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中央论文,革命史论文,陈列馆论文,党史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资源是一个政权实施统治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在争取执政党地位过程中及成为执政党后，一直都非常重视对自身历史的编纂与叙述。1935年，国民党决定建立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为行文方便，简称为“党史陈列馆”或“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党史叙述与展览的空间，以服务于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党史陈列馆遂成为宣传孙中山与党化教育的重要机构。目前学术界基本没有关于中央党史陈列馆的研究，少数学者在建筑史维度论述近代中国建筑或南京民国建筑时会提及陈列馆，但仅一笔带过，只有杨廷宝作品有集中对党史陈列馆建筑格局的介绍。①学界对党史陈列馆所具有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功能、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教育功能均无研究。为此，笔者考察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国民党重要政治机构的建立过程，解析国民党如何利用近代新型公共空间形式——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将官修辛亥革命史叙述推向社会各界，以实现其宣传党化教育的目的。
中央党史陈列馆是陈列国民党全部党史的专门性展览馆，但由于同民党将其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视为伟业，因此辛亥革命史在整个党史叙述与陈列馆的展览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辛亥革命史叙述的转化，最能体现国民党利用历史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折射出党史陈列馆的政治功能。因此，本文特别选取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整个国民党党史叙述，以期更加深入地解读政党、国家权力在展览政治中的作用。
合法性与辛亥革命史的官方叙述
辛亥革命史是国民党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很早就开始纂、述辛亥革命史，并将历史叙述与革命教育相结合，以获得人们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
实际上，在国民党编纂辛亥革命史之前，已经有学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但叙述体系与后来的国民党官方叙述重点完全不同。民国元年(1912)出版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在叙述辛亥革命缘起时，仅提及孙文成立兴中会、伦敦蒙难以及革命党人的暗杀与起义，未提及同盟会，而直接转入对武昌发难的叙述。此书没有突出孙中山与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作用。②1914年，谷钟秀所编《中华民国开国史》也仅提到“孙文倡革命之说，立兴中会，号召徒党。光绪十七年，起事于广州，未成，逃之南洋群岛及美洲旧金山等处。所至鼓吹革命……”略及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并详述各省光复独立的情形。③1923年，《东方杂志》社又组织编撰纪念刊物《辛亥革命史》，该书简述了辛亥革命前“革命主义之传播”，其中孙中山及兴中会只是背景中的一个点，而不是领导中心。从文本叙述中能看到的是全国各地的反清运动，而后直接转入“武昌发难”及各省独立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本书中，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四川保路运动也被视为辛亥革命前夜的重要事件而进入叙述体系。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建立，以及各次起义的组织和策动，孙中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孙中山与同盟会会成员之间存在一些矛盾，而同盟会分支机构较多，内部纷争不断，他的领导地位一度受到挑战，领导作用在社会上也就未被充分认识。这是民初诸多革命史书籍没有突出孙中山领导作用的原因。而且，各省光复是民国建立的重要基础，其成就更为直观，对于非同盟会和非革命党系统的人来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及其他革命派组织同样重要，遂在民初革命史叙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有关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叙述相对弱化。
但是，后来革命史书写出现叙述转向。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一直重视历史编纂，孙在批复胡汉民等人在民国元年要求设立国史馆时指出：“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⑤1923年，孙中山撰写《中国革命史》一文，后出版单行本。在该文中孙中山详细记述了他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以及各次起义的过程，并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他关于辛亥革命的叙述成为后来国民党官方叙述的直接来源。⑥1925年，汪精卫在黄埔军校讲述“中国国民党史概论”，而当时“还未能够有一部完全的党史”，汪氏遂强调汇集史料、审定史料、编纂史料，系统地论述编纂国民党史。⑦根据其讲演整理出版的教材《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应该是国民党自己最早的党史叙述，该书后来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上海光明书局等在1926～1927年间多次印刷出版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该书对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再到国民党的历史进行了阐述，汪精卫作为革命党及其活动的随接参与者，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可谓翔实而生动。
汪书的出版，标志着“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起义史”＝“辛亥革命史”的党史叙述体系基本形成，且影响巨大，此后各种版本的国民党党史及中国革命史在叙述辛亥革命史时均按此模式撰述。如1926年，贝铭编撰的《中国革命史》出版，主要围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程为叙述主体，全书内容到孙中山逝世为止。⑨1927年贝华编著、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在首页放上了孙中山的照片。⑩有的革命史著述仍会提及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和保路运动，但仅一笔带过，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有的则根本予以忽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处所印的两种《中国革命史》，更是专门叙述“中山先生与革命”，内容包括“先生的小史”、“先生的生活”、“先生的主义”、“先生的革命理论”，其次详述“革命的团体”，指出兴中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核心领导作用。(11)总之，随着国民党势力日益强大，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史叙述逐步成为当时革命史书籍的主体。
正统的辛亥革命史叙述是以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前身为主体的叙述，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由此，辛亥革命史就不能局限于学术研究范畴，也不能仅局限于让党员学习，而应该全民皆知。1928年，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宗黄演讲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经人整理出版。该书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同样是围绕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展开，并且明确表示，讲演、编纂革命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凝聚众心、教化民众，因为党员和民众“不知本党为何物，主义为何用，以致虎儿出押，莫之能御”，必须“对症下药，除讲三民主义精华，国民革命略史外，特再讲中国国民党党史，以指导全滇民众使之认识康庄，共谋出路”。作者希望该书成为党史的专书，“供本党宣传之资料”。(12)之后，国民党更有意识地加强对国民党史的研究与宣传，党史叙述成为国民党凝聚党内进行宣传、鼓舞民众的工具，而革命史的收集、整理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国民党人看来，“本党努力革命，历有年所，其间经过事实，莫不如火如荼，可歌可泣，非特为本党历史精神所寄托，足供吾人策动之资”，因为“本党努力革命之过程，亦即民国演进之过程，党事国事，盖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1929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决，正式成立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简称“党史会”)以加强党史研究。既然是中央一级机构，自然该机构不是由学者而是由国民党要员组成，蒋介石、吴稚晖、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戴传贤、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等11人为委员，旋由委员会会议拟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及组织系统。同时，委员会决议聘任陈少白、张静江等为名誉委员，推定胡汉民、林森、戴传贤、叶楚伧、邵元冲等5人为常务委员。(13)上述成员不少是参加过同盟会的老党员，且在党内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这样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国民党对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定位：党史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工作委员会，而是国民党最高领袖直接领导、编纂正史的权威机构。党史会不仅要整理和研究党的历史，而且要透过历史叙述来宣传革命精神，党史叙述完全隶属于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换言之，党史叙述就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党史叙述中，辛亥革命史是以孙中山和国民党前身——革命党创建中华民国的历史，能为国民党政权直接提供合法性来源，因此，辛亥革命史在国民党党史中地位最为突出。党史会曾出版《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该书以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史划分时代的标准，第一章为“总理诞生前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二章为“兴中会之创立与本党革命运动之开始”，其中又以“总理革命思想之酝酿与形成”为开端，并专门叙述“总理亲在广州领导本党第一次起义”；第三章则为“兴中会成立后国内外环境之险恶与革命运动之奋进”；第四章为“中国同盟会之与辛亥革命之成就”。(14)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将以此书作为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教材。(15)而这样的叙述更进一步成为革命史或党史叙述的基本模式。1930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力加强，无论是官员编纂的革命史，还是一般人士或其他党派所纂的革命史以及各类教材，都是遵循这一模式。如曾任中央训练团和中央宣传部指导员的印维廉所编《中国革命史》，在“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一节开篇即为“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而在叙述各地的革命活动时，四川保路运动没有被提及，只是在后来各省独立时一语带过。(16)又如曾参加共产党的郭真、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所编《辛亥革命史》，以及多种《中华民国史》也都将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所领导的起义作为叙述主体，有的忽略四川保路运动，有的忽略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并对各省独立进行极为简要的叙述(17)，与民国初年出现的叙述存在极大差异。以后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中，只有《辛亥开国史》相对尊重历史史实，详述自立军起义、保路运动及各省光复，并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历史定位。(18)但总体而言，辛亥革命史叙述基本被党史叙述所垄断。
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建立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党史会应设置史料陈列室。党史会在成立之初，曾借用中央图书馆旧址作档案史料库办公室及档案史料庋藏处。为扩大影响，党史会决定扩大史料陈列室的规模，并改名为“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增建库房，轮流公开展览各种史料，以“引起国人深刻之观感，而激发其革命之情绪”。中央要员认为“本党之史料，即本党革命精神所寄托，自宜视同中禁珍秘”，应该完善保存，中央遂通过设立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决议，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叶楚伧、孙科、孔祥熙、邵元冲等9人出任建筑委员会委员。(19)
党史陈列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陈列馆或博物馆，其地理位置极为突出。193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筑党史史料陈列馆于明故宫党部基地内”(20)，此处为中央政治核心区。为与党史馆对称，又在明故宫轴线东侧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平面布置及建筑外形与党史馆相同。中央极其重视党史陈列馆工程，特别聘请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设计。全馆布局，以史料陈列馆大楼为主体，呈中轴对称格局。(21)陈列馆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多达37亩，馆室面积达117.84平方丈。(22)地理位置与建筑规制彰显了党史陈列馆的崇高地位。
如果说地理位置只是从空间维度定位党史陈列馆的政治地位，那么隆重的奠基礼则从仪式维度进一步提升陈列馆的神圣地位。1935年，党史会特别选择在革命纪念日即黄花岗起义纪念日——3月29日这一天举行陈列馆的奠基典礼，邵元冲在致辞时说：“史料陈列馆选择三月二十九日，举行奠基，其涵义至为重要，盖三月二十九日乃本党先烈殉国最伟大最可纪念之日期，而本馆即历年革命先烈史迹集合总场合也。”(23)为了彰显奠基礼的重要性，党史会“事前曾柬请各界观礼”，林森主席及党史会常委居正、邵元冲，中央委员陈立夫、张道藩、柏文蔚及党史编纂委员全体职员，各界代表共约数百人参加奠基礼，“由党史编纂会就建筑址内布置会场，悬旗结彩，气象蔚然”(24)。
奠基礼极不寻常，先由职员将邵元冲预书的敕词及签名册放入紫铜箱内，该箱置入基石下面，随后军乐大奏，“基石渐下，乃由林主席亲持银匙挑刷水泥于石上，以示固封永藏之意”。中央代表更在致辞中说：“本人今日代表中央，祝本馆之生命与整个国民党整个中华民族，同垂千古而不朽。”(25)如此规格、如此神圣而隆重的奠基礼，在国民政府其他中央机构建筑奠基礼中并不多见。
党史陈列馆的奠基礼表明，这是具有政治象征地位的国家工程。中执会下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审计部尽先拨付”(26)，党史陈列馆建筑经费总计30万元。财政部拨款不及时，中执会催拨，最终下令“按月如数拨发，以免延误”(27)。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党史陈列馆仅用一年多时间即于1936年7月竣工。(28)党史陈列馆作为保存、陈列党史史料的最高机构，其建筑配置体现出至尊地位：“陈列室之仰顶梁柱及檐柱椽角，均饰以中国彩绘”，四周布置花园和警亭4座。(29)陈列室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库房采用特制防火钢库门和空气调节设备，以期严格保护所藏史料。“建筑内部装修以菱花门窗，天花藻井，沥粉彩画，外观为重檐歇山宫殿式建筑，庄重宏伟。”(30)大门牌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传统三间四柱仿木样式，额枋彩绘，正面写有“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反面匾额八字为“至大至公，前所未有”，蒋介石为党史馆题词“乾坤正气”。(31)一楼为礼堂，中悬孙中山遗像和党国旗。(32)
为了进一步突出中央党史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之间的联系，党史会特别选择了辛亥革命起义纪念日即10月10日，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举行开馆礼，因为在国民党看来，党史陈列馆并不仅仅与革命相关，而且与中华民国历史和民族生存之道相关。关于这一点联系，中央代表早在党史陈列馆的奠基礼上，就已经指出：“本党党史与中华民国历史至有关联，其价值之重要已可知，后人如善于保存，亦即所以维持吾民族生存历史之道，本馆完成，则党史庶可保存于永久也。”(33)选择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举行奠基礼，在“双十节”举行开馆礼，是国民党辛亥革命史叙述及建国史叙述的体现。
是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副主任委员罗家伦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孔祥熙等前往参加，各机关来宾共约数百人参加典礼。林森在致词中说：“馆内所陈列者，兹经数年搜集整理，均为革命历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品，亦为民国之种种史料，今均陈列于此，使全国人民，得以瞻仰，吾人今见本党以往奋斗之史迹，应有所奋发，继续努力，负起发扬光大之重任。”下午陈列馆免费开放，约有数千人参观。(34)
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建立过程昭示了其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载体的政治地位，其建筑已经成为国民党/国家权威秩序在视觉上的展演，是正统、权威、党化政治文化的表征。
陈列展览中的辛亥革命史叙述
党史陈列馆建立的目的就是向全社会宣传国民党的奋斗历史，从而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邵元冲在党史陈列馆奠基时就说得极为深刻：
本党由总理领导革命各同志，为党为国为民族而牺牲者，何可限量。其间可歌可泣之伟迹，颇足使后人景慕仰止，吾人追念先烈，应如何奋斗，如何努力，以继此伟大之革命事业，本党自兴中会以至今日，历史既久，史料尤多，凡总理遗墨、先烈手迹，以及一切革命史迹，俱极珍贵，而足资观感，故中央特建此陈列馆，以便将史实陈列，庶一般民众，因此而知本党过去牺牲之光荣。及为民族奋斗之精神，藉以共起继承先烈遗志，竟此伟大之未竟革命。
邵元冲在敕词中还强调了党史陈列馆的展览与教化功能：“民国初造，勋烈赫濯，纪述章明，职在党史……文献攸资，观感所系，非营缮史藏，无以重储守，而广群览。”(35)同盟会元老张继专门撰文论述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欲求党史精神之普遍，使一般民众，对于本党信仰之坚定，以激励其维护民国与复兴民族之决心，允宜将本党光荣历史材料，为公开展览，而作有力之暗示。因此中央有设置党史陈列馆之决定，为党史会主要事业之一部。”(36)可见，举办展览是党史陈列馆的首要任务，对于宣传革命精神、促进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对党史展览一直极为重视，党史会在党史陈列馆建立之前已经开始举办展览。早在1929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纪念孙中山诞辰时，就公开“展览革命史迹纪念物……所有革命史迹之珍贵纪念物莫不陈列其间”(37)。1932年冬，因“国难日亟，思有以振发人心，曾荟陈一部分史料，公开展览”。展览时间仅一周，参观者已达数万人，“足征党内外人士对于本党光荣史迹之注意”。在他们看来，“欲求振聩起靡，共励卫国复兴之志，舍此莫属”。(38)为期仅一周的展览让党史会深刻认识到，展览具有宣传党史、启迪民众、振奋斗志的功能。中央党史会遂力促建立史料陈列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观展览，充分发挥党史史料社会教育的功能。(39)
中央党史陈列馆并不是依托于辛亥革命历史遗址建立的，它们与历史事件没有天然的联系，其革命史知识的传输更依赖于史料陈列与展览。中央党史陈列馆建立后，除去抗战时期，陈列馆一直举办常年展和特殊纪念展。
常年展主要是将党史会所拥有的文献、文物进行长期性布展，让社会各界随时能够观瞻。常年展最能体现出党史陈列馆的叙述体系。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创党的重要历史，从兴中会成立到中华民国建立，时间跨度长，斗争最为艰苦卓绝，史料最为丰富，其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占据党史史料的主体。据1929年的统计，“总理史料”占31.11％，“总理纪念品”占12.5％，占所有馆藏的43.61％。(40)党史馆在1937年专门举办了2期史料展览，其中不少仍为“新增开国前史料”，《中央日报》称“充满忠勇为国之革命空气”(41)。
党史陈列馆通过运用空间策略与时间序列相结合的办法来呈现历史发展轨迹，从而让人们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党史馆人员特别重视孙中山在展览中的地位，将总理遗像布置于大礼堂的中央，又特辟“总理专室”，这是国民党将孙中山定位为精神领袖的空间呈现。为了充分展示国民党的光辉历史，展览的排列方式是以时间为轴。据《中央日报》报道，“卅余年革命史迹分七室陈列”，“均分置二三两层楼各室内，除总理史迹特辟专室外，分配于各陈列室，大体以年代先后为序，自民国纪元前十八年以迄民国十三年(兴中会时期)，第三室纪元前七年至纪元前一年(同盟会时期)，第四室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第五室民国六年至民国十一年，第六室民国十三年，第七室总理北上与逝世”(42)。这样单列孙中山史料，突出了孙中山在国民党革命史叙述中无与伦比的领袖地位，而其余以时间为序，则让参观者非常明晰地看到革命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艰难历程。
作为历史展览，其展品不能像百货公司的陈列品那样种类繁多，而是需要配合空间安排与时间序列进行挑选，突出重点，形成自己的叙述体系。党史陈列馆的展品主要集中于孙中山的遗物、遗著以及革命先烈的遗物，其中不少是突出烈士英勇献身和革命残酷性的展品，以引起参观者的共鸣。如“徐烈士锡麟在丁未年刺杀清皖抚恩铭被捕刑讯及刺杀之手枪等照片多幅，旁录供词，义正词严，至今读之，令人凛然起敬”；“黄花岗烈士被捕及就义照片二幅，虽像貌模糊不清，然烈士林觉民、庞雄、陈可钧等，慷慨陈词及从容就义之革命精神，实足激发后死者之革命情绪”。还有范鸿仙被袁世凯刺杀于上海的血衣2件，当时参观的记者就深受触动，称血衣上“点滴鲜明，不禁令人回想范烈士当时受害之惨酷，肃然起敬”。(43)
为了让参观者深入了解每一件文物、史料的革命价值，以及背后的历史语境，党史陈列馆在每一件展品旁均附详细说明。这样，每件文物、史料就不再是一个个普通而简单的物件，而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述说着充满艰辛、鲜血的革命历程。同时，为了强化展览的功效，陈列馆还“装置播音器……每日上下午启门时，播放党歌及总理演讲片，声浪清晰，令人肃然起敬”(44)。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到中央党史陈列馆参观，但《中央日报》作了详细报道，特别是记者融入自己的情感来叙述革命文物陈列，使没有机会前去参观的读者，也仿佛随着记者完成了参观之旅。
辛亥革命史叙述与国民党建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而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国民党官方机构，其展示辛亥革命文物，再现辛亥革命史也必然与此一脉相承。根据中央党史陈列馆展览目录(45)、《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从展室的安排及所陈列的文物来看，集中叙述的是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领导的起义，特别是黄花岗起义，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四川保路运动则没有涉及，这与1925年以后革命史书籍中的相关叙述是一致的。而且，除举办常年展外，党史陈列馆也会举办一些特别展，“每逢纪念日，将有关此事史料，临时补充，或标注各种符号，藉使来宾阅览，以加重纪念之意义。过去如总理逝世及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殉国纪念日，均有举行，以是参观来宾，较平时更形踊跃”。当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统帅，也是不能忽略的，陈列馆偶尔也会举行蒋介石事迹展，但多数都是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展览，特别是3月举办孙中山逝世纪念特展和黄花岗起义纪念特展。陈英士因与蒋介石等人关系密切，成为国民党竭力宣传的革命先烈。国民党除了为陈氏在上海、西湖以及其家乡建立铜像、纪念堂外，还特别在其殉难纪念日举办纪念特展，依例将其史料“集中陈列一橱，其中多属先生亲笔遗墨，如上二总理及致廖仲恺、陈仲欗两先烈书，字里行间，均足表现先生伟大革命与人格，堪称珍贵之革命文献”(46)。
其实，“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起义”一直是革命史展览的中心内容，即使到后期新增抗战史料，但上述经典的叙述内容及模式都没有改变。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后，党史会继续举办党史陈列展览，内容仍是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起义为中心。1942年2月13～15日，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革命史迹展览中，选展史料863件，共分10类陈列：主要包括孙中山家庭史辑、遗物、遗著，革命先烈的遗像、遗著、遗物，另单列兴中会时期的史料、同盟会时期史料，其他为蒋介石家庭、中华革命党及国民党时期史料。1944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暨国民党建党50周年，党史会再度在中央图书馆举办为期5天的“扩大革命史迹展览会”。展品除党史会自存史料外，还有党史会向个人借用的革命史料。这次展览规模最大，分为7室，其中第一室孙中山史料，第二至第五室则分别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史料，其他则为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史料。(47)抗战之后，南京的中央党史陈列馆重新启用，展览格局与展室保持不变，依旧选择在孙中山纪念日或革命纪念日举行展览，如1946年就定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了“革命史迹展览”，1947年10月10日党史会主办辛亥革命史迹展览(48)，而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史料也依然是展览的主体。1948年1月1日，党史陈列馆更名为“开国文献馆”(49)，展览形式与内容并未发生变化。
展览与辛亥革命史叙述的传播
国民党建立党史陈列馆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社会教育，让社会各界对革命的历史形成共同的记忆，认同孙中山与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创建者的合法性，激励民众继承先烈遗志，追随国民党奋斗。中央代表邓家彦在陈列馆奠基礼致辞中就强调建立党史陈列馆之目的就是进行社会教育：“中央特建此陈列馆，以便将史料供大众参观，藉以增进各界对革命之认识，吾人须知历史即民族生命力之表演……”(50)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党除了通过展览进行辛亥革命史叙述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参观者通过观览实践来形成革命记忆。为此，陈列馆规定人们必须遵守特殊的规则，即《来宾参观规则》以突显参观党史陈列馆与参观一般博物馆的不同。《规则》规定，参观者须先“登阶二楼大礼堂瞻谒总理遗像后”，再依照规定程序参观，这一参观路径的空间安排策略就足要让人们对孙中山形成深刻记忆，从而将国民党的总理塑造为全民的精神领袖。为了让人们对孙中山和革命先烈产生景仰之情，《规则》还要求参观者穿戴整洁，保持肃穆，“凡衣冠不整洁，或犯有精神病与酗酒之人，及身长未满九十公分之儿童而无成人率领者，均禁止入馆”。当参观者“入大礼堂及陈列室参观时，必须脱帽。……如闻播放总理遗教及听党歌时，应就原地肃立恭听”(51)。这是其他博物馆所没有的规则。显然，党史陈列馆不仅透过革命文献、先烈遗物、纪念品等空间序列语言来叙述、彰显党史，而且通过规范参观者的观览行为来强化空间叙事的作用。
展览能否真正发挥社会教化功能，关键在于能否引起参观者的兴趣。中央党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每日参观人数，约在千余以上”。张继也前往参观并将孙中山致黄宗仰的原笔书札2件寄存陈列，他认为“总理原函送馆陈列，殊有瞻谒价值”(52)。居正、陈果夫等中央要员也前往参观，吴稚晖更是“徘徊甚久，对于过去之革命史迹，摩挲瞻谒”(53)。
从中央要员到普通民众，对党史陈列馆都充满了热情，陈列馆前“车水马龙，中山东路，如山阴道上，素称冷落之明宫遗址，顿形热闹”，由此可以“想见一般国民对于党国史迹之崇敬与兴趣”。参观的团体有竺桥小学、邓府巷小学、大行宫小学、宪兵学校学生队等，也有外地来的团体，如暨南大学师资班、苏州女子师范童子军等。陈列室安置多个“播声器”，“按时播放党歌及总理演讲片……参观者一闻总理之謦欬，均肃然起敬，就地站立恭听，其精神礼貌，有足多者，于以见中山先生伟大人格感人之深”。该馆“为使参观者完全明了演词内容”，特印制“总理声片演讲词活页说明，连同陈列纪念特刊，分赠来宾”。正是由于血书、血衣等史料、文物以及孙中山讲演的声音，让参观者激情澎湃，流连忘返，开放一周，参观者已达3万余人(54)，展览极为成功。据统计，党史陈列馆开放7个月后，观众人数已达125.6万。见下表：
如此多的参观者表明，党史陈列馆初步实现了其进行社会教育的原初目的，对此张继有过阐述：
党史陈列馆，不啻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各特种教育之有力辅导机关，而与社会教育之推行，关系尤切。盖一切群众，对于本党虽具信仰，而于过去浩瀚之历史，无由深知其内容，今则一入陈列馆，即可得其大概。且一般参观者之人数中，来京观光之中外人士不少，则其所得本党历史及民国缔造由来之印象，亦颇深刻。故党史陈列馆开幕以来，对于社会之影响，以吾人观察，至少可得如下各点：(1)发扬本党历史精神，加强民众对党之认识；(2)激发国人革命之情绪，坚定复兴民族之决心；(3)引起党内外人士研究党史之兴趣；(4)给予本党先进同志及先烈遗族精神上之安慰。此外因陈列馆之设立，对于党史会本身会务之推进，尤多助力，如数月来革命史料征集上之数量，已显见增加，复因史料来源之扩展，而便利纂述及整理工作之进行，故党史之编纂事业，将赖陈列馆之发达，而日起有功，可断言也。(56)
由此可见，党史陈列馆在社会各界中有效地宣传了辛亥革命史。党史陈列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不仅受到中央的重视，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成为一景而登上了当时最大的时尚杂志《良友》和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礼拜六》。(57)
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后，虽然党史会将陈列馆档案转移至巴县亚光寺吴家大洞，但仍举办展览。如1941年12月，党史会在亚光寺举办为期2天的“党史史料展”，参观者踊跃，日达700余人。(58)1942年春，党史会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革命史迹展览，参观人数达1.5万人，“每日极为拥挤，结果异常圆满”。1943年12月24日，党史会“为使青年学子，瞻仰革命史迹，激发革命情绪，以坚强其扩建信念”，特别选择位于沙磁区的中央大学举办“扩大史展”。沙磁区学校林立，青年学生众多，是陪都重庆近郊的文化中心。展览共举办3天，参观人数达1.8万多人，有的人是“往复参观”，“一般人士对本党革命史迹之景仰，至深且挚”。次年11月12日，为期5天的“扩大革命史迹展览会”，参观者“每日自晨至暮，络绎不绝，甚至夜晚，犹依依不愿遽离者”，参观人数最终达到3.5万余人。(59)展览在社会各界中引起强烈反响，对于鼓舞民众继承先烈革命精神、激发抗战斗志发挥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史叙述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起义”为中心的革命史叙述体系逐步成为党史叙述体系的基本模式，国民党官方将个人包括党魁、理论家和学者的观点加以固化和神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党和官方观点，并通过中央党史陈列馆这一特殊空间形式，将辛亥革命史叙述模式表象为正统和权威。
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展览无论常年展还是特别展，都受制于官方叙述体系，突出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史中的核心地位。学者Timothy Mitchell曾指出：“展示所具有的权力关系，不仅只局限于何种物件得以展示，以及物件以何种秩序排列的权力关系，展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竟得以改变实体世界的样貌，这是展示所具有的惊人权力。”(60)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同样也体现出权力关系，展览是由经过选择的文物、史料构成的，与其他地方官方和民间机构的革命史展览有所不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党务要员是直接的策展者，他们直接根据自己的意图来选择、安排叙述体系，在展览的呈现与遮蔽之间，折射的是国民党关于辛亥革命史叙述中的正统与非正统关系，权力操控的痕迹极为突出，其结果是“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起义”这一革命史叙述模式被赋予了神圣性与权威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合法性建构得以完成。
展览是最为直观、浅显、感性的空间形式，特别有利于意识形态的传输。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作为展览场所使辛亥革命史文本叙述空间化和情境化，更具历史感、现场感与真实感，参观者在展览空间中接受更具冲击力、更为真切、更富情感的革命史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陈列馆及其展览强化了辛亥革命史叙述，也强化了党化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
注释：
①张燕：《清末及民国时期南京建筑艺术概述》，《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刘亦师：《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解读民族形式建筑》，《华中建筑》2006年第1期；杨廷宝著，王建国主编：《杨廷宝建筑论述与作品选集1927～199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8页。
②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2～3页。
③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第7页。
④高劳编：《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2页。
⑤《批胡汉民等呈》(1912年3月17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页。
⑥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史》，最初以《中国的革命》为题刊于1923年2月的《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1925年6月发行单行本，但作者误写为张兆祯。
⑦汪兆铭：《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光明书局1927年版，第1页。
⑧汪兆铭：《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光东书局1925年版；汪兆铭：《中国国民党史概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印，1927年1月再版；汪兆铭：《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光明书局1927年版。
⑨贝铭编：《中国革命史》，出版社不详，1926年8月。
⑩贝华：《中国革命史》扉页，光明书局1927年第4版、1928年第6版。
(11)文圣举、文圣律合编：《中国革命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29年印，第52～68页；张韶舞：《中国革命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31年版，第52～57页。
(12)李宗黄讲演，梁瑞蓂校对：《中国国民党史》，《自序》，民智及各书局1928年版，第3～4页。
(13)陈鹏仁主编、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党史史料编纂工作》(上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4)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再稿)》，《目录》，中央印书局1945年版。
(15)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教材)，1945年10月。
(16)以下的中国革命史中也都没有关于唐才常、保路运动的叙述，如印维廉《中国革命史》，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36页。
(17)参见郭真《辛亥革命史》，北新书局1929年版；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孙嘉会《中华民国史》，戊辰学社1935年版；贾逸君《中华民国史》，文化学社1936年版。
(18)陆曼炎：《辛亥开国史》，名山出版社1944年版，第33～47页。
(19)(22)(29)(38)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陈列目录》，《本馆建筑概况》，1937年2月，第58～59、58～59、58～59、60页。
(20)(26)《行政院训令第115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68，《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建筑费》(1934年2月～1935年2月)。
(21)(30)杨廷宝著，王建国主编：《杨廷宝建筑论述与作品选集1927～199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8、66～68页。
(23)(25)(35)(50)《党史史料陈列馆昨举行奠基典礼》，《中央日报》1935年3月30日。
(24)(33)《党史史料陈列馆行奠基礼(附图片)》，《申报》1935年3月30日。
(27)《事由：建筑党史史料陈列馆经费卅十万元由财政部积欠中央经费项下支出请转斥尽先拨付》(1934年2月20日)，《事由：为准中央执委会函以建筑党史史料陈列馆经费三十万元应由财政部于积久中央经费项下拨付》(1935年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68，《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建筑费》(1934年2月～1935年2月)；《建筑党史陈列馆》，《中央日报》1935年2月24日。
(28)(31)《党史陈列必争之地建筑落成》，《中央日报》1936年7月9日。
(32)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陈列目录》扉页，1937年2月。
(34)《党史陈列馆落成礼》，《中央日报》1936年10月11日。
(36)(55)(56)张继：《党史史料陈列馆与社会教育》(1937年5月17日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中央党务月刊》1937年第105～106期。原表合计数字有误，现表予以纠正。
(37)《中共党部今晨举行总理诞辰纪念》，《中央日报》1929年11月12日。
(39)当然，有时党史会也不全然是为了教化民众，而是为了宣扬孙中山领导革命的合法性与革命精神而举办展览。“南京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决将总理及诸先烈革命重要史迹、运往芝加哥博览会陈列、刻已准备装箱。”(《申报》1933年2月2日)
(40)《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征到史料分类比较图》(1929年8月至1931年8月)，陈鹏仁主编、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党史史料编纂工作》上册，第58页。
(41)《党史馆二期史料今日开始展览》，《中央日报》1937年7月15日。
(42)(43)《党史陈列室参观记》，《中央日报》1936年10月11日。
(44)(52)《党史陈列馆开幕后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央日报》1936年10月15日。
(45)参见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陈列目录》，1937年2月。
(46)《陈英士先生殉国纪念，市党部今开纪念会，党史馆特辟陈氏史迹专橱》，《中央日报》1937年5月18日。
(47)(59)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报告》(秘密)，1945年5月，第12～13页。
(48)《革命史迹展览，今在党史陈列馆开幕》，《中央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5版；《明日国庆纪念，党史编纂委会主办，展览辛亥革命史料》，《中央日报》1947年10月9日。
(49)《中央党史陈列馆改称开国文献馆》，《中央日报》1948年1月1日。
(51)《来宾参观规则》，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陈列目录》，1937年2月，第53～55页。
(53)(54)《党史陈列馆开后第一周盛况》，《中央日报》1936年10月20日。
(57)《良友画报》1936年第123期，第23页。
(58)《党史史料展览昨日开幕》，《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日。
(60)Timothy Mitchell,Colonizing Egyp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转引自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湾)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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