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人的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家梁启超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是他文化品格和当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具有时代性和综合性。本文拟运用社会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较为系统完备的人的社会化思想。
文化发展视角：近代文化的建构
文化发展视角即把社会化看作人类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转移。梁启超将学习“西学”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个人文化结构的更新，并较广泛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有选择地传到中国，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诠释、引申与发展，建构近代文化，完成新文化建设。
梁启超自1898年9月底流亡海外，前后达14年之久，虽然对他个人感情来说是悲凉和痛苦的，但从人类文化的转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良好的传递西方文化的契机。在此期间，梁启超暂时脱离了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学术流派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希望通过传播，“抉破罗网，创造出新思想”。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应该将世界学说无限制尽量输入，并以特有的文化素质和机敏的洞察力，广泛地翻译介绍了西方众多的思想和学术流派，对不少有名的大学问家都有专文评说。如在《卢梭学案》中，系统地介绍了卢梭的生平和政治主张，详细地译述了《民约论》的基本观点；透彻而精炼地介绍了培根的认识论是物观和心观；对笛卡尔的怀疑精神、科学态度以及剖析、综合、计算的研究方法颇为赏识；从道德和智慧两方面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还评述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他的《饮冰室合集》涉及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有50多位，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对希腊的古典学术、德国的哲学流派、英国的经济学说、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等都作了介绍和评论。
他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论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即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竞争理论去看问题。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世界文化的进步，必须在竞争中求得，在“扬弃”中求创新。“竞争为进化之母”。中国自周秦以后社会很少有实质性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中国丧失了竞争这一动力，通过将中西方历史发展进行比较，梁启超具体地阐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及社会发展状况在春秋之前大致相同，数百年间在政治军事上列国争雄，在思想上百家争鸣，与“希腊列国之时，政学者称极盛”颇为相似。当时中国政学的昌盛，与大一统尚未形成有关。战国结束后，中国与欧洲开始在历史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后罗马时代欧洲的历史与战国之后中国历史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两大差别：第一，欧洲这一时期因古罗马帝国的分裂等因素而呈现出国与国之间的激流竞争的鲜明特点，而同期的中国却因秦灭六国而出现大一统的局面；第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社会等级森严，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不存在等级制度的“平等”国家。然而按照“竞争为进化之母”的说法，中国为此付出了失去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的高昂代价。中国本是一等文明古国，但到晚清已降至三等，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梁启超认为，人类群体竞争可以分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外竞”和民族国家内的竞争——“内竞”。“外竞”可以使一个国家在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自强不息，“内竞”则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每一个成员成为生活的强者，从而在根本上增强社会群体实力。这两种竞争对推动社会进步均有重要价值。
梁启超建构近代文化的举措和设想，达到了历史性与承续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共融性的统一。
社会结构视角：改革社会的功能
社会结构视角即个人通过社会化、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和地位，学会如何顺利地完成角色义务，社会化的功能就是维持和发展社会结构。梁启超认为在近代社会，必须把人的充分社会化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帮助社会各阶层的人完成学习角色、获得角色、胜任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因此，他提出了开民智、变科举、兴学校等培养近代改革人才的可行性方案。
梁启超一生最注重开民智。他一向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归根到底是民智的进化；各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智力上的竞争；各民族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智慧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也是智力高下的一种反映。他经常从民智的角度去考察一国的盛衰，去论证中国的前途，去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
开民智首先要开风气。风气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即不自觉的行为规范。一种风气一旦形成，不仅会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而且将影响国家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在梁启超看来，洋务运动的三十多年，由于练军、购舰、办工厂、修船坞、办洋学堂、派留学生、办外交、出国游历、翻译西书等方面的努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对本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一是开化的层次不高，对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知之甚少，论及世界社会进步潮流，言不对题；二是涉及的人数不多，仅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思想有所开化，多数国民停留在旧有的水平上，不知世界为何状况，不辨国家应如何发展。他指出，对于广大国民，“必须广其见识，破其愚谬，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1]梁启超通过开风气来开民智的思想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还进一步论述了士绅、官、女子的社会角色的定位。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他是指围绕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一个人在什么位置上，就要按照什么行为准则去做。
士绅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知识，上连官，下连百姓。按梁启超的设想，地方议员主要从这一阶层人中挑选，地方民主政治和教化也主要由士绅去实现。但当时中国的士绅缺乏参政意识，很少了解世界，不懂西方文化，责任心不强，民主程序淡薄。因此，他建议以省为单位，办一年制的绅士培训班，一边学习中西文化知识，一边从事议政实践，增强办事能力。其中优秀者充任省议员，一般者留为州议员。如此数年下去，则绅士之智大进，议员之队伍充实，改革社会自然由这些人去落实。作为一种设想，梁启超的开绅智具有开创性。首先他抓住了乡村基层社会中具有关键意义的社会阶层，由绅士上下沟通，启迪民智，推进社会变革，极为现实；其次他提出的通过培训的方式来提高绅士素质的办法，简易方便，花费极少，效果显著，具有可行性。
在开绅智的同时，梁启超还提出了开官智，他认为这是开民智的核心和关键。因为官吏握有大权，影响面又大，其智若开，许多人随之；其智若愚，不仅开明者受压，而且很多事情办糟。“贪官则不能望之以治事。”为了改变大多数官员顽固守旧的现状，梁启超主张对旧有的官吏进行培训，提高其中外文化知识水平，增强为民办事的能力。但教官极难，因各级官吏“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玩童，难殆甚焉！”于是，梁启超提出了各省要办一所课吏堂的主张，由巡抚任校长，大官带头，小官必老老实实就学。这样的学习班开办数年之后，官吏水平必然提高，民主空气慢慢形成。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办一些供官吏进修的专门学校，如政治学堂、法律学堂、科技学堂等等，把对官吏的培训经常化、系统化。只要“官智”提高一寸，民智就升高一尺，中国的改革就指日可待了。梁启超的这些设想，并非全是书生之见，有许多地方是合理的。在近代，官僚层的认识水平往往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
对于开“女智”，梁启超尤为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女子文化素质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风貌。按他的逻辑推理，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智力不高，则民族气质低下。因此，开女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女智既开，“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梁启超认为欧美各国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女子教育，善于提高女子的文化水平。男子和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找工作同样自由，这就使社会活跃和充满生机，后代自然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中国的封建社会将女子的社会地位压在最低层，还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压制了妇女的智慧和身心发展，“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妇女的聪明才智被淹没了，所生子女自然难达到理想境界。于是梁启超呼吁更新观念，改变妇女受压制的地位，首先给女子以受教育的权利。占中国一半的女子一旦提高到较高的文化层次，则中国的民智随之就开化了。
梁启超关于开民智的论述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个别论断也颇有见地。但开民智非一日之功，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一方面要给予新知识、新道理，一方面还要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武力的方式加以强制，否则改革是难以进行的。当然，从梁启超的客观条件讲，他能做到的只有从文化教育入手来促进人的社会化。
梁启超最大的困惑一是民智未开，二是人才贫乏。这两个问题的出现都与科举制相连。因此，梁启超先后写了《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学校余论》、《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论述了建立新式学堂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新式教育的总体设想。他提出办好新学堂的几项方法：一是重师范。“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2]。二是编教材。不仅要自编教材，还要译学堂急需的教科书。三是提倡女学。梁启超认为女子出来学习，或创办女子学堂，可开风气，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口素质。四是从小学做起。小学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决定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面貌。梁启超在《论幼学》中，从不同侧面分析了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具体办法，具体而清晰地反映了梁启超教育改革的思路。
总之，梁启超将民、绅、官、妇女、儿童等组成社会结构的基因都作了切实可行的社会化指导。虽然近代社会复杂多变，但为了维持社会的发展，必须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即近代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要接受近代教育，为国家和民族的近代化而互相配合、组织协调，逐步完善人的改革社会的功能。
个性的发展视角：双重资格的标准
个性发展视角即人的个性和人格形成发展的过程，社会人就是通过社会化而形成有个性的人。梁启超在论述人的发展时，对人格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他在众多的文论中，评论中华民族的不足，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缺乏、团结力之相差等等。他提出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双重资格的标准，即“为人的资格”和“为国民的资格”。他认为，中国传统教化的最大特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3]于是他提出教育应以培养“新民”为目的，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科技、文化等种种形式，使旧有的优点发扬光大、存在的缺点不断地克服，并将原来缺少的品质努力增补，吸收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以符合理论、道德、人伦、自我修养的综合性新国民标准，彻底改造国民性。
道德社会化，是指将特定的社会所肯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加以内化，形成符合道德要求的过程。梁启超将新民的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种。所谓公德即维护群体和国家的利益，“人人相善其群”。梁启超认为，人有公德是与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人之所以能合群，能组织为民族，能建立国家，关键是有公德相维系。公德者，群体之灵魂，国家之元气也。公德虽然受历史的限制和地域的影响，在内容、标准、传统、任务上存在着时期和民族的差异，但不论怎样变化，其核心是利群利国，为群体的利益作贡献。20世纪的中国，应据这一原则确立中国人的公德观，使人人为民族、国家献身。所谓私德是指自我修养。梁启超列了一张详尽的中国私德原因升降表，找出了私德不高既有政治、社会的原因，也有文化的、传统的因素。为了提高私德，他提出了要“正本”、“慎独”、“谨小”等，使国民具备完美的道德水准，适应生存斗争的需要。
政治社会化，是指个人逐渐接受被现存的政治制度所肯定和实行的政治信念和规范，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个人社会化的内容的重要方面是政治社会化，具有广泛的含义。梁启超的政治社会化思想包括国家思想和自由思想两个方面。梁启超将国家思想归纳为四层：一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这就是一个人的言行必须从国家出发，有利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二是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即从爱国家的态度而去爱朝廷，朝廷如一公司管家，其好则爱之，其坏则反抗之；三是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若外族入侵，誓死反抗，为民族、为国家不惜牺牲一切；四是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这是从世界各国竞争出发，时刻要想到祖国要在竞争中取胜，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这四层，梁启超就认为有了国家思想，就能克服一些人“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他在《论自由》中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4]。他将欧美国家的争取自由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生计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之自由）。这四大自由在晚清都极缺乏，所以中国人争自由是非常迫切和沉重的。他呼吁人们不要受奴隶主义的束缚，即摆脱古人、世俗、境遇、情欲的枷锁。概而言之，梁启超的自由观，首先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团体的自由。离开了集体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则无法存在。
法律社会化，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法律制度来规范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提出来的一项社会化内容，就是要人们守纪、守法。梁启超从自治思想、权利和义务思想、合群思想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法律社会化思想。梁启超一向主张国家自治、地方自治，也就是以法治国。其中，首要一条就是国民必须知法、依法，有自治思想和自治能力。所以梁的自治包含了国民自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也就是对国民进行民权、自由、平等、法制等方面的教育。他找出国民无力自治的原因5条：缺乏竞争、交通不达、文字欠更新、专制久而民心离、无思想和学术自由。这种概括虽不准确，但在20世纪初年，这种国民自治的呼喊，具有争民主、反专制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双重含义。梁启超的权利思想的用意是贯彻天赋人权。他提出：“权利何以生，曰生于强”。[5]对于中国人来讲，首先要有应享的权利观，敢于认定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作为朝廷或国家，必须承认国民的权利，保护国民的权利。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兴旺，人民才能富足。不懂权利的国民，只能当奴隶；权利不公正的国家，永远受人欺压。因此，梁启超的结论是，欲振兴中华，普及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相适均。……世界渐趋于文明，则断无无义务之权利，亦断无无权利之义务。”[6]梁启超对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看法是准确的，既享权利，又尽义务，是法律赋予新国民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这样，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才能得到协调。合群主要指团结力和组织力。从物竞天择、社会进化的观念出发，梁启超认为只有能“合群”的民族才可以腾飞世界。中国要想自立，要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增强凝聚力和团结力。这种团结当然不是专制威力下的被迫服从，更不是强奸民意式的皇帝集权，而应有规则、有法律、合民意、有秩序、讲道德。所以梁启超的合群是“契约”所指导下的合群，是争取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等民主权利的合群。
心理素质社会化，是指人们用健康的心理指导自己行为的过程。一个人的健康包括生理、心理、社交三大要素。梁启超认为，新民的心理素质应具备进取冒险精神、自尊、毅力、尚武精神四个方面。梁认为冒险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的保证。欧美之所以在近代突飞猛进，中国之所以在明、清以后一天天衰落，其根源在于有无冒险进取精神。欧美的哥伦布、麦哲伦、华盛顿、拿破仑、克伦威尔、林肯、富兰克林都是敢于冒险，执意进取，才获得了事业成功。冒险者，成功之母也。它给人以希望、热诚、智慧、胆力，四者交相辉映，相互促进，遂产生无穷之动力，助事业之成功。晚清中国人，恰恰缺少这种决定事业成败的进取冒险精神。梁启超指出：“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7]对于个人，只有自尊，才有自爱，才能自强，才能奋发向上，才有生机；对于国家，只有自尊自爱的国民，才能养成国家的自尊，以改造晚清国民中散发的奴隶主义的“劣根性”。在目标确定之后，毅力则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志不足恃，才不足恃，维毅力者足恃”。[8]而且，目标越大，事业越大，其成功越难，阻力越大，费时越大，毅力越重要。人们的才气差别往往不是事业的成败的决定因素，有无毅力则带有根本意义。从一个民族讲，有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者，其气盛，其雄姿勃发，反之则萎靡不振。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列强欺压的惨状以及世界上流行的“强权政治”、“铁血主义”，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兴起了尚武主义思潮，许多人呼吁重视军事，尊重军人，开展军民教育，增强国人身体素质。梁启超也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力主国民要强心力，壮胆力，增体魄，身强体壮，一展雄风。他急切地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9]梁启超的尚武，将增强国民体质和身心健康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按照进化论的理论、共和的标尺、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的上述观点，反映了当时追求完美人格的客观要求，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和可行性。
梁启超以“人”的改造为核心，提出有见解、成系统的社会文化主张，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不少不适之处，但从本质上讲，他提出了一个人的近代化问题。梁启超充分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和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近代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近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近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在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同时，将改造国民性提到了议事日程。近代中国，只有当地的人民与经济发展、行政管理、社会文化生活的近代化相适应，成为近代人，全体人民从心理到行为上都转变为近代人格，这样的中国才真正称得上近代化国家。离开了人的近代化，就不可能建成国家的近代化。而近代人所应具有的适应社会改革的新观念，要通过社会化形成；近代人所应具有的适合近代化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新知识，要通过社会化获得；近代人所应具有的适宜近代环境的新的行为方式，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养成。因此，每一个要使自己成为“近代人”的人，都必须自觉地接受近代社会的社会化。
注释：
[1]《湘报》，第27期。
[2]《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7页。
[3]《新民说》。
[4]《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40页。
[5]《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31页。
[6]《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104页。
[7]《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75页。
[8]《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97页。
[9]《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