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学术论文,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99年度过了90华诞，而他的学术道路也走过了60多个春秋。半个多世纪来，他的学术道路崎岖坎坷，但他却把个人的命运熔铸于社会、“志在富民”、宏图大略的学术价值探索之中，这一切推动着他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献给人民。费孝通学术成就卓著，现已汇集在14卷本的《费孝通文集》之中。本文就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作一探讨，以就教于读者。
社会一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费孝通继承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人个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肩负着社会的责任，立志要将所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有的鲜明的学术价值观。
费孝通从小同情劳苦大众，而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他总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之中，以实地研究，直接反映群众疾苦和群众创造为治学出发点。费孝通认为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是不可分的，科学理论知识是有价值的，主张理论要联系实际、反对“理论上的空谈”。他批判“为研究而研究”的观点，认为“‘为研究而研究’是一辈‘寄生虫’学者的护身符。‘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亦是功能），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注：《费孝通文集》第1卷， 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07页。）
1987年秋，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在与费孝通交谈时引述了费孝通30年代批判“为研究而研究”的观点，费孝通说：“我仍然坚持那个！根本之点是我不把自己和社会分开。作为学者我还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在那种意义上我们不能对自己的社会、国家袖手旁观。”（注：《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6页。）这是人生的一个立脚点， 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政治立脚点。60多年来费老的学术活动与时局息息相关，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时局稳定并提供了研究的条件，他的学术研究就得以较为顺利的展开，硕果累累，反之则困难重重，无所结果。他的成名之作《江村经济》是一本充满爱国激情的著作，书中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给予了公开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他盛赞生逢盛世，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潮流和广大农民穷则思变的伟大实践不断地激励着他，为他的学术志向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机会，“我用脑用笔来参与这一段旷世难逢的大变局的发展，并希望这样的参与能起到这个发展过程的前进，以尽我的天职。”（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193页。）在研究过程中， 他对存在的问题，包括不利于生产发展、民族共同繁荣的某些政策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妨碍其学术研究，相反，使学术研究更加出色，更具有现实性。
在人类学界，长期存在一种与“价值中立”相似的观点。“在西方人类学门内至少有一些学者将它作为表现才华的戏台，或者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竞是生活中的消遣。”（注：《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4页。）费孝通不赞赏这种学术价值观，他在回答老同学E·利奇在《社会人类学》（1982 ）一书提的问题时说：“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时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去学人类学是可以为朋友们所理解的。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Edmund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注：《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3—44页。）1980年3月， 他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斯基奖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讲话。他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应用人类学家非常坦城地阐明了科学的实用观：“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注：《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418页。）应用人类学这门学科也是这样。“我们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注：《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426页。）这是非常务实的。他作为社会的一员，时刻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所为所行，以概括总结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经验和创造为己任。凡他认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他就颂扬、支持。1987年秋天，他在回答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问题时进一步说，“检验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我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正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注：《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9页。）
新生事物的产生、成长、发展是艰难的，有的人常以“姓资姓社”的简单标尺进行评价。如对改革之初苏南农村的乡镇企业和浙江温州的私有经济都有人大加指责。费孝通作为社会一员，站在社会的前列洞察事物的本质，他不唯书、不唯上，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评价。他评价的唯一标准正如他1986年在《小商品、大市场》一文中所说的：“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旷无师古的。惟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惟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注：《费孝通文集》第10卷， 第467页。）
志在富民
“我一生有一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0页。 ）这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半个多世纪里，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地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
费老“志在富民”的思想，源于60多年前。早在他立志“弃医从社”时，就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即“为万人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他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一方面剖析了人多地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注：《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199页。）另一方面他概括总结了农民创造的工农相辅的经验，阐述了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特别描述了江村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乡村工业的实验过程，认为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根据他的描述和分析中指出，“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注：《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219页。）还认为“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注：《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214页。）费孝通不是为猎奇而写作，而是为了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用社会科学的知识指导文化变迁，改变人民越来越糟的生活境况。“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注：《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页。）后来，他的《禄村农田》调查及由他指导张之毅做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等社区研究，都是希望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实际情况，以制定适合的政策，改变农村的贫困境况。可见，他的富民思想在30年代就已扎下了深深地根。
解放后，由于中国教育体制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伪科学，逐出了社会科学的大门。直至1957年4月26日至5月16日，费孝通得以重访江村的时候，才将其中断了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的主脉接了起来。在调查中，他明白了粮食比1936年增产了60%，而农民还觉得日子紧的原因，主要是合作社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费孝通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提出在原料出产地的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张。现在回过头检视，人们不难发现费孝通的这个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富民主张。但不幸的是，费孝通的这个主张与当时的形势不合，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批判。从此，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专业生命停滞了宝贵的20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亿万农民的损失，国家的损失。
费孝通说：“意外的政治运动打断了我这种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反右’斗争中，我被划成‘右派’，失去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从那时起直到文革结束。我这篇富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1页。）但他富民的心不变。当70年代末 80年代初，党的富民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也正是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时候；他埋在心头的“富民”火种又燃烧起来了。他一生中所作的农民和少数民族怎样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富裕，从富裕到小康的文章已成长卷，并已产生了显著的效益。
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仍然是以访问江村为新的起点的。1981年10月—1982年1月，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他对江村进行了第三、四次访问。时隔24年，故地重游，他为江村近几年的急剧变化感到无限的欣喜。他记得1957年重访江村时，农民们谈论的是粮食和钱的问题。如今，农民把目光盯在工业、副业上。近几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前，江村农、副、工业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50%、23%、 27 %，1981年分别为30%、15%、55%，工业收入超过了农业和副业的总和。在1981年秋天，连绵阴雨使粮食产量降低二成的年景下，江村人均收入达到了30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200元，突破了长期徘徊在 110元左右的局面。“为什么农业收成不算好，而农民收入依然不断上升呢？”重要的原因是农村打破了单一搞农业、靠农业改善生活的做法，发展了社队工业（后改称乡镇工（企）业）。乡镇工业无论是处在顺利发展势头或是处在困难重重境地，他都以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和信念，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给予扶持。他有幸在自己的家乡苏南看到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利用来自土地的积累兴办乡镇工业，呈现出勃勃生机、前景广阔。1995年，当他回顾社区研究历程时，他说：“让我特别兴奋的一点是在江村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显露了苗头。”（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2页。）10多年以后， 乡镇工业在江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全国工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涌现了一大批与国有大中型企业比翼齐飞的大中型乡镇企业集团。
为了追寻农村致富的变化发展轨迹，费孝通在“四访江村”后，开展了对小城镇的研究，以祈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更高层次上观察、认识中国农村社会。通过吴江县（1993年改为县级市）小城镇由衷转盛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见解，并以此为题进行科学论证，在学术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由点及面，由吴江到江苏、由江苏到全国形成的小城镇研究的成果都证明，小城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经过实地调查，费孝通又发现，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乡镇工业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乡镇工业发展的内因。显而易见，乡镇工业与小城镇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互为一体的，但二者又不能相互取代、完全等同。现在，党中央已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确定为我国农村的两大发展战略，这必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新的飞跃。
费孝通对小城镇研究破了题以后，带领和指导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和社会学工作者开展研究，而他研究的重点则循着他富民思绪，侧重对乡镇工业和农村工业化的研究，总结农民的创造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常德模式和侨乡模式等。他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81页。）各地或区域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不同，应因地制宜、不失时机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多种模式，各有优势、特点，但都是向同一目的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振兴中华的方向前进。
1984年夏天，费孝通在民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讲座”作社会调查系列演讲时说：“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怎样开发祖国的边区？这是我近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注：《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1页。）他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生活状况有深切的了解。他近来一直在考虑的这两个“怎样”，说明他民族研究的落脚点是人，即少数民族人文环境的改善和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他在东南沿海农村做调查，看到祖国的东部地区获得改革开放的机会而迅速发生变化，农民生活日益走向富裕的时候，他自觉地联想起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他们的生活问题，于是他作出决定将研究重点转向边区开发研究。虽然他还没有实现访问55个少数民族的夙愿，但访问已经过半，有的已访问了多次。他在边区开发研究中分析了政府过去用“补贴”的“输血”办法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财政困难的不良后果，提出了向边区投资，发展产业的“造血”办法扶持少数民族自力、自主的许多正确建议。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补贴中站起来，”（注：《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7页。）“我一直在呼吁发挥各民族的优势，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我们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能避免少数民族名存实亡的后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才能在这个大家庭中共同繁荣。”（注：《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5页。）一方面，“对少数民族本身来说，为了早日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打破封闭状态，摒弃传统保守意识，主动接受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寻找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援。”（注：《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 333—334 页。）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的核心之一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无论从智力、劳力、财力等方面，必须尽力支援。支援的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能用自己的腿走路，建立起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基础，形成一个能靠自己不断发展的机体，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平等互助的成员。”（注：《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34页。 ）他常为少数民族同胞长期未能摆脱贫困而深感忧虑，希望“偏心”为他们生活的改善多做点实事。“行行重行行”。他行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把致富的信息和主意就传递到哪里。10多年来，他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他们所在省、市、县、乡、镇分析贫困、落后的原因，挖掘当地潜在的优势，提出致富的途径与办法，帮助联系、组织解决实际困难（智力、技术、资金等）。如临夏——海东、赤峰、包头、定西、广宗、沧州等地方采纳他的建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群言出版社出版的《犁过的土地——记“志在富民”的费孝通教授》一书，记录了费孝通10多年来为各地、特别是为边区各民族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许多生动事例和故事。
1984年夏秋，费孝通在内蒙古和甘肃调查时，将内地、特别是边区与沿海地区相比较，看到东西差距太大了。令他忧虑的是，如果这种不平衡发展持续下去，将会给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他认为东西差距是关系国家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注：《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57页。）这个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支”是指智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资”是指原材料、半成品和能源的供应。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区域，东西部的差距不仅是经济差距，同时也是民族差距，因此西部的发展，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发展，西部的繁荣，也就是少数民族的繁荣，西部的自立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自立。费孝通关于西部发展的思想，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边区各民族怎样富裕起来的思想。“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通过西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可以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化文明，与汉族共同繁荣，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9页。）
宏图大略
长期以来，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多以农村的微型社区研究为切入口，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较“逐步”“接近”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但他从来没有孤立地研究农村，而是把农村置于社会整体之中，关注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1933年，费孝通在《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一文中说：“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至少是同样的重要。若是离开了都市的研究，乡村的变迁是不容易了解的。”（注：《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当时，费孝通刚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尚未确立日后的研究方向，然而对城乡关系的这种原则认识直至今天仍然坚持着。社会学研究由村庄到小城镇，由家乡到“全国一盘棋”，这足以呈现他宏图大略的胆识和远见。
1984年费老的研究跨出江苏，并分成两路扩大。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四川、湖南等地。90年代初，又在此基础上向另二路推进。一路是沿海岸线北移，经环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考虑建立参与发展东北亚经济的基地问题，另一路是沿欧亚大陆桥由东向西进入中部地区，研究沿桥建立经济走廊的条件。他在频繁的东西穿行，南北挺进的实地调查中，提出并发展了“区域中心说”和经济区域发展理论。在江苏小城镇研究时，他发现苏北经济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少中心城市，因而无法带动地区经济的起飞。现在他从全国发展考虑，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经济中心，由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如同波浪式一圈一圈地向它的“区脚”扩展。这种中心往往是超脱行政区域的。他在内地调查中发现由于人为的行政区域划分，使许多区域都缺少这么一个中心，于是通过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他提出了经济区域发展理论，以逐步建立区域中心。
区域不同，各有其特点。“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区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8页。）在实际考察中， 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看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和必然要求建立的经济联系。据此，他在1987年首先提出建立临夏（甘肃）—海东（青海）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继后，他的思路更加开阔，在实地调查中对中国本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怎样实现全国协调发展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宏观设想。从1988年到1995年的8年间，他集思广益， 组织研究，由民盟中央陆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10多个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或设想。例如，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之前，费孝通就提出了一个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开发区将通过长江和陇海铁路这两条大动脉把长江三角洲和西部原料基地及三线所蕴藏的科技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形成一条横贯大陆的经济脊梁，迎接21世纪新时代的到来。”（注：《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28页。）其他如《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1988）、《关于在黄骅建立港口和修建神黄铁路的建议》（1992）、《关于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建议》（1993）、《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岩溶地区扶贫开发的建议》（1994）、《关于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设想》（1994），等等。这些建议都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并程度不同地被采纳，融进了国家的政策和计划当中。这样，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不仅散播在许多省、市、自治区、县（市）、乡镇、村和农、牧民家庭之中，而且还集中在上述各个经济开发区的进程中。
费孝通的经济区域发展设想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心和腹地，而是彼此有机地构成的一个整体，即全国东西南北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新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搞了十几年，中部地区的经济协作也搞了近十年，沿江地区的发展亦已启动了好几年，这是基础。东南的发展迅猛，要求西部和北方有相应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幅射借助长江已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流的广阔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有了这个承东启西、南呼北应的大格局，沿着这个走廊，往东可以连云港东出，居中淮海和中原两个经济协作区连片发展带动中部，往西经河西走廊西进，去开发从中亚细亚到阿拉伯的巨大市场。费孝通在描绘这一幅中国经济发展生动画面后说：“至此，综合我一系列有关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已接近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写到这里，我似乎看到中国经济的两条龙：长江，大陆桥；还有两只虎：华南虎，东北虎，似乎看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看到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这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注：《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18—219页。）
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费孝通关心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未来，还有对世界秩序的思考。10年前，费孝通在日本东京“东亚社会”讨论会上提出了创造一个跨文化界限的世界前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来，他多次探讨，不断深化认识。他说，“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需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发展。1997年1月初， 费孝通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又提出了“文化自觉”见解。他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思。“文化自觉”的主旨也就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中，推及到世界格局，认为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交融。对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联手发展，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
费孝通抱负远大，有着高尚的人格。1993年金秋时节，费孝通重返故里寓苏州饭店，窗外正对南园，他想起幼年常在此游憩，触景思情，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老来依然一书生》。这是他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写照。现抄录于后，以作本文的结尾。
万水千山行重行，
老来依然一书生。
难尽笔下胸中意，
愧忆南园读书声。（注：《费孝通诗存》，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