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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29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02)03-0115-125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国共合作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逼迫下拿起枪杆子的，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没有现成的教科书。除了俄国十月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外，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经验对共产党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与策划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走城市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初期的战略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比较早地认识到暴力革命对于改革中国社会的重要性。1894年11月，他在美国檀香山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时，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反对满族贵族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指出：改革中国，“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页。）随后，他积极奔走，发行革命债券，募集起义军费，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9月重阳节，兴中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结果因起义机密泄露，很快就被清政府的两广总督派兵镇压了。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总结起义经验，提出了建立起点、张威四方的武装斗争总战略。他说：“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踞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这个总战略的核心在于“割据”。孙中山认为，武装斗争开始时，必须先造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也就是先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以此为基地，发展革命势力，“张势威于四方”，最后达到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目标。1897年，孙中山进一步将他的战略思想概括为“侵三江踞两湖直捣幽燕”。
对于武装割据的“起点”，即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曾有一个“星星之火”的比喻。他说：发动的“起点”，“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孙中山认为，“不择定一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也”，因此，革命的起点必须选择得当，“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这就是说，革命的起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能迅速集合一支武装力量；第二，便于接济武器装备、军饷物资；第三，起义之后，能迅速地形成进取态势。
最早的革命起点选在了广东。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他比较熟悉，同时，孙中山也认为，东南各省有许多民间的秘密组织，可以迅速造成割据的武装力量；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孙中山当时从事武装斗争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海外华侨的接济，军火也主要来自国外，因此广东被看作是便于接济的地方；此外，广东举义以后，向东南各省发展，也甚为便利。不过，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孙中山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建立长期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也没有认真思量，因此，他的武装起义思想带有一定的盲目速胜因素，认为清王朝不堪一击，指望革命起义一举成功。
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指导起义的过程中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了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方案。当时，同盟会内部曾就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进行过讨论。有的革命党人主张实行“首都革命”的方法，“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以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实行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方法。这一派的战略实际上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建立起点、张威四方战略的一个发展。黄兴认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国民革命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因此，“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注：黄兴：《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我们姑不论黄兴等人对于英法革命的认识正确与否，但他们对于革命力量的考虑却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首都”确实还没有聚集起足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力量，相反，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数省，存在着不少反清的会党和有革命倾向的新军。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战略有利于集中革命力量，调动全国反清力量的积极性，孤立和打击敌人。
于是，同盟会在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进行策动新军起义的工作。1910年和1911年，同盟会在广州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冈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入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衙门，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军部分死难烈士被群众合葬于广州黄花冈，后人盛赞“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一共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缺少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因此都是各自为战，此起彼落，并未实现如总战略所设想的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局面。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传了革命，振奋了人心，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是一地发难，全国响应总战略的一次成功实践。
当时，由于武装起义屡屡失败，革命党人感到策动新军暴动是一条革命的捷径，比革命党人自己充当敢死队战斗力更强，因为新军士兵毕竟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战士。所以，许多革命党人不辞艰险，纷纷打入新军，去做军队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到了1911年7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已经吸收了近5千余成员，形成了一股比较有力的军事力量。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湖北革命党人曾想率新军暴动以为响应，但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武昌起义也就作罢了。
9月，四川保路风潮鼎盛，武昌革命党人遂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经过一番周折，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打响。起义军打死反动军官，占领军械局，迅速攻占总督署。10月11日上午，武昌为起义军完全占领。此时之革命军斗志极为旺盛，当天下午又一举拿下了汉阳，12号拿下了汉口。起义发动后仅两日，武汉三镇均已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像一声平地而起的春雷，震醒了中华大地。不到两个月，内地18个省中便有14个省举起义旗，宣告独立。清王朝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
武昌起义后的12天，湖南首起响应。早在武昌起义以前，湖北、湖南两省的革命党人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曾互相约定，无论哪方率先起事，另一方必在10天内起兵响应。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率领会党，联络新军起义，向长沙城发起进攻。清朝驻长沙巡抚余诚格闻风逃跑，起义军顺利占领了长沙。
江西新军于10月23日在九江起义，清朝道府两署闻风丧胆，逃之夭夭。起义军推举新军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同盟会员李烈钧当了都督。李烈钧下令控制九江炮台，封锁长江，拦截上行船只，断绝了汉口清军的水路供应，大大支援了武昌起义军，也使清廷大为震动。
随后，安徽、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江苏、山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虽因武昌起义的胜利取得了迅速成功，但由于在政治上缺少一个根本的改革，政权大多数仍在旧势力的手中，所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夺。毛泽东曾说过，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这是个胜利，但同时它也失败了，说它失败，是因为它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封建的反动本性逐渐暴露，孙中山再次兴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反对北方军阀政府的护法战争。屡起屡仆之后，孙中山痛定思痛，于1918年至1919年在上海发愤著书，总结革命经验。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表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必须经过武装斗争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他制定了指导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新战略：驱逐桂系军阀，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两广，扩展军事实力，与北方政府形成武装对峙；以西南各省为依托，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孙中山认识到，“惟有重新革命，以尽去此篡窃之人，同时荡涤一切官僚腐败之系统”，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页、第163页。）。至此，孙中山基本确定了建立南方革命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伐的战略思想。
1920年10月孙中山领导下的粤军终于以武力赶走了把持广东数年的桂系军阀势力，于第二年建立了南方革命政府，创造了南北政府武装对峙的新局面。
二
孙中山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对于北洋军阀的政治统治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把这个对立的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北洋政府决定利用桂系军阀充当先锋。1921年5月20日，北洋政府下达了讨伐南方令，命令桂系军阀陆荣廷出兵进攻广东。陆荣廷为了取得北洋政府的支持，宣布取消广西“自主”，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两粤边防督办，6月中旬率桂军向粤桂边境进袭。同时，陆荣廷又催请北洋军立即派兵支援桂军。
孙中山指挥广东粤军兵分3路，迎击桂军。在粤军的猛烈进攻下，桂军节节溃退。9月26日，粤军占领龙州。历时3个多月的粤桂战争，以桂系军阀集团的覆灭而告结束。孙中山高度评价这次驱桂之役，说此役“出桂人于强盗之手，使两粤联为一气，固我所基，进而解决大局”。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驱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决心率师北伐，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任。孙中山对讨桂归来的粤军将士们说：“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统一中国。”（注：《民国日报》1921年9月14日。）
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南方革命政府的国会提交“北伐案”，获得通过，遂着手准备北伐事宜。在此前后，孙中山基本确定北伐战争实行“分兵出击，突破中路”的战略方针，其基本要点有三：
第一，合西南全力攻之，即联合滇黔川等各路人马共同完成北伐大业。当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北伐军仅3万人，在实力上与北洋军阀差距很大，孙中山说：“吾人军队不多，军器、训练均不甚良，形式亦不及北方之美观。”（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页。）因此，必须联合同盟军。而孙中山指挥粤军剿灭桂系陆荣廷部之后，西南各省军阀均慑于南方革命政府之声威，同时也想乘机扩大地盘，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伐，故孙中山提出了“合西南全力攻之”的北伐统一战线战略。
第二，移师湘境，中路突破。当时，北伐军的当面之敌是盘踞两湖、京汉铁路沿线的吴佩孚。尤其是在湘的吴军扼住了北伐军北进之咽喉，故而中路突破，可将北伐锐气用在刀刃上。
第三，分道出兵，会师武汉。中路突破并不意味着将西南军力集中一处单向出击，而是采取分路出击的方法。这一点，孙中山部分地采纳了蒋介石的战略建议。蒋介石曾于1921年1月10日向孙中山提交一份《军事意见书》，其中关于北伐战略方针问题，他认为，“根本解决之计划，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东北为假定目的地，以后作战计划，虽因时而定，但不可不以此为大纲。”至于北伐路线，他建议预定分三路北上，以四川三师“出湖北，上京汉铁路。以广东三师平定东南后，即由南京向津浦铁路前进，以其余六旅，由海道出秦皇岛。”（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孙中山计划的分道出兵则是：一路由滇、黔、赣各军组成，出击赣南、鄂东；一路由广东北伐军主力组成，直攻武汉；另一路由川军沿长江上游出击，攻击宜昌，顺流而下，最后三路大军会师武汉。
1922年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北伐事宜，会议决定放弃原定从湖南北上的作战计划，改由广东入赣，由江西北上的路线。5月9日，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在广东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大会，13日，北伐军分3路向江西发起进攻。经过3个月的英勇作战，6月13日，北伐军占领赣州。随后，一路发展扩军为5万余众的北伐军，又兵分5路准备直捣南昌。然而，就在北伐进展顺利的关键时刻，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使得祸生肘腋，气势正盛的北伐之师受到顿锉。
就在孙中山率师激战于江西战场的时候，驻防广西的陈炯明粤军旧部叶举、翁式亮等却在陈炯明的密电下，悄悄回师广东。坐镇惠州的陈炯明则加紧备战，接收兵工厂，不许驻韶关的北伐军擅自回省。一时弄得广东人心惶惶，秩序大乱。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廖仲恺电请孙中山返回广州坐镇，以镇慑邪气。孙中山由北伐前线回到广州以后，致电陈炯明，要他“速来省共商大计”，遭到陈炯明的拒绝。
6月16日清晨，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以4千兵力包围了孙中山的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于深夜的枪林弹雨中幸运地穿过叛军的包围，跑到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附近的宝璧舰上避难。17日，孙中山又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此后，孙中山随舰移动于珠江水面上60多天，盛暑鏖战，临危不惧，向陈炯明叛军进击。
北上途中的北伐军奉命回师讨伐陈炯明，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不得不向江西、湖南退却。孙中山亲自筹划的第一次北伐遂告夭折。
陈炯明的教训，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军的建立不能依靠现成的军阀队伍，必须从根本上做军队的改造工作，才能建立一支为党为国效力的革命军队。此后两年中，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建立黄埔军校，重新组建北伐军。1924年9月，孙中山又一次在韶关誓师北伐，随后率军入赣北上。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第二年3月病逝于北京，临终留下“遗嘱”，希望同志继续努力完成其未竟事业。
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继续准备北伐。1926年4月，广东国民政府着手制定北伐战略。其时，国民革命军中的将领们意见不一致。谭延闿、程潜主张先进攻湖南，由湘北上；朱培德则力主沿袭孙中山北伐的路线，先行攻取江西，由赣北上。双方相持不下，于5月制订出一个两路进军的方案，即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攻，既打吴佩孚，又打孙传芳。
这时，共产国际派给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顾问加伦从苏联述职回到广州。加伦认为，两路进攻的方案势必要同两个军阀同时作战，分散兵力，同时，粤闽边境还有可能受到孙传芳军入侵的危险，因而力主修改原订方案，提出北伐军首先在湖南境内作战的建议。加伦将他的建议提交6月23日军事委员会研究。军事委员会决定采纳加伦的建议，确立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首先集中兵力进攻湖南、湖北，占领武汉，消灭直系吴佩孚；对新直系军阀孙传芳则利用他暂时中立的立场，等到消灭吴佩孚以后，再消灭孙传芳；在打吴、孙之时，利用北方张作霖的观望态度，稳住张作霖，待解决呈、孙以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1926年8月印发的《北伐宣传总纲》对北伐战略作了简要说明：“分析国内的反动形势，目前政治工作，应采取逐个击破政策，即是对吴攻击，对孙妥协，对张放弃，以占领武汉时再采取第二步的策略。”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10万人从广东分西、中、东三路出征。西路北伐军向湖南、湖北进军，担任北伐主战场的作战任务。西路军5万人，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一路披荆斩棘，势不可挡。7月攻克长沙；随后在粤汉路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军主力；8月下岳州；9月占汉口，10月攻入武昌。中路军进入江西，于11月间占领九江、南昌，歼灭孙传芳军主力，沿江东下南京。东路军向福建、浙江方面进军，12月，孙传芳军内部倒戈，北伐军迅速占领福建、浙江两省。
这样，北伐军以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将革命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冯玉祥的国民军于1926年9月宣布加入北伐军，占领陕西全省，向河南挺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有几个重要因素应当加以肯定：
第一，有了一支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孙中山从事武装斗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依靠海外华侨的资助，军事力量上依靠反清的地方会党和一些地方小军阀的势力。结果，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往往在关键时刻为了私利出卖孙中山的革命，从而导致斗争的失败。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联的经验，建立黄埔军校，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治工作，终于建立起一支以国民党为骨干的革命军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首要条件。
第二，建立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在长期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虽然多次建立过革命的“起点”或根据地，但都因没有长期打算，一旦武装起义失败，根据地也随之丧失。1923年2月，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势力出广州以后，重返广州，深刻认识到除了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外，根据地的建设也是革命的“凭借”。他说：“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重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须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民国的好屋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页。）提出北伐的任务后，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筹备北伐，自宜先安反侧，以纾南顾之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7页；第9卷，第182页。）北伐之前，孙中山不仅在广东建立了革命政权，统一广东财政，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关余（即海关关税余款），北伐军还先后进行了西征陆荣廷扫清广西反动势力的战争、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战争，为北伐战争奠定了一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第三，制定了正确的北伐军事战略。北伐军事战略的基本思路没有超出孙中山前两次北伐的战略思想，但它在充分认识北伐战争敌人的内部矛盾和基本态势的基础上，更强调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基本思想，从而能够使有限的北伐军事力量发挥出有效的作战能力，始终控制着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为北伐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必要保证。
第四，北伐采取了以攻占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进攻路线。北伐军主力部队出师以后，在湖南、湖北境内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武汉。占领武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武汉扼长江和京汉、粤汉两铁路之枢纽，向北可以沿京汉路直趋河南而取北京；向东可以顺长江直扑皖、赣、江、浙；西扼四川、西南各省。武汉在经济上是当时中国除上海以外的最大工业城市，且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是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带。北伐军拿下武汉，就从根本上捣毁了吴佩孚的巢穴，同时也使西南地方军阀和吴佩孚的残余部队闻风丧胆，军心动摇，纷纷归向北伐革命军。北伐军随后攻占九江、南昌、上海等地，则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全面瓦解了长江以南各派军阀势力，为统一全国开辟了道路。
三
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武装斗争的第一次实践。大批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者参加了北伐战争的筹备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作为北伐先锋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在北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就北伐的战略方针问题多次提出建议。
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之初，中共中央曾向国民政府建议：1、北伐军事战略暂不动江西，先趋武汉，以避免激出误会，引起五省讨赤；2、极力在孙传芳部下进行策反活动，牵制孙传芳的力量；3、暂不进攻长江下游，避免与帝国主义冲突太大（注：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中共中央的战略建议的主要意义在于，希望北伐战争有步骤地发展，避免战线过长，战略战役方向过多，陷入被动。这对贯彻执行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总战略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1926年8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江西军阀邓如琢部军心涣散，北伐军如攻江西，将不会受阻云云。于是，中共中央根据北伐战场的情况，及时调整“暂不动江西”建议，提出新的北伐战略建议：“北伐军的战略：1、利在速战，久则兵士、粮秣、弹药均难补充；2、急攻汉阳龟山，并分兵间途至孝感，截断汉口后路；3、催促九、十两军速出公安、石首；4、运动吴之部下刘佐龙等迅速倒戈；5、蒋介石率一、二、三、六军进攻江西，以方本仁部为内应，对于闽粤边境亦积极增防”（注：1926年9月8日《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在提出上述建议之同时，中共中央还详细分析了江西孙传芳部必攻北伐军的数条理由，要求入赣北伐军放开邓如琢，主攻孙传芳。
10月，北伐军打南昌受阻后，中共中央在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孙军精锐在沿南浔路，南昌只少数军队，利用坚城而守，因此，九江、南昌得以相互策应，南军（指北伐军）不先向南浔路击破孙军精锐，以断九江、南昌间之交通，而徒然集大兵于南昌城下，久攻而疲，后援不继，敌人则由南浔路更番来援，甚易活动，因此，攻城是南军失策之一。此言可转达加兄（指苏联顾问加伦）考虑之。”（注：1926年11月3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0号。）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建议曾通过苏联顾问加伦向蒋介石提出，北伐军也确实很快改变了围攻南昌的呆板打法，转向南浔路出击。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十分关注战争全局，并就战场情况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战略建议，初步显示出共产党人指导军事问题的能力。
同样，北作战争的战略指导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战略指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直接承接着北伐战争的战略路线，希望在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实行新的北伐。
南昌起义最初的设想是，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支援当地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后来因张发奎已投靠汪精卫，在第二方面军内实行“清党”，起义组织者向中央建议由我党单独领导起义，然后打到广东去。中共中央批准了起义方案，南昌起义遂及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的设想是策应与配合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致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这个方案有点类似于“一地发难，数地响应”的战略。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他否定了中央要求四个地区同时起义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在一个地区暴动。秋收起义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夺取长沙，占领省城，建立革命政权。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部队不得不撤向井冈山。
广州起义的初衷也十分明确，即是要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推动新的北伐。起义失败以后，起义部队一部分加入东江地区革命斗争，一部分加入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武装斗争高潮三大起义，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有力反击，另一方面也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勇敢尝试。在指导三大起义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党的思路没有超出北伐战争战略指导的范畴。实践证明，以中国共产党当时所拥有的弱小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不足以与占领中心城市的大量国民党军相抗衡，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关于割据一地，建立巩固的北伐根据地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具有积极的影响。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党领导下的各地武装起义，却在农村建立了大大小小若干块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创建了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战争新的战略理论就从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内产生了。
自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两条战略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路线；一条是以共产党中央为代表的城市中心的战略路线。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时期。“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盲目超越革命阶段，在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承认革命的力量尚很弱小；他们无限夸大革命形势，过高估计革命力量。在军事战略上，集中地表现为，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进攻战略，过早地要求集中红军力量向中心城市发起武装进攻。结果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害。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标志着第一次“左”倾错误统治中央。这个决议案宣称：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458页。）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当时的党中央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党的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开始将“左”倾的政治、军事路线推向全党。决议案宣称：“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123页、第108-109页。）李立三还认为，最能引发革命高潮的地方是上海和武汉。上海应以工人的罢工运动为主；武汉则以红军的攻取为主。
根据上述决议，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总方针。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相策应；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集中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进而占领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红军占领大治，切断武长路；鄂豫皖红军帮助鄂中及京汉路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即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受到极大破坏。十几省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敌人摧残，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苏区的党和红军也遭到严重损失。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部队由1万多人减少到3千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进攻柳州、桂林、广州，部队长途转战，由7千人减到2千人，还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一军奉命出击京汉路、红十军奉命打九江，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当时，凡是执行“左”倾错误命令的红军都先后遭到失败。
第三次“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犯着与以前同样的错误。他控制下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打大城市的进攻战略。他们要求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411页。）。第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初期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在军事战略上始终未能跳出“城市中心”的框框。“左”倾错误的指导者不仅机械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苏联经验为唯一借鉴，而且也明显地拘泥于中国北伐战争的战略指导经验，始终把革命胜利的着眼点放在广州、武汉、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夺取和占领上。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军事战略上突破了西方一些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夺取首都，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首都革命”模式，创造了在边缘省份首先建立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伐推翻旧政权的战略路线。由于北伐战争的对象是四分五裂并且在混战中的北洋军阀，反动力量内部不统一，给北伐战争制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以成功的基础，加之，北伐战争有了一个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东南一带的群众斗争也已风起云涌，所以北伐的战略指导得以成功实施。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早期革命战争却产生了与北伐战争时期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革命的敌人强大而统一起来。对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曾论道：“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
面对这样强大的长期占据中心城市的敌人，革命战争继续采取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军事战略显然是不明智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首先开始探索新的战争道路。他们的新探索最初遇到的困难就来自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推行者。
针对毛泽东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李立三曾十分尖锐地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后来，李立三又直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进一步指责说：“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应即来中央解决。”（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41页。）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战争之初对于新的战争指导战略的探索是何等的艰难！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与这种“左”倾错误的艰难斗争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他们深入中国社会进行国情调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践中和理论上逐渐总结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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