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科教兴国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科教兴国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对我国在21世纪新的发展作出了既振奋人心又实事求是的规划。会议将科教兴国列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这是为把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新世纪的重大决策，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刻理解和认识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充分认识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一、科教兴国战略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7年，邓小平面对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将如何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鲜明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大目标，为全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1977年5月到9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 他集中思考并着重解决了关乎全局的两个关键性问题，这就是：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解决党的指导思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就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惟有如此，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二，紧紧抓住发展科技教育这一战略性环节，系统完整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大思路。1977年 5月，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8月， 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醒全党：“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为此，他坚决否定了“文革”对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从政治上解放了科学教育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为科教兴国准备了重要的力量；同时，他也就教育制度和机构、教育质量、搞好后勤、端正学风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特别强调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从制度上、组织上、物质上为科教兴国规划了正确的方向。9月， 邓小平在审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时加写道：“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他表示要亲自抓教育，自告奋勇地当好教育事业的后勤。他说，“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可以说，整个1977年，邓小平已经在事实上为我国科教兴国勾画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酝酿，党中央于1978年初连续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样两个重要会议。1978年3月，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他号召“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因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他还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在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则着重要求提高教育质量，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教育与国民经济相适应，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这就把科学教育与发展生产力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要求“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的有关指示，1981年4月， 国家科委党组作出《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党中央、国务院在转发该提纲的通知中，明确指示科技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 要贯彻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1980年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重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要求“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到1982年9月， 党就在十二大上把发展科学教育作为战略重点正式确定下来，我国科学教育事业随之得到了顺利发展，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懂科学忠诚于科教兴国事业的生力军。应该说，80年代是打好科教兴国这一仗的关键性十年，是出成果的十年，是上台阶的十年。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1988年，他在两次重要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他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是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1984年到1988年的五年间，经济发展比较快，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21.7%。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科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并对科技教育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这是邓小平对于科教兴国的最后嘱托。
邓小平科教兴国理论， 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早在1956年，党就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1957年，毛泽东要求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963年，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打科学技术这一仗，他说，不打好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而邓小平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完整提出，则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正确发展中国科教事业的康庄大道。
二、“科教兴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纵观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我们不难做出以下判断：真正的立国之本在教育。国家的兴旺，首先在于科教事业的发达。在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成为主导经济的21世纪，科学技术和人才教育更是发展的两大支柱。谁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主动权。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加大科教投入。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二十年里，特别是近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发展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理论和政策，始终把“科教兴国”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1998年2月份， 江泽民主席就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作了重要指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还特别成立了以朱镕基总理为组长的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朱镕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要下决心把科教兴国战略方针贯彻到底。面对世纪之交的新形势，全党全国人民日益认识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切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教育和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党所提出的“科教兴国”，绝不是上一个世纪之交“实业救国”的翻版，去走原本就没有走通的老路子；也不是照抄西方社会现存的一切办法和模式，走西式的洋路子。在新的世纪之交，时代不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为国强民富不懈地奋斗。因此，科教兴国就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教兴国战略，十分重视处理好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
世界各发达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按照各自独特的国情，抓住当时科技发展提供的新机遇，率先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了现代化。中国错过了这种历史机遇，至今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因此科教兴国要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先进不是一切都先进，中国落后也不是一切都落后。因此，我们必须在立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这就是“科教兴国”的民族性之所在。
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服务，这是科教兴国的根基。离开了这个根基和出发点，科教兴国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上收到实效。因此，科教兴国的过程，也应该是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同时也是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的过程，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优秀文化的结合。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教育和科技，既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同样也蕴含着物质文明的丰富内容。因此，从广义上说，科教兴国就是文化兴国。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今天，坚持科教兴国的民族性，必须从文化这个层面，处理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说，文化有东西文化之分；就一个国家而言，也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任何一国的文化，都有其生成的土壤，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无论是东西文化，还是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我们所要坚持的民族性，当然只能是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就是说，要善于继承民族文化中关于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有益的思想、理论、制度和实践经验，使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与国际前沿科学相契合的生机与活力，以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西方许多著名学者以科学的态度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因素的巨大力量。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教授就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把最终结束人类社会危机和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的质的稳定性”，并非就是保守、落后的原因，它所强调的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稳定，是世界和谐有序的发展，因此，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更要求我们自觉摒弃“现代化”必然带来的一些苦果，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探求东西方协调共进的最佳方法，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才能在新世纪中发挥更大作用。总之，我们既要尊重中国五千年民族优秀文化，又要勇于善于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教兴国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和发展。
2.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教兴国战略，十分注意处理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最新成就和精心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
我们的科教兴国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是21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在新的世纪交替的关键时刻，跟不上时代的民族会落后于世界。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不能以牺牲生态平衡为代价，这是时代给中华民族提出的课题，也是避免重犯西方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错误所必须做到的。因此，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科教兴国以更新的内涵，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
1980年，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20年来，世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必须重视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而受益，同时也品尝了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恶果，意识到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经济和其它方面协调的“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是正确的模式。对于环境科学， 恩格斯早在100年前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恩格斯警示人们所要避免的，就是世界的失衡。而失去平衡的世界，将会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辩证唯物论的极高预见性。中国古代的“法天则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是先哲们探索真理的原则，强调的是天（大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人与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只有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进而保护自然，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也才会无私地给人类以丰厚的馈赠。孔子所张扬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就是天地万物本我一体的道理。这种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我们也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
中国独特的国情告诉我们，面对人口、资源、环境和文化四大难题，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老路实现现代化，而是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人类在机械时代，注重的是数量和规模经济，强调利用资源，对环境破坏严重；在电子时代，注重地是质量和速度经济，提倡节约能源，关心环境；而在信息时代，注重的是服务和知识经济，强调更新资源，再造环境。而环境再造的结果，是人类与大自然在更高水平上的相互推进与融合。
中国正在向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奋进，必需清醒认识人类所经历的这三个时代的利弊，坚持兴利除弊的原则，认真研究为达到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当的生活质量，而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目标和步骤。这就要求我们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为主导的时代，将发展生产与再造环境相结合。广东中山市在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时，坚持以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凡是破坏环境，增加城市污染的项目，即使经济效益再高，也断然否决。正因此，中山市已成为环境保护的先进典型，受到政府的重视和表彰。只要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成就，实施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重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产业，从国情出发，从世界发展趋势出发，抓住机遇，让科教兴国战略和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重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齐头并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能很快地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3.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教兴国战略，特别强调发展高科技与普遍提高人的素质相结合，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带动社会的快速变革，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在21世纪，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在基础研究的前沿科学中，天体的起源、发展和死亡；物质的基本结构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生命和智力的起源和发育；地圈、生物圈和大气圈的相互作用，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复杂系统有序状态的形成和混沌现象等课题的研究，将大大丰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使中国的科技理论达到世界第一流的水准。在前沿应用科学和高技术研究中，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绿色科技、以及纳米、能源、空间、海洋科技等课题的研究发展，都会对我国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开发有赖于创新，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恩格斯也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高精尖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新，是我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科学和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代表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精神文明的水平。实现现代化，要以知识和高新技术来武装全体国民，要有全国人民知识水平和知识更新的大背景，因为科学和技术都是人类有目的、有组织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国人口众多，知识水平普遍低下，城乡差别巨大的国情，极大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速度。不普及知识和科技教育，不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我们的富国梦就很难实现。普及教育和科技，是消灭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根本出路，是消灭城乡差别的唯一途径，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最终办法，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总之，只有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和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真正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世界性的大事，是为人类发展、进步服务的。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凡是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都要虚心学习和吸收，因为这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同样，中国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为人类提供借鉴，这也是人类文明的遗产和财富，其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为民族，也就是为全人类。这就是我们应有的历史责任感。
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科教兴国理论，切实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尤为重要和紧迫：
1、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力提倡和支持知识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化。
科教兴国战略关系到我国以什么姿态进入21世纪，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最大的主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形势很好，充满希望，但也存在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科技创新和进步又取决于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利用政策充分调动、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知识更新速度，增强他们的竞争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知道，知识是唯一在使用过程中不被消耗，可以通过创新而不断增值，能为社会共享的资源。知识最终将代替权力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立知识创新体系，知识分子是主体。高素质的知识型人才队伍，是振兴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所在。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实践，要为知识分子创造宽松、创新、求真、唯实的研究环境。
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基础研究是学科前沿的创新研究，它以认识客观世界的物质结构和各种运动形态、发现新现象、认知新规律为己任。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常常带来新思维方法、新的视野和发展领域，带来新的技术和生产的革命性变化，导致很多新产业的出现。我们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学院，从事系统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要重视培育世界级的研究中心，全方位的为优秀研究人员脱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邓小平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调发展，十多年前就提出增加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并预见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同许多专业研究机构就会大致同等。他认为，生产部门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着重于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就可以发展得快一些。只有涌现出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学家，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蓬勃兴旺、持续发展。我们还要依靠知识分子不断地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提供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让全社会形成重视科学，重视教育的新风尚。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应用科技和开发研究一般具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某项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拓宽应用领域，利用基础研究的新发现开辟新的生产力，合理使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是在具体研究项目、技术改革中创新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当前更为紧迫的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应用科技研究和开发研究，并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迅速将已经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行产学研相结合，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2、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现代化的领导干部队伍。
科教兴国关键在人，尤其是要有一支政治理论素养、文化素养以及现代化科技知识含量很高的领导干部队伍，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我们所说的科教兴国，兴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具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尤其要刻苦学好邓小平理论，从而保证科教兴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科学结合中诞生的，是在广泛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因此，贯彻执行科教兴国战略，不仅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科学体系，尤其要学好关于“第一生产力论”和“教育基础论”，结合现阶段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邓小平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好方向性、方针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科教兴国的指导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样要求干部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特别是民族文化素养。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中华民族的历史、五千年文化的精华，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垂范，刻苦学习，在对待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方面，不妨先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弄懂之后再进行评判和扬弃。这并非是说，我们的干部都要成为精通民族文化的专家，但至少应该了解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文化，尽可能的掌握其精髓。干部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带动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
尽快提高干部队伍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是目前干部素质中一个亟持解决的大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正值中年的这一代人没有受到正常的国民教育，科学技术队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干部队伍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科学技术知识含量低下，甚至完全是“科盲”。在今天，要想与国际接轨，没有科学技术做保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一定是所在部门的行家里手和专家学者，但绝不应该是完全的外行，更不能永远甘于当一个外行。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学习和提高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不懂现代科学技术的领导，很难做到思想敏锐，决策英明，管理科学，举措得当，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吸收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向世界水平看齐，更谈不上有所超越了。只有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转变观念，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力提倡和支持知识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化，切实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否则，就会变成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种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的建设。
3、增加投入，深化改革，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代。知识，历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比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知识经济”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最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因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和制定发展战略，以求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占领先地位。美国、日本把科研投入的重点放在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电脑技术等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1996年，美国投入信息产业的资本就占资本总量的40%以上，大大超过其它产业。日本也不甘落后，仅三井公司的环球信息网络就由三个层次、160多个海外分支机构组成，通过卫星把东京、纽约、伦敦、 悉尼和巴黎等世界主要城市的信息中心连接起来，每天接收的通信超过 5万件。欧盟也在进一步从宏观上努力实施其“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学技术与教育，快速持续地发展经济，以确保其“跨世纪发展”。为此，欧盟委员会于1997年7月发表《2000年议事日程》， 明确提出要“将知识化放在最优先地位”。亚洲一些国家也不示弱，韩国提出了建立“头脑强国”的口号，由政界、产业界、学术界和科研机关的39名高层人士任“韩半岛信息促进本部”的社团法人，其任务是为在21世纪使韩国建成信息化社会而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新加坡也在积极为提高人力素质、发展知识经济而努力，并于1997年6 月成立了由公共和私营领域里杰出人士组成的“人力21指导委员会”。这是迈向知识经济的重要举措，展示了该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
各国政府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在制订科技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在研究教育发展规划，增加教育投入。教育是知识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增大人力资本的根本手段。人力资本通过人力投资而形成，主要的人力投资包括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美国正在有效地推进人才投资和社会基础设施整顿。仅通用电气公司就将投入3亿到4亿美元用于员工进行质量培训，实施该计划后，到2000年底，累积净利可能达到50亿美元，相当于培训费的10余倍。到世纪转换之年，美国80%的工作岗位本质上都将是脑力劳动。欧盟也逐渐把教育放在知识经济的中心，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列发展，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肩前进，注意培养科技、管理和商业人才。20年中，高校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正是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知识为基础创造财富的方法正在强行征服世界，而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是人力资本的缺乏，并不是缺少有形资产，所以亚洲不少国家也在急起直追，要在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方面，赶上时代的要求。总之，各国政府都意识到，要进一步推动本国科学研究和经济的发展，保持或争取在世界上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地位，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上面，着眼于未来。
中国政府也在积极调整科技战略，增加经济投入，确实保证科教兴国的正确实施。有的专家说得好，惟有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而国兴科教，除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以外，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是极为重要的。邓小平说的“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牺牲一点速度”把科教问题解决好，应该真正落实到实处。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干部教育、职业教育等均已发展为规模大、范围广，学科齐备，质量不断提高的有效网络。从绝对数字来看，我国教育事业的规模应该说是名列前茅的。但如果以人均水平来计算，那就很难令人感到乐观。这除了我们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等因素以外，认识上的差距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一种说法，一提及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有人就说拿不出钱。我国用于科教事业的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处在世界排名的后列，这和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实在太不相称。难道我们国家真的没有钱来发展科教事业吗？事实并非如此。有资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的呆死帐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12000个亿以上； 每年公款吃喝费用高达1000个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个亿以上；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在1000个亿以上（陈创编著《流失的中国》）。这是一组多么惊人的数字，如果任其流失下去，整个民族将何以立足。而只要将这些数字中的一部分用于科教的振兴，所换来的，就绝不是这一万多个亿，它会象原子裂变一样，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在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解决好振兴科教的奖金投入，就是各级政府首先应当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当然，财力的投入，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民心所系，就能聚沙成塔，何愁科教事业不能发展。
科教兴国，至关重要的是产出。如何减少科研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时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投入和产出做到一体化，在这方面，北大方正集团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其可贵的经验就在于科研机构、企业相结合，科研、开发、生产、营销一体，实现产业化、市场化，真正做到“科技顶天，市场立地”，使产学研一体化。如果我们的大企业都能与科研单位挂钩，甚至自办科研机构，使科研成果早试制，早生产，早营销，完全进入实效卓著的良性循环，就会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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