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治理、产权性质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数据_盈余管理论文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产权性质与审计质量——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计师事务所论文,上市公司论文,产权论文,性质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是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微观基础。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有助于促进审计师与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使得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促进审计师的个人利益。在2002年以后，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普遍开始重视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建设，将其作为改革审计制度、预防重大审计失败的重要举措。例如，欧盟议会和理事会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的《关于法定审计的第八号指令》要求欧盟范围内负责公众利益实体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每年披露透明度报告(transparency report)，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事务所内部治理信息。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则在其质量检查项目中强调应关注某些重要的事务所①内部治理要素，例如“高层基调”(tone of the top)、合伙人薪酬制度等。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更是将完善事务所内部治理作为实施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重要支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为中注协)于2006年7月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导委员会，2007年5月公布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并在2007年以后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状况作为其年度质量检查项目的工作重点。

      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协调审计师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关键点，良好的事务所内部治理可以为审计师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提供必要的激励与约束。当前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有关的政策规定和监管要求，其前提假设是事务所内部治理的完善能够促进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提高。然而，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等约束因素，学术界尚未对事务所内部治理与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相关性提供系统、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一状况既不利于深入理解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也不利于评价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内部治理建设的实际效果。

      利用对于我国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问卷调查数据和因子分析方法，本文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计算得出了47家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证券资格所)的内部治理综合得分(陈波，2012；2013)。基于这一独有数据和2008-201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检验了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和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越高，其审计的上市公司客户异常应计项目的绝对值越低，从而证明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确是导致审计质量差异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属性对于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即由于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审计质量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显著更弱。上述研究发现相对于内部治理分数的不同计算方法和异常应计项目的不同计量模型具有稳健性。在加入事务所规模、审计师任期、客户重要性和审计师行业专长等多个特征变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认识和理解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的价值以及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描述了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和研究模型；第四部分报告了实证结果，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变量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审计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二是事务所内部治理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三是公司治理评价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

      自DeAngelo(1981)提出审计质量的分析框架以来，众多影响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的因素，尤其是影响独立性的变量，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Francis，2004；陈波和夏玲，2012)。与审计质量相关的定量研究，依赖作为审计客户的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公认的审计质量影响因素，例如审计收费、客户重要性、行业专长等，几乎全部依靠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来加以量化。尽管事务所内部的结构与运营影响到审计师的激励与约束，进而影响到审计师的行为和资本市场的审计质量，但因其并非公开可获得的信息，目前仍无法得到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从而导致其对于学术界而言仍然是一个尚未得到深入研究的“黑箱”(Francis，2011)。

      很多学者认识到，事务所的内部治理对于审计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外，事务所内部治理中某些关键的因素或机制，例如合伙人薪酬和事务所利润分享规则(Trompeter，1994；Carcello et al.，2000)，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在国内，2003年以后，特别是2006年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之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成为我国会计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构成了中注协颁布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我国关于事务所内部治理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本文则属于弥补上述缺憾的初步尝试。

      本文的研究还受益于公司治理评价理论和方法取得的进展。Gompers et al.(2003)开创性地构造了反映了股东权利大小的“公司治理指数”(governance index)，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定价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引发了与公司治理经济后果有关的大量研究，例如，公司治理对于企业业绩、公司价值的影响等。这些文献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即按照精心挑选的一系列关键指标对样本公司各个方面的治理状况进行打分，在此基础上得到反映公司治理整体水平的定量指标，然后检验该指标与某些经济后果变量的相关性。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而审计质量则是事务所治理最重要的经济后果，有关公司治理经济后果的研究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为了解决对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难题，本文借鉴了白重恩等(2005)的做法，通过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提取反映内部治理水平的核心指标，以此为基础计算内部治理综合得分。

      (二)研究假说的提出

      会计师事务所对于理解审计质量至关重要，因为事务所聘用并培训审计人员，通过薪酬和其他组织政策对审计人员进行激励，设计审计方案和测试程序以指导证据的收集程序，利用内部的管理结构确保业务质量和对于审计政策的遵守(Francis，2011)。审计业务是由具体的审计人员执行的，但审计人员并非孤立的执业者，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成员，审计活动与其说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组织行为。事务所的内部治理，特别是激励与控制政策，影响审计人员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影响审计服务的质量。具体而言，在具有良好内部治理结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中，事务所的业绩考评、薪酬制度将为审计人员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行为给予充分激励，而不会鼓励审计人员以牺牲审计质量为代价片面地追求客户的招揽、业务量的增长和收入的创造。不仅如此，内部治理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会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与风险管理系统，促进审计人员严格遵循专业标准，在执业过程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同时对审计人员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制衡和约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项假说：

      H1：内部治理水平越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越高。

      审计质量不是由审计师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同时取决于审计师特征和客户特征，以及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上市公司大多数为国有企业②，而国有企业由于其独特的所有者特征、政企关系和治理安排，其财务报告的动机和对于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不同于非国有企业。例如，国有企业的CEO通常由政府任命，与政府的政治关联非常普遍(Fan et al.，2007)，他们通常需要追求政府所规定的社会或政治目标，即使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Chen et al.，2011)。国有企业CEO的薪酬合约通常会对会计绩效指标给予相对较少的权重，这导致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中监督工具的价值在国有企业中不如在非国有企业中那样明显(Chen et al.，2011)。同时，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隐含了企业在出现亏损或破产时的政府补贴和担保，这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的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龚启辉等，2011)。Chen et al.(2011)发现，尽管高质量审计具有约束客户盈余管理行为和降低客户资本成本的作用，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一效应显著弱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本文认为，尽管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的完善具有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但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显著更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二项假说：

      H2：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提高导致的审计质量提升效应，会因审计客户的国有企业产权性质而弱化。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试图利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高低解释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差异。基于下述原因，本文选择2008-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第一，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使得本文有可能获得计量审计质量所需的数据；第二，由于B股、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证券发行及监管制度与A股主板存在较大差异，且数量相对较少，在本文研究中被排除在外；第三，因为我国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同时由于计算异常应计项目需要上年度财务数据，本文将研究区间确定在2008-2010年三个年度。时间区间选择的另一个考虑是本文研究中解释变量(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数据的获取时间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选择与此时间段较为接近的三个年度，可以保证内部治理综合得分数据的有效性。

      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状况鲜有公开披露的数据可以利用，本文构建了评价内部治理水平的指标和量表，并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间对我国2010年度综合排名前100强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收到来自71家事务所(其中有47家为证券资格所)127位合伙人的有效回复③，问卷经过检验满足必要的信度和效度要求。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45个指标中提取了9大公共因子④，这些公共因子涵盖了事务所决策权配置与董事会特征、风险管理与质量控制、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权益保障、总分所管理和事务所一体化等内部治理重要维度，累积可以解释样本方差63.83%的差异。利用9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和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本文得到了反映样本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的详细情况，读者可参阅陈波(2012，2013)。

      本文样本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2008年至2010年上市公司总数为5336家，删去B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共1320家，得到A股主板上市公司共4016家。然后依次删去金融类上市公司89家，IPO公司37家，由于数据缺失以及所在行业年度观察值数目不足20家导致异常应计项目无法计算的上市公司54家，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数据缺失的公司363家，缺失其他必要数据的公司157家，得到最终样本数3316家。2008年至2010三个年度观察值各为1106、1086和1124家。除解释变量数据系手工收集外，本文所使用的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主要变量的衡量

      1.审计质量的计量指标

      以异常应计项目衡量的盈余管理程度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审计质量替代指标。本文以修正的琼斯模型为基础(Dechow et al.，1995)，采用业绩调整(performance adjusted)的方法(Kothari et al.，2005)，计算异常应计项目。异常应计项目为如下回归模型的残差项(residual)：

      

      DA的绝对值DA_ABS即为本文使用的审计质量替代指标。由于审计师对于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敏感度不一致，本文除了利用DA_ABS作为审计质量替代指标外，还分别考虑了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对于旨在调增盈余的正值DA(DA_POS)和旨在调减盈余的负值DA(DA_NEG)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还采用未进行业绩调整的修正琼斯模型计算出的异常应计项目，以及业绩配对的异常应计项目(Kothari et al.，2005)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以考察本文研究结论相对于异常应计项目不同计量方法的稳健性。

      2.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计量指标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涵盖了旨在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实现事务所使命和目标的一系列决策、激励和监督机制，对其进行整体评价殊为不易。在认真研读了中注协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2007)、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ICAEW)的《会计师事务所治理准则》等文件基础上，本文归纳、提炼出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良好实践的50个关键指标，并将其设计为5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形式，作为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调查问卷要求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针对每一问题根据本事务所内部治理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选择“5”意味着事务所完全符合某一良好内部治理实践的要求⑤，选择“1”则意味着完全没有达到有关的要求。合伙人的回复成为本文对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提炼能够反映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差异的核心指标。采样充足度的KMO(Kaiser-Meyer-Olkin)测度和相关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的巴特利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显示，本文的问卷调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⑥。本文使用的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s)，因子提取过程中使用了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varimax)，最终得到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83%的9个公共因子。本文将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对每一公共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计算样本事务所的综合得分，作为其内部治理总体水平的测度指标SCORE⑦。SCORE即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其取值范围为(-1，1)，其值越大，代表内部治理水平越高。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还采用了其他方法构造事务所内部治理整体水平的替代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SCORE与传统上用于区分审计质量的指标，例如“四大”和“非四大”的二分法(Francis，2004)，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本文样本中，“四大”组SCORE的均值为0.52，而“非四大”组SCORE的均值为0.04，二者在1%水平上显著相异。这说明，“四大”的内部治理水平显著高于“非四大”。然而，事务所是否为“四大”的虚拟变量BIG4与SCORE的相关系数约为0.38，这说明BIG4只能部分解释SCORE，SCORE是除BIG4之外重要的审计质量影响因素。

      (三)研究模型

      借鉴国内外将异常应计项目作为审计质量替代指标的相关文献，尤其是以中国为制度背景的研究成果，本文构造如下研究模型：

      

      在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DA_ABS为异常应计项目的绝对值，解释变量SCORE为审计某一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综合得分，本文预期DA_ABS和SCORE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某一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水平越高，经其审计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为了检验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审计客户的所有权属性而存在差异，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SCORE和SOE(客户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并预期其系数β[，3]为正值，即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改进带来的审计质量提高效应，在国有企业审计客户中相对较弱。

      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公司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以控制公司规模和其他众多遗漏变量对于操控性应计项目的影响；公司的财务杠杆(LEV)，以控制债务契约导致的盈余管理动机；公司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占总资产的比重(CFO)，以控制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对于异常应计项目的影响；公司的账面价值与市值之比(BM)和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率(GROWTH)，以控制公司成长性对于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公司上市时间的长短(AGE)，以控制公司融资需求对于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还在模型中控制了与审计师相关的重要变量：审计师更换的虚拟变量(SWITCH)和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虚拟变量(MERGER)。除了上述公司特征和审计师特征变量，本文还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其中行业分类采用中国证监会2001年的分类标准，除制造业采用二级分类以外，其他行业均采用一级分类。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预期模型(3)中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的有：财务杠杆(LEV)，因为公司负债率越高，为满足债务契约要求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率(GROWTH)，因为快速成长的公司极可能为了满足市场预期而较多地进行盈余管理；公司上市时间(AGE)，因为公司上市时间越长，再融资的需求越强烈，盈余管理动机随之增强(Chen et al.，2010)。本文预期模型(3)中与被解释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的有：公司的所有权性质(SOE)，因为已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其异常应计项目显著更低(Chen et al.，2011；龚启辉等，2011)；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因为公司规模越大，其运营往往越规范、稳定，其盈余管理程度相对较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占总资产的比重(CFO)，它与公司的应计项目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公司账面价值与市值比(BM)，因为越高的BM值意味着公司的成长性越低，而其盈余管理动机越弱。模型(3)中的其他变量由于理论上存在相互冲突的解释或实证结果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未估计其系数的预期符号。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模型(3)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Panel A报告的是全样本数据，Panel B报告的是SOE和非SOE的分组数据。从Panel A的数据来看，异常应计项目的绝对值占总资产的比重(DA_ABS)平均约为7%，证券资格所内部治理综合得分(SCORE)的均值为0.08，样本中约有67%的公司为国有企业(SOE =1)。数据还显示，样本公司平均来看财务状况较好(资产负债率平均约为56%，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为正，占总资产的比重约为5%)，发展速度快(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高达59%)，上市年数较短(平均约为11年)。此外，平均约有8%的样本公司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行为(SWITCH=1)，平均约有23%存在事务所合并现象(MERGER=1)。

      表1的Panel B显示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具体而言，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显著更低，资产规模显著更大，资产负债率显著更低，经营性现金流量显著更多，成长性显著更低，上市年数显著更短，这都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有可能显著更低，盈余质量有可能显著更高，这与Chen et al.(2011)、龚启辉等(2011)的发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审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差异非常微弱(仅中值在10%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于内部治理水平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模型(3)中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其中表格对角线以下报告的是Pearson相关系数，对角线以上报告的是Spearman相关系数。从被解释变量DA_ABS与解释变量SCORE的关系来看，二者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从DA_ABS与控制变量的关系来看，DA_ABS与除MERGER之外的控制变量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SOE、SIZE、CFO、BM与DA_ABS显著负相关，LEV、GROWTH、AGE与DA_ABS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DA_ABS与SWITCH显著正相关，似乎意味着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后，上市公司的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显著增大。以上分析为本文研究假说的成立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将进行更为严格的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大多数是显著的，这些相关系数大部分低于0.10，在少数超过0.10的相关系数中，最大值也仅为0.380(SIZE与BM的Spearman相关系数)，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模型(3)右侧变量(年度和行业变量除外)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仅为1.35，均值仅为1.12，这进一步表明模型(3)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非常轻微。

      (三)多元回归分析

      1.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的回归结果

      表3报告的是以异常应计项目的绝对值(DA_ABS)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时报告了未加入SCORE和SOE交乘项的基本模型回归结果与加入二者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基本模型假定SCORE对于DA_ABS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没有差异，而加入交乘项的模型则考虑了SOE的调节效应。

      由于本文的数据包括相同公司在不同年度的数据，回归模型残差的自相关性既存在于同一年度的不同公司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公司不同年度的数据之间。为此，本文采用Petersen(2009)的方法，按照公司和年度进行了双重聚类(clustering)以对回归模型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s)进行必要调整，并同时控制了回归模型可能具有的异方差问题。模型的F值和调整的R[2]值显示模型拟合程度良好，对于被解释变量有较高的解释力。

      模型的回归结果提供了支持假设1和假设2的证据。在基本模型中，SCORE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程度较低，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但是，SCORE的系数无论是从统计显著性和经济重要性来看，都相对较低。加入SCORE和SOE的交乘项之后，SCOR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SCORE和SOE的交乘项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显著更高的审计质量，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内部治理水平上升导致的审计质量提高效应则显著减弱。由于模型(3)中的(

+

)代表着国有企业中SCORE对于DA_ABS的影响，对于(

+

)的联合t检验不能拒绝(

+

)等于0的零假设(t=0.78，p=0.44)，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高低不能导致审计质量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交乘项以后，SCORE的回归系数无论是统计显著性还是经济重要性均有明显提高，这意味着在非国有企业中，SCORE对于DA_ABS的影响更为突出，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实际上是由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驱动的。

      

      模型(3)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大部分与预期相符。其中，SOE、CFO、BM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较低，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充沛，发展越稳健，其以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衡量的盈余质量越高。LEV、GROWTH、AG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负债率越高、财务风险越高的公司，成长速度过快的公司，以及上市年数较长、再融资需求强烈的公司，其盈余操纵行为较多，盈余质量较差。SWITCH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其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显著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意见收买”假设。

      

      2.分正负号的异常应计项目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分正负号的异常应计项目的回归结果。由于正的异常应计项目(DA_POS)和负的异常应计项目(DA_NEG)符合截断数据的特点(truncated data)，本文在分正负号的DA模型回归中采用了截断回归(truncated regression)的方法(Caramanis and Lennox，2008)，并在回归过程中控制了异方差和自相关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Wald χ2统计量显示出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DA_POS回归模型还是DA_NEG回归模型，SCORE和SCORE*SOE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与理论预期相符。然而，在DA_POS回归模型中，SCORE和SCORE*SOE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DA_NEG模型中，SCORE和SCORE*SOE回归系数则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由于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审计质量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审计师能够更好地抑制客户旨在调减盈余的盈余管理行为⑧，而对于客户旨在调增盈余的行为则相对而言较不敏感。这一结论虽然与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不一致，但与基于中国数据的相关研究发现一致(刘启亮等，2006；徐浩萍，2004)。

      

      五、稳健性检验

      (一)其他审计质量特征变量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

      在本文主回归中，没有控制通常被认为会影响审计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变量，这有可能导致本文存在遗漏相关变量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依次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以下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变量：事务所规模(TOP14)、审计师任期(SHORT)、客户重要性(IMPOR)和审计师行业专长(EXPERT)。其中，TOP14为事务所规模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为当年中注协综合排名前14位(包括国际四大中国成员所和本土十大事务所)时取1；SHORT为审计师任期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任期小于等于3时取值为1；IMPOR是按照客户资产总额为基础计算的客户重要性变量，反映了事务所对于特定客户的经济依赖性；EXPERT是反映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虚拟变量，当事务所在特定年度特定行业按照客户资产总额计算的市场份额超过10%时取1⑨。TOP14、EXPERT的预期符号为负，即当事务所为大所、行业专家时，DA_ABS显著更小，审计质量显著更高；SHORT、IMPOR预期符号为正，即当事务所任期越短，对客户的经济依赖性越强，DA_ABS显著更大，审计质量显著更低。表5报告了依次加入各个特征变量后模型的回归结果(篇幅所限，未报告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表5来看，无论是依次加入TOP14、SHORT、IMPOR、EXPERT的模型1至模型4，还是一次性加入四个新增控制变量的模型5，其多元回归结果均与表3中对应模型的结果极为接近，无论是从系数的大小、符号，还是统计显著性来看，新增事务所特征变量的加入并未改变本文主测试中得到的结论：即内部治理得分越高的事务所，其审计的客户DA_ABS显著更低，审计质量显著更高；但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企业的国有属性抵消了内部治理改进对于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本文同时以DA_POS、DA_NEG为被解释变量，执行了上述所有回归模型，表4中DA_POS、DA_NEG模型的回归结果并未改变，即内部治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审计质量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治理水平高的事务所更能约束客户旨在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活动。为节约篇幅，本文未列表报告加入新增事务所特征变量之后DA_POS、DA_NEG模型的回归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并不存在明显的遗漏相关变量问题，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是除事务所规模、审计师任期、客户重要性、审计师行业专长、事务所变更、事务所合并之外，影响审计质量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异常应计项目的其他计量方法

      除了使用业绩调整异常应计模型之外，本文还使用了另外两种异常项目的估计方法，以检验本文结果相对于异常应计项目计量方法的敏感性。第一种是在模型(1)中不控制上一期的ROA，得到未进行业绩调整的异常应计项目DA_BASIC，然后在模型(3)中加入当期的ROA作为附加的控制变量；第二种是业绩配对(performance matched)的异常应计项目，即对于每一观察值，先计算其DA_BASIC，然后为其找到同一年度同一行业的期初总资产回报率与其最为接近的另一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将该公司的DA_BASIC值减去配对公司的DA_BASIC值得到业绩匹配的异常应计项目DA_PER。表6报告了以DA_BASIC、DA_PER的绝对值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以及分正负号的异常应计项目的回归结果，回归方法与回归模型(3)完全一致(限于篇幅，表6未报告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关资料备索)。

      从表6来看，在以DA_BASIC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异常应计项目的绝对值还是分正负号的异常应计项目，其回归结果在性质上与模型(3)的结果完全一致。在以DA_PE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异常应计项目的绝对值回归结果与模型(3)的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回归结果一致，但在分正负号的异常应计项目回归中，无论是正的异常应计项目还是负的异常应计项目，SCORE和SCORE*SOE的系数符号虽然符合预期，但均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DA_BASIC和DA_PER的绝对值回归模型中，SCORE和SCORE*SOE的回归系数不仅在统计显著性上与模型(3)的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回归结果一致，而且在数值大小上也与之接近。总体而言，本文的回归结果相对于异常应计项目的不同计量方法而言是稳健的。

      (三)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其他计量方法

      基于相同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了另外两种计算事务所内部治理综合得分的方法，以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相对于不同的内部治理水平计算方法的稳健性。第一种方法借鉴Prawitt et al.(2009)的思路，将45个题项的数据进行了转换，如果被调查事务所在某一题项的取值高于该题项的样本均值，其取值替换为1，否则为0，然后计算被调查事务所所有题项的得分之和，作为评价其内部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SCORE1。第二种方法将被调查事务所各个题项得分的算术平均值SCORE2作为衡量其内部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两种方法的共同局限性是未考虑不同的内部治理评价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对重要性，两个替代指标生成的详细过程可参阅陈波(2012，2013)。

      

      

      表7报告了内部治理水平替代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模型的回归方法与采用SCORE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完全一致(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7来看，除了SCORE2*SOE的系数不显著之外，以SCORE1和SCORE2为替代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以SCORE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性质上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SCORE1和SCORE1*SOE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显著更小，意味着SCORE1对于异常应计项目的解释力较弱。总体而言，表7的结果意味着本文的结论对于内部治理水平的不同计量方法而言是稳健的。

      (四)其他稳健性测试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共有370个观察值为ST公司，占样本总数的11.16%。由于ST公司属于财务状况不断恶化、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公司，同时面临不同交易规则和监管要求，这类公司的特征显著异于正常经营的公司。为了考察本文的结论是否仅仅由ST公司驱动，本文剔除了样本中的ST公司，得到缩减后的样本2946个。本文对缩减后的样本执行主回归中的所有程序，得到的结果与主回归的结果性质上基本一致。据此可以推断，本文的结论并非是由ST公司子样本所驱动。

      在本文的主回归中，已经对所有的连续变量执行了上下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以控制异常值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本文的结论是否由异常值所驱动，本文执行了额外的测试，即将标准化残值(standardized residual)的绝对值大于3的观察值界定为异常值，共得到65个异常值，然后在回归中剔除异常值，得到缩减后的样本共3251个。本文对缩减后的样本执行主回归中所有的程序，得到的结果在性质上与主回归的结果完全一致。据此可以推断，本文的结果不是由异常值所驱动。

      运用2010年全国百强事务所合伙人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及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的有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和资本市场审计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内部治理水平越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客户的异常应计项目绝对值越低，审计质量相对越高；审计客户的所有权性质对于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上升导致的审计质量提高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之中，而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所有者特征、政企关系和治理安排，由内部治理水平不同的事务所来审计，并不能体现出审计质量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行业主管部门和自律组织鼓励和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完善内部治理的政策是合理的，能够达到提高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效果在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弱，如果要提高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国有企业的审计质量，除了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完善其内部治理之外，还应该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以提高独立审计对于国有企业的价值和国有企业对于高质量独立审计服务的需求。本文的研究结论还意味着，既然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水平是影响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要求事务所向社会公众披露与内部治理相关的信息，可以帮助社会公众更好地评价审计质量，做出更为合理的审计师选择决策。

      根据本文掌握的资料，现有文献中尚无系统探讨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与资本市场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尤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大样本实证检验的成果。本文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审计质量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增量贡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审计质量不仅取决于那些外部可观测的审计师特征、客户特征和“审计师—客户”关系变量，还取决于对于审计师的动机和行为有着更为直接影响的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然而，本文属于探讨事务所内部治理与资本市场审计质量关系的初步尝试，尽管问卷设计满足必要的信度和效度要求，但可能在理论基础上不是那么充分，其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改善。同时，由于研究的时效性原因，本文所取得的数据反映了会计师事务所在2010年左右的内部治理水平，并假定其在2008年至2010年间是稳定不变的。然而，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水平尽管相对稳定，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有外力推动或有重大事项发生(例如事务所合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局限所在。随着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强化和完善，研究者们将有可能获得更为可靠和及时的用于评价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为合理的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评价指标和体系，进而更加深入地研究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①为行文方便，文中“会计师事务所”与“事务所”通用。

      ②在本文样本中，有67%的观察值为国有企业。

      ③为保证问卷结果的可靠性，对于证券资格所，本文从每家事务所中均获得了2位以上合伙人的回复，并将其均值作为计算内部治理得分的基础。

      ④问卷共有50个指标，其中有5个因为相关性太弱而在因子分析中被剔除。

      ⑤为了检查合伙人是否认真填写问卷，本文在少量题目上采用了反向处理，即这些题目描述的是某一糟糕的内部治理安排，选择“5”意味着事务所在这一指标上表现很差。在数据处理时，对这些选项的得分进行了转换(6减去实际得分)，使之与其他选项保持一致。

      ⑥本文问卷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668，大于0.6这一被广泛采用的门槛值，表明本文的采样充足度是令人满意的。同时，巴特利球体检验的结果显示近似卡方为2421.014，在0.00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相关矩阵为单位阵的假设，也表明本文的问卷调查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

      ⑦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SCORE=(11.197FAC1+9.926FAC2+9.301FAC3+8.503FAC4+5.752FAC5+5.293FAC6+4.934FAC7+4.673FAC8+4.249FAC9)/63.83。

      ⑧旨在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包括“洗大澡”(big bath)和避税等，审计师对此类行为敏感很可能是因为监管机构对此较为关注，或此类行为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例如违反税法)。

      ⑨在样本中，EXPERT=1的样本占比约为11%。表5报告的IMPOR和EXPERT是以客户资产为基础计算的，用客户营业收入为基础来计算，结论性质上完全一致(限于篇幅，未列表报告，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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