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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秀”与中美关系何干？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大选无疑是一个豪华的超级“政治秀”。在这场四年一度、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政治大表演中，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都将竭尽全力瞄准白宫宝座奋力拼搏。此时的美国，悠悠万事，选举为大。只要有利于选举的事情，两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两党竞争手法花样翻新，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工具，不惜重金，从电视到网络，铺天盖地大做竞争广告，对选民进行轮番轰炸，以争取抓住选民的眼球。前不久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克里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通过了题为《在国内更强大、在国外更受尊敬》的竞选纲领。这次民主党代表大会空前团结，好莱坞明星、前政要等纷纷登场亮相，发表演说，对克里众星捧月，倾力打造“克里神话”，挑战“战争总统”布什。克林顿夫妇也发誓要把布什拉下马，把克里送进白宫。紧接着是8月底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现任总统布什已稳获共和党内的提名，因此克里与布什围绕着白宫宝座的争夺将进入最后的“肉搏战”。共和党也不甘示弱，仍然大打“反恐牌”，称只有在布什的领导下，美国才更安全。
从表面上看，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两者之间却存在某种密切的联系。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影响就不容忽视。这二十多年风风雨雨的轨迹显示，每逢民主、共和两党对决之时，在野党竞选人总会对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猛烈批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往往成为两党辩论的热门话题。1992年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就痛批老布什的对华政策，并表示若他当选，将在人权问题上向北京施压。
2000年大选期间，小布什攻击克林顿同中国搞绥靖，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同样，中美关系还深受美国不同党派的政府更迭的影响。新政府往往都要奉行与前政府有“区别”的政策，以体现新政府的“新”和“个性”，因此他们往往将中美关系作为替罪羊。中美关系常常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跌宕起伏、摇摆不定，从而形成中美关系特有的曲线。当然，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林立，“对到底愿意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意见不一，政出多门，因此在战略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对华政策有失和谐”，这也是造成中美曲线关系的原因。可见，对华政策往往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两党斗争的“受伤者”，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无端波动，因而一到大选之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关注：中国因素会否突出起来？如何矫正中美关系的曲线？
目前，美国的决策层正在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小布什当初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后因“9·11”事件而不得不收敛锋芒，中美关系得以在过去3年中处于较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是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逐步抽身，反恐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开始对其全球战略部署进行新一轮的大调整、大洗牌。美军下一步的重点是推进亚太地区战略部署，将在该地区重新谋局布子。最近美国数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地区上演“2004夏季脉动”的大军演就是一例。
“布克对决”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今年大选的主题相对比较集中，那就是伊拉克局势和美国经济状况。应该说这将有助于淡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但是考虑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复杂性和选举挂帅的特殊性，人权、贸易、台湾等问题将不时地浮出水面，其影响不容忽视。
一般情况下，在政策目标排序上，共和党倾向于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民主党更强调民主、人权，当然也不会轻视经贸或者安全问题。在贸易方面，共和党主张自由贸易，而民主党更重视保护工人的利益。在台湾问题上，共和党更强调与台发展更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当然，这只是对两党政策主张的一个粗线条划分。不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会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政策。
那么布什的中国观与克里的中国观有何区别？布什以对华强硬姿态上台，即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体现了布什班子中那些“新保守派”企图利用美国的强势地位，反恐谋霸，加紧推行称霸全球的战略。虽然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打乱了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轻重缓急，但它并未对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相反“反恐战争”使美国可以挟“道义优势”，在推行这一战略时获得了“提速”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恐战争已成为布什政府一笔无形的巨大资产，布什政府正在充分做反恐战争这篇大文章。在此还必须考虑到，选举在美国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反恐成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以便保持领先势头，为2004年的大选获得连任打下坚实的基础。尽管中美在反恐、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卓有成效，但布什疑虑中国、偏袒台湾的基调似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所倚重的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中国观上，在他们头脑中，“中国威胁”是根深蒂固的。同时，美国还加紧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崛起，这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台军售和与台湾方面的军事合作空前紧密，将台定位为美国的准军事同盟。
相对而言，克里在对华关系方面较克制。约翰·克里1943年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就读耶鲁大学，曾参加过越南战争。从1982年至1984年担任马萨诸塞州副州长，1984年开始担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2002年11月第四次成功竞选连任参议员，具有20多年的从政经验。他曾坚决反对把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克里的中国观大体可以归纳为：第一，正视“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反对对华遏制，主张对华接触。他说：“我们需要同中国合作，不能将中美关系推回到冷战时期。”民主党党纲一开始就表明美国必须，“加强和中国的交往”。第二，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在2004年1月的一场广播辩论上，他语出惊人地表示支持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引起强烈反响。与4年前的民主党党纲内容相比，这份党纲在两岸问题上着墨不多，特别是没有像4年前那样提到将信守《与台湾关系法》。但克里的言论也显示出，他将在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方面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方面增加对中国的压力。
尽管克里与布什在中国观上有所不同，但两人目前还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自找麻烦，而想集中火力于伊拉克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民主党目前集中火力攻击布什的“软肋”。这主要是指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失去了近300万个就业机会，中产阶级收入减少，普通美国人生活和福利水平下降等。布什总统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像当年他父亲那样因为经济问题而在大选中翻船。同时，为了拉少数族裔的选票，民主党与共和党还刻意与美国华人拉近距离。克里不仅开通华语竞选网站，还请华盛顿州华裔州长骆家辉以全国助选指导委员身份在旧金山中国城筹款造势。要看到，虽然美国政治家在大选时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对华政策上似乎也有不同表现，但是大选期间的一些言论并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上台后完全可以根据需要作出调整和变化。
大选后中美关系会怎样？
今年大选又逢两党旗鼓相当，难分伯仲。虽然双方都在努力打伊拉克牌和经济牌，但是都不能保证一定能战胜对方。比如克里虽在伊拉克问题上猛烈批评布什，但是他似乎也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在经济问题上，克里所开出的“药方”也并非无懈可击，布什班子也在利用克里经济政策中的矛盾与漏洞，反击克里是“坐而论道”与“纸上谈兵”。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布什与克里的未来对华政策作一个初步的评判。如果布什当选，当前的中美关系态势将不会有大的改变。布什将在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情况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若克里当选，克里有可能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较大调整，或重新梳理，如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在伊拉克与反恐问题上更重视其他国际力量的作用。在对华关系方面会增加同中国的交往，可能在涉台问题上有所节制，但也可能在贸易、人权方面增加对中国的压力。
但不管如何，无论谁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中美关系既相互合作、又存在摩擦与分歧的基本状况不会改变。全球化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世纪之交，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深了国际关系的深度交叉和相互依赖性，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个大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协调，共同努力来加以治理和防范，这正是中美合作关系能够得到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这既使中美关系更复杂，也更有韧性和更多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美关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合作广泛。在经济、安全、全球问题上开展了多种合作，合作方式既有双边又有多边，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在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的同时对待分歧。比如双方在伊拉克问题和经贸摩擦问题上的态度。二是经过二十多年的交往，两国各个层面，特别是民间、学术界的交往增多，相互促进，成为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中美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人民之间不断扩大的交往，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培育起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这就要求中美双方都要正视现实，扩大利益的交汇，对对方所关注的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美国方面称“人权”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但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人权状况，而且中国人权的最终根本改善说到底还得靠发展。
而以下几个问题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双方正视和妥善处理的：
一是台湾问题。美国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原则保持敏感性，切实恪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不要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息。中美关系发展中有一个呈规律性的现象，即每当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时，台湾岛内的一股政治势力便要出来兴风作浪，企图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随着近来台海形势骤然紧张和中国以武力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更加坚定，美国掀起一场是否重估一个中国政策、是否武力介入台海争端的政策辩论。如果未来一个时期台海局势的不稳定加剧，两党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将会成为美不同派别辩论焦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目前这种偏台政策正在制造一个新的巨大的风险。“台独”势力正是在美国对台实质性政策的暗中怂恿和鼓励下，认为时机成熟，反过来要“劫持”美国。这就是说，“台独”一旦向大陆摊牌，也就是它向美国的摊牌。美中关系所面临的这一次考验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出路在于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和美台事实上存在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必须改变。
二是贸易不平衡问题。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根据美方的最新统计，去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1240亿美元。一向代表美国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民主党阵营早就对此不满，他们攻击布什政府以牺牲国内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中国“反恐合作”，指责布什“把市场拱手让给中国人而使美国少了300万份工作”。同时，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劳工待遇问题等，都可能因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就业形势不好而遭到攻击。这些问题是在双方经贸合作得到巨大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美欧、美日之间早已存在，需要理性地看待。
三是学会如何与对方相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其特点之一就是各种力量均在寻求最符合自身发展道路和建立有利于己的国际战略平衡。中美两国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双方明显有些“互不适应”。这表现在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十多年了，但两国之间还常常受到一时一事的左右，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较大波动。对中国来说，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在可见的将来这一“现实”不大可能发生质变，美国的干预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有表现，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与尊严的情况下与美相处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应当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崛起是无法阻挡的；然而，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形成挑战。如果这一判断正确的话，最好的结局将是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现存大国相互间的逐渐适应，对对方国际地位给予恰当的承认，从而使协调、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美国的《新闻周刊》上撰文说，世界在变，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变。虽然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虽然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到世界体系中去，并在中美关系方面一直采取合作的政策。但只有当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是现行体系的“建设性的参与者”，对华合作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当今的世界秩序来说，都是利大于弊时，中国的发展才能不被视为威胁，反而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合作资源和利益的汇合点，才能有助于建立真正持久稳定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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