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分析及政策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落后论文,含义论文,进程论文,政策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快推进城市化是各级政府的既定方针，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城市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机理，正确地推进城市化。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这一问题尤其重要。关于城市化的作用和意义，人们从城市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尤其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角度给予了重点关注，但较少从消费角度予以考察。其实，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全面理解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只有重视和关注城市化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才能妥善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关系，确保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一）将消费引入城市化进程的分析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也是中国实现城市现代化的世纪。旧城整治、新城崛起、拓展外延、丰富内涵，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在20世纪越过“纳瑟姆曲线”（Ray M.Northam，1975）第一拐点（城市化水平30％）后，目前正在向第二拐点（70％）迈进。这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互相比肩、彼此推动的高速发展阶段。虽然这是令人振奋的，但是要把握好整个进程却有相当的难度。
关于城市化的作用，人们较多地关注了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较多文献研究了中国的城市化是否滞后于工业化所达到的水平，研究了城市化对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作用。二是城市建设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较多文献关注到城市建设是我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拉动投资和需求的重要经济部门，在不同等级城市结构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阶梯式消费水平差距，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实施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将有力地扩大国内需求，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其实，城市化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居民生活发生变迁、消费结构演进的过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于以人为本，破除“GDP崇拜”，关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认为考察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增加和积聚效应，将为全面理解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较好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对技术进步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P.M.Romer，1986、1990；R.E.Lucas，1988），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力资本积累、智力引进在落后地区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并未给出现成答案。卢卡斯在其经典性的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曾专门论述了城市对人力资本、进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则试图基于消费视角，探讨落后地区以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
（二）拉力不足格局下的落后地区城市化
笼统地说，除了政府的作用外，城市化主要是两种动力交互作用的结果：（1）拉力（城市的吸引力）。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发展。拉力机制是城市化的加速器，显示的是主动性的一面。（2）推力（乡村的排斥力）。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成巨大人口压力，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也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推力。推力对城市来说是被动的。适当的推力能增加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和经济活动的繁荣，促进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但过大的推力又会造成城市恶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致使城市化水平有其量、无其质。
拉力不足、推力较大，是落后地区城市化面临的基本格局。在此格局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难以提供一条合理的以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从消费出发，把城市化进程视为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经济体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将有助于提供一个更适合落后地区情况的分析框架。
在推力较大、特别是在各地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城市化的情况下，必须正确处理加快城市化进程与提高居民福利之间的权衡关系，否则，容易导致城市的过度供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无论是新城开发，还是旧城改造，土地价格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要正确评估土地价值，仅仅做到程序公开、透明是不够的。在征地过程中，开发商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加之存在信息不对称，极易低估地价。居民因生活环境变化而增加的日后生活成本是隐性的，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为此，政府应该及时介入，通过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关注城市化进程对居民生活成本的隐性影响。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分析，同样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视角。
二、城市化的进程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
（一）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拓展和提升
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居民。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7972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则为2259元，全国人均为3791元（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5倍。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一般而言要高于农村，而且大部分的高收入阶层居住在城市，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从而使得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必然高于农村。一个更为基础的原因在于：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水平的基本生活需要，换言之，城市生活的最低生活成本高于农村，从而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消费水平提升的过程。
城市生活方式比农村生活方式具有更高水平的基本生活需要。（1）城市化生活方式离不开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2）城市生活方式中，对服务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比在农村的要高得多；（3）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会导致对与之相适应的消费对象的需要，如快餐、快速交通工具等；（4）城市化生活方式还包括妇女的职业化，这导致了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要，如保姆、幼儿照看服务、幼儿园等；（5）与人口的高度集中相对应，城市生活中的消费品供应的市场化程度也远比乡村高，相当一部分在农村可以通过自给而解决的消费品，在城市就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
从农村到城市，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偏好。居民对消费品效用的评价不能仅仅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去解释，而必须从消费文明及其与社会文明进程的关系来说明。比如，对原始人来说，香皂是没有效用的，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则是日常必需品，因为沐浴和清洁卫生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的。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与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消费，被视为居民基本的消费需要，如公共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讯手段、卫生和医疗康复、教育消费等。
（二）公共消费空间的拓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消费空间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消费空间分为私人消费空间和公共消费空间，那么，城市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人类重要的公共消费空间，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相当长时期内，家庭一直是主要的消费和生产空间。而近、现代以来，城市的长足发展则促成了消费与生产空间的两次分化：（1）第一次分化——生产空间从家庭分离出来。家庭成为单纯的私人消费空间，而不再是生产空间；城市是主要的生产空间，同时也是公共消费空间（消费服务和设施中心，如商店、餐馆等）。（2）第二次分化——生产空间从城市分离出来。城市作为公共消费空间的职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城市主要成为消费空间、信息空间、服务空间，而生产空间，尤其是制造业，伴随着地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则逐渐被非城市化（郊区化）和边缘化（转移到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作为消费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房地产业、信息业、文化娱乐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并成为带动周边地带经济发展的龙头。
之所以是城市而不是农村成为主要的公共消费空间，原因在于：（1）城市是人口集中的产物，不但代表了比郊区和乡村大得多的市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而且能够取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围绕着居住中心，集聚了大量的日常初级消费；围绕着城市中心，集聚了大量的非日常高级消费。（2）政府也对城市消费空间的建设和布局具有重要影响。政府不但承担一些公共消费设施建设和服务管理任务，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和城市规划直接影响消费空间的布局和结构。
（三）城市文化的消费放大效应
城市使得社会互动更为容易，“跟潮效应”、“攀比效应”、“认同效应”、“示范效应”等，都对消费具有放大效应。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放大效应。来自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乃至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传媒以及发达的营销手段，不可避免地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就是在城市中产生的。
消费的放大效应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比如，服装成为时尚的主要载体，人的财富、闲暇和地位的表达；饮食成为品位的物质体现，不同属性和成本的食品被赋予不同的符号意义；住宅成为传达社会地位、身份、品位和格调的符号和象征，居住的空间位置和地段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汽车成为地位的象征，代表着舒适、权力、威信和速度。所有这些文化和符号的因素，都使城市聚集消费的能力进一步放大。
城市的消费放大效应，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以旧中国为例，“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农村消费中，恩格尔系数为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有29.5％”，城市消费超前发展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入投资领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入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张东刚，2001）
三、以城市“本地型”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品可以分为可输入品和不可输入品（本地型消费品）两类。如前所述，城市化是一个伴随着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提高和公共消费空间的拓展而增加和集聚消费的过程，而增加和集聚的消费则相当一部分是本地型消费。这对落后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城市化拉力不足的情况下，以本地型消费促进经济体的内生增长，应该成为落后地区城市化的重要着眼点。
（一）两种不同的消费品
在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中，消费品都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可输入品。可输入品的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位置上是可以分离的，从而这类消费品既可由区域外的生产者供给，也可由区域内的生产者供给。对该类消费品的供应是区内外生产者竞争的结果。该类消费的增加，可能引起外地产品的输入，至于是否输入、输入多少，则取决于本地生产者与外地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格局。如果是净输入，则意味着本地的消费带动了外地的经济增长。大部分的有形产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等，均属此类（围绕可输入品而提供的服务，如维护、修理等则未必如此）。
（2）不可输入品。也可以称之为本地型消费品，其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位置上是不可分离的。它只能在被消费的地域生产和提供，而无法实现“区外生产、区内消费”。外地生产者要想向本地提供该类消费品，只能通过在本地投资，成为本地生产者。该类消费品的供应在本质上是区内外投资者竞争的结果。该类消费的增加，可能引起外地资本的流入。至于是否流入、流入多少，既取决于本地与外地资本实力的对比，也取决于本地与外地投资收益率的对比。城市住房、供水、供电、供气，以及大部分服务性产品，即属于此类。
（二）本地型消费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上述两类不同的消费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不同效应（详见表1）。（1）可输入品——产品流入（流出）效应。如果可输入品消费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本地生产者的供给，则能直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否则，只是引起区外产品的流入，这除了带动本地商品批发零售业以外，主要是拉动区域外的经济增长。（2）本地型消费品——资本流入效应与收入增加效应。本地型消费品必须是在本地供给的，从而这类消费品的增加，必然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由本地型消费增加所引发的商机，往往带来资本的流入。
表1可输入品与不可输入品效应对比表
性质可输入品 不可输入品（本地型产品）
生产地点
可异地生产 只能在本地生产
对本地收入的直接效应
正向（由本地供给）；
正向
无（由外地供给）
增加消费的可能效应 产品流入
资本流入
对落后地区而言，由于产品竞争力存在一定劣势，因此，可输入品消费的增加往往引起区外产品的流入，对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落后地区一般资金匮乏，此时对本地型产品消费增长的预期，往往会引致外地资本的流入，而且这类产品的消费增加，将必然促进本地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具有收入增加效应——这又会进一步提高消费，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其机理见图1。
图1 以本地型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机理图
在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都假设消费与投资是此多彼少的关系：增加当期的消费，将减少当期的投资，从而减少下期的产出，进而影响下期的消费。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体资本存量的改变一方面取决于本区域居民在本地区的储蓄转换来的本区居民投资量，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资本净流入。本地型消费的资本流入效应则表明，消费的增加可以通过引致投资、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落后地区要加快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流入。增进落后地区的本地型消费，一方面能够直接带动外部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间接促进外部资金的流入，这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可行途径。
（三）培育本地型消费：落后地区城市化的首要着眼点
1.落后地区应实施着眼于本地型消费的发展战略
一直以来，扩大对区域外的产品输出，都是欠发达地区制定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产品输出战略比较适用于解释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应用于落后地区，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产品输出战略过于强调外生需求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区域非输出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以及对输出产业的支撑作用。实际上，内生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同样重要。一个地理区域内，人口的容量和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内生出对非输出产业的需求，人口规模越大，内生需求就越大，经济活动规模也就越大。一个聚居区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产生的内生需求将刺激非输出产业的增长，这种增长一经开始，提高了的商业活动水平就会创造对产品和服务投入的需求，极有可能产生足够的需求以保证地方生产而不再继续进口某些商品。因此，对落后地区而言，积极培育内生需求，实施着眼于本地型消费的发展战略，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2.城市化是培育本地型消费的必要选择
可行的消费选择空间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消费取决于如下两方面的因素：（1）收入和价格等因素。消费需求表现为消费者根据收入和价格等因素来决定如何达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2）收入、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相互关系。消费被看成是各种经济（如暂时收入、持久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和生活安排（如生命周期、未来支出预期）等变量的函数。其实，消费还取决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消费选择空间。无论是微观经济学所强调的收入和价格因素，还是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和生活安排，实际上都假设了消费选择空间是既定的。但是，现实经济中，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消费形式的选择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这两种选择范围构成了消费需求空间的边界。如前文所述，城市是集聚公共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因而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大的消费选择空间。这使得城市化成为改变居民消费——特别是本地型消费选择空间的重要诱因。
进一步分析，消费行为不能仅仅从个人和家庭收入出发来解释。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具有内在联系。消费的本质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和理性选择所能充分揭示的。对于落后地区而言，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着眼于本地型消费来促进城市化，纠正社会因素对居民消费和福利的不利影响，本来就是政府推动落后地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题中应有之意。
四、关注城市消费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
（一）避免城市化对居民生活成本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而消费水平与生活成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表现为新城市的产生，另一方面表现为现有城市的发展。无论是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因旧城改造而搬迁，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生活成本，其中既有显性成本，也有隐性成本。
在现有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土地政策中，如果不考虑城市化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将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首先，从农村进入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费用被提高了。在考虑征收农村土地时，如果不考虑城市化对失地农民长期生活成本的影响，将低估土地价格，这不仅损害农民利益，而且会导致城市的过度供给，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其次，在大范围的旧城改造中，一部分原居民将因无力支付新建住宅而搬迁到新的区域，这势必会对就业和日常生活产生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的“城市复兴主义”的理念（Urban Renaissance），正是吸取了英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在大范围的旧城改造中，因忽视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而带来较多社会问题这一教训而产生的。
（二）着眼于居民生活成本，积极为城市化创造条件
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是非城市居民自发选择进城的过程。假设非城市居民进城的所有制度障碍都已消除，那么，非城市居民是否选择进城，决定于如下四个因素：（1）城市工作收入与非城市工作收入之差ΔR。ΔR越大，进城积极性越高。（2）获得城市工作收入的机会θ，0＜θ＜1。θ越大，进城积极性越高。（3）居民固有的财富W[，0]。城市的消费水平必然高于乡村，如果已有的财富W[，0]足以满足进城生活所需的花费，居民可以在不考虑前述两项因素的情况下，做出是否进城的决策。（4）进城前后最低生活成本的差距ΔE。进城后，由原来农耕式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化生活方式，提高了基本的消费水平。ΔE越高，进城的积极性就越小。进城的积极性P可表示为：
P=f（ΔR，θ，W[，0]，ΔE）（1）
假设居民原有的财富非常少，在决策中可忽略不计。则如果要做出进城决策，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θΔR＞ΔE（2）
其中：θΔR为进城后的预期收入。
推进城市化，实质上是要提高进城的积极性P。主要途径有：（1）提高ΔR。在农业收入基本稳定的前提下，ΔR的提高须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2）提高θ。这一方面取决于本地经济增长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人力资本）。（3）降低ΔE。城市最低生活成本不仅包括显性的货币成本，还包括生活便利程度等隐性成本。ΔR和θ主要取决于区域宏观经济状况和居民个人素质，政府很难直接干预，而ΔE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可以成为政府的政策操作工具，并应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着力点。为降低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成本，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可以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1）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基础设施水平；（2）建立和完善普通劳动者住房供给体系；（3）推进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4）建立市场化的政策体系，扶持旧城改造或新城开发，等等。
综上所述，从消费的视角，把城市化的进程视为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把培育本地型消费作为落后地区推进城市化的首要着眼点，既有利于正确把握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又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另一方面，重视城市消费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既有利于避免城市化对居民福利的负面影响，防止城市过快发展而带来的资源配置失衡，又有利于政府顺势而为，正确发挥作用，积极为城市化创造条件。这不仅对落后地区是重要的，而且对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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