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资本与一般均衡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资本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和本文的目的
19世纪70年代，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成为支配人们思想的范式，并被用于所有经验问题的研究，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资料依附于生产函数（以及偏好或效用函数），正象凯恩斯所表明的，与现实中的货币经济不同，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是一种实物经济，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实际量值与货币量值是截然分开和完全无关的。这一理论在逻辑上是优美的或无可挑剔的，但这只限于其抽象的技术关系的命题而不是对现实的解释，当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现实时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由罗宾逊和斯拉法所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中，当新古典学派试图解释总量生产函数时遇到了逻辑悖论，即新古典理论只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有效，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或者说无法在异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来保持新古典理论生产函数和收入分配的命题。
新古典理论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其货币理论，由于现实中货币的存在是至关重要和无可否认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得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即货币数量论，但正如帕廷金（1965年）所证明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相对价格与货币数量论之间不能保持齐次性关系，换句话说，新古典理论中的货币是附加的和无用的，而这正是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和外生的货币供给假设的真正含义。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正是要否定新古典理论这种货币与实物经济的两分法，而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然而，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见解，即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的结合，而把其嫁接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货币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复杂争论难以理出头绪。
上述两个问题正是目前后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经济学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即在资本理论或价值、分配理论中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是由技术关系还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货币理论中货币是名义量值（即货币数量论）还是实际量值，更明确地讲，货币的使用是否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遗憾的是，目前两大学派在上述问题的争论中并没有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分离开来，由此导致这两个问题的争论都不能得到明确的结论，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分析正是要把上述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以表明复杂的资本理论争论和货币理论争论的逻辑基础。
由斯拉法所复兴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是，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技术关系只是生产的一般，而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关系条件下生产的特殊性或社会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以获取利润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必须在一般的技术关系基础上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使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发生变动。但斯拉法的理论并没有表明其价值理论所具有的货币性质和货币量值与利润率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之间的关系。这种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理论可以从凯恩斯的理论中得到启示，即凯恩斯所表明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区别，或货币利息率（统一利润率）与实物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区别。这里存在两种利息率（或利润率），一种是表示技术关系的实物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另一种是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利息率。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这两种利息率（利润率）概念的混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没有一种新的货币理论则会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失去基础。
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如果说，新古典理论对技术关系的描述可以作为一种一般的技术分析，那么，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货币就可以建立能够表明现实经济的模型，而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正是以斯拉法的模型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所表明的。因此，如何把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加入到斯拉法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所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一旦把货币加入到斯拉法的模型中而构成现实的模型，将会使所有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变量都只是表示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完全无关，而另一方面，企业的经济计算又依赖于这些货币量值，如企业会根据工资率和利息率来决定资本品与劳动的替代，那么，按照这种货币量值的经济计算是否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假设新古典理论对技术关系的描述（即帕累托最优）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解，那么，按照这种货币量值的利息率和工资率进行经济计算是否能够达到这种最优解？
这一问题也是斯拉法的模型所没有表明的，即斯拉法只是在给定生产的线性方程基础上加入统一利润率，而没有说明这种线性生产方程是如何决定的，由此导致了古典学派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即不能解释生产的技术关系是如何决定的，这也构成了新古典学派歪曲和否定斯拉法理论的主要论据（萨缪尔森，1992年），这涉及到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功能问题，因为古典学派理论并不能证明由供求和资本家追求利润而形成的统一利润率的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这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即如何协调统一利润率与供求的关系或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由此导致了目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许多逻辑混乱。
本文的分析将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逻辑基础，这一逻辑基础将试图回答上述所有基础理论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且能够对主要经验问题及其争论给予理论上的说明。
二、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利息率与货币
在新古典理论中，利息率（利润率）表示资本（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或时际均衡中的时间偏好选择。假设给定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生产单一产品—谷物，其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大于零，二阶导数小于零，则利息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在上述生产函数中加入时间因素即构成时际均衡模型，假设存在一种单一产品（如谷物），这种产品既可以由于资本品也可以由于消费品，则再给出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将可以得到利息率，即当谷物用作资本品时在下个时期所增加的谷物产出。这种利息率表示的含义是，由不同的资本积累量（储蓄率）所决定的不同的资本的际边生产率的选择取决于消费的时间偏好的选择，给定消费的时间偏好，利息率依然等于积累的实物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由要素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的要素价格即可得到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即收入分配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或相对价格，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是一致的，即完全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
以上，我们在单一产品模型中阐述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推论。然而，上述逻辑推论并不是完整的，当我们加入某些假设后依然可以推论出这种单一产品模型中的逻辑悖论（参见柳欣，1994年）。但我们暂时不讨论对这一问题的复杂争论，而先来考虑异质品模型或新古典模型中的货币问题。
在前面的模型中，我们假设存在着两种给定的要素——资本品和劳动，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由于只生产单一产品，则货币的使用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使货币的使用具有意义，可以扩展其模型的假设，改为生产两种产品，其相对价格由人们的偏好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所决定，在其中加入货币以表示两种商品的价格水平，这即是货币数量论的结论。然而，在这一模型中并不存在货币利息率的概念，货币只表示收入流量或价格水平，资本或生产要素存量并没有被“资本化”或根本不存在价值资本，资本品可以是由不同的实物单位表示的，从而也不存在价值资本的利息率（利润率）。
现在来考虑如何获得现实中存在的货币利息率或统一利润率的概念，这种利息率概念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间中利润流量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这就需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具有统一的计量单位。采用前面使用的单一产品模型，其中的单一产品（谷物）可以用作资本品和消费品，给定人们的消费偏好，即可获得上述利息率的概念，在这一模型中加入货币，就可以得到货币利息率的概念，即货币利息率只是单一产品在一定时期边际生产率的货币量值。由于货币同时计量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货币数量的变动将不会影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关系，而只是影响“价格水平”。
扩展单一产品模型到异质产品模型，且先不考虑货币。假设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小麦，另一种是燕麦，它们都可以用于资本品（如种子）和用于消费，用于资本品时的技术关系由新古典生产函数所决定，但两种产品在同一时间中带来的边际产品或边际生产率是不同的（当然还可以假设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是相同的，但人们对于两种产品的偏好、从而有时间的相对价格是不同的）。这样，两种产品在一定的时间中的各自的利息率或“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给定人们对两种产品消费的时间偏好，这两种产品用作资本品的时际均衡模型将被获得。但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因为小麦和燕麦都有自己的利息率，而两个利息率是不同的，它们取决于两种产品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时间偏好。这里把这种各自不同产品的利息率称为“自己的利息率”（凯恩斯，1936年），这种自己的利息率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率和时间偏好的概念是一致的。
如果在这一模型中加入货币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如果不考虑货币利息率，或只考虑收入流量的货币价格，则可以采用货币数量论，给定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则货币数量只决定价格水平，而与相对价格无关。但如果考虑以货币计量的利息率，则货币数量论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各种资本品（小麦和燕麦）不是同质的或不存在各种资本品的资本化价格，从而不能使用一个价值单位（货币量值）来计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上述假设的模型中，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比如可以把小麦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燕麦的收益率，从而获得燕麦的“资本化的价格”。这即是一般的贴现率公式，即资本品的价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息率（K=R\i，K为资本存量价值，R为资本品的收益，i为利息率）。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如可以通过小麦和燕麦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燕麦与小麦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燕麦的收益率等于小麦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小麦的自己的利息率或在一定时期中的边际产品为5%，燕麦的边际产品为10%，那么，可以通过使燕麦的价格为小麦的50%，则按小麦价格计算的燕麦的收益率就将与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就可以相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燕麦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当小麦的价格是燕麦的2倍时，它们的收益率是均等的。
因此，只有给出一般利息率，才能决定最初的小麦和燕麦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即是它们各自的相对的自己的利息率。当然，如果把小麦（或燕麦）作为货币，则可以确定价格水平和总产出。这里，可以把最初的小麦和燕麦作为资本品存量，而把它们带来的产出作为收入流量，那么只有确定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才能确定资本品存量和收入流量的水平。无论使用哪一种产品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其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的比率都是不变的，因为相对价格是由产品间相对的自己的利息率决定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能够作出进一步的推论，即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由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的产品价值总量作为“宏观变量”，这种宏观变量的含义即是各种异质品的价值的加总，因此就可以得到按价值计算的增长率和积累率。当然，增长率将等于作为一般利息率的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资本品价值和收入流量都取决于我们所选定的产品，换句话说，在前面的异质品模型中，如果各种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或自己的利息率不同，则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流量也将是不同的。
从上述的逻辑推论中，我们得到了一种加总异质品的方法。可以说，这种加总或价值测量方法是新古典的异质品模型要获得统一利息率的唯一方法。上述推论表明了新古典时际均衡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性质，即资本品的价格或相对价格与一般利息率是同时决定的（参见博利斯，1972年，1987年）。当加入这种一般的利息率之后，相对价格将发生变动，由此所涉及到的问题是，这种由宏观变量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既不表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并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
显然，根据上述推论，这种一般利息率或宏观变量在一般均衡模型（时际均衡模型）中并不具有意义，换句话说，就新古典理论所要阐述的技术问题而言，人们根本没有必要选择一种产品来把它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宏观变量，因为这种宏观变量并不具有意义，决定资源配置的只是相对价格。无疑，人们在决定消费的时间偏好时要考虑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决定积累率，但这种选择只能是根据人们对所有产品或各种不同产品的偏好（包括时间偏好）和它们的生产率（包括时间在内的生产函数）进行选择，而决不是根据一般利息率，这里根本没有一般利息率和所有其它宏观变量存在的余地。前面所讨论的一般利息率和宏观变量只是为了分析的需要而臆造出来的，或者说，如果我们非要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到宏观变量和一般利息率，我们可以在人们根据微观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进行选择后，再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货币变量，但这种作法在新古典理论中不具有任何意义。
现在我们来讨论这种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货币问题。这里先不考虑这一模型中货币存在的必要性，即不考虑货币的使用是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只是把货币加入到这一模型中来继续讨论宏观变量问题。在这一模型中加入货币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可以把任意一种产品作为货币或价值标准来使用，比如前面例子中的小麦。由于作为商品货币的小麦本身具有生产力和效用，从而其自己的利息率将成为一般利息率，如前所述，由此可以得到所有的宏观变量。这里重要的是存在着货币利息率，这种货币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等于小麦的自己的利息率，这已在前面讨论了。但在这里，货币数量论是不适用的，因为价格水平和宏观总量仅仅是由小麦的自己的利息率或相对价格所决定的，而小麦的数量并不决定价格水平和宏观变量（这里假设不存在货币数量论所讨论的货币的交易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问题）。
另一种方法是，假设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纸币）所构成。给定货币的流通速度或交易需求，则收入流量的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即货币数量论的结论。但是，按照货币数量论对货币性质的假设，即货币只是用于交易的目的而不存在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这里将不存在除价格水平外的任何宏观变量，如增长率、资本存量价值和储蓄率等等，因为这些宏观变量完全取决于作为一般利息率的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因此，除非假设货币存在自己的利息率或把货币依存于某一种商品，则不可能得到宏观变量。在这里，帕廷金对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货币的逻辑矛盾问题的推论是值得提到的，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只与交易需求或实际余额效应相联系，而与商品的相对价格和利息率（或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无关（帕廷金，1965年）。
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被加入到包括时间的异质品模型中或新古典时际均衡模型中时，如果不存在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则不可能得到宏观变量，即按照货币数量论对货币性质的假设，将不会存在宏观变量和一般利息率。显然，如果要得到宏观变量，则需要赋予货币一种自己的利息率（无论是否独立于商品的相对价格），而这一点在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中是否定的。
这一问题是与剑桥资本争论相联系的，即在异质品模型中，是否存在着总量生产函数和一般利息率作为资本的边际产品。显然，上述推论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理论是否定的，当采用总量的一般利息率来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产品时，资本品的价格将不可能独立于利息率。
上述分析表明，就新古典理论所要讨论的技术关系而言，在异质品模型中，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只是相对价格，从而根本不需要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加总的宏观变量。当然，可以采用时际均衡分析和通过任意选取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来获得加总的宏观变量，包括由总量生产函数表示的工资率、利息率和经济增长率等，但这些宏观变量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和分配理论中的概念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宏观变量中的利息率、工资率和收入分配并不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品。在新古典理论中，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生产函数所决定的两种要素价格（利息率和工资率）概念被混淆在一起，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
在上述模型中加入货币并不能简单地得到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因为如果不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则并不存在总量的产出，从而只有给出交易量，才可确定价格水平，而一旦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变量，则货币作为总量指标将不只是影响收入流量的价格水平，而且会影响资本存量价值。更大的问题则在于是否货币本身具有“自己的利息率”，如果货币不具有自己的利息率，则只有选择一种具有自己的利息率的商品货币（如黄金），其既作为价值标准，又作为加总的指数，唯此才能避免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之间的矛盾，因为异质资本品存量的“资本化”要求存量与流量的统一。
三、古典一般均衡理论
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或相对价格理论所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关系，其核心是剩余理论。为了表明这种剩余的来源和剩余量的决定，直接采用同质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即劳动价值论。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有的商品价值按照劳动时间来计量，当按劳动时间计量的工资率小于全部劳动时间时，剩余价值就出现了，剩余价值等于全部劳动时间减去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剩余理论在某些假定条件下也可以用实物产品来计量，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表述了这一论点。假设单一要素—劳动的投入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给定谷物工资小于劳动生产率，则剩余等于谷物产出减去工资，利润率（或利息率）等于剩余除以谷物工资。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古典学派所强调的收入分配取决于社会关系这一核心。
当商品的价值是由纯粹的劳动时间所决定，技术关系将与收入分配无关，或者说，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这样，收入分配只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不影响收入分配。这一点与古典学派的资本理论是一致的，即资本是一种预付，是对劳动的支配，而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家为工人预付工资是为了获取利润，从而存在一种“自然利润率”，这种自然利润率来自于这样一点，除非能够获取利润，否则资本家决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因此，在古典学派理论中就需要一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这种利润率（或工资率）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或与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这种分配理论还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推论，工资率的上升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古典学派的上述分配理论的命题和逻辑推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只是要说明这种分配理论，而是要用这种收入分配理论表明一种更为广泛和现实性的命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取决于这种收入分配关系或社会关系。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之前，商品交换或相对价格是与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只是劳动时间耗费的比例，这一点来自于对个人占有自身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认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使“耗费的劳动”变为“支配的劳动”，即劳动（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从而价值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这一命题在于表明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同的，而这种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将决定生产的技术关系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中，其成本是耗费的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或企业是以支配的劳动来计算成本的，从而要求比例于垫付的资本价值获取统一的利润率。
然而，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古典经济学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即技术关系或技术变动是否与相对价格完全无关，用新古典理论的语言讲，是否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特别是消费的时间偏好对相对价格完全没有影响。例如，当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是不同的，从而只要考虑到时间偏好和“迂回生产”或生产率的变动，商品的价格就不会与劳动时间成比例。对此，古典经济学家在解释上述技术关系与相对价格的联系时似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如李嘉图和穆勒把商品分为稀缺的和生产的两类不同的商品，认为只有生产的商品才适合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把地租的决定归之于土地的边际产品，从而其分配理论只适用于工资和利润。当古典经济学家不能有效地解释相对价格时，实际上表明其由总量的劳动时间和单一产品模型中推论出来的分配理论并不能用于异质品模型，这里涉及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
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关于上述问题的复杂争论，只是想表明，即使古典经济学家在解释技术关系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时存在着逻辑推论上的问题，但古典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的解释都表示出一种强烈的逻辑基础，这即是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中存在着一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因素，唯有这种因素才能够决定总量关系，或作为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因素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而且将影响相对价格。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在相对价格问题上的逻辑缺陷就只是目前没有得到有效论证的问题，退一步讲，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了一种能够讨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说”。这一点从我们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即在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中并不存在任何总量关系，或者说其总量关系的存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联系到现实经济分析中的问题，当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和所采用的完全是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所表示的总量指标时，新古典理论的严重缺陷和古典经济学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因为经济学所要讨论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制度和特定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和矛盾，这一点在新古典理论中被完全排除了。
四、斯拉法的经济学
斯拉法的理论使古典经济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所采用的抽象模型明确地表示出了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推论。虽然斯拉法所讨论的问题或批判的对象是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但目前经济学界对斯拉法理论的理解和讨论往往集中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这使得许多问题得不到澄清，特别是其理论的意义得不到充分的说明，当然也涉及到逻辑推论，如剑桥资本争论中所遗留下的一系列逻辑悖论。我们从前面所阐述的“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斯拉法的理论，将使目前关于资本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复杂争论展现出新的曙光。
首先，斯拉法明晰地表述出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或者说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说给予了充分的逻辑证明，这种逻辑证明可以解决前面所提到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解释相对价格问题时所产生的逻辑混乱。其推论的逻辑是，对于斯拉法所给出的一般线性生产模型完全可以视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其投入—产出方程完全可以视为由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所决定，这里存在着由新古典理论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或投入—产出系数。然而，在这一模型中决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其它宏观变量。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按照“资本”的预付所要求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由此使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自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一模型的突出特征是，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构成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其比例于产出总量与利润率相联系，利润率的变动不只是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而且使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动。重要的是，无论这种利润率（或利息率）是由消费的时间偏好、由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还是由社会关系的收入分配所决定的，都会产生这种总量关系。
如果仅仅局限于相对价格的决定，这一模型似乎是没有定论的，因为无论是技术变动或投入—产出系数的变动，还是收入分配（利润率与工资率）的变动，都会影响相对价格。虽然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得到剑桥资本争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开收入分配，或者说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相互作用的。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似乎正是采用这一点来表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但这一命题可能正是导致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不能得到澄清的根源。这里从上述分析中所要表述和强调的是古典学派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关系与作为总量关系的收入分配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在前面的模型中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无论技术关系（投入—产出系数）如何变动或由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决定，其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和产生总量都将保持不变的比例，而这一点正是古典学派理论的核心所在。
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与产出的价值或总量比例关系，这种极为简单的命题作为古典学派理论的核心肯定会产生疑问，因为人们一直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相对价格决定问题上。然而，只要考虑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目的和方法，这一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李嘉图所要讨论的土地的收益递减和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正是这些宏观变量，其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特定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矛盾，而李嘉图等所采用的抽象方法或假设正是为了抽象掉技术关系所带来的分析中的复杂性所产生的逻辑混乱，以表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作用，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得到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这种宏观变量。由这种研究对象和方法所得到的总量关系的意义可以从我们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即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完全排除了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总量关系，或者说不能得到和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从而也不可能讨论这种总量关系所表示的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联系到前面的分析，由斯拉法所重新表述的古典学派、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核心正是明确地提出了这种总量关系或宏观变量产生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让我们再一次表述这种古典学派命题，在异质品模型中所存在的总量关系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对于理解资本理论争论和由此所导致的理论经济学所有领域都存在的逻辑矛盾是极为重要的。异质品模型中产生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正是来自于微观生产函数和总量生产函数之间的矛盾，即这里存在着两个利润率（利息率）概念，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总量生产函数时，利润率将不再与资本品（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的边际产品相联系，而是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这里的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生产函数中技术上的生产要素了，而是变为资本家预付工资的“支配的劳动”，由此将改变技术关系上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成为特定经济制度下的成本—收益计算。（关于剑桥资本争论问题，参见柳欣1996-1997年和1994年）
在这里，我们不再对前面提到的关于古典学派理论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古典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之间的争论给予解释（如稀缺的商品和生产的商品、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是否决定相对价格以及转型问题，等等），而是把讨论集中在由斯拉法所表述的古典学派模型中所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是：第一，由于现实中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技术选择（如资本品或土地与劳动的替代）是根据总量的工资率和利润率进行的，那么、如前面所表述的，当这些总量关系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又如何加以解决；第二，斯拉法模型中所遗留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这里需要一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这种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
正是上述两个问题的存在阻碍着古典理论的发展或一种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时，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将对目前理论经济学中所争论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逻辑基础。
五、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相对价格与宏观变量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新古典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出发表述了一种资源配置理论，我们这里把这种抽象的理论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解，这种最优解可以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相对价格来表示。按照新古典教科书的表述，无论任何经济制度，要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都必须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价格进行经济计算。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马克思在讨论按比例分配劳动的技术关系时的这样一种表述是恰当的，即资本主义经济所改变的并不是这种技术关系的内容，而是实现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经济计算将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是改变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经济计算的形式。
在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厂商，但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这种厂商完全等同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而与现实中的企业相去甚远。这一点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的一个教条，即厂商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其价格这种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的，而这一教条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
前面对总量问题的分析虽然是在异质品模型中进行的，这只是为了承继资本理论的争论，即其逻辑悖论产生于新古典理论（以及古典理论）的命题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但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显然，这种逻辑悖论的存在肯定在于单一产品模型和异质品模型所采用的假设是不同的，其区别就在于异质品模型中所采用的总量生产函数实际上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设。当我们表明了这一问题的性质，只要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设，就可以得到与异质品模型相同的结论。
采用李嘉图的单一产品模型，其模型的要点是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假设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是固定的，比如为1年，作为投入的是劳动，但劳动是由“资本”雇用的，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以支付雇用劳动的工资。假设总资本的数量是给定的，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Yt-1表示，所能雇用的劳动数量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是固定的且小于劳动生产率（σ），从而投入的劳动数量为L=Yt-1/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这一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为：
Yt=(Yt-1/W)σ=Lσ (1)
r=(Yt-Yt-1)/Yt=(Lσ-LW)/LW (2)
公式(1)表明总产出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公式(2)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让我们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修改前面古典学派谷物模型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而假设谷物（资本）还可以用作资本品，比如种子，用K来表示，利润率的公式就变为：
r=(Yt-Yt-1)/Yt-1
=[Lσ-(LW+K)]/(LW+K) (3)
对比公式(3)与公式(2)可以看出，利润率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工资率W，而且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r与σ成正比和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是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的。因此，要决定资本家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的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这里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即：
σ=F(K/L) (4)
为了对比，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即F＇>0和F＂<0，随着资本劳动比率(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率(Y/L)也提高，但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率(K/Y)也是递减的。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其取值范围可以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任何一点，即0 MP[,L]=W(1+r) (5) MP[,K]=1+r (6) 这两个公式表明，（上述公式的数学证明和详细推论，参见柳欣1994年，1996～1997年）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率(K/L)的选择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和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MP[,K]等于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是使每一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用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而不是劳动与谷物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这里是“支配的劳动”或给定的工资率（或利润率），而模型中的资本并不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资本家是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用于资本品，这就使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了。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正是使用预先给定的货币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其利润最大化显然是使每一单位货币用于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这一点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是完全相同的，新古典厂商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假设与现实是不同的。 从上述单一产品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更明确地表明异质品模型的性质和资本理论的逻辑争论。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并不是来自于异质品模型，而是来自于异质品模型中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价值的加总，这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入进来而不能保持其纯粹技术关系的假设。如前面对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所表明的，只要存在一种给定的总量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其利润最大化就成为公式(5)和(6)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的原则的，而不再是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把这一点用于异质品模型，则只要存在着统一的利润率，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的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而是用于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的“总量资本”，或者说就成为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由此导致了资本理论中的逻辑悖论。斯拉法的模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给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其投入可以扩展到固定资本和土地），当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所有的投入都将被“资本化”而比例于利润，这一点与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是相同的。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资本理论争论中，人们把斯拉法的分析经常表述为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虽然就相对价格的决定而言，当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对价格将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关系，而且取决于总量（或宏观）的收入分配，但就总量关系而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或者说，技术关系仅仅决定相对价格而与总量关系无关，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收入分配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点联系到李嘉图试图寻找的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即其可以同时测量技术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变动，为此，斯拉法设计了一种标准体系来说明李嘉图的问题，而斯拉法的标准体系恰恰清楚地表明了技术变动只是影响相对价格，而与收入分配的总量或价值的决定是无关的。 强调这种相对价格与总量关系或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或社会关系）的分离，对于解释前面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或技术选择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其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来解决，然后再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企业）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总量的利润率和工资率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相对价格。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的边际产品对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要使其边际产品乘以总量的利润率，正是这一点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结果完全相同。 对这一问题的证明是非常简单和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被总量的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加以“贴现”，而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则是采用利润率的一种反过来的“贴现”，二者相抵，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相同的。由此可以说明，“宏观”总量关系是完全独立于相对价格的，相对价格只是取决于技术关系，技术关系与宏观总量是完全无关的。 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新古典理论就其本身所讨论的技术关系而言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其逻辑悖论来自于不明确地加入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还可以表明剑桥资本争论中的一个经验悖论，即争论双方在理论上都认同的技术再转辙很少能够找到经验上的证据，因为当改变了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在经验上也成为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只是来自于理论上的逻辑混乱。这里还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中的一个命题，即凯恩斯所提出的，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依然是有效的，从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可以分开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资源配置只是取决于相对价格。然而，资本理论的争论和本文的核心正是在于说明，新古典理论决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 这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总量关系对于说明利润率（或工资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是极端重要的。在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明确地表明其资本和利润的性质，即利润来自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与技术无关，但在收入分配的决定问题上却不能保持这种分析的逻辑一致性，如李嘉图采用生存工资理论来表明外生给定的工资份额，但在地租的决定上却采用土地收益递减的技术分析，虽然他把利润作为总产出减地租和生存工资后的剩余，但由于总产出取决于土地的收益递减的技术关系，从而利润也将取决于技术关系。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论的修正正是在于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完全分离开，但他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时采用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分析，问题在于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究竟是价值构成，还是“反映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是一种技术关系，就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对于转型问题也是如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两个总量（总价值与总价格和剩余价值与利润）相等这一与其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命题，但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涉及到“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例这种技术关系，由此导致了两个总量在异质品模型条件下不可能同时相等。（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参见柳欣1994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把总量关系与技术彻底分离，即作为总量的价值、分配理论与技术完全无关而仅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能否使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 六、资本、货币与利息率 我们在前面讨论新古典的异质品模型时已经表明，只有采用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去贴现其它产品的收益率，才能使加总问题得以解决，由于这种特殊的商品同时又作为价值尺度，从而这种商品将具有货币的属性。给定这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则可以得到一组宏观变量，其资本与收益的比率（或要素投入价值与产出价值的比率）等于这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如果我们把这种特殊的商品定义为货币，则宏观变量的性质将取决于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这种逻辑推论的一个特例是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其性质在于假设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为零，当货币利息率为零时，生产要素存量和收入流量将无法加总，从而不可能得到包含“资本存量”的总量关系。 在古典学派和斯拉法的模型中，似乎可以不考虑货币而得到总量关系，但这里存在着外生给定的利润率，那么，这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是否与货币有关呢？联系到货币，作为古典学派模型的特例是劳动价值论，如斯拉法的模型所表述的，当利润率为零时，相对价格等于耗费的劳动时间，作为总量关系的含义时，其商品的总价值等于全部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在其中任意选择一种商品作为货币，比如黄金，则价值总量将取决于生产黄金所耗费的劳动或黄金的相对价格。如果假设货币的生产成本或耗费的劳动为零，如纸币，则似乎只能采用货币数量论来决定价格总水平。然而货币数量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是不协调的，因为货币数量论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名义变量和技术关系所决定的实际变量组成，因此，技术关系或实物产出的变动也将影响价格水平，这与古典学派的不取决于技术关系的价值决定是矛盾的。古典学派货币理论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一矛盾有关。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正是在于避免这种货币数量论的矛盾，而试图把货币理论与其价值理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强调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因为存在着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它将与只具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马克思这样表述货币的性质正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与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相联系，即资本作为一种预付，而这种预付的资本并不是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而是一笔货币，资本家所要获得的利润也是一笔货币价值，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即资本家预付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组织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这样，作为总量关系的货币成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资本家（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仅仅在于总量的货币价值而与技术完全无关。马克思通过货币流通公式来区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就在于货币的增殖（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资本家是使用货币来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而得到增殖的货币。（马克思，1975年）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这种总量的货币价值的决定将与技术完全无关。在这里，货币数量论是错误的，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数量将决定价值总量，而货币数量论则完全否认存在着一种货币价值总量和由总量所表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分配关系，因为在货币数量论中，名义量值或价值总量只取决于货币数量，而货币数量又完全是外生的，显然，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这种名义量值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货币是“中性”的。而一旦存在着总量的关系，名义价值总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这种总量关系。 我们在前面讨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时已经表述了这种总量关系，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而资本则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那么，如果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利润率必然是货币利息率，即当企业（资本家）计算的资本预付并不是实物的资本品和生活资料，而是货币价值，则利润率将是货币增殖的比率。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就可以表述为，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如果利润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必须等于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表明斯拉法模型中利润率的决定问题。如前所述，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要获得加总的总量，必须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来“贴现”生产要素存量和收入流量。斯拉法的模型正是表明了这种用以得到宏观总量的利润率的性质来自于古典学派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斯拉法并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中的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虽然斯拉法曾经提到了这种利润率可以由货币利息率所决定（斯拉法，1960年）。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斯拉法提出了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这一概念，凯恩斯由此得到启发，在《通论》中专设了一章（第17章）来讨论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来作为他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这里的结论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这一点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货币与资本的性质。 七、资本、货币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为了表明资本与货币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完全竞争，而完全竞争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完全的信息，这种假设使竞争没有存在的余地，从而排除了作为人们社会关系基础的竞争。按照完全竞争的假设，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将无偿地告诉其他人，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正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当某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他决不会无偿地告诉别人，除非按照竞争的市场价格来交换它以从中获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法律制度建立了这样一种竞争的博奕规则，即人们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是为了竞争，发明和应用新知识的人通过获取利润和积累的财富来表示他们的成功和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明市场经济的性质，甲生产者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而比乙生产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甲生产者单位时间可以生产10单位产品，乙生产者生产5单位产品，甲生产者可以采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来购买乙生产者的劳动，其工资率将大于5而小于10，假如是6单位产品，然后采用新的技术使乙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0，甲生产者将获得4单位产品的剩余或利润。 在这里，作为预付的资本是极为重要的，由于信息或知识是由个人占有的，信息的传播是通过雇用劳动和获取利润来进行的，每个人都想利用自己的信息去雇用别人和获取利润，但他所占有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一旦他失败了，契约将无法保证。因此，作为博奕规则的重要一点是，雇用别人劳动的一方必须有一笔资产作为抵押，从而保证他能够负责决策失败时的损失，否则每个人都会去雇用别人而不对失败的后果负责，即只负盈不负亏。正是由于这种博奕规则，私人财产的资产抵押成为极端重要的，只有资产抵押能够保证各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决策。可以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资产抵押是信用关系的基础。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来自于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博奕规则。 然而，作为抵押品的资本并不适于直接充当信用工具，因为这里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信息不完全问题，比如对资产的评估和资产价值在合同期的变动等等，处理这些信息问题即使是可能的，也会付出极高的交易费用。货币的使用和商业银行的作用正是为了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即商业银行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机构来创造这种信用关系。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是基于资产抵押，如果商业银行按照比例于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货币供给，则货币供给量将是稳定的。货币正是产生于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而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保持稳定的比率是银行体系稳定的条件。 我们这里简单地表述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常识是有用的，因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完全无视这种常识，而把货币作为外生的或由中央银行印制的。这种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常识有助于说明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首先，货币供给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存在着内生的基础，即资产抵押。货币决不是中央银行发行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只是在本世纪初才成立的，而在这之前，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二百年，即使在中央银行成立后也完全可以说，美国的中央银行从来也没有发行过货币，（关于这一问题的证明，参见柳欣1999年），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神话。 第二，当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技术完全无关，则所有的宏观变量将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前面曾表述了这样一个命题，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供应量将决定总资本和总产出价值，这些宏观变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可以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中得到证明，即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决不考虑技术关系而只是基于资产抵押，不仅商业银行的信贷人员不需要和不可能了解技术，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商业银行人员了解技术和知道某个项目可以盈利，他决不会只满足获得贷款的利息，而是要直接投资而获取高额利润。在现实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并不会根据技术进步的速度增加货币供给，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者说，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他们是无关的。商业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值发放贷款，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则是稳定货币供给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因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不可能与实物的技术进步相一致。 1958年，卡尔多依据统计资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程式化事实”，它们是：(1)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稳定的；(2)资本－劳动比率是稳定增长的；(3)利润率在长期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比率是稳定的或收入分配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是稳定的。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经验事实是如此的具有规则性，这一点是足够令人们惊奇的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这里存在着“中性”的技术进步，以致资本产出比率能够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保持不变，这种解释是根据新古典的“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但就技术进步而言，这些事实的惊奇性恰恰在于极端不规则的技术进步被统计资料显示为相当规则的变动，这与现实的观察并不协调。可以说，技术发明并不是规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众多文献所表明的，今天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于一百年前，技术进步是随着时间加速的。然而，如程式化的事实所表明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如此的稳定，以致中性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一种可能的推论。问题正是出在价值计算上，对于“实物”分析，这里存在“加总”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加，这里并不存在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可以说，不论技术发明是计算机和航天飞机或摇滚音乐，它们都将被加总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所有产品生产的经济计算都是按照货币价值进行的，即所有的劳动是由资本家雇佣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结论应当是明显的，这些统计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 上述程式化事实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前面所分析的，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将保持不变，这些程式化事实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当经济增长率并不与技术进步相吻合，它将不是一个实际变量，而只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名义变量，同样，资本存量价值、投资、储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等所有由货币价格所表示的统计指标都不是与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而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推论，目前宏观经济学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对现实中以货币量值所计量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是与主流经济学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实际变量的观念是完全无关的，或者说与技术关系完全无关，而只是由特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名义变量或货币量值。新古典理论所阐述的资源配置原理只是一般的技术分析，而不能表明特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经济问题。 标签：一般均衡论文; 生产函数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货币的时间价值论文; 边际产品价值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货币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