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际生源分层与教育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源论文,公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何谓校际生源分层
校际生源分层是从社会学领域引入的概念，借鉴“社会分层”概念，表达学校间学生家庭阶层的差异和隔离。而事实上，学校间生源分层现象就是社会分层的产物，是社会分层在教育领域的表征。
学校间生源分层现象反映了社会阶层在教育系统的隔离。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即某些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等。根据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少，人们被置于不同的社会等级。韦伯认为社会等级建立在包括生活方式、正规教育方式、出身威望或职业威望以及其他形式的等级惯例等事实之上。[1]在分层社会中，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群占有教育资源的能力不同，或者享有更多特权，或者权益受损。能力相近的群体其子女获得质量相近的教育资源，从而形成学校间生源的分层。
校际间生源分层是高阶层社会群体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需要。在古代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控制政权而垄断教育。在教育大众化的现代社会，高阶层群体需要占有优质教育资源来维护其既得地位，限制社会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地位不平等实现代际间的传递，实现社会不平等复制的合法性。Collins提出文凭社会理论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人们所受的教育（最终表现为文凭）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帮助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垄断这些职位。[2]
校际生源分层实现了高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再生产。高阶层群体更希望子女与同阶层儿童交往。Blau在社会交往的宏观结构理论中曾经提出一个“接近性”假设，即：人们更多地与自己群体或社会阶层中的其他成员交往，处于相同社会位置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这一切都将促进他们之间的接近。[3]在社会出现明晰分层的情况下，“接近性”交往习惯助长了学校间生源分层。学校是儿童重要的社会化场所，与本阶层同学交往，首先，儿童将获得本阶层的知识体系、思维习惯、行为习惯、修养、品位、生活方式等，对本阶层产生认同并获得被本阶层接纳的资质；其次，获得本阶层的社会资本。同学关系是未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未来所处的社会阶层。
我国社会普遍认为择校导致了生源分层，这种认识值得商榷。从社会学理论角度看，择校行为只是社会分层与生源分层的中介，而生源分层恶化了择校现象。解决学校间生源分层问题的关键在于缩小社会分层程度，促进社会阶层融合。
二、如何测量生源分层
生源分层在测量上的操作性定义可以表述为，同一地区内弱势或者优势群体在学校间不等比例分布，学生阶层在学校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学生阶层属性的指标有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财富、民族或者种族、是否属于政府认定的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等。判断一个地区学校间是否发生了生源分层现象，分层程度是否严重，应当对上述某项指标进行调查，然后采用学校某类学生群体的比例、学校高阶层学生比例、学校全体学生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D指标(The Index of Dissimilarity)等统计方法分析生源分层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主要为研究者采用。通过赋分、因子分析等手段将学生父母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财富整合为一个综合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计算每所学校其学生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将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若干等级进行比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2007年度重大研究项目“学生评价的增值性模型”课题组对某城市郊区的42所公立学校进行调查后，将全体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划分成人数接近的4个等级，发现有6所学校没有一名学生的阶层能够排在最高等级，5所学校最高等级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超过60%。
D指标是政府最常用的指标，基于学校某类学生群体的比例计算。英国从1989年开始在年度学校普查(Annual Schools Census)中收集接受免费午餐(FSM)的数据，FSM学生比例成为英国政府和研究者衡量学校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主要指标。[4]
Fsmschool和nonfsmschool分别是一所学校中接受免费午餐和不接受免费午餐的学生数量。
分别是一个地区接受和不接受免费午餐的学生数量。一所学校的D指标表达的是，该校贫困学生占本学区贫困学生的比例与该校非贫困学生占本学区非贫困学生总数的比例的差，如果学校生源结构适当，差接近于0。差大于0说明该学校低阶层学生相对较多，差小于0说明该学校非贫困学生比例相对较高。各学校D指标的绝对值之和为学区的D指标，D值越大说明该学区学校间生源分布越不均衡。英国政府依据D指标评价学区教育当局在生源调配或者教育公平方面的绩效。
在美国社会，种族和肤色往往代表了学生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美国学者对于学校生源分层问题更关注种族间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化，常使用D指标测量学校间种族分化。[5]在D指标的公式中，以黑人学生或者少数民族学生替换免费午餐学生。美国政府依据D指标的表现对学校和学区提供支持性干预或者进行惩罚。
D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易于操作，能够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直观明确的指导，适合政府部门使用。
三、学校间生源分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学校间生源分层必然导致校际资源与学习结果差异，单纯的校际资源均衡不能够实现教育结果的公平。
高社会阶层学生聚集的学校资源优于一般学校。高阶层学生聚集的学校由于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经济条件较好，能够给学校较充足的支持，例如，小到家长帮助教师复印学习资料，大到帮助学校购买设施设备、组织活动等。此外，家长的捐资助学费、学生家长动用公权力向子女学校拨付预算外经费、共建单位支付共建经费等，远远超出政府控制。因此，即使政府实现学校间的投入均衡，也并不能实现学校办学资源的均衡。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层通过学校生源的分层在教育系统中发挥作用，必然不断抵消政府均衡校际资源的努力，导致学校间资源的不均衡。
资源基本均衡的情况下，学校资源对学生学习结果的作用微弱，学校生源的种族或者民族构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更大。
Coleman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中声称：“黑人和白人学校的投入特征很相似，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白人和黑人学校间差异量的排序：最小的是设施和课程，其次，教师质量，最大的是学生群体的背景。影响黑人学生学习成绩的投入因素的效应大小排序也完全相同，设施和课程效应最小，教师质量其次，学生群体的背景最大。”[6]Scheerens和Bosker对有关学校效能研究的3个元分析和一个国际比较研究的再分析进行了总结，发现工业化国家资源性投入变量效应可以忽略不计。[7]
学校的种族构成与阶层构成在解释学生学习结果不平等方面比学校资源更为重要。[8]英国的Plowden报告也认为家庭背景因素解释了学生成绩的大部分差异。[9]Willms抽取1980年苏格兰毕业生样本，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检验学校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多数学区学校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很大，高阶层学生分布不均匀，学校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成绩有非常强的显著影响。[10]丹麦科技大学对若干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研究发现，学生越早分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越大，当这种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教育系统调节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能力就消失了，教育系统的制度性分化将变得更严重。[11]
四、如何治理生源分层
英美两国较早认识到生源分层的危害，从控制社会分层的高度实施生源分层的治理。两国对生源分层的治理经验提示我们治理生源分层是一个社会改革系统工程，需要法治精神以及信息公开、决策科学、弱者优先等施政原则的支持。
（一）制定严格的入学法规和政策控制学校各类生源比例
我国生源分层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同户籍的高阶层学生与低阶层学生的分层，另一类为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居民子女的分层。
为了控制学校间学生阶层的差异，英国政府规定中小学招生必须按照既定的地区比例从每一个社区抽取相应数量的学生，并公布名单，禁止学校衡量学生家长的工作、财富、婚姻和社会地位，也禁止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知识和爱好而优先取录。英国政府这一政策得到优质学校所在社区家长强烈反对，但政策依旧实行，改革目的就是要打破买得起优质学校附近学区房的富裕家庭对优质学校的垄断。[12]这个案例中所禁止的现象在我国也普遍存在，英国政府这一措施值得我们效仿。
美国Lynn镇的案例则对我们促进农民工子女和流入地居民子女的融合具有借鉴意义。美国Lynn镇依据《民权法》于1988年实施反隔离计划，要求学区内所有小学必须保持种族多样化，如果一所学校的学生少数民族比例构成与学区总体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差异超过15%，学校就被认定种族比例不当，学校应进行生源的调整。学校也有权依据学校生源种族构成比例拒绝或者特别招收某个种族的学生。[13-14]Lynn镇的8所小学，1988年有4所95%以上的学生是白人，另4所学校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到2003年8所学校的生源种族比例均衡。学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和低阶层学生的标准化测验成绩不断上升，而白人学生离开本学区的人数也不断下降。[15]建立打工子弟学校是我国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打工子弟学校解决了流动儿童基本受教育权，却造成了社会隔离，如何在社会分层的背景下促使各阶层学生融合并不以牺牲某个群体的教育质量为代价，还需要我们学习。
（二）依据生源分层程度评估结果调节教育资源分配
196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种族不均衡法案(Racial Imbalance Act)，规定任何学校非白人学生比例不得超过50%。各学区和城市每年要依法向上级教育行政机构报告学校的生源结构比例，并要求比例不当的学校提出详细的整改计划和时间表。如果学校不能提供或者不及时整改，州教育委员会则有权削减这种学校、学校所在的市镇、学区的州财政拨款。学校建设委员会停止对这样的学校以及学校所在的市镇、学区的学校建筑修缮和新建筑计划的审批和拨款。[16]
英国政府实施与美国相类似的政策，对学校间生源阶层分布比例不当的学区进行削减财政拨款的惩罚，但同时对低阶层聚集的学校提供额外财政资助。
（三）实施配套措施支持低阶层学生融入优质学校
生源分层是社会分层导致的，对生源分层的治理不能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居住社区分化必然造成学校生源结构的分化，从而造成新的学校间不均衡发展。在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对儿童影响大于学校的影响，搬家也许更能解决问题的理论假设下，美国从1970年代实施住房公平法案(Fair Housing Laws)，调节社区人口种族的分布，取得了成效。到2000年中心城区的黑人比例从4/5下降到3/5。[17]此外，政府还在住房和贷款市场方面采取措施降低种族隔离的程度。对2003年国家教育进展(NAEP)4年级学生数学成绩研究发现，种族分化程度最低的州比最高的州，黑白学生成绩差距低50%。[18]
五、对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的启示
英美两国促进教育公平的历程，提示我们单纯实现校际资源的均衡，并不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生源分层不仅会造成新的校际资源不均衡，恶化学习成绩因出身而不同的现象，还将导致社会各阶层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缺乏对其他阶层的认识和接纳，不利于社会融合。因此，我国政府应明确提出控制学校间生源分层。
（一）以国家公职人员子女比例为指标监测学校间生源分层状况
英美等国将生源分层程度作为教育公平的常规测量指标，在科学测量基础之上治理生源分层。我国教育公平事业发展到今天，新的着眼点也应考虑学校间生源分层程度的测量。各级政府根据《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已纷纷对学校间资源差异展开督导评估，但鲜见督导学校间生源阶层差异。由于我国对弱势群体或者低阶层学生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并且贫困生认定在部分地区存在随意性，英美以弱势群体为目标的测量方法无法在我国施行。但我国有独特的、明晰的行政企事业编制制度，可以将英美测量学区生源分布均衡程度的D指标中的免费午餐学生替换为享有国家公职编制人员的子女，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
（二）避免居住社区分化
目前，我国大量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由于成本问题多选址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城市改造工程的回迁房也有很多并未回迁到原址，社区分化问题显现。在社区分化的背景下采用就近入学的招生政策，也将成为学校间生源分层的诱因。英国政府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实施摇号政策，对因政策的实施而导致上学距离远的家庭提供补贴；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购买郊区住房，目的都是为了打破因居住社区分化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我们应当吸取他国经验教训，避免走重复道路，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中注意社会阶层的融合问题。
（三）建立弱者优先的理念
英国地方教育当局根据辖区学校的不同开支需要及当地优先发展的方面对中央政府的拨款进行预算，对规模较小的学校给予额外补贴；对那些来自社会弱势群体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数量较多的学校给予补贴。补贴额一般不低于常规生均拨款额的75%。薄弱学校还享有其他优先权，如，优先获得当地最优秀的教师，学校教师可以优先攻读新的教学硕士。这种弱者优先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薄弱学校在教师配置、教师发展和经费投入方面应当享有优先发展权，并且这种政策性倾斜不应被理解为削峰填谷。
（四）依靠法律和社会监督保障教育公平
英国政府在教育经费的分配过程中坚持信息公开、民主决策。政府的拨款公式、各学校所得到的经费数量、使用情况全部对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所有学校校长具有同等权力参与地方教育经费分配的决策。有关法律和各级法院在英美两国实现教育公平进程中更起到关键作用，法律和法院的权威高于政府行政命令，公民可以就受教育权受损起诉政府和学校。相比之下，我国实现教育公平过程中的法治和社会监督力度过于薄弱。地方政府掌握教育经费分配权、教师和校长的人事调配权、招生政策的制定等大权，而权力的使用却缺乏监督。教育不公平发展的部分原因与地方政府不能公正执政有关，现在要求地方政府实现本地教育公平，相当于依赖地方政府实现自我革命，效果如何、能否持久，值得怀疑。因此，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和法律规范的约束在实现教育公平和维护教育公平成果方面，将是关键的因素。
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又有复制社会分层的功能，哪一种功能发挥得更好取决于社会分层程度，当社会分层严重，限制了社会流动，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能力就消失了，沦为复制社会分层的工具，显现为不同类型学校间的生源具有明显社会阶层差异。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在教育系统外要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在教育系统内，则要治理学校间生源分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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