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格化社会治理实践的考察
——以C市为例
孙东河
江苏省常州市委党校，江苏 常州 213016
摘 要： 近几十年来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和压力，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各地区都在积极、努力地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举措。近年来，C 市坚持系统化思维，将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网格化社会治理初步形成统一规范、纵向联通、横向联动的高效运行机制。本文就C 市网格化社会治理中“一把手工程”推动、因地制宜划分网格、推行网格管理服务责任包干、强化服务管理中心建设、推进联动指挥平台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实践情况考察总结，试图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参考。
关键词： 网格化；全要素；智能化；治理格局
近几十年来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空前的挑战和压力，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各地区都在积极、努力地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成为地方政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抓手。C市市域面积近44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470万，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近年来，C市坚持系统化思维，将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网格化社会治理初步形成统一规范、纵向联通、横向联动的高效运行机制。本文就C市网格化社会治理中“一把手工程”推动、因地制宜划分网格、推行网格管理服务责任包干、强化服务管理中心建设、推进联动指挥平台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实践情况考察总结，试图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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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质量就是生命，质量高的节目，生命力就顽强，节目就办得长久。如何提升节目质量，总的来说是要以建设者的姿态，坚持改革创新，做精做活电视节目，让电视节目的思想性和观赏性兼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广电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更好地传递社会正能量。
一、高位推动的“一把手工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掌国家政权。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大多是由党委政府推动实施的，如果各级党委政府将某项公共政策的实施视为“一把手工程”，精心谋划推动，是其取得进展和成果的重要保障。[1]从C市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推进实践来看，一是在各层级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实行高位推动的“一把手工程”，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项资源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确保网格化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强力推进。二是召开一千五百多人参加、包括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的动员大会，确保政策落地、人人知晓。三是市领导高度重视，进行专题研究和动员部署，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到上海、宁波、苏州等网格化治理先进地区学习考察观摩，并成立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专班，统一负责、强力推进全市网格化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四是及时制定全市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的实施意见、全市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的四个重点事项的指导意见和全市网格化社会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意见等文件，按照文件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标准、统一模式、统一平台，努力探索形成统一规范、纵向联通、横向联动的高效运行机制。五是在五个辖市(区)建成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正科级事业单位，为网格化化社会治理工作开展提供切实的组织、人才和经费保障。
二、因地制宜划分网格
按照构建全市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的要求，以街道(镇)、社区(村)两级为实施主体，因地制宜，划分基础网格和专属网格两大类。基础网格是以社区(村)范围内住宅区、自然村为基础划分的网格；专属网格是指基础网格之外的，以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特定单位为基础划定的网格。其中4982个基础网格，1316个专属网格，全市共划分网格6298个，统一标注标准公安编码。全市域科学合理划分网格，做到网格明确边界、相互衔接、全域覆盖。同时按照网格化社会治理的要素要求，将近40个部门9大类1107个事项下沉到网格，制定制度规范，明确职责任务、事项处置、数据流转等规则。
三、推行网格管理服务责任包干
从实践上看，网格化社会治理打破了以往根据条线职能进行责任包干的做法，而是网格员对网格内的管理与服务总体上的目标责任制和责任包干制。按照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采集、便民服务、矛盾化解、安全巡防、城乡治理协管和政策宣传”的六项标准，C市重点构建以“网格联络员、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志愿者”为支撑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人力资源保障体系。根据网格类型和城乡差异，网格员配备有所不同，其中城市社区基础网格为“4+X”：1名网格联络员+1名网格长+1名专职网格员+1名以上兼职网格员+X名网格志愿者。行政村基础网格为“3+X”：1名网格联络员+1名网格长+1名以上兼职网格员+X名网格志愿者。专属网格为“2+X”：1名网格长+1名以上兼职网格员+X名网格志愿者。其中网格联络员的身份最为“特殊”，为做实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C市创新推行网格联络员制度，全市共3967名机关干部配备到网格担任联络员。“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网格联络员既可通过网格化治理平台解决问题，也可走进网格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沟通，协调解决网格内的重点难点事项。全市以新招录和转隶为主渠道狠抓专职网格员配备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依据考核绩效进行奖励补助。同时探索将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协辅人员下沉到网格，实现“多元合一、一员多用”。
四、强化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建设
原始洞窟壁画中就有对动物油脂、矿物质粉末、岩石、木炭等材料的使用，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所使用的蛋清、石灰、亚麻仁油等，在其所处的时代也无疑是一种“新鲜的材料”。材料使用的变化一直在促使艺术概念的变化，因为每种材料因其与生俱来的物性不同，运用的创作方法不同，必然导致其背后所蕴含的信息也就不同。
在推动网格化社会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实体化运作、有明确化制度支撑的组织机构是至关重要的。[2]C市为网格化社会治理提供坚实可靠、运行顺畅的管理服务组织保障，创造性地实行“三中心合一”模式(合成维稳中心、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及时制定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管理规范，系统确定职能职责、运行流程、考核激励等一整套制度体系，确保网格化社会治理形成统一规范、纵向联通、横向联动的高效运行机制。继续探索网格化社会治理服务管理中心与住建、民政、卫生、公安、城管等条线部门实行“多中心共建”模式，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充分提高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效能、效益和效率。目前全市各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已具备实时视频监控、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等各项管理功能，形成了采集上报、核实立案、分流交办、督查督办、结果反馈和核查结案的“六步闭环”运行方式。
五、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建设
信息化、智能化是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最鲜明时代特征，C市自主建设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配备八千五百余台“全要素网格通”，将全市域五百多万常住和流动人口、二百三十多万套(座)建筑物数据全部纳入“一张网”管理。实现层级上包括市、区、街道、社区、网格五级用户的“纵向到底”，管理服务职能上纳入四十多个相关职能部门的“横向到边”。按照“四屏合一”(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系统、政法视频会议系统、视联网指挥系统)深入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化进程，在全市域实行统一系统、同一标准。在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实行“四级联动”和“六步闭环”处置流程，为基层民众排忧解难、及时、精准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真正实现了“网格全覆盖、服务零距离”。C市还努力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与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信息产业和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努力提高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将视联网指挥系统无缝嵌入网格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及时进行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对风险苗头能够及早发现预警、及时应急处置。依托GIS地图开发实时定位、轨迹查询、智能推送等功能，“小事一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提升网格化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C市在打造网格化社会治理格局方面成效显著：一是突出党建引领，探索网格深层次嵌入党建新模式。C市探索将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建服务点设在网格、党员纳入网格，选配近四千名机关干部党员到社区担任网格联络员，贴近群众、密切群众、服务群众。二是积极发挥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基层群众在网格化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作用。通过平等协商、民主管理，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努力构建权责统一、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网格化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体。例如，在全省首创制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志愿者参与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办法，建立健全多层次协商机制、多元化协同机制。三是更多采取市场化、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构建网格化社会治理新平台，引导志愿者服务站、法律咨询、心理工作室等众多社会组织参与到网格化社会治理中来，提高了网格化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四是推动“警格+网格”联动共治，把“双格融合工程”列为全市创新社会治理重点项目，全面排查涉黑涉恶、非法集资等线索，深入巡查重点场所、特殊人群，打造网格警务升级版。
经过近些年来的探索与实践，C市推行网格化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将更多资源、管理、服务落实到城乡社区，更多、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满意度，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但也应注意到，当前中国的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性，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也回应了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和痛点。[3]已有研究发现当前行政主导网格化社会治理可能存在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政策空转、难以实现部门联动等问题。网格化社会治理运行过程中也可能带来一些非预期后果，如“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等问题。[4]
[ 参 考 文 献 ]
[1]贺东航.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2]原超，李妮.地方领导小组的运作逻辑及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基于组织激励视角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1).
[3]杨光飞.行政主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观察与政策反思——以网格化管理为例[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5).
[4]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4(3).
中图分类号： D630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 (2019 )26-0274-02
作者简介： 孙东河(1974- )，男，江苏省常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标签：网格化论文; 全要素论文; 智能化论文; 治理格局论文; 江苏省常州市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