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到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的逻辑进程与初步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逻辑论文,进程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9-0026-07
无论在中国传统“一(道)生二(阴阳)、二生三(阴阳和合)、三生万物”的思维模式中，还是在西方“正—反—合”的辩证推演中，“三”都是十分重要的数字，与创生、发展、升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现代史上，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大约30年，以甲午战争失败而告终，之后到1919年是在黑暗中摸索的30年，之后到1949年是中国人奋起与革命的30年，之后到1970年代末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30年，之后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与崛起的30年。每个30年的结束，都有一次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上的全面总结和反思，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于是，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对我们开启另一个“而立”，似乎就具有超越数字的实质性意义，具有历史周期律的客观性意义。本文试图从哲学问题研究的视角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程，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政治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进行剖析，并勾画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思路。
一、演变轨迹与发展历程：从认识论到政治哲学
撇开哲学体系的建构不论，仅从哲学问题研究这一视角去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热点是认识论研究①。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因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被激活，取代此前的本体论研究而受到了学界的共同关注，很容易就成了哲学讨论的热点；另一方面又因认识论问题相对远离政治、不容易在政治上产生歧义而具有相对较大的学术讨论空间。于是认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探索创新的第一个前沿领域，推动了新时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成长；真理和实践成为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关键词；实践论、能动反映论、客观真理论，是认识论研究的旗帜和主要领域；不同观点的争论与交锋，推动了新时期的哲学研究，并蕴涵和生长出许多新的理论生长点和研究方向，激发出哲学思想与理论的创造活力，其盛况堪与该世纪初相呼应。
认识论研究的后果沿着三个方向产生出效应：一是认识论内部问题的研究与新知识的积累，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库提供归纳增量；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论理论，并按新的认识论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库提供综合集成增量；三是引申出进一步的、新的、更深的研究方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涌现出了新时期至今仍然是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思想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库提供具有元知识特征的新增量。在第三个方向上，随认识主体与主体性而引申出的价值哲学是第一面旗帜，至今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号召力，涌现出新时期一批最具实力的学者，并在与认识论的结合中伸延出评价论的新方向。
从认识论研究伸延出来、并受价值论研究激发，产生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领域，其中包括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人学、发展哲学、公共哲学以及与具体科学关联的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如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宗教哲学等)，最后于90年代中期汇聚在人学与社会哲学两大范畴中。这一时期哲学研究的核心是主体问题，其中人学更多的是从价值哲学上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认识与实践的主体本身，而社会哲学更多地从主体之间去关注人的存在，文化哲学与人学相近，公共哲学与经济哲学等部门哲学与社会哲学相协，从而使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像万花筒一样。
进入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自觉地沿着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两条反思路径：一方面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一方面关注哲学研究范式的思考和创新，因而力图在哲学的现实功能发挥与理论知识创新、问题研究与体系创新两个方面不断推进哲学研究，产生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政治哲学的兴起，政治哲学研究一时间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热点问题。在我看来，关注和研究政治哲学，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意义，标志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实现了从真理到智慧的范式转变，蕴涵着哲学重返智慧本根的重要契机。
二、内在动力与知识贡献：从真理到智慧
哲学发展的动力在任何时候都来自对生活实践问题的应答和自身理论的创新。哲学回应生活实践和自身理论创新构成了哲学发展的“两条腿”，也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在支撑和推进力量。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首先遇到的必然是思想解放的大问题，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追求真理是必须从哲学层面上因应的问题，因而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第一个推动力，启动了致力于解决真理标准问题、认识规律问题的认识论研究，进而引申出认识主体的价值哲学研究，并在认识与价值的矛盾推动下延伸为社会认识论研究、评价论研究、人学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社会哲学研究等，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真理观、新价值观、新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且推进了中国人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初步完成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念层面的现代化。
在思想上解放了的中国人，其最大愿望是行动。中国人似乎第一次可以且能够随自己之所愿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价值。他(她)再不必像小脚女人胆小怕事，不必再为“该不该”而无谓争论，而是毅然决然地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敢冒风险中闯新路，似乎真正感到自己身上前所未有地有了一股子气、一股子劲。[1](P372)但是，让思想上自由的人按照自己而不是给定的意志行动起来本身是需要条件的，需要保证个人自由行动，从而保证每一自由个人和所有自由个人都能够自由行动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只能是社会的，它虽蕴涵于个人行动“之中”，但却存在于个人“之间”。存在于个人行动“之间”，表明自由行动的条件必然是个人自由行动与博弈的社会结果或产物；但蕴涵于或镶嵌于个人行动“之中”，又表明它必须经过显现、研究、提炼出来，才能成为个人行动与互动、博弈的前提，才能使在差异、冲突的意愿驱使下行动和互动自由个人不会相互妨害，甚至反而能相互促进、相互增强和放大。于是，自由与秩序的问题，即保证自由秩序的行动结构、社会规则、公共契约的问题，就成为时代最具根本性和紧迫性的大问题，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须对这一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做出回答。这就导致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转型——由历史哲学向社会哲学的转型，[2]并由此延伸出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公共哲学、制度哲学(制度伦理学)以及与社会科学关联的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法哲学、环境哲学，等等。经过所有这些方向上的10年累积，到2006年前后，汇聚而生长出政治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过程中所创新的哲学知识，为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理念和理论条件。
于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在解答现实重大问题的同时强化了哲学知识本身的创新和积累，强化了哲学的学科意识与学科建设，从而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体系的研究、文本的解读、西马的研究、西哲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等等。中、西、马的对话与交流，以马解马、以西解马、以中解马，不过是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增量知识、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能力的不同手法、途径与方式，而从基于认识论研究的真理观范式，到基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哲学和人学范式，最后汇聚到基于社会研究的政治哲学范式，才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创新具有真正的标志性意义，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突破性进展。
可见，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两条腿”——回应生活实践问题和自身理论创新，就如同双螺旋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使其在三个层面上得到拓展和深化：一是在时代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和应对上，推进了中国人思想的解放和行动逻辑的建构，发挥了哲学对生活的引领与指导作用；二是在理论知识创新层面，实现了从认识论到人学、价值学再到政治哲学的推进，使哲学逐渐从“黑板哲学”变成“生活哲学”即生活智慧学，积累了鲜活的哲学知识；三是在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层面，实现了从真理范式到智慧范式、从西方哲学范式到中国哲学范式的转变，“中国的”、“生活实践的”、“智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正朝着融通与聚合的方向演变，哲学研究正在重返哲学基于生活实践、文化传统、理论逻辑的智慧本根，建构了自由主体间行动—互动的公共规则与智慧逻辑。我认为，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可能成为展示这三大层次大综合的难得机遇，可能开启了基于中国哲学传统和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钥匙，牵动哲学、特别是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整体变革与创新。
三、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返智慧本根的新机遇
新时期中国哲学研究30年的重要结果，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转向政治哲学。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有可能开启哲学真正通往或返回智慧本根的道路，敞开一条直抵和复兴中国哲学的智慧传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沿着西方智慧学与中国智慧传统重返哲学之智慧本根，为复杂的当代生活实践奠定本体性的根基，因而有可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之中国世纪、中国纪元的历史性机遇。这样说，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可能成为哲学重返智慧本根之机遇。对“政治哲学”这一概念，人们有两种界定：一是关于政治的哲学，即以政治现象、政治生活、政治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是与经济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等相并列的部门哲学；二是哲学存在的一种样式，即直接把哲学理解为政治哲学，把政治哲学当作本真的、始源的哲学样式。前一种理解是流俗的理解，而后一种理解则需要严肃的论证。通过考察哲学史，我们得知，哲学与政治具有内在关联性，而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决定了政治哲学之于哲学的始源性。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性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
(1)从人的存在的先天结构看，人的存在正如海德格尔说，一方面是此在(Dasein)，是独特的、不可能重复、不可替代的特定存在；另一方面又是共在(Mitsein/Mitdasein)，是共有其此或共同而此之在。此在(个人)之间“共”或“共同”(Mit-)，必然是非相互性的(不可交换)、非中介性的(不可物化)的权力关系，是先天的而非派生的政治关系。[3](P140-154)这样，对人的存在及其根本结构的揭示，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政治的首要问题，哲学与政治在人的存在及其结构的层面上内在而原始地关联在一起，政治哲学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在存在结构的纯粹理论表达上是哲学，而另一方面在存在结构的纯粹实践表达上是政治。
(2)从政治与哲学的根本特征看，由于二者都是非中介的人—人关系，因此政治与哲学都必然关涉于智慧。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是因为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依据就是为人们追求智慧奠立根基，而政治作为非中介的人人与人之间(主体间)关系，必然具有智慧的特征②。因此政治与哲学都在智慧而非知识的层面上进行，政治哲学一方面在纯思的哲学层面上升华智慧，另一方面在实践的政治层面上体现智慧。
哲学与政治的智慧关联性，政治哲学的智慧本性，可以从中国孔子和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创性的哲学活动中看出：其一，他们的哲学主题是公民理想国或君子(大人)世界，哲学围绕政治而展开。其二，他们的哲学实践是智慧的绽出与开放，因而不仅在对话中进行，而且具有挑战和决斗的政治含义，最为政治家嫉恨；而政治直接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必须在开放知识的智慧层面进行，其中有智慧最全面、最透彻的表达。其三，他们的哲学表达是开放的对话，而不是理论的阐述或思想的独自，对话者之间的置疑设难使每个对话的片段都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张力。
第二，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可能成为中国哲学复兴其智慧传统之机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认知坐标去定位和描述中国的哲学传统，而从哲学与智慧的关联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传统定位或界定为智慧传统、人学传统、政治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是“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的智慧，用中国语言说实际上是“道学”(西方叫做本体论)，是对人生、世界之“大道”的发明与体悟，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根底处，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即智慧，哲学是通向智慧、达致智慧的根基性、形而上(道)的追问与应答。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与智慧关联的方式上有了不同特征：前者比后者更加注重发明、体悟和表达显现于生活实践的智慧，而后者则侧重于追求、获得、拥有已然现存的智慧。这可能是中国有“哲”无“哲学”的原因，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好叫“道论”(Daoism)而不宜称“哲学”的原因，因为西方哲学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作“理论”(Thoery)，中国传统哲学在根底处更接近于纯粹的智慧，可以通神，因而不必有人和神之间的鸿沟，对人格神的信仰则落为“小乘”而难登大雅，流落民间。在这样的传统中决不会有“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的感叹。
作为道论智慧学，中国传统哲学根底处、本质上是“人”学，从政治上看就是君子(大人)学。用当时的语言可称为“人”学，因为中国传统中“人”与“民”不同，是具有政治人格、政治身份、政治上成熟的人，而“民”就是作为复数名词的老百姓，属于社会的而非政治的概念。哲学在中国传统中所关注的是“人”，是“人”及其存在之“道”的学问，是“大学”即大人学、君子学，而哲学探天究地不过是讨论“人”、君子、大人的理论准备。大人与大人、君子与君子、士与士之间的人一人关系，只能是非中介、非相互性的政治关系，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人”学，在本质上是政治哲学，即研讨作为政治人(君子、大人、士)的政治生活的理论或话语实践，被我们称为伦理学、认识论、本体论的部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都是围绕这一作为政治哲学的“人”学展开的③。
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人学研究的延续，使我们有可能在消化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复兴中国的政治哲学传统，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有可能真正奠立在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之上，一方面获得传统的合法性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获得哲学知识创新的根基与积累的框架。
第三，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中国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独特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其理论贡献和核心是实践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智慧之学、政治哲学。人及其生存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主题。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理想——共产主义——是非政治的，认为共产主义作为阶级、国家消失的社会，必定是非政治的，但是当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它是有政治条件的，因为达致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境界，构建平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必须有政治的保障，必须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作为条件。在马克思那里被否定的是特定的政治形式，而不是政治本身，相反的倒是政治本质的真正实现和充分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学、作为智慧学，在内在本质和思想核心处就是政治哲学。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只是关注政治问题、政治话题、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其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机遇，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创新的重要机遇，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元级知识创新。
应当说，当前中国哲学研究集体关注政治哲学，是我们的时代向哲学展露出以上三大机遇并为哲学界所捕获的理论成果，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在重返其智慧本根的过程中重新奠基，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根即在于它所植根的实践、传统、智慧与人的生存发展中，在其真实而极端的根底处是政治哲学。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政治哲学的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起点、新机遇。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思路
根据自己从制度这一角度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十余年探索，特别是在梳理总结新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我想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勾勒出一个初步轮廓和大体方向。
第一，政道研究。政治道论与政治价值观研究，即从形而上的层面研究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之道。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何谓政治？何谓政治之道？政治为何？而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政治之道的探寻、发现、揭示、启发、确立。惟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确立起指导政治生活与生活政治的价值观。缺乏政道的价值观是无根的，而对政治之道的探询和追问，一方面将为价值观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另一方面还将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始终在智慧平台上进行。因此，政道研究及政治价值观研究，可能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
第二，人道研究。仁、共在、共同活动与政治人论，即从存在论层面上研究政治人与人的政治性。政治生活是政治人的生活，是人之为人的生活，政道必然以人道为基础，政道研究必须深化到人道的层次，并以人学的研究为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复杂性(complexity)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特征。时代生活的复杂性来源于主体模型的变化，即从subject模型到agent模型的转变，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与被动、确定、有形的客体相对，而必须以主体的方式面对能动、不确定、无定形、变化、开放的主体。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因而是一种开放、对偶、博弈的关系，在根底处这是一种体现智慧、需要智慧的政治关系。因而可以在这样一种主体范式下重新研究人的存在结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仁”、海德格尔的“共在”、马克思的“共同活动方式”与“交往形式”等核心概念，都可能成为原创性的人道研究与人学主题。
第三，治道研究。政治理论与政治规范观，即从制度的层面研究权力规则与政治运行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关系，从政治的层面看，是一种权力关系，从学理上亦被表述为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就此而言，政治在本质上是运用具有意志特征的权力，按照一定规则、规范、程序、制度、定义、调节、分配权利、利益、价值的活动，分配正义及保障规则对以一定人道为基础的政道只运行和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治哲学必须从道之研究进入理之研究层面，从政道研究进到治道研究，从价值观进到政治框架的研究，通过政治制度的研究，探明和揭示政治之理路与逻辑，为政治实践提供博弈规则、运作逻辑和制度框架。
以追求人格尊严与完美为目标的古代到西方现代权利政治的政道变化与政治范式转变，其现实的后果是西方世界的崛起。这一转变的完成经历了几个关键步骤：一是从马基雅维里经博丹到霍布斯，从哲学上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基础与根据问题；二是从洛克经孟德斯鸠到美国联邦党人帕布里乌斯，从哲学上解决了以权利为基础、以权力运行为主题的政府架构与运行问题；三是经过文艺复兴后的长期酝酿和积累到约翰·穆勒的《自由论》，解决了西方现代权利政治模式的最后一个哲学问题，即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自由的划界问题。从此以后，西方进入一个政治哲学退隐、政治学凸显的时代，政治之道的哲学问题替换成了关注权力运作技术的政治学和行政学问题，权利政治不断渗透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也极大地推动西方的发展和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权利政治遭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挑战(其实这种挑战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理论上主要来自以否定现代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以批判现代性为特征的施米特、斯特劳斯等；实践上体现为西方霸权的衰落、西方文明的没落。在这种背景下，罗尔斯重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回应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方政治的哲学挑战。但是无论是罗尔斯及其追随者还是其批评与反对者，甚至否定现代政治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政治的思考都完全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进行，差异只是其所讲故事的上承者与接续者不同而已(罗尔斯接着穆勒讲，施米特接着苏格拉底讲，斯特劳斯接着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讲等等)，因而难以摆脱西方哲学传统的窠臼，不能从理论上真正回答超出西方哲学的时代问题。
于是，我们自然要问：从现代到当代的政治哲学范式转换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如何发展出政治哲学的第三种可能的政治模式或政治哲学模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东方政治传统与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三个政治类型和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扬弃中国传统君子—大人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要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让人获得尊严、自由、幸福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对这些根本的以及其他派生的政治哲学问题的解答，对当前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积30年哲学创新发展之功力，把中国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平台上重新展开。
我们能否从政治哲学研究中把握中国哲学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机遇，取决于我们重返哲学智慧传统的深度、广度、力度、强度。对此，我们应当有所期待。
注释：
①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显然不仅是面对现实的问题研究，还有面对理论的历史研究，如俞吾金、张一兵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还有以体系建构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本文论题范围只在问题研究之内，对其他方向的研究存而不论。
②政治的智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无需论证的自明性，核心根据是政治作为人与人之间非中介的权力、意志角逐，一定是在智慧层面上进行，因政治关联生死(To be or not to be)而在人的生活中最能体现智慧特征的层面。邹吉忠：《制度与价值观》，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③在古代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或人学的意义上，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没有本质的区别，差异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特征从来没有变化过(如果不是西方哲学的传入并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的话)，而西方现代哲学传统恰恰建立在彻底否定这一古典传统上，哲学变成了没有根基的“形而上学”，甚至在分析哲学框架中被整体地拒斥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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