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过程中的民间英雄——试述阿凡提形象的变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阿凡提论文,特征论文,民间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流传的民间故事里，阿凡提是以智慧、幽默、为老百姓抱打不平、勇于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的民间英雄形象存在的。然而，通过对流传于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阿凡提故事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个经典的民间英雄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民间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加工、改造，慢慢变得完美高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分子的改编加工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我们所知，“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再现原作品。劳动人民总是根据多方面的生活需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景，汇集群众的艺术才能，对原作品进行不间断的加工、润色和增删改动，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之最初的形态更为完美，使它的社会作用也更加扩大。”① 从这一点来看，民间英雄的生成过程恰好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特征。
阿凡提故事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新疆，而是流传于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根据苏联民间文学研究者杰甫列托夫的观点：“……在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外高加索、北非洲、西西里岛、希腊，以及在巴尔干的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事实上，东方所有笑话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名字收集起来的。”② 民间文艺学家的研究一般认为，阿凡提故事最早的原型是阿拉伯人朱哈，在10世纪前后出现于阿拉伯地区的口传故事当中，11至13世纪之间传至周边地区。16世纪，土耳其人拉米伊已将朱哈的趣事与当地流传的纳斯尔丁笑话收录到同一本书里。当这些故事又回到阿拉伯时，阿拉伯人直接把霍加同朱哈混为一体，称为“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朱哈”。而在新疆维吾尔人口述的故事中，阿凡提是生活在12世纪的人物。③
上述线索基本可以确定，我国当代阿凡提故事的源头似在新疆周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或者阿拉伯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阿凡提故事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有组织地被收集整理出版，有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几种，而外来译为中文的阿凡提故事主要是来自土耳其、阿富汗及伊朗的版本。下面，将试图通过对比中外几个不同版本的阿凡提故事集，从中探究阿凡提形象的变化轨迹，从而进一步理解民间文学传播特点及规律。
一、几个经典故事的增加与删减
在土耳其和阿富汗的阿凡提故事中，除了那些显示阿凡提优秀品质——机智、幽默、打抱不平——的故事之外，嘲笑阿凡提的傻和迂的故事也占了相当篇幅，还有一些表现了阿凡提的吝啬、无情、占小便宜的缺点，甚至还被赋予了像走私犯、小偷这样的身份，在这一点上，同我国当代流传的阿凡提故事出入颇大。在《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中，第一部分列出97个基本的传统的笑话，有四分之一的故事暴露了阿凡提的缺点；而在阿富汗《纳斯尔丁·阿凡提的笑话》中，这样的故事占三分之一以上。
比如，有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④，大意是阿凡提在马路上找自己丢失的东西，路人都帮他找却没有找到，因为他的东西是丢在家里的，问及原因，他振振有辞地回答，“因为这里比较亮。”在《侥幸》中，晚上阿凡提看到花园里有白影晃动，以为是贼便射了一箭，过去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衬衫，于是掉了魂似的回来了，对妻子说：“可真险啊，想想吧，如果我要是在那件衬衣里的话，我就会被射死了，它正好射穿了心脏。”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笑话，而且在不同地区的民间故事里，都会有相似的版本。
除此之外，在《走私犯》里，阿凡提是一个走私犯，多次骑着毛驴从波斯到希腊去，原来他每天走私的东西就是毛驴。这类故事中，阿凡提与故事的其他人一样，会做错事、说傻话，有时也办坏事，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也会遭到嘲笑和讽刺。在这样一个故事系列里，阿凡提更多显示出他可爱、逗趣的一面。把有关阿凡提公正断案、帮助老百姓讨回公道、戏弄统治者等我们所熟悉的故事融合进来之后，就会发现早期的阿凡提形象并非高大完美，相反，他有很多缺点，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另类英雄。
阿凡提故事基本上流传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阿凡提故事中，我们不能忽视其中有宗教背景的情节。通过上述几个不同版本的比较，笔者发现涉及宗教的内容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表现得都很不相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数量及类型上。
在《同三个僧人的争论》中，阿凡提与三个僧人斗智获胜，在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三个僧人对霍加极为机智俏皮的答话入了迷，被真正的信仰的光辉所照耀，从此皈依了伊斯兰教，像奴仆一样地追随着霍加——愿霍加永远沐着真主的恩惠吧。”霍加以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身份出现并且宣讲教义，这在以前和以后的阿凡提故事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在《霍加死后的奇迹》篇中讲道，在霍加死后200年的一个星期五，人们都在清真寺做礼拜，他坟墓的看守人过来说坟上显灵了，让大家都去看，当所有的人刚走出清真寺时，清真寺塌了，人们因为去看坟上的显灵而逃过生死大难。这样的故事更具有正面宣扬伊斯兰教义的色彩。
但是，从译介的伊朗阿凡提故事集来看，除了关于坟墓显灵等极个别的案例之外，关于阿凡提正面宣扬教义的情节基本都被删去。与之相对，在新增加的一批关于宗教背景的故事中，开始出现借阿凡提之口讽刺嘲笑宗教教职人员的情节，从伊玛目到胡大都成为被讽刺的对象，阿凡提面对宗教时更多显示出了一个世俗之人的想法，不再以虔诚教徒面目出现。
在《清真寺的大门》中，阿凡提丢了大门，他想了想，就把清真寺的大门扛回家，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是因为真主当然知道谁是窃贼，“他只要把窃贼交出来，我就把大门还给他。”从上述实例不难看出，伊朗的阿凡提对待宗教的态度大不相同于土耳其的阿凡提；而且从后来流传于我国的故事集来看，这些嘲讽宗教人员的内容在当代中国阿凡提故事系列中颇占一席之地。
与境外流传的另类英雄或者虔诚教徒形象不同，在50年代我国的故事集中，阿凡提完全是一个机智勇敢的斗士，十全十美的民间英雄。他言语犀利而幽默，对待封建统治者及反动的宗教人士毫不容情，从没有做过错事。一般把他塑造为：“……最聪明、机智和爱幻想的人；遇事最有办法，回答什么问题时能让对方理穷词绌，又非常逗乐。他为人正直，很有正义感，经常骑着一头毛驴在外面抱打不平，因为敢说话，敢于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受到群众的尊敬；而同时他又完全像一个老老实实的普通农民，过着勤劳贫苦的生活，性格淳朴善良，憨厚可爱，一句话，他是劳动人民中一个代表正义和富有智慧的典型人物。”⑤
在1981年出版的戈宝权主编的《阿凡提的故事》中，也可以找到相当的故事作为例证。这本书四分之三以上的故事都是阿凡提对愚蠢的统治者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戏弄，从国王到大臣，从巴依(财主)到喀孜(法官)，从装腔作势的学者到阿訇或者伊玛目(后两者是伊斯兰教教职名)，从不怀好意的商人到懒汉，凡属于封建统治者的范围以内，各色人等都会受到阿凡提的嘲弄。
有时，阿凡提对罪恶的统治者进行正面批判，有时，阿凡提用机智的回答讽刺统治者的自高自大和愚蠢，比如《国王的生肖》篇，当国王被告之自己属狗时，很不高兴，说：“我是个国王，最不济也属狼，你怎么说我属狗？”阿凡提回答道：“假如陛下要我奉承您，那我说您属大象也可以。”同时，阿凡提对宗教神职人员的嘲弄也毫不客气。
类似的故事组成了中国当代版阿凡提故事的主体部分，这里面的阿凡提作为高大完美的民间英雄的典型形象，深受广大人民爱戴。然而，上述类型我们在土耳其、阿富汗版本的阿凡提故事集中却很难发现，对宗教人员的嘲弄在土耳其版的故事中也是难觅其踪。从10世纪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阿凡提故事从境外流传到中国的过程中，凡暴露其缺点的故事被逐渐删去，而关于他对抗宗教、封建统治者，展现其英雄气概的故事却越来越多。这样一个增减的变化，对阿凡提形象的形成及其变化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几个重要故事的对比
民间文学尽管在传播中有所增减，但总也有一些稳定的成分存在，阿凡提故事也是如此，一些经典故事，会通过口头或文字传播从境外传到境内，从古代传到今天，比如著名的《炒锅生儿子》、《世界末日就到》、《背人过河》、《不给借驴》和《猜谜语》的故事等等，正是这些特有的幽默故事构成阿凡提故事系列的内在稳定结构，使之得以传承。然而，时代的变迁终究使这些故事发生变化，虽然那些基本情节有所保留，但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故事的思想内容却产生了变异，与此同时，阿凡提的形象特质也发生了变化。
从整体脉络来看，同一类型故事的变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由嘲讽阿凡提自己的变成嘲讽他人的；聪明的主人公从别人变成阿凡提自己；阿凡提对待国王或者其他统治者的态度从惧怕变为无所畏惧；原来只是表现巧合，后来是要表现阿凡提故意与统治者作对；本来对邻居、小孩或者青年的戏弄变成对王公大臣的戏弄。
以猜谜语故事为例。在土耳其、阿富汗的故事中，让阿凡提猜握在手心里的鸡蛋，提示说外面白，里面黄，看上去像个鸡蛋，形状也是个鸡蛋，而他的答案则是“准是你们挖空了一个芜菁，又在当中塞了一个胡萝卜”、“是个什么饼吧”，充分创造了一种喜剧效果，让人忍俊不禁。而在新疆当代阿凡提故事中，猜谜语的主人公换成王子，他被一个教师教了很长时间，听说已经非常聪明，所以当众猜谜。阿凡提把戒指放在手心说：“四周滚圆，中间有眼”，王子答曰“手心里放的是磨盘”，阿凡提把戒指戴上，讽刺地说：“陛下，王子聪明极了，现在，城里所有的贤良哲人，都可以到戈壁滩上去游玩，把城市让给王子来管辖了。”猜错答案的主人公从阿凡提变成他人，讽刺的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
很多故事本来是嘲笑或暴露阿凡提自己的缺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反面的主人公都变成了比如国王、大臣等人，而阿凡提也逐渐在传说中变得勇敢无畏起来。阿富汗版和土耳其版里都有一个关于国王宠象的故事，说国王养的大象总是踩踏庄稼，于是村民们推选阿凡提去为他们讨个公道。进入王宫之后，别人都吓得退却了，阿凡提看国王这天很不高兴，于是说：“我们，是这样，我，我在想它需要一个伴侣了。”事情弄巧成拙，阿凡提的窘态历历在目。但在我国当代版故事集中，阿凡提从未惧怕过国王等人，他的话掷地有声，“我纳斯尔丁把皇帝大臣都不放在眼里，你一个臭巴依算老几。”体现了一个民间英雄的非凡勇气。
比如，阿富汗版和土耳其版都有一个关于阿凡提思索的故事，大意是阿凡提坐在桑树下，旁边是西瓜地。⑥ 他苦苦思索，为什么高大的桑树结了那么小的果实，而细小的藤蔓上却能结出大西瓜。这时树上的桑果掉下来砸了他的头，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这就是其原因，不是吗？”而且会感谢真主保佑，因为如果树上结的是西瓜，那么他早就被砸死了。以后这个故事的主体内容虽然保留，但前因后果却发生明显变化。故事演变为国王在树下乘凉，阿凡提故意打落一个果实(是核桃树，所以国王头破了)，然后对愤怒的国王笑道：“恭喜恭喜，陛下，您的运气真妙啊，幸亏树上掉下来的是个核桃，如果是个南瓜，早把您的脑瓜砸成稀巴烂了。”一个原本有些迂的思考者，变成了主动出击，戏弄国王的勇士，而国王转怒为喜，更加暴露了统治者的愚蠢。
经典笑话《炒锅生儿子》也是如此。在阿富汗流传的版本中，邻居借了阿凡提的锅，归还时多加了一口小锅，并对他开玩笑说，这是锅生的儿子。而后来阿凡提向他借锅，并且以锅死了为由不给邻居还锅，小小地戏弄了一下无辜的邻居。但是在新疆流传的同类故事中，是阿凡提先向贪财的巴依借锅，还回去时说锅生了儿子。当巴依让他好好照顾大锅，以便让大锅多生几个儿子时，阿凡提以大锅死了为由，戏弄了贪心的巴依。
在《不给借驴》故事的较早版本中，如土耳其、阿富汗、伊朗故事里，基本情节都是一致的。故事讲道有人向阿凡提借毛驴，他不肯借并且撒谎说驴不在家，这时毛驴大叫被来人听见，阿凡提回答：“一个人只相信毛驴的话，而不相信我的话，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借给任何东西的。”虽然回答中显示了阿凡提的机智，但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但在当代新疆版故事中，首先就说这是一个懒汉来借驴，于是阿凡提的吝啬变得理直气壮，“我现在才相信你为什么这么懒了，原来你就是不肯听有胡子的老年人的话，倒相信毛驴的话呢。”
与之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虽然具体变化的故事因素不同，有的是主人公变化，有的是原因变化，有的是结果变化，有的是具体做法的变化，但就总体情况来看，阿凡提的形象变化趋势是比较明朗的。正是这些故事的流变，使我们看到一个勇于反抗旧势力的英雄逐渐成长和完善起来，那些属于性格缺点的部分被有意删节或者改变。流传过程中，所有变迁的故事因素在体现阿凡提越来越多优秀品质的同时，也越来越将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宗教权威当作靶子，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从而使阿凡提故事更加符合时代演变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些讽刺、嘲笑“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内容又融入这一故事系列，但数量并不太多，从阿凡提形象的变化来看，人物形象趋于正面化、英雄化依然是主要趋势。
三、阿凡提故事流变的原因及分析
如我们所知，“民间文学作品由于采用集体的、口头的创作和传播方式，便直接决定了它本身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民间文学作品这种自然而然变动的特点，是和作家书面文学的稳定性相区别的重要标志。”⑦ 上述阿凡提故事的流变，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这一特征。民间故事来自广阔的社会生活，来自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因此，探究阿凡提形象演变过程的外部原因及内在规律，更能加深我们对民间及民间文学特质的理解。
阿凡提故事之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明显变化，总的来讲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变迁促成的，具体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不同地域或不同时代对宗教及宗教神职人员的认识不同，因此，在知识分子所收录的各个版本中，阿凡提故事体现出较明显的宗教意识变化。
从外来阿凡提故事的译介情况来看，土耳其故事集是较早的一个版本，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正面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容。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合一，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而阿凡提故事的收集者拉米伊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一段诗中，表达其整理编撰过程中的基本态度：“愿真主保佑纳斯列丁的灵魂吧！他是一个值得我们为他祈祷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值得赞美。我们应该对他的每个指示加以解释，别以为这个爱说俏皮话的人是个傻瓜，在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含有奥妙的意思。”⑧ 因此，拉米伊在收集的笑话中，把属于阿凡提的具有一定自由思想和轻佻的笑话都排除在外，同时，给相当一部分故事又加上一段具有说教意义的结尾。这种有意作为，使阿凡提故事带有空前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其他地区流传的故事大为不同。
在阿富汗版的故事中，基本上没有或极少有关于伊斯兰教教义的宣扬。我们虽然不能肯定是否这就是口传时的真实情况，但其收录编撰的具体过程似与主人公形象特征有关。据介绍，《纳斯尔丁·阿凡提的笑话》编者是出生在印度的一位阿富汗作家，而这本书是先流传到英国去，1966年在英国出版，然后才由英译本传入我国的，原名为《无与伦比的毛拉纳斯尔丁的丰功伟绩》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版本的阿凡提故事宗教意味很少，与其在译介过程中经过的非伊斯兰文化影响地区及原版故事的收录年代有关。
在《伊朗阿凡提的故事》中，已经开始出现怀疑或者讽刺伊斯兰教教义的故事，对此上文已有提及。译编者在后记中谈到“这是根据哈吉穆罕默德·拉玛扎尼编辑的《毛拉·纳斯尔丁》⑩ 译编而成的。”“译编出版这本小书，对扩大眼界，增长见识，了解伊朗人民数百年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斗争和生活，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肯定会有所裨益。”(11) 原版为20世纪60年代整理的，这个阶段在第三世界对宗教的狂热远及不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狂热。虽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时代特征。
至于收集整理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阿凡提故事，在这个方面更是凸显了历史合力对文学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版本，阿凡提故事对阿訇或者胡大的讽刺都不是针对宗教教义本身的，这是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分辨清楚的立场，因为对伊斯兰教的信奉在上述国家或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故事中，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主要是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合谋者而被讽刺戏弄的，换句话说，对他们的反抗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对整个剥削阶级的反抗，而对胡大赐福的怀疑，也主要是从侧面来表现劳动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控诉。基于此，在中国当代阿凡提故事中，阿訇、伊玛目等人被有意放置在与国王、大臣、巴依同样的位置上，让他们一起接受人民的无情嘲笑和辛辣讽刺。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使故事及人物形象本身发生较大变化，这一点比较鲜明地体现在我国新疆流传的阿凡提故事中。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创作在整体面貌上主要受到政治思潮影响，作品类型、人物形象比较单一，更多情况下，作家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文学作品当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由于民间故事的文本化需要依赖精英知识分子的工作，因此，不难想象，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学者在收录和改编阿凡提故事时必然会形成某种特有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此时阿凡提故事中会出现这么多阶级斗争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凡提经历了一个被“造神”的过程，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完美英雄，同意识形态的背景有密切关系。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文学创作特别强调战斗性和阶级性，正面英雄人物往往有高大全的意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连阿凡提做的傻事，也被认为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如有学者认为“阿凡提的傻也就是人民群众对他的正直、勇敢的品格加以艺术夸张的结果”，“我们在阿凡提的傻行为后面可以看到一个英雄的伟大人格”；他做傻事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纯朴的高贵的心理，就是不愿作一尊塑像，受人朝拜”(12)，所以装傻是为了接近群众，与人民打成一片。精英知识分子对阿凡提形象的拔高由此可见一斑。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文学外部环境的宽松和民主化，这种倾向有所改变。比如有学者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阿凡提故事集中，那些讽刺暴露阿凡提自己的情节不再被有意抹去，而且新近出版的《阿凡提故事》四分之一篇幅都是把他自己当作被笑话的中心人物。(13) 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国的阿凡提小说，其译介也都在这个阶段。在比较晚近的《世界阿凡提笑话大全》中，将所有故事分作八卷，包括《童心篇》、《智慧篇》、《开心篇》、《吹牛篇》、《愚心篇》、《贪心篇》、《妻子篇》和《临终篇》，不仅收集了传统的阿凡提戏弄国王、巴依、阿訇以及吝啬的邻居等故事，还有大量表现纯真童心、夫妻关系等生活气息浓郁的情节，阿凡提以憨态可掬的形象出场，少了几许锋芒，更多了几分可爱，尤其是儿童阿凡提的言行，更是让读者不禁时时捧腹。似乎可以这样讲，晚近的阿凡提故事在整体上有回归笑话的趋势，更多带有娱乐性质的轻松、幽默的故事出现；为满足更多接受者尤其是儿童的需求，除了我们熟悉的成人阿凡提之外，又有以小学生身份出现的儿童阿凡提，有时还借助卡通版的阿凡提来讽刺世人的弱点或缺点，应该说给这个人物形象本身注入了更多的时代内容。
此外，由于阿凡提故事的传播地区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民族心理方面极其相似，在民族、语言的演化历史过程中各个族群更是关系密切，因此，有关地域、民族等方面的差别表现不明显。
四、结论
以上通过对阿凡提故事及阿凡提形象变化过程的分析，我们看到，民间故事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往往是在流传中逐渐凸显和集中的，英雄在不断塑造之中趋向完善，这反映了阶级社会条件下，人民对英雄的一种理想化倾向，是一个从非自觉走向自觉的创造过程。由于材料掌握的局限性，上述关于阿凡提形象的变化分析也许并不能说明事实的完全真相，但从民间文学的流变与传承这一角度来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某一民族传说中的经典形象便随之而丰富、充实、变异，阿凡提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事实上，几乎在每个民族的传说故事中，都会有类似阿凡提这样集中体现本民族优秀品质的理想化人物，他们或者机智勇敢(如蒙古族的巴拉根仓)，或者大公无私(如汉族的禹)，或者像阿凡提一样风趣幽默，深受劳动人民爱戴。围绕这一中心形象，本民族又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创造出新的关于他的故事，从而使这一形象特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发生变异。而也只有在这种故事、形象的不断丰富变异的过程中，民间故事的传统形象始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体现民间文学自身的创造力与魅力。
注释：
①钟敬文编著《民间文学概论》，第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②戈宝权译《纳斯列丁的笑话——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前言第1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③戈宝权：《从朱哈、纳斯列丁到阿凡提》，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第135-13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这类故事中，在土耳其故事里是钥匙，在阿富汗故事是戒指。
⑤贾芝：《关于阿凡提的故事》，见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第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在不同的版本中具体植物名称不同。
⑦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3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⑧《纳斯列丁的笑话——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第222页。
⑨伊德里斯·沙赫：《纳斯尔丁·阿凡提的笑话》，前言第1页，未来出版社1983年版。
⑩德黑兰东方书社，1961年第7次再版。
(11)元文琪译编《伊朗阿凡提的故事》，第11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
(12)均引自袁忠岳《关于阿凡提的傻行为》，见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第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何凯歌：《喜剧人物阿凡提——兼评机智人物说》，见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第17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