的建设是文艺学建设的关键所在。作为学者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主要是应当努力拓展、深化和优化自身文论的知识结构和学理结构。”在文艺理论领域内，依据人与文的不同层面和侧面的结合，存在着人本主义、历史主义、审美主义和文本主义等几大有影响的文论学理系统。只有比较完整、深入地掌握了上述几大文论学理结构和学理系统，文艺理论家们对文艺理论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相对全面和自由的状态，从而有利于推进文艺学的全面建设与创新。
反思20世纪的历史巨变，我们看到人类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和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新的矛盾冲突并存。这需要我们不仅进行物的变革，更要进行人的变革。陈传才认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其最深层意义上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也是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乃至整个文化建设的旨归。”文学通过对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的矛盾的展示，丰富着人的精神世界，增强着人的自觉。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之间关系，可以从多层面、多学科切入展开研究。在讨论中，来自不同学科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在范围广大的领域里为人论与文论的深化和拓展发掘梳理了大量素材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在讨论中，人们在认识上达到了对人论与文论交互建构关系的确认，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方法论上看，讨论似更侧重在人论对文论的影响上，而对文论如何参与人论问题的解决着墨不多。笔者以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各种人学观念是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化形式中提出并进行讨论争辩的，文艺学也正是关于人的各种话语的竞技场和人的形象得以塑造的动力场。因此，人论与文论间的界限抑或应彻底打破，从而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文学人越界与文艺学扩容
文学人的境遇总是与文艺学的学科定位和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当今社会中的处境，也许可以一言以蔽之：边缘化。但是，何以如此的呢？文学人与文艺学又当如何呢？
文学人和文艺学的边缘化，主要源于社会历史的深层变革，其中媒介方式的变化和文明形态的演替也是值得重视的原因。王岳川认为，人类在走过了手写文明、印刷文明之后，将进入无纸工业文明时代或后传播时代。纸张的消失和网络阅读的随意性，造成了作家写作的未终结性、文本的“经”的地位和文本“阐释”的知识精英地位的消失以及文化垃圾的大量出现。这使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当代中国文化中世俗化倾向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这将文学人和文艺学抛向了边缘。
从根本上说，“边缘化”是社会历史的变革造成的。但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学人和文艺学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是不是也因为文学人和文艺学自我设限守株待兔而被当代艺术／审美活动的更新发展“轮空”了呢？放眼当今文艺文化审美，我们发现，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甚至环境设计等。但文学人大都将它们视为“非经典”而漠然处之熟视无睹，致使自己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难道不也是文学人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种处境，金元浦主张，文学人必须大胆“越界”，进入新兴的文化／审美领域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文艺学也应实现自身的扩容和范式转换。越界和扩容的第一步，就是“走出书斋”。许明认为，文艺学的发展正在从阐释型走向实践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在经历了“走出教条主义阴影笼罩阶段”和“走出西方中心论影响阶段”之后，已进入“走出书斋阶段”。文艺学的生命力和魅力即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对现实的介入。近来国内文艺研究的新趋势是：共同寻找文艺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和打通壁垒的途径，文艺学正在“走出书斋”。
“走出书斋”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论的话题。人们普遍担心，“走出书斋”可能会使文学人丧失“岗位意识”。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彼此推进的。目前，文学人如果能“走出书斋”——走出文学经典的象牙之塔、走出个人生活的狭小空间、走出封闭形式内的自我陶醉和审美幻觉，而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走向实践，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关注受压抑阶层、关注民生疾苦、关注大众文化和各种新兴文化形式，这不是丧失了而是强化了岗位意识；而文学人如果有强烈的岗位意识，那就应进一步意识到，“书”是当代社会由各种新旧媒介所组成的大文化文本，文本本身是一项社会文化工程——它不仅以刻写在上面的东西改造世界，其出版、发行、流通和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它本身就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文学人参与到这种浩大的社会文化工程之中，也就正意味着走出传统“书斋”。
随着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在全球的勃兴，文艺自律论和审美自主论遭遇了强劲挑战。金元浦认为，世纪之交的文学艺术发生了文化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自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全球化的推动、电子媒质的挑战、媒介文化对生活的改造、大众文化城市文化的传播蔓延、时尚文化的大批复制，这一切都使视像文化和网络文化占据了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并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对象，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在目前，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陶东风认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已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文艺学必须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文艺学学科应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克服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的禁锢，开发自身的创新能力，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要认识到，自律论文艺学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并不是文学“一般规律”。我们应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方法，走向文化研究。
文学艺术的文化转向带给人们的最大困惑就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其实，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边界固定的文学。文艺学之内所包含的文学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的。文学中“流调”与“正体”之间的互变也从未停息过。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这是必要的。但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人生论方面的依据呢？有没有一个贯穿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的独立的审美维度呢？黄克剑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具有价值意味。与富强、正义、和谐、真、善、美、圣等价值一体于人的自由相称，经济、政治、伦理、科学、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等则整合于一种完形的“文化”。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全部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也正意味着人对自己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人生有审美这一独立的价值维度，对这一维度的自觉是审美自觉。独立的审美之维所提供的审美视界又可以摄受整个人生。文学艺术可以表现其他诸领域中的人物和事件，但这只是在把人生文化诸事相摄入相应的审美形式以后，始终牵动着它的命脉的是审美问题。
的确，文化研究应重视价值维度，以避免“泛文化主义”。但文化研究并不必然造成审美之维的丧失以及文学经典的消失和文学研究对象的泛化。恰恰相反，如果文学经典能够将其部分特权让与其它文化文本，这并不是经典的衰竭，而正是经典的复苏；如果文艺学能在广阔的文化领域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并不是审美之维的丧失，而正是对它的巩固和深化。
那么，今天的文化转向是否意味着文学要放弃自己的自主性呢？我们是否已走完了文学自主性历程呢？余虹认为，“文学自主性”问题仍然是当代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必须联系生存自主性来思考文学自主性和文学现代性问题。生存自主性是现代思维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任务。文学自主性问题是生存自主性问题在文学活动领域的展开，因此，文学自主性问题就是文学现代性。所以，我们必须“保卫文学自主性”。
在我看来，将文学自主性与生存自主性联系起来考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将文学自主性与生存自主性等同起来的倾向也是值得警惕的。为什么文学自主性会赋有表现生存自主性的特权呢？如果其它文化形式同样拥有表现生存自主性的权利，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否就应该成为一些各自分隔互不流通的文化势力范围呢？难道将文化划分成一个个独立自主的领域，我们就实现了“生存自主性”？将完整的文化领域分割成一些互不连属的范围，这是否恰恰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征兆之一呢？“文学自主性”问题本身是一种现代建构，在当下语境中，这个问题应该得到重新界定。只有将文学自主性解释成文学能够“自主地”进入各种文化领域（其它文化形式也能自主地进入文学的视野），文学自主性才能与生存自主性问题深层关联起来。因此，文化研究正是在其深刻层面“保卫”着“文学自主性”。
看来，从文艺学学科建设和范式转换的高度审视，文化研究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抗拒的。文化研究不是一概反对文学的其他研究方式，而是在承认其他研究方法的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寻找其间的通约性。我国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和删汰，已经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有10余种批评话语经过改造、融合和重建已经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批评话语有各自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方法论要求和逻辑运演程序，它们构成了多话语共生的合理格局。我们不该将各种理论一概整合于一，原先统贯为一的文学概论教学应当有重大改革，多话语共生的批评构架可以也应该进入批评教学。文化研究力图建设并进入各种理论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领域。目前，作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学科尚未形成，文学范式正处于库恩所说的“危机”时期，因此，其它研究方法的存在正是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个前提。
三、话语平台的搭建与“间性”的发掘
批评的语境并不是自然的、客观的和现成的，我们是在诸多语境中选择并构建自己的批评语境，这种选择和构建也会影响我们的提问方式和批评对象本身。这要求我们在提问和讨论之前先行反躬自问，对自身的批评语境进行反思和批判。
我们今天所处的批评语境是多重的和多声部的，与之相应的批评话语也是混杂的喧哗的：既有现代的，也有后现代甚至前现代的；既有中国传统的，也有西方引进的。我们是在哪种理论平台上提出并讨论问题呢？吴琼认为，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上来讨论问题，即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计划仍是我们的知识使命；另一方面，后现代性作为一个严峻的事实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同时处身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杂语境中，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才能与当下的中国经验发生联系，我们的文艺学建设才能找到其现实的生长点。
也许不会有人否认我们今天的批评话语平台的复合性和多重性，但各种话语平台之间有没有兼容性呢？在我看来应该是有的，但它并不是现成的，需要我们去积极构建。只要我们不想将对话式的讨论降解为独白式的自说自话，而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个新的对话平台的构建就不是不可能的。陈晓明认为，人们通常以为后现代话语“反人性、反人道、反对一切人文关怀”，这就将后现代妖魔化了。后现代主义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和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而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后现代的人性化的文艺学则是当代理论建设迫切的课题。
从关怀人这一维度，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和近代性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言说平台的，而这个平台的基础就是间性。金元浦认为，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的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间性是我们由“体系时代”转向“话语时代”的知识平台和言说平台。间性孕育着多样性、对话竞争和开拓创新，也有助于我们以更从容的态度去对待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文化文论遗产，既达到刘俐俐所主张的，“切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逻辑轨迹，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又走向王宁所主张的，“使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同时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势产生影响”。间性是我们打破中与西、古与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面对我们自己发展的真问题，通过选择、借鉴、翻新和创造的方式来建构中国文化文论的深层基础。
尽管我们尚未建起一个新的批评话语平台，但文学批评认识到自身批评语境的非既成性、非同质性和非自然性，进而确认其间性、复杂交叠性、多重互渗性和多元共生性，这代表了批评理论的深度自觉。我们要进一步将这种洞见引向深入，意识到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也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意识到批评也是一项社会文化工程。而这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转向命题的深层意蕴，也是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使命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