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中”观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生态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产生后，其生存繁衍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依赖于自然资源及其自然生态群落的演递。为此，人们必须关注了解日月星辰运行、气候变迁、季节变更、地理方位以及动物出没、植物花开花落等自然现象，由此结成最初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调和”、“共生”关系。在以生存繁衍为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经验的积累和对自然及其社会事物的领悟、理解，人们理性地选择了“中和协调”，以应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取中”、“尚中”的思维习惯和传统。“尚中”的思维方式在农业文明（耕作与畜牧）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中国，农耕及其长盛不衰的农业文明强化了它，提升了它，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尚中”导引下的中和协调、优化选择思想又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取向，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由此营造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一、中国传统思维的“尚中”观
“尚中”观念发端于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观念及其自然社会事物运作中的中和循环思想，历经“对称”、“平衡”、“调和”、“尚五”、“尚三”、“以中为大”等观念形态，最终固定于“尚和”、“尚中”，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流之一。
人与自然“调和”、“共生”关系的确立，导引了“中和”、“平衡”、“协调”的思维取向，由此形成“取中”的思想观念，产生最初的“尚中”观。这种“尚中”观最宏观的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共生及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与中和，主张以天、地、人、物相合相融的整体思维方式构建自然社会系统。中国三大思想派别儒、道、佛都以“天人合一”观为致“礼”、致“道”致“佛”的前提，其认识的目的都主要是为了把握事物整体内部的关系，从整体观照局部，又从局部中观照整体，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整体。[1]与此相对应，集中反应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气、阴阳、五行观念学说，在对天人关系及其天、地、人、物整体系统运行机理的解释方面作了重要铺垫。气、阴阳、五行本身也蕴涵着深刻的生态化的观念思想。[2]气揭示了万物的本原，构成一体化观念及整体大一统理论的基础；阴阳学说强调“气和”及其阴阳消长和协调平衡，即阴阳和阴阳平衡，这是尚和、尚衡、尚中；五行在其各个时期表现出尚土、尚水、尚火等不同的尚中观，殷商时期人们以己为中，以自己所处位置而分东南西北，以中为正，为大，为好，这渐渐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思维，坚持“一分为三”[3]，一分为三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尚中观念。大凡自然社会事物因为有了“三”，才处于平衡和协调，两端之间加进“中”，才平、才稳，“三”在揭示事物本质及其复杂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为群经之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周易》八卦及其以八卦为基准的六十四卦体系在喻示自然、社会事物的循环运动变化中体现了尚中观念。八卦符号由阴阳爻组成，阴阳形成对称，八卦以三爻重叠为卦形，阴阳对称便由此渗透中和，原本对称对立的事物都应存在于稳定平衡的统一体之中，相互消长。对称是法则，中和是状态。任何事物由“一”起始，其后便有“二”，由此形成对称或对待，“二”中加一个“三”，事物趋于中和平稳。自然社会事物都由对称趋向中和，在中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称，以此循环往复。“尚中”在六十四卦的六爻卦位中也得到贯彻。“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未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4]，即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变化，要辩别是非，把握过程，中爻最重要，初爻变化至中爻，事态趋势已定，上爻自然而成。同时“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二、五爻分处下卦与上卦的中位多吉，三、四爻则多凶。以中为吉。《周易》在对事物的阐述中大量采用了“中正”、“正中”、“刚中”、“中道”、“得中”、“中行”等词句，意即中者可窥全貌，中者为吉、为利、为正。“取中”是处理一切事物的共同准则。
先秦诸子在阐述尚中思想时，对于用中，用什么，怎么用，各有看法。老子主张贵柔、用弱、守雌，反对刚强，崇“无为”、“为而不争”；庄子认为“用”应是“无用之用”，他说：“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者也，通也；通者也，得也；适得而几矣。”[5]商鞅和韩非则主张“用强”，即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提倡中和、仁爱的社会行为准则，主张“用中”。《中庸》全文阐述“用中”的道理和法则。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等等，指出“中和”是自然与社会的一种普遍法则。致力于中和，可达天地万物之理。这里“尚中”思想已具有相当的哲理性及现实意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在论述中庸思想时说：“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6]他认为“中和”是天地自然法则和规律，以“中和”来治理天下，方可德、道兼治。宋以后，“中庸”思想仍受推崇。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种解释已把“中庸”提高到普遍平常的哲理水平。清代颜元将“中庸”推至家、国治理之理。他说：“中庸何以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乎？盖吾人之中和与天地万物一殷，大致吾一心之中，一身之和，则钦明温恭是也；推而致一家之中，一家之和，则一家仁，一家让是也。推而致一国之中和，天下之中和，则调燮阴阳，协和万邦。”[7]综上所述，“尚中”从整体上的取中、取衡及协调思想渐渐发展成为人们认识和处理一切自然社会事物的重要思想观念，由此进入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普通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尚中”观与传统农业的生态化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农为主，“尚中”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起源于农业文明，提升于农业文明，又反过来指导着农业实践，决定了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反映的天地人物整体中的取衡、中和及协调等观念引导了传统农业的生态化取向。传统农业坚持天、地、人、物的整体协调，把天地自然环境、动植物生长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视为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们通过调和控制，使动植物生长与自然环境处于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之中。这种生态思想贯穿于传统农业的始终。如“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8]，这表明原始农业时期人们遵循天时、地利的原则。“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9]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调和平衡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乃至于国富兵强的根本保证。《荀子》中“若是，则万物失宜，事态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若是，则万物得宜，事态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宜，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10]阐述了天时、地利、人和对于生产的重要性。《淮南子》中“……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饶高下，各因其宜”[11]，认为天地人三大要素相合为农业（畜牧业、林业等）生产所必备。《吕氏春秋·审时》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物协调统一作了高度概括：“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此说在后世得到不断发挥。陈旉《农书》说：“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也。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者，谓天地之闲（注：原字“闲”，这里应为“间”，上古无“间”字，“间”都作“闲”。），物物皆顺其理也。”[12]农家“月令派”以及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等应用充分体现了农业生产中的整体观及其生态化趋向。王祯《农书》继承发展了“月令”派成果，创制“授时指掌活法之图”，达“月令”派农学的最高成就，其“盖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会，廿四节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迁变，如环之循，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13]把天体运行、节气变化、农作物生长与农事活动等多个环节对应统一起来，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明代马一龙引经据籍阐述农学原理。他说：“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14]，意在表明人们若适当合理地利用天时地利，就可战胜自然，改造自然，否则，劳而无功。他不认为“然时言天时，土言地脉，所宜主稼穑，力之所施，视以为用不可弃，若欲弃之而不可也，不可为亦然。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怕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14]，指出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要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物性之宜（动植物生长规律及特点），协调生物有机体和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如此等等，古代哲人、农家在论及农业时都以“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作其立论依据，体现了传统农业取中、平衡及其协调的生态化取向。
尚中即取中，取中是为了求得平衡，这势必导致对事物中和、联系、制约及整体的关注和追求。这种观念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强化，反映到农业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生态化取向，对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农业及农学就出现了重整体、重关系、重功能、重中和，轻形体结构、轻形状、轻个体生长发育生理机制的理论倾向。在农业生产中，注重的是对农作物整个生产过程和主要技术要领的把握，即注意时间顺序和关注生态环境，比如：土地选择、茬口作物安排、把握时间、种子数量、播种方法、耕耙要求、田间管理以及种收过程等，意在从整体上从农作物生产整个过程中把握“度”。取中，体现了生态化的取向。《齐民要术》中提供了这种模式的代表：“大豆第六：春大豆，次植谷之后。二月中旬为上时，一亩用子八升。三月上旬为中时，……岁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种子。地不求熟，收刈欲晚，必须耧下，锋、耩各一，锄不过再。叶落尽，然后刈，刈讫则速耕。”[15]即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取得平衡，注意协调农作物之间（前后茬）以及农作物与环境（适播、适耕、适收）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农业中土壤轮耕、深耕细作、耕溽结合、作物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合理施肥以及农、林、牧、渔、副多业互补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建立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农业生态化取向的具体体现。这种对农业的生态学关注，势必引导人们去关心和寻求农业生产中各生态因子之间的最佳组合和结构关系，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一为非生物环境中最佳生态关系的选择，主要是气候因子和土壤条件，也包括农业耕作和合理施肥等人工因子；二为生物环境中寻求最佳生态关系，主要是作物之间、作物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合理安排和布局，也包括作物轮作、间作套种以及土壤微生物环境。对于农业生态系统来讲，最佳生态关系的选择，是农业生态系统平衡、持续及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是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要求。
三、非生物环境生态关系的优化选择
优化选择思想源于“尚中”和“取中”的观念和思想。具体到农业实践中就是农业生产中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非生物因子（光、热、水、气、土壤肥料）与生物因子（农作物、微生的）的组合与搭配，包涵或涉及了生态学的共生互惠、种群演替、地域性及生态位原理，以及生态学的多因子协调使功能优化和扩大化原理等。“尚中”是平衡，是协调，在农业生产生态系统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农业生态关系的优化，也即从整体上确立相对稳定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选择农业生产所需的最佳生态组合。非生物环境是指农作物生长发育的一切外界环境条件，主要包括光热水气和土肥条件。这些因子的优化组合可为农作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1.光、热、水、气等气候因子的把握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光、热、水、气条件的选择，主要反映在对农时的关注和选择方面。农时季节的不同反映的光、热、水、气等气候因子也不同。传统农业一贯重视与天争时，不违农时。《吕氏春秋·审时》中说：“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18]，视农时为农业生产之根本保证。《吕氏春秋·审时》中还详细讨论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主要农作物的“先时”、“后时”、和“得时”的利弊，指了“先时”、“后时”对作物生长发育、结实和收获等都有不利，只有“得时”才是最佳选择。“得时”之环境，光、热、水、气等自然地理气候因子的组合对于农作物生长发育来说是最优化的。“得时”是不过又无不及，是“用中”。人不能改变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但可认识它，利用它，选择其有利条件为农业生产服务，这为农业生产之必须，也是农业生产区别于其他物质生产的根本特点。
2.土壤条件的把握
土壤条件包括构成土壤环境的各种因子，主要是指土壤质地、肥力、结构、水分等条件，也就是土壤的水肥气热状况。当然在耕地的选择上还包括是否宜于管理以及水田灌溉等条件。土壤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承载体，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证。土壤合理利用的主要措施是采取适宜的耕作方法和合理施肥。
关于耕作方法，《吕氏春秋·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缓者欲急，急者欲缓；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里给出了农业耕作的总原则，即强调耕作要把握好“度”，不要太过或不及，要取中，在极端中寻求中和之处，使土壤处于适宜耕作的状况，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在解决湿与燥的问题上，它还例举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畎”的方法，即针对高田旱地、低田湿地采用种垄沟和种垄台的方法，有效解决农作物的水旱问题。此外，土壤松紧度及团粒结构直接关系到土壤水、肥、气、热状况，保持土壤不过松过紧，使其处于适中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两方面的措施保证：一方面是在耕作上要采取合理轮耕和因地、因时、因物的耕作；另一方面靠施肥措施，即要因时、因土、因物而采取不同的施肥方法和肥料种类。合理轮耕主要包括翻耕与免耕相结合，水耕与旱耕相转换。这种轮换耕作可保持土壤松紧度适中和水、肥、气、热条件良好。同时，在具体耕作中贯彻因地、因时、因物制宜的原则是为农作物创造最佳土壤环境的重要保证。《吕氏春秋·辩土》中说：“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后其靹，为其唯后而及。”即先耕硬的垆士，不致于使其丧失水分而干枯；后耕勒土，勒土松散，晚耕无不利。耕作时宜要根据土壤的性质确定。《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等书中则叙述了因土质不同和作物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耕作方法。这种三宜耕作的方法，表明了对于最佳生态关系的选择要具有灵活性，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合理地优化各种生态因子，使优化思想得到了确切贯彻。
合理施肥方面，清代杨
在《知本提纲》中作了总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春宜人粪，牲畜粪；夏宜……。土宜者，气脉不同，美恶不同，随土而粪，如因病下药，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给出了因时、因土、因物施肥的原则，对于优化改良土壤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四、生物环境生态关系的优化选择
生物环境的生态关系主要是指作物之间、复合作物群体之间以及作物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生态关系的优化选择，中国传统农业主要体现在作物茬口安排、作物布局、作物种类、轮作复种、间作套种以及种植密度等方面，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主要内容。
1.轮作复种
轮作复种就是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进行作物轮作及连种、复种。在多熟制复种指数较高的情况下，作物前后茬安排关系到用养地的问题，前后茬安排得当，复种可增收可持续，否则复种不增收或不可持续。豆谷轮作的创立和实施，把用地作物和养地作物结合组合，做到了用养结合和循环，优化了前后茬作物之间的生态关系，为农业生产高产和持续奠定了基础。中国实行豆谷、绿肥轮作由来已久，持续不断，这可从以下两表窥其一斑：
豆谷轮作复种方式表[17]
主要绿肥轮作方式表[17]
由上可见，北方地区在后魏时代之前、南方地区稍晚，豆类轮作和绿肥轮作的格局均已确定，施行了作物轮作与土壤轮耕的相互结合，优化了作物与作物之间以及作物与土壤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用地养地的结合和循环。
2.间作套种
间作套种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种有两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法。间作套种涉及两种以上作物的共同生长，共生期间构成复合作物群体。间作套种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光、热、水、气、土肥等自然条件，在有限的生产期限内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混合作物的生态关系较为复杂，既要处理好不同作物种群关系，又要考虑不同作物对外界环境条件的不同要求。施行间作要根据植物层片结构及性状特点，采取高、矮作物，尖叶与阔叶作物，深根与浅根作物相结合，还要考虑用地作物和养地作物的结合问题，没有优化组合，间作不会成功。《齐民要术》中说，桑间间作小绿豆有“二豆良美，润泽益桑”的效果。陈旉《农书》中“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指出了如何进行优化间作。《农桑辑要》中说，“若种蜀黍，其枝叶与桑等高，如此丛杂，桑亦不茂”，即桑地不宜间作蜀黍（高梁），蜀黍与桑等高，互相挤占空间，指出不适合组合的不利。在套种方面，则要根据植物群落演替规律，组合搭配应是早对晚，快对慢，老对少，同时还要考虑作物对水、肥、气、热等条件的要求。总之，间作套种就是要尽可能地利用作物间的互利关系，避其互抑关系，充分有效地利用时间和空间，服务于农业生产。
3.合理密植
合理密植是作物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优化，即在个体和群体之间取“中”取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是单株产量的总和，它由单株数量和收获量决定。这其中存在一个矛盾，即株数多至一定程度单株收获量就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要适当控制单位面积上的作物总株数，使得单株穗大，子粒饱满，但又不能光顾单株收获量，忽略总株数，因此，解决的具体办法是合理密植。既保持合理的群体密度，又要给每个个体植株以较充分适当的生长空间和条件，保持单位面积产量最高。《汜胜之书》中倡导“区田法”，要求保持群体密度的情况下，进行等距点播，使个体和群体在单位面积上取得统一，解决于个体生长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吕氏春秋》中“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而多秕，硗而专居则多死”[18]，就有合理密植思想。肥沃之地，不可种的过稀，瘠薄之地不要过密。并说：“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18]，意即植株过密，要实施间苗，把大苗留下，小苗去掉，大苗可成饱满之粒。小苗多半不成粟。这样做可使得每个植株能充分地得到光热条件，单株生长发育结实良好，加上群体密度适合，丰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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