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新时代发展
郭玉成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 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起于正史记载，后入文学创作，与武术文化共生共融，经过两千多年的传续与传扬，已扎根于社会大众，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武侠文化的历史传承与中国武术、中华民族品格的形成具有关联性，历史悠久的中国武术与中国人推崇重然诺、讲信誉、临危不苟、舍生取义的品格共同创生了中国的武侠文化。与西方骑士有明确的社会阶层不同，中国武侠群体的社会面更为宽泛。步入新时代，武侠文化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推进中发挥积极作用。武侠文化可通过理论研究、教育教学、民俗节日、国际交流等路径传续与传扬。
关键词：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侠；游侠；武术；中华民族；文化品格
1 前言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侠”与“儒”均源远流长，他们产生于先秦，并存至近代，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着深远作用，产生着持久影响，与中国民众的价值标准密切相关，已融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由儒至学的儒家文化研究显得广泛而深厚，并在创新发展中形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较为紧密的联系。反观“侠”的研究，尽管形成了许多历史与文学领域的论著，也可言成果丰硕，但与儒学研究相比，仍有进一步挖掘与传扬的价值与空间。十九大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迎来了“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外部环境，“侠文化”“武侠文化”自身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品格正可在此背景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抽绎其中有利于新时代发展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拓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人格、文化品格，服务于“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指引”[1]的文化国策。这可以看作本研究的缘起与动因。由此“缘与因”所产生的意义在于，武侠文化传续了中国武术文化与中国侠文化的精要，对其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新时代所倡导的挖掘、继承、创新、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使之“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的战略相一致。“侠”的代表性研究者汪涌豪认为，其研究要从社会文化史出发。“侠”出身草根，是人们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进入仕途，仍难脱离草根，所以一切历史都体现为游侠存在的历史，而游侠存在的历史也构建了另一种中国史。[3]指出了武侠文化研究的又一层深意。
回顾现今至以前的研究著作，其内容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武侠文化的专题研究，如陈山的《中国武侠史》以正史为主、小说为辅的历史研究，王立的《武侠文化通论》基于人物、故事、专题的系列问题研究；二是以侠为主线的历史研究，如汪涌豪《中国游侠史》基于正史的游侠活动、人格、兴衰的研究，及其与陈广宏合著的《侠的人格与世界》基于心理层面的人格分析，其中有侠小说与诗歌的分析，还有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三是以武侠文学与武侠小说为对象的武侠研究，如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起于历史而重于小说的侠研究，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由历史到小说而至现代的专题研究；四是武侠文化的相关研究，如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有武侠人物的研究，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与侠人格的相关研究。研究论文也大致可分为以上四类，但问题更为具体，历史研究如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载体研究如李紫薇《略论宋词中的侠文化》；精神研究如张从容《武侠之侠的文化精髓与人格品味》；转化研究如王本朝《论郭沫若历史剧与侠文化的现代改造》等。综上而言，主体研究均置身武术之外，忽视了武术文化在中国侠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武侠文化在侠文化中占有的中心和主体地位，且未从武术高等教育中学科和专业角度思考，也未站在武侠文化的当下价值和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方位向前推进，这就为本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和学术提升的空间，存在问题也正是本研究将逐一剖析和推进的中心内容，即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与专业出发，探究武侠文化的历史、现状及走向，以服务新时代体育、教育、文化及社会发展。
2 武侠文化的新时代价值
武侠文化既存在于中国的习武群体中，存在于武侠文学、影视中，也存在于社会大众中，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着持续影响。武侠文化从历史中走来，在新时代经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换会亦然焕发出时代特点，发挥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教育、社会、历史价值。对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不仅能够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而且可在构筑中国精神、价值、力量中发挥作用。[4]武侠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一直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需要研究者、主管部门及社会大众发现其价值，以更好地展现其历史、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郭沫若的历史剧就曾经尝试对侠文化进行适应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把舍生、献身与爱国、道义结合在一起，强调为国为民的文化价值，让侠行体现行侠者自我意识的觉醒。由此，王本超甚至认为这是对侠文化的现代改造。[5]可见，武侠文化的传承、创新、转换、发展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大概是这位阿姨把这些话传给了婆婆，等阿姨们走了，婆婆拉着我的手感动地说：“孩子，以前妈做得不好，以后我们好好做家人。”我点头。
第一，武侠文化有助于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6]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的文化现象，武侠文化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学派和各个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在武侠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涵容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和文化品格，在中国步入新时代，即将踏入小康社会之际，武侠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换，仍可发挥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可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品格方面提供精神资源与文化支持。
第二，武侠文化有助于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7]武侠所具备的人格特征，已塑造为当今社会大众的理想人格。现代社会，由经济冲击和西方文化所影响产生的人情冷漠、侠义丧失，对中国人的传统品质与品格、道德与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而与此相对，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始终贯穿着重义轻利、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优秀品格与道德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行。因此，武侠文化对对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创新与转化，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融合、融入，与之相辅相成。
回到“侠”的概念起源，仍然可以明确“侠”者即为“武侠”。《史记·游侠列传》以韩非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13]记载起始，即可见行侠者应为精通武艺的武士，“以武犯禁”，则“武”是“侠”的存在根基，而“侠”是“武”的升华表现。侠文化研究者韩云波认为，侠本身就是武侠，否则就不能“以武断于乡曲”，也不能“立强于世”，尚武是当时侠的一种基本素质，并以孔子作为儒者尚且武力非凡为例，指出他们只是不愿以武力名世罢了。[14]在武侠文化的研究中，“游侠”名称经常出现，这其实源自“侠”的活动性，即他们经常周游列国，并聚集在卿相之门。《史记》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可见孟尝君好养门客，名不虚传。[15]孟尝君招募天下之侠，所以，各地之侠应招而来，自然称为游侠。刘若愚认为“游”是“游荡”之意，侠为“强迫”或“挟持”，“游侠”指“闯荡江湖、打抱不平的一类人”。[16]《史记》《汉书》中，游侠包括“卿相之侠”如战国四君子、“布衣之侠”如朱家、郭解。《汉书》之后，正史中就没有“游侠”了，专门的“侠”的记载即从中国历史中消失了。但之后史书中关于人物的记载中，仍使用“侠”来表述，如《三国志》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17]，记录了曹操年少时机智、任侠，“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18]，描述董卓自小喜欢行侠的故事等。可见《汉书》之后，正史中的侠传，已淡化为只有人物性格的“任侠”记载。
“昆北”阳平声字“双”的唱调（《南柯记·瑶台》【梁州第七】“臂鞲双抬”，765），该单字唱调的过腔是。其中的是第一个乐汇型级音性过腔，是第二个乐汇型级音性过腔，是第三个乐汇型级音性过腔。这个过腔也是由“级音+级音+级音”同一种音乐材料组成的多节型过腔。
3 武侠文化的历史缘起
武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史书记载、文学演绎与大众心理融合的复合体。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形成、发展，与儒、道、墨、法、兵家等相互联系却又自成一体，与现实的武术融合并高于现实武术，存在与传说、故事中，又低于现实武术或者说沉淀于大众的心理深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持久而深沉的作用。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中，武侠文化从无到有，自然天成，其历史缘起众说纷纭。陈夫龙的缘起分析较为全面，总结为士、刺客、诸子百家、民间、原始氏族遗风、神话原形、某种精神气质等。[8]其中，持侠起源于士的观点较多，这与“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的《五蠹》有关，文中“侠以武犯禁”，把“武”与“侠”紧密联系在一起。汪涌豪考察了古代士阶层后写道：“古代所谓的士，大都是武士……他们平居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执干戈，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并进一步引用顾颉刚的观点，即古时的痒、序、学、校都是用来肄射习武的。[9]尽管他认为战国的士在文武分途后，“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明确了“侠”为“武”者，但同时也承认游侠的来源比较复杂，难以确定是否都属于士阶层。[10]陈山则明确了武侠群体的生成，认为在春秋末期的养士之风和墨家社团的推动下，出现了新型的武士阶层，他们重交往并为知遇者轻生相报，追求独特价值和人生目标，而这就是“武侠”的诞生。[11]可见武侠群体的复杂性也是武侠文化有多种起源的因素，对此，武侠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多的缘起成因，包括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维护正义、舍己助人、复仇的遗风及出于商贾等观点。[12]
第三，武侠文化有助于新时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与之对应的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学科建设中，武侠文化建构了武术文化伦理层，并作为文化载体，传续着中国的侠文化体系。与骑士文化等国国外同类文化相比，中国的武侠文化源自社会大众，在数千年来一直在民众中生存、传延、传扬，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对这一优秀、传统、深层文化进行传承、创新、转换，使其科学化、理论化，其实质就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武侠文化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形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应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文化理论体系，以推进学科建设，并可丰富传统冷门学科体系。
第一，发挥全国高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院系传承武侠文化的作用，使之融入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内容。高校是武术及其文化的教育机构，武侠文化是武术文化的延伸与拓展，也是武术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武侠文化进入高校，应首先在武术专业群体中落地生根，成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内容的组成部分。建立“武-侠-学”相融合的新时代武术侠者培养模式，让武侠与武术伦理、武德进行融合创新发展。这样，具有现代侠义情怀的高级武术人才就成为中国武侠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作为培养武术高级专业人才的高校，我国早在1982年就开始有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年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已经形成立体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高校的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和使命，充分发挥高校作用，就是让武侠文化的传承有“人”的载体，有活态传承，这种模式弥补了武侠文化中层传播的不足，使历史、小说、影视的外层和大众心理的内层传播得到有益补充，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武术与民族与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及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武侠的品格影响同时代的人也有研究案例。李鹏和魏耕原的研究表明，侠对南朝士人的人格构建有重要影响，认为侠义精神为南朝士人提供了精神补偿，侠的人格力量、气节表现对南朝士人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之借侠喻志，咏侠抒情，自我映照，建构人格。[47]纵观史书至文学的武侠史，可以寻找到武侠的共性，如忠诚、勇敢并敢于打抱不平等。由此可以认为，“侠”首先是勇敢担当起社会正义的维护者角色，平天下不平之事。《三侠五义》中认为行侠作义之人把见到的不平之事当作自己的事情对待才无愧于“侠”字[48]。可见，侠就是正义的行为，侠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于“平不平之事”的社会需求中。综上可以总结中国武侠群体的文化品格：勇武、正义、守信、忠实，打抱不平，舍生取义。而这些品格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和品格，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既可看作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助于新时代社会大众优秀人格、品格的培育与塑造。
其实，司马迁在为游侠立传的同时，还为刺客立传，让这些刺客载入史书，这是对刺客荆轲、曹沫、专诸、聂政、豫让等与游侠同等的肯定与赞赏。刺客的感恩、忠义、不惜牺牲及深明大义，也是司马迁赞美的品格。在1937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发行了一个小册子，记录了中国古代八位义士的故事，并取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其中就有豫让、聂政、荆轲等三位《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入选。书中赞赏他们是志士、仁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并且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品格，是孔子所言的“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的“志士仁人”，是孟子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2017年，商务印书馆把该书再次重版，开言写道，“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46]足见其对刺客兼武侠的高度评价。
可见，武侠文化经历了由“侠的人”到“侠的艺术”再到“侠的精神与品格”这一不断丰富、完善并升华的过程。“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人群，自中国古代东汉以来，与“士”合流，到唐代已无独立存在的社会基础，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气质，体现为一种维护社会正义的言行，在人们的道德层面立足扎根和生存发展。对“侠”的认识，也逐渐从“人”发展到“文化”。韩云波也认为侠分为广义的侠和狭义的侠，广义的侠存在于史书、文艺作品及民族心理中，侠义的侠则包括游侠的精神、行为文化以及文艺作品中的武侠。[32]简而言之，真实的武侠存在于历史视野，现实的武侠文化则存在于社会心理和影视武剧中。这就让我们思考如何让其回归以人为载体，融入高等教育中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与学科中，使其通过教育、学术在专业人群中传承，从而辐射到社会大众，唤醒人们心理深层的侠意，让武侠文化为新时代传统伦理的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服务。
4 武侠群体的文化品格
武侠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武侠群体本身，其历史传承的品行标准就是该群体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既融入了武术群体，也与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息息相关。根据字义的解释，“侠”者，以勇力抑强扶弱、仗义而为的人。[33]从这个意义上，侠即为武侠。具体而言，武侠是以武行侠的社会群体，他们从历史中走来，逐渐走向大众，形成具有结构特征的武术文化形态，并无形地融入社会。武侠群体所具有的性格、人格、处事标准也随之形成文化品格，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体系中。张从容在其关于武侠文化精髓和人格品味的文章中认为，武侠理想化的人格追求、传统道德的规范是一种民族化的人格境界，受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要求、价值旨归决定，其中的仁、义、信也是武侠小说流行主要原因。[34]由此，可以引申出，武侠的文化品格与社会大众的理想人格具有一致性，历史中所倡导的侠义人格进入文学传播，其实能够反映和体现社会大众的处事之格，它与传统文化思想、社会伦理是一脉相承的。章培宏在对游侠到武侠进行历史分析后认为，“游侠”就是不顾个人得失救人于困境而获得社会声誉的人。从“游侠”历史作品到“武侠”文学作品，侠的精神和品格曾经出现过保存、丧失、重新发现和发展的历程。比如司马迁的观点在吸收“五四”西方现代化思想后得到了批判继承，汉代游侠精神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得到新的发展等。[35]鲁德才也认为司马迁的游侠特征其实就是大众理想人格的追求，其在现实中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迁。他也同意司马迁记述的游侠人格就是一种人格模式，[36]而且发展为平民大众期盼模范人格。
从中国“侠”和西方“骑士”所处的社会阶层出发，中国的“侠”其实不分阶层，没有等级，忠诚于自己认可的人，且不具宗教性；而西方的“骑士”有等级制度，要求忠于国王或领主，要保卫教堂，维护基督教。简言之，骑士同时也是维护基督教的战士[49]，这也说明了骑士的基督教徒特点，而中国的侠则不具此特点，且社会来源十分复杂，如卿相、平民、诗人等，其中平民、布衣之侠为多数，他们也是司马迁所力陈力赞的。这与西方的骑士群体不同，西方中古时期的骑士都是贵族，有庄严的授爵仪式和正式的组织。而且，西方的骑士取得并维持其资格必须通过许多繁复的礼仪和武艺比试，这与中国古代“士”的“冠礼”“射礼”有相似之处，士在春秋以前也是世袭贵族。另外，西方的骑士尽管起源于武士阶级，但在十字军东征之后，与基督教进行了结合，使骑士精神包含了尚武、贵族、基督教因素。但是大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侠与学派有关但自成一体。而西方的骑士属于贵族阶层，经过学习考试所获得的骑士身份是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50]从这个角度，中国的武侠则以大众文化为主，只要讲信用、重名誉、舍身取义即可列入其中。
武侠文化融入了中国民族传统基因，反映出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人格理想，形成了武侠的历史形象与文化品格。正如研究者们不断寻找原点一样，司马迁对侠的描写即为经典理论。《史记》中描绘了“侠”的形象、特征、品格已然成为中国武侠的文化品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43]厘定了侠的行为特征，也表明了侠的道德内容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且“不爱其躯”“羞伐其德”。即讲求信义，说到做到，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不吝惜自己身体，且不夸耀自己的能力和公德。这是游侠的品格，也是司马迁眼中的游侠标准，同时是武侠群体的文化品格。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进一步说明游侠的品格：“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44]以“仁”“义”称赞“侠”。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通过比较，表现了对游侠的极大赞赏，对人们不重视游侠表示了不解和遗憾。
司马迁又非常赞赏平民之侠。据《史记》载：“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脩行砥名，声施於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名不虚立，士不虚附。”[45]文中，司马迁对平民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大加赞赏，对世间不明其价值而表现出愤怒，感到可悲。尤其，对其仁义、廉洁、谦让，认为名实相副，值得称赞。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位侠义之士。他在与西汉名将李陵并无交往的情况下为其打抱不平并由此身陷困境，而此时朝廷不仁、亲戚无情、朋友无义，此时他多面期盼有侠义之士出现，为此他想到大侠郭解，并在《史记》中为侠立传，使其传续于后世，传扬于社会。
明清时期，武侠文化继续传承与发展。明代小说中的侠文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有时代特征，比如更加强调侠的伦理道德，把“忠”“孝”“节”“义”作为“侠”的重要条件。[27]明代儒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就是一位“侠”人物，少年任侠，有侠的经历和背景。据《明史》记载：“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顾益好言兵，且善射。”[28]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也“善技击”并与“大侠交往”。《颜氏学记》记载：“商水李子青者，大侠也。馆先生，见先生携短刀自随。目之曰：‘君善此乎？’先生写不敏。因请与试，先生乃折竹为刀，舞以相击。甫数合，中子青腕。子青伏地惊拜曰：‘吾谓君儒者耳！技乃至此乎？’”[29]颜元不仅与侠交往，且在比试交手中获胜，足见其武艺高超。近代著名维新派代表谭嗣同也具有侠的精神。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描述谭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谭嗣同在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体现了豪情侠义的精神境界。鉴湖女侠秋瑾《宝刀歌》写道：“宝刀之歌壮肝胆，……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30]秋瑾赞扬荆轲，并用诗词和行为传承武侠文化。她的《宝剑歌》中有“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31]以宝刀、宝剑为题，显示了正义、勇敢、爱国的武侠气节。
两宋时期，与之并存的政权还有辽、西夏、金，政权割据，战争此起彼伏，这对侠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词中写道：“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死生同。一诺千金重。……矜豪纵。……白羽摘雕弓。……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23]诗句苍凉悲壮，雄健劲拔，既有武侠的豪迈气度，又表现了爱国情怀。此时，游侠仍为人所敬仰。《宋史》记载，“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自谓一世豪士。”[24]陈慥喜欢剑，善于骑马射箭，仰慕《史记》中的大侠朱家、郭解，此可间接获知“侠”文化的传承情况。《宋史》中，“侠”的发展逐渐形成为精神和品格在社会传播，如其中记载：“王克明字彦昭，……绍兴、乾道间名医也。……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25]以“救人之急”为侠义符号，重于精神和品格方面。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是以北宋晚期的历史为依据创作完成的，陈双阳认为该书“至少有一半可当武侠小说看”[26]，它塑造了鲁达、史进、武松等侠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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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西武侠的文化比较
中国的武侠文化能够反映中国的民族性格、文化品格，由于其具有中国性，与西方的同类文化有不同之处，而西方的同类文化又能反映西方民族的文化品格。对中西之侠进行参照比较，更利于彰显中国武侠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征。本部分以西方骑士为例进行比较。与中国武侠相比，西方的骑士有类似之处，具备侠的一些特性，从研究的角度进行选择性比较。从社会影响来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在上世纪曾经在各个阶层流行，而与之相似，西方的骑士文学也曾经为社会上的流行文化。从分析便利出发，根据文献研究，文中从群体阶层、组织、主要使命、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比较。群体差异会展现出不同文化、历史之间的差异，也易彰显出中国武侠文化的特色和特征。
(3)综上所述，GPR既可以保证原位探测的测量精度，又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较大研究范围内的土壤水分空间异质性信息，可以很好地为更多尺度的土壤水分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为了进一步探讨武侠群体的人格特征和文化品格，需要重新回到司马迁史书描写。司马迁作为大历史学家，他描述的侠的属性、文化形态以及对其人格和精神的界定其实是一种人格模式，而且这是儒、道、法家之外的平民理想人格。[37]《史记》记载，“儒、墨皆排摈不载”[38]，儒家和墨家均不记载“侠”，可见“侠”既非儒家也非墨家。因此，武术界“侠出于墨”或学术界“墨出于侠”的观点均应重新审视，因为司马迁记述其实早已否定了侠与儒、墨的渊源关系。韩云波的“墨”与“侠”观点也可作为论据：一是墨是政治学术流派，有政治观点和治国之道，而侠是行为，讲义勇和侠义道德；二是墨生活简朴，有高度组织和群体活动，而侠则自由潇洒，依靠道德自律；三是墨的本质是非攻，武功特点长于守御，而侠则为不平和名誉而战。[39]刘若愚也认为墨家起源于游侠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两者之间有联系并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利他精神、强烈的正义感、不重钱财、乐于施舍、忠诚值得信赖等。[40]根据以上分析，侠文化与武术文化紧密相关，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儒、道、佛文化相互联系又区别明显，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一种特有的文化类型。汪聚应认为，先秦诸子思想影响了侠，使侠拥有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正义的人格力量。侠融入了儒的仁、义、忠、信、勇人格，墨家的利他、利天下人格，道家的自由自快、深藏身名、施恩拒报人格精神及纵横家的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行为观念等。[51]正如刘若愚所言，游侠与诸子百家有联系，但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家，他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是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的信念而出生入死的人。[42]，所以，“武”“侠”尽管经常被合用与并称，但“侠”仍具有自身独立性与传承性。“武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对中国社会一直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其研究和解读，应从理想人格与文化品格出发，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抽绎，寻找“术”之外的深层价值，并从学术、教育、文化方面融入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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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和功能出发，西方的骑士有骑士制度可以遵循，而中国的武侠则以自我价值来判断。比如骑士有义务保护教会所保护的人，社会正义象征的宗教精神就是其行为准则，从11世纪末开始的四百年左右是骑士中保卫国家和宗教的武装力量，直到15世纪末，随着步兵比重的增加和炮火的使用，才使骑士逐渐淡出舞台。[51]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侠”从未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相反，却经常被当做反对法制的力量，尤其在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政策导向，甚至使侠逐渐脱离了“武”，而成为精神、品质或行为而单独存在。而且，中国的侠与骑士比较具有淳朴性，无宗教精神和法规制度的限制，只需要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对某人或组织履行道义认可的职责或使命。[52]中国武侠往往重视友情、同情弱者、仗义而行、拔刀相助，具有朴素性、随机性和不规范性。其中也看出武侠所体现的勇武、重义、轻利、诚厚、守节、放任、松散的多样化民族性格和文化品格。这种品格作为一种精神积淀在民众心理，需要进行引导、改造，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武侠文化研究者王立从正义角度研究中西武侠，认为中国的侠是通过为君主和国家建功立业来体现其自身价值，而西方的骑士则突出推翻暴君的统治或者铲除外敌，其正义的表现路径具有明显不同。[53]当然，中国的“侠”和西方的“骑士”也具有共同之处。中国的“侠”讲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西方的“骑士”也重视正义、舍己助人。中国的“侠”注重名节、气节，强调信用与忠诚，西方的“骑士”也重视品格塑造，也讲究言而有信，认为“骑士绝不会假意承诺、言而无信。”[54]由此，刘若愚称其为欧洲之侠，是相较与所说的中国侠客而言的，并认为两者均勇敢、高尚、忠诚、正义，具体而言，罗宾汉也可看作若干个梁山好汉的合并。经过比较，中国武侠的品格、精神、特性更为清晰，其中国性、民族性、民间性、大众性也跃然而出。
2个一级指标“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比重是四六开，说明专家们认为保护与利用并重，且利用村镇历史文化资源，注入新的活力比单纯的保护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历史文化资源与具体生活场景的融合，才能使场所焕发新生。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是为了发展。笔者在村镇调研走访过程中，也曾见到修缮一新的传统建筑大量空置的现象，村民不愿意搬入其中居住生活，这种现象是保护做得很好，而缺乏活化利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的案例也有许多，有的村镇将老祠堂修缮后，用作村民平时各种公共活动的场所，传统建筑和现代生活浑然一体。
6 新时代武侠文化的发展对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将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文化的繁荣兴盛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休戚相关，文化的创新创造有助于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建设。[55]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优秀成分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其在新时代的传续与传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早于十九大的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专题提出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发展。以上报告和文件的精神和内容以及之前关于武侠的历史渊源、文化品格等的分析是本文关于武侠文化新时代发展对策的重要依据。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侠的群体依托各路武装建功立业，侠的概念开始扩大，把行踪不定并以武挟制者均作为侠。[19]但同时，侠也被赋予了爱国、身负天下的责任和形象。曹植《白马篇》中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20]诗句，生动描述了侠为赴国难、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和勇敢精神。至唐时期，“侠”的行为与精神开始进入传奇小说，如《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线》《兰陵老人》《义侠》等。其中“侠”的行为表现为“重然诺”“疏财”“赴人厄困”“不矜能”“不伐德”，与《史记》记载的游侠相同。以此撰写的侠客故事，也称为侠客小说，并使用两种主要的叙事写法，即一为纯属虚构、情节曲折，一为以历史史料为基础创作。较早的如《燕丹子》就是把历史上的游侠写入小说，叙述燕太子丹及游侠田光、荆轲的故事，梗概大致与《史记》相同。除小说之外，还有诗歌形式的咏侠。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年轻时就是游侠，史书记载其“喜……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21]他的诗歌《侠客行》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显示了高超武艺、勇敢无畏与侠客情怀。李白诗歌中描写侯赢、朱亥、鲁仲连、剧孟、季布等，[22]既是歌颂侠士，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侠文化传承与传续。
第二，研究武侠文化的历史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推进武侠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自战国时期出现游侠以来，历经两千多年，武侠文化与中国的历史、哲学、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进行历史、文化、体育研究，寻求其源头文脉，提出其当代价值及未来走向，建构中国武侠的理论体系。研究武侠文化与诸子百家的交流、融合、互鉴，阐明武侠文化与中华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交流历史。加强武侠文化与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系统整理武侠文化相关文献资料，出版历史专题图书、学术图书，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学、武侠社会学、武侠与中国商学等学术成果或学科分支，逐步使武侠文化成为中国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的组成部分，形成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
这些书法作品中，有三件署有年款，分别为：“辛巳”（1941年）；“癸未除夕”（1943年除夕，此件并有上款“伯华我兄属”）；“己丑秋日作于香岛”（1949年）。一件署有日期款，同时亦有年龄款、地名款，即“三月廿六日写于香江，八十九老人，李铁夫”。另有17件署有年龄款。其中一件署款为“八十九老人”外，其余16件署“八十八老人”。
第三，保护武侠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武侠文艺创作和武剧创编。加强历史上武侠文化名人故居保护管理，如荆轲、祖狄、秋瑾等具有武侠文化特征的历史名人，做好与武侠人物相关建筑及物质文化的修缮与旅游开放，推动武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与武侠相关的武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加强濒危武术项目包括少数民族武术的抢救与传承。支持武侠文化的文艺创作。从中国武侠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提炼体裁、汲取养分，把侠文化中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新时代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武侠文艺作品。如创编武侠武舞剧，河南可创编少林武术、太极拳武剧，绍兴可创编鉴湖女侠武剧，上海可创编精武会、蔡龙云武剧，等等。对中国武侠故事进行整理，建立武侠文史资源库。
第四，推进武侠文化的学校传承与社会传播，即时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根据国家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入研究符合学校教育教学的武侠知识，建立由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同时辐射职业教育的文史内容，把武侠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全方位融入教育领域。把正史记载中与武侠有关的历史人物史实，有选择、科学地融入教育体系。在大、中、小学教材中，作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拓展内容。在教师教育培训中，把武侠文化与教育伦理、社会伦理结合起来。重视把武侠文化融入大众文化生活中，让历史传承下来的武侠伦理以武侠文化主题活动的形式嵌入大众生活，与大众心理进行深层融合，丰富人民生活，让人们感知武侠的文化品格与人格魅力，让历史传承下来的优秀品格、民族性格活态传承下来。
第五，加强武侠文化的全媒体传播，推动武侠文化与旅游部门的共生发展。通过报纸、书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媒体，与武术竞赛、表演、教育、产业、健身、学术相结合，融通多方资源，创新传播形式，加强武侠文化的新媒体、全媒体传播。充分发挥各地武术博物馆、武术节、武术协会的社会影响力传播武侠文化。开发和挖掘武侠历史名人、武侠历史遗迹，开展武侠与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利用当前文化旅游的发展态势，与武侠历史文化资源结合，引导国内外游客了解中国武侠及其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共同发展。以武侠文化为平台，传播中国的诚信、正义、自强、厚德的文化品格和民族性格，把武侠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有益结合，按照“文化-旅游”发展思路，传扬新时代中国武侠文化。
知识内容演示对于计算机教学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及时的对学生计算机学习问题进行纠正，并帮助学生以图像模拟的方式进行计算机知识学习，充分实现计算机知识教学的立体化应用。知识内容的演示能够通过广域网络对系统化的知识内容进行传播，从而达到全面化教学的基本目标，提升教师知识教学的带入性，为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计算机知识创造了良好的必要条件。演示功能的应用能够确保学生知识内容学习的全面性，从基础性学习阶段向更为深入的全面化知识学习过渡，以此降低学生实践操作的错误率，保障各项知识内容学习的完整，避免外界干扰因素对学生知识学习造成不良影响。
第六，依托“一带一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背景，对内传承中国武侠文化，其对外传播塑造中国形象。建立“武术-侠-历史文化”的有效融合，举办持续性的“中国武侠文化”论坛，围绕武侠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区域研究、武艺研究，推动武侠的学术传播、文化传播、历史传播，讲好中国武侠故事、地方武侠故事，提高社会影响力。以武侠故事、武侠剧目、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武戏小说等，加强武侠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发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武术国际赛事，助推中华武侠文化的国际传播。以中华武术及习武人群为载体，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讲好中国武侠故事，展示中国国家形象。
7 结语
武侠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历史存在与文学想象、社会体验与心理存续、当代视界与价值旨归不断整合与融汇的动态过程，它虽不像儒、道、墨、法、兵家那样形成为明确学派，但却无所不在地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学派和各个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中国社会心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武侠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形态，并一直以来渗透在民众的深层意识之中，以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在中国社会中一直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时，武侠文化面临着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的历史机遇，其倡导的爱国爱民、见义勇为、重诺守信、助人为乐、急公好义、崇尚和平等的优秀文化内容，正以一种新的形态阐释着社会大众的伦理共识和道德标准，把中国人的的理想人格和文化品格进行了历史解读和新时代阐释，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思想的指引下，正在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文化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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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wordsman Culture in New Era
GUO Yucheng
(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 Swordsman cultur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originated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entered into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existed with Wushu culture. Aft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it has taken root in the public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of swordsman culture is inevitab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Wushu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long history of Wushu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s demonstrated the keeping of promises and integrity, being undaunted in face of peril and being able to give up lives for righteousness has brought the Chinese swordsman culture into being. Unlike western knighthood with different classes and systems, China’s swordsmanship is more widespread. In the new era, the swordsman cultur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Swordsman culture can be spread through theoretic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olklore festival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 Wushu and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swordsman; roaming swordsman; Wushu;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character
收稿日期： 2019-03-15；修回日期：2019-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ATY010)
作者简介： 郭玉成(1974-)，男，山西新绛人，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传播、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 G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6-0050-09
标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侠论文; 游侠论文; 武术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文化品格论文;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