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声音：青少年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_定量研究论文

从宏大叙事到倾听个人发声——青少年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大论文,青少年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知识观转型，青年研究的方法体系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充实。近年来，笔者参与了两次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调研与服务活动，一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对山东省闲散青少年现状的调查分析；二是北京市某青少年服务中心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调研与服务。两次调研运用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从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到民族志的深度访谈，从宏大叙事到倾听个人发声，在青少年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许多尝试。

       一、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是指通过测量手段，用测量所得的数据来描述被研究的事物或过程。定量研究主要建立在实证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是相同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客观真实，这种客观真实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并且有规律性，可以通过人的不带主观偏见的观察和分析去把握，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定量研究强调研究者(观察者)和被研究者(被观察者)应保持一种距离，这样可以不影响被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定量研究的工具在不同的情境和脉络下可以被重复使用，强调研究的代表性，相信通过研究可以归纳出普遍规则。要使研究结果可靠，定量研究必须有系统地选择样本和实施标准化研究的过程，通过分析可以找到变项与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

       笔者参与的山东省闲散青少年群体的调研，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大样本的问卷调查，摸清14-25周岁之间不在学、无职业(该状态持续时间一般为半年以上)的青少年的基本状况，包括数量、比例、生存状态、家庭状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现实需求和违法犯罪等情况。调查共发放问卷2800份，回收问卷2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202份，无效问卷48份，符合“不在学、无职业”状态的社会闲散青少年问卷2132份，占有效问卷的96.82％。调查结果显示，在230个社区中青少年总数为192692人，其中处于“不在学、无职业”状态的社会闲散青少年总数为12876人，占青少年总数的6.7％；男性高于女性13.5个百分点；独生子女占51.1％，非独生子女占48.3％(其他为被调查漏填)；从年龄结构来看，14-17岁占12.0％，18-25岁占86.2％；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青少年占绝大多数，高达87.0％；从居住地情况看，居住在城区的占45.6％，城乡结合部的占28.6％，农村地区占20.5％；从其文化程度看，高中或中专以下的占33％，高中、中专占37.7％，专科学历的占17.6％，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占11.0％；从健康状况看，绝大多数人身体处于健康状态，由于身体或心理健康的原因导致失学、失业的仅占3.8％[1]。这些数据充分显现了定量研究的严密、客观和可控的特点，为了解山东省闲散青少年的基本情况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数据支持。

       二、反身性理论范式下的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指通过观察和访问的手段，用所记录的词语来描述被研究的事物或过程。质性研究方法采取的对世界的探究态度与方法源于自然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反身性理论。反身性理论认为，人们在认识对象时，总是处在外在文化、主观情绪等主客观的成见之中，这些成见往往左右着人们能否真正地认识对象。例如，现象学指出，理解是要从被理解者的角度入手；诠释论则认为理解是双向的，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的对话和相互合作构成理解社会的现象。

       质性研究不追求所谓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通常描述的是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选择性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主体价值倾向性。质性研究强调保持研究情境的自然状态，认为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其环境而被理解。为了更好地接近被研究者和他们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的经验和思想，最适合的方法包括非结构性的访谈、深入访谈、口述史、生活生命史、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重视意义的解释性理解，主要目的是从被研究者、行动者的观点出发，对他们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诠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也是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经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另外，质性研究强调研究关系，认为研究者需要对自身的角色、个人身份、主体位置、思想倾向、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由于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被研究者的生活实际，强调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因此质性研究注重研究伦理，比如征得被研究者同意、对信息严格保密、尊重被研究者、公正地对待研究结果等，从而使研究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关怀色彩。

       例如，笔者在对北京市某区的闲散青少年群体的研究与服务中，选择了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探索闲散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了解、评估闲散青少年的需要。社区闲散青少年是社会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弱能，“这种弱能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再加上社会歧视，形成污名化的身份认同，从而与社会主流群体形成隔离”[2]，“社会上，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群、妇女、老人、小孩等)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她\他们的历史并非自己书写，而是由别人操笔，因而经常被压抑扭曲”[3]。被剥夺了发声权利的人，看不到他们的需要，服务和工作人员就没有办法直接介入。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从北京市某青少年服务中心建立的闲散青少年资料库里，随机抽出16名闲散青少年进行了多次录音访谈，了解他们成长的生命故事，倾听他们的心声，后期对录音访谈进行了逐字整理，并形成了《低空飞行的风筝——“不靠谱”的小白》、《灵魂深处的迷惘——“特别”的阿兰》、《北京青年之人生百态——明白的活着》、《小阳：靠近梦想的滋味》、《北京青年之人生百态——“卑微”的理想》等16名闲散青少年的生命历程故事。通过口述历史访谈，让他们的声音发出来，发掘他们被埋没和隐秘的生活领域，了解那些与个人经验有关而被忽略的生活范畴，明白构成不同生命历程的多重社会力量，让人们看到他们的需要，这样对他们的服务才能真正到位。

       三、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

       1.“测量”与“理解”

       早在1883年，狄尔泰就以“解释”和“理解”这一对范畴来说明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的不同。定量研究要求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以此来获得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的价值追求；而质性研究方法则要求将研究者自己作为研究工具，亲身体验、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了解他们的思想以及价值观，经过解释性理解和领悟，对被研究者的世界作出描述、解释和分析。与此同时，研究者必须反思自身的角色、与研究者的关系、个人立场、前提假设、情感等因素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定量研究就是“测量”，而质性研究等于“理解”。社会学者潘绥铭等人在《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一书中，把定性调查(质性研究)与问卷调查(定量研究)进行了如下比较(见表1)，对我们颇有启发意义[4]。

      

       2.“求同”与“求异”

       “我国目前最常见的调查方法是，确定一个研究目标之后，收集几个(或者几十个甚至更多)人(或者其他调查单位)的情况，从不同人的访谈记录中摘取某些相同的侧面或者片段，来证明在这些人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现象，然后用这些共同现象来说明自己的研究目标，这就是‘求同法’，其目标就是去发现共性，而且必须依赖共性才能做出相应的解释。”[5]以山东省闲散青少年调查为例，除了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外，调查组还在全省15个城市中，随机抽样走访了230个社区(居委会、乡镇)，召开了16次座谈会，开展了48次个案访谈，但在进行访谈时，其目的并不是去了解每一个人的所有情况，而是仅仅了解那些与调查者的研究目标有关联的情况。比如，当时设计的访谈提纲有：“确定其闲散的时间和类型；当前有没有结交过违法犯罪的朋友或交往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与朋友聚会的场所是什么地方？在一起都干什么？有没有上过网？上网的动机、内容、时间及最长持续上网的时间”等。可以看出，这份访谈提纲里“前设”了很多东西，研究者对“闲散青少年”事先已经有了一个定义，已经给他们贴上了很多标签，比如“结交不良青少年”、“出入不良场所”、“网络成瘾”等。所以，虽然是个案访谈，但仍然是“调查者使用自己的先验的框框来测量别人的生活，而不是从主体(被访者)的生活中提炼出自己的认识，从方法论上来说，‘求同法’其实仍然是一种问卷调查(首先设定了被访者可以回答的范围)，只不过它没有设置备选答案，而是设成了开放题的形式”[6]。因此，虽然山东省对闲散青少年的调查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但从方法论层面上都属于实证主义范式的定量调查。

       质性研究范式下的个案访谈，“既不是要‘说明问题’，也不是要比较对照，更不是总结出‘共性’，而是要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某个现象的内部差异性与多样性，或者努力去发现同一个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7]。质性研究所强调的是“深度”和“丰富”，因此，在质性研究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近乎无限开放的询问技术，来努力寻找无穷的差异。下面一段对话摘自在北京某青少年服务中心实习时笔者(Q)对服务对象(L)的口述史逐字整理稿：

       Q：想不出来具体的自己喜欢干什么是吧？想想你有什么开心的事，让你难忘的事儿吧。

       L：小学的时候？

       Q：你想从哪儿开始都成。

       L：开心的事情？让你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Q：就是在你记忆中给你留下挺深的印象的。

       L：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我觉得没有。对，没有。

       Q：上学呀，在学校啊，在家里啊，和同学玩啊……都想不到？没有特别开心的？

       L：我觉得，在我遭受挫折之前就是平淡，没有别的。觉得就是一些很细小的，但是你要让我说特别特别开心，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没有。

       Q：那你刚才说遭受挫折……

       L：就是觉得不如意的事情嘛。

       Q：那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不如意的事情？

       L：有。

       Q：能具体说说吗？

       L：……

       这个访谈过程是开放的，因此才有了《灵魂深处的迷惘——“特别”的阿兰》的故事。阿兰研究生毕业已经半年，但一直处于待业状态，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待在出租屋里，很少出门，偶尔会见见同学，见见朋友，然后吃个饭什么的。虽然表示“不想再这样待下去了”、“应该去做一点事情”，但也一直没有去找一份工作。原因在于，“想去的地儿去不了，能去的地儿不想去”。在她看来，工作已经演变成了生存的工具。之前的她“很想把我的工作，作为一个我本身又非常喜爱的”事情来做，却在现实中发现，“眼下肯定是不现实的”。通过阿兰的叙说，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学历青年面临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时表现出的一种无奈与无力感，但她追求完美、争强好胜的个性又使她不愿意屈从现实，因而，她只能在生活的孤岛与世俗的枷锁中挣扎着在原地徘徊……当我们进入阿兰的生活世界，我们会看到对闲散青少年的另一种解读。当前社会，多数青少年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或服从父母的安排，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而像阿兰这样因失业而“闲散”的青少年，他们或许是在认真思考开始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或许是继续在找寻自己的理想，至少他们还没有失去梦想的力量。

       运用“求异法”，我们学会了聆听和理解，当我们尝试着从生命意义的视角去解读闲散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看到了那些被贴上标签并且被模型化的现象的内部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无限风光，也积聚着许许多多的正能量。

       四、质性研究带来的警醒

       “回顾国内社会学领域已有的方法学文献，汗牛充栋的是问卷调查的定量方法介绍，而定性调查及其操作方法的资料却是凤毛麟角，真正有价值、有新意的更是寥若晨星……缺少有血有肉的经验的呈现和分析。”[8]

       1.质性研究方法使研究带有了“温度”，使学术具备了“热情”

       自法国实证论创始人孔德和涂尔干尝试确立实证模式的社会研究，一百多年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人们排除一切情感。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毫无表情地采集着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板着面孔讲着科学研究的道理。这种知识至上的做法，造成认知与情感的人为断裂，影响了人文社科研究以及教育教学的成效性。而在质性研究的视域下，服务对象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是被“测量”的对象，而是被“理解”的主体；不是属于一类，而是属于一个人。在质性研究过程中，“到处弥漫着情感。研究者本人的心情与感受、研究对象的生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研究者的观察过程等等方面，均充满了情感”[9]。情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质性研究有关权力与情感的分析充分说明所谓超然、不受情感左右、纯粹客观的研究与解释其实根本不存在。“质性研究不只是个研究，她借着研究来丰富受访者和研究者的生命，透过叙说得以再一次厘清、看清，透过分析得以理解生命中的差异性和无限的可能性。”[10]“质性研究放慢了人觉察的速度，吸引人做进一步的探究。并且让我们从熟悉的僵化麻木中解放出来，因此促成一种‘宽阔的觉醒’状态”[11]，从而使严谨的学术研究具有了“温度”。

       社会学大师米尔斯曾经说过，要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思想家，必须学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用到你的知识工作中去。一个人要想对人类经验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就必须将自己彻底投身到他想要解释和理解的现象中去，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因此，质性研究范式下的研究者，将会认识到他不再只是传统的、冷冰冰的和现实保持客观距离的学者，而是一个“热情学术”的探究者。

       2.质性研究提醒研究者谨慎使用研究的“权力”，消解研究者的话语“霸权”

       “研究过程的每个方面都存在微观的权力关系。只要研究者进入情境，开始观察，权力就会产生。被研究的世界里存在权力，因为被研究的世界是由一种权威关系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此外，还可以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模式、观察方法和实验、半实验的研究计划等角度来理解研究过程中的权力。科学可以作为‘一种实施的权力’进入研究场景(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将科学的权力与威望融入研究过程。”[12]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以“平民化”的姿态进入现场，研究者进入田野时，要抱着自己是一个“在外游子”的心态，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去，重新认识研究对象，聆听青少年的生活世界，把发声的权力交给青少年。正如陈向明所指出的那样，在实地研究时，研究者只有将自己浸润在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里”，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思维方式。那种希冀将自己的身份“括”起来，然后在研究中将这些身份进行反思或排除的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放下专家的姿态，与研究对象彼此交融、互动、感通，建立一种“我与你”的关系。从而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达到深切的理解与沟通。

       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省思，时刻提醒研究者自然地成为研究对象真正的倾听者、知音、精神旅行的同伴、个人修行的教练；质性研究的过程要求研究者做一个仔细品尝生活的人，因为只有自己的内心丰富了，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别人，去感同身受。“如果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希望发明一种可以捕捉社会生活之复杂性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应该会期望发明出某种类似于社会人类学者所从事的民族志实践方法吧。”[13]

       3.质性研究超越了宏大叙事“有限表达”的局限性，增强了普通读者的参与性

       实证主义社会学预先设定了一套用以展开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独立于交往个体的生活世界，认为可以根据某些抽象的、宏大的或中层的理论来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并对其意义做出分析。活生生的经验及其意义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中被排除了。“实证主义者无法了解所有的人，言外之意，他们并没有去观察所有的人，但却认为自己提出的主张对所有人都有效。”[14]“目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较多的是问卷法、交谈法和文献法，这些方法省钱省时，‘立竿见影’，但它们的局限也较为明显：没有现场感，亦不可能是零距离接触。互动关系的脱节使交流成了一条有来无往的单行道。青年研究似乎只在自言自语，它对青年群体产生多少影响、多少指导、多少帮助，不得而知。这样的言说反过来同样让青年感到隔阂，没有现场感。研究青年却与青年无涉，这多少有点让人啼笑皆非。”[15]研究对象的缺席或沉默，使研究者建构起来的对策与建议，也与青年的实际存在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青年研究的普遍状况。“普通大众根本不能进入那些描述、界定他们理论话语体系，他们只能承受理论话语的界定。”[16]

       质性研究真正关心的是“生活世界”，是事件本身，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状况与感受，是为了接近在社会改革转型时空中青年群体发生的各种“真相”。“质性研究之美在于不同的经验的领悟与传达，之真在于诠释不离本质的原则，之善在于唤醒社会对少数人苦痛的同理。”[17]因此，质性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使普通读者能够参与进来。另外，质性研究其书写方式也冲破了实证主义范式下的理论话语模式的藩篱，更多地使用读者习惯的生活话语，从而保证与读者的对话，使读者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研究文本进行评价。

       当然，质性研究的局限和不足也使许多人发出质疑：这种叙事的方式是否太看重个人经验的描述而忽略了学术的分析？这种“主体建构”视角是否会影响到原本的真实？这种弥漫着情感的研究过程，会不会带来过度诠释？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都有不同的面，因噎废食的做法不符合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贯方针。因此，本文的最大期待是在青少年研究学界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科学、权威的有关青少年研究方法的探索。

       收稿时期：2015-03-30

标签：定量研究论文;  宏大叙事论文;  质性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