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言白话进化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白话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理论博大精深。纵观毛泽东语言思想的发生、形成和发展，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语言思想有一个由浅而深的发展轨迹。笔者试就毛泽东早期的语言理论——文言白话进化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纪念这位伟人对中国语言理论的巨大贡献。
一、国文是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自幼即入私塾，受过良好的文言文教育。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仍然以阅读、写作文言文为主要课程，当时的师范生虽然课程繁多，“学校当局和教师却认为，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教学生读文章，写文章。一个学生只要国文好，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学校就认为是上上乘，达到‘培养’的目的了。”[①]毛泽东从小就喜爱文言文，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更多地注重文言文的学习，博览新旧各家文集，对古文大家的作品，无不披览。“除以《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②]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毛泽东曾多次和黎锦熙先生谈论“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③]等内容。毛泽东不仅喜读古文大家的作品，而且擅长用文言文写作。“评述一类的文章尤其当行出色，内容充实，自出机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而且文字生动，引人入胜，为师友所叹服。他的文章常被老师批上‘传观’，贴在‘成绩展览处’。”[④]他用文言文写作的《心之力》文章，为他的老师杨昌济大加称赞，打了一百分。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体，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体，学会了古文文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国文有一种深深的喜爱之情。早在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中转引黎锦熙的话，阐述了他对国文的重要性的认识。信中说：“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二也。”[⑤]这一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语言特别是书面语的交际作用的认识，这一认识符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语言作用的论述。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话人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另一方面，是听话人运用语言这个交际工具来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思想，即“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用信息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进行编码、发送信息的过程，后者则是接收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正是基于对国文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十分强调国文的重要性。
“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就国文的特点而言，国文不但能够用来抒发胸臆，廓论古今，指点江山，而且也能用来叙述家常琐屑，描绘平凡的人和事。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国文能够表达人们心中所想的，嘴里所说的，身边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上下五千年，纵横几千里都可以尽情挥洒，描绘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在这里是从写作国文的角度，也即从表达思想的角度阐述了国文的重要性。
“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这是就阅读国文的重要性来说的。古人的思想精华，科学发明都是用国文作为载体流传下来的。只有能够阅读国文，研究古人文章的风格，才能把握古人的思想，汲取其精华；也只有能够阅读国文，才能继承古人优秀的文化遗产，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人物风情、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各个方面。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强调国文的重要性，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交际上，而是从改革社会，寻求治国之路的目的出发，希冀通过掌握国文，达到通识，从而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毛泽东甚至把国文的重要性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强调作为一个伟人，不仅要有专门之学，而且要有通识。在毛泽东看来，俾斯麦、袁世凯都是通而不专，王安石虽然注《周礼》，作《字说》，文章也傲睨汉唐，但却专而不通。而要达到既通又专的境界，只有努力学好国文。因此，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⑥]
二、语言要纯洁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遂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新潮流，掀起了国语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以林琴南等人为代表，尊崇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视白话文为洪水猛兽。两种力量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这就给那些学习语言的人带来了不便。学文言文不到家，学白话文又不够纯熟，出现了文白夹杂的混乱局面。作为国语运动的倡导人之一的黎锦熙就曾这样说过：“凡是大家看得懂而富有俗文学价值的语体文，尽管其中有些‘文不文’、‘白不白’、‘南不南’、‘北不北’的话，都是标准语。”[⑦]理论上的偏差，更增加了使用上的混乱。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角度说，一种高度有效的语言，必须具有准确性、简约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交际作用，必须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毛泽东没有参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但从使用上，毛泽东感觉到文言文和白话文必须纯洁，使用文言，就要符合文言作法，写出纯正地道的文言文来；使用白话文，就要符合白话文的作法，写出标准规范的白话文来，不能文白不分，相互杂糅。毛泽东的这种语言观，体现在他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蔡元培把日译本《伦理学原理》译成中文，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修身课时，就以此书为教材。毛泽东在阅读该书时作了大量批注，“文白不清有碍文意”就是毛泽东对中译本《伦理学原理》在一些地方使用语言不当的诚恳批评，也是毛泽东语言要纯洁的初步思想。在批注中，毛泽东写道：“按此段细玩之，当是文白不清之咎，泡氏之意未必即如此也。”[⑧]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大约写于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正值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激烈论争时期。面对文白混用，毛泽东能够冷静思索，苦苦探求，他的要求语言要纯洁，反对“文白不清”就是对文白混用的深刻反思，反映了毛泽东敏锐的语言思想。
反对文白杂糅，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了“文白不清”的语言现象，指出：“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重要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强调：“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⑨]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第二十七条中，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文白混杂的语言现象，把文白混杂看成是不合文法，不讲修辞的语言表现：“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⑩]毛泽东主张语言要纯洁，反对文白夹杂的语言思想，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有其深刻的意义。在当时，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的著作中尚且存在“文白不清有碍文意”的问题，更何况那些初学者了。在今天，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喜好用一些文言不像文言，白话不像白话的文章借以装腔作势，卖弄玄虚，妨碍了人们之间的正常交际。文白夹杂的后患就是“有碍文意”。
三、国语必然代替国文
1915年，黎锦熙先生等人倡导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引发了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1916年语文界的有志之士组成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推蔡元培先生为会长。黎锦熙和钱玄同在会上提出了国民学校国文课改为国语课，并发表了论文《论教育之根本问题》一文。白话文的教学，从此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它对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更加贴近语言事实，更加大众化。黎锦熙等人极力倡导国语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泯灭，但对文言文的拒斥太过，视文言文为“桐城妖孽”，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好白话与文言之间的继承与被继承的辩证关系。这就导致了国语运动在开始还不能一下子为人所接受，招致了很多非议。有人就这样说道：“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精神，存于文言。假使把语体文（白话文）来教授儿童，那便是没有人来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文献无征，岂非一场大祸？”[(11)]因此，在白话文必然代替文言文这个发展趋势尚没有形成之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也不例外，对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有一个由商榷向赞成的转变过程。
就在黎锦熙等人倡导发起“国语运动”之后，毛泽东立即给远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信，陈述自己对“以国语易国文”的意见。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12)]“私意不尽谓然”表明了毛泽东对“以国语易国文”并不完全赞成。在“以国语易国文”的问题上，毛泽东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认识到了白话文的有生力量，又对文言文存在的合理性有着足够的认识。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文言文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如果完全抛弃文言文，就无法了解中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更无法继承其合理内核。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国语易国文”有其局限性。毛泽东本想陈述自己对“以国语易国文”的看法，但考虑到自己的认识还不够成熟，深恐“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1942年2月8日《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发表，才算彻底澄清。
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3)]因此，毛泽东倡导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要从古人的文章中汲取有丰富营养的东西。
对国语问题的探讨，毛泽东虽然没有阐发所见，但并不是就此撇开，而是时刻关注着这个问题讨论的展开和深入，不断钻研有关的理论和实践。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拟定“问题研究会章程”。这个“章程”共十二条，第二条提出了所要研究的一百四十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在教育问题中的第六个小问题就是“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第三个大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在《章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问题，研究些什么问题以及怎样研究问题，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14)]
毛泽东把“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列在第一个大问题中第六条，又把“国语问题”专门作为一个大问题提出来，表明了毛泽东对国语问题的重视。国语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为现代人所必需”，或者是“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的大问题。当时，毛泽东认为，国语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国语问题实在是教育问题的核心。黎锦熙倡导的国语运动在教育界是一场革命，随着这个革命的深入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对于国语地位的巩固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这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国语问题中，编纂国语教科书就成了燃眉之急的大事。
就在毛泽东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之后的第四天，即1919年9月5日，毛泽东又给黎锦熙写信，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钻研“国语”的问题。信中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15)]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16)]
从这封信和《问题研究会章程》可以看出，较之1916年12月9日对“以国语易国文”的“私意不尽谓然”，毛泽东在对待国语问题上有了很大改变，问题已不再是是否用白话文，而是如何研究它，给它以理论上的解释，以及如何发扬光大这种具有生命力的语体。在毛泽东看来，要想使国语大众化，普及化，真正深入人心，解决教育问题中的基本问题，必须首先编纂出国语教科书。如果没有国语教科书，就不能使国语具有理论上的系统性，运用上的可操作性，就不能普及国语，写说国语，也就无所依据。如果白话文自由发展，无所宗法，无所规范，也就不便于全民的学习和使用。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语言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作出了光辉的典范，他的很多著作，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典范之作。
注释：
①、②、④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见《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第34—50页。
③李锐《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第10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⑤、⑥、⑧、(12)、(14)、(16)分别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22页、479页、59页、第396—403页、第40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⑦、(11)张鸿苓、李桐华编《黎锦熙论语文教育》第7页、第3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⑨、⑩、(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7页、248页，第3卷第833页。
(15)《国语学之研究》是黎锦熙1918年10月和1919年1月分别在武昌、太原国语讲习班所编撰的讲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