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诗论文,文体论文,来源论文,作者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2-0101-07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文选》，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者佚名，今多认为非一时一人所为，或者以为出于东汉末年。其实，关于这组诗歌的时代、作者，自唐宋以下，众说纷纭，对其篇章之间的逻辑结构则鲜有关注。《古诗十九首》具有特定的层次与结构，解构并重新建构全诗材料，对于理解其时代与作者，大有裨益。
一、《古诗十九首》的篇章结构
《古诗十九首》具有一定的逻辑层次与篇章结构，全部诗作基本上是按照人物的行动路线与时间顺序写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行行重行行》，《文选》作一首，而《玉台新咏》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严羽认为当以《文选》为准。①冯班则考证北宋本《玉台集》正作一首，分为二首乃陈玉甫本之误。②《东城高且长》与《燕赵多佳人》，《文选》与《玉台新咏》合并为一首。根据本诗语气分析，作者不是同一人，故应一析为二。张凤翼《文选纂注》与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皆取此分法，余冠英也认为乐府歌辞有将两首诗合并为一首的现象。我们分析的《古诗十九首》，实际上凡20首。
从作者性别进行分析，口吻为女性的诗篇有以下作品：第一首《行行重行行》，第二首《青青河边草》，第五首《西北有高楼》，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第八首《冉冉狐生竹》，第九首《庭中有奇树》，第十首《迢迢牵牛星》，第十三首《燕赵多佳人》，第十六首《生年不满百》，第十八首《孟冬寒气至》，第十九首《客从远方来》，第二十首《明月何皎皎》。口吻为男性的诗篇有：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四首《今日良宴会》，第七首《明月皎夜光》，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第十四首《驱车上东门》，第十五首《去者日以疏》，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
从各诗的数字顺序分析，女子歌诗之间，总夹杂男子之诗，如女子第一、二首诗后，为男子诗二（第三、四首）；女子第五、六首诗后，男子诗一（第七首）；女子第八、九、十首诗后，男子诗二（第十一、十二首）；女子第十三首诗后，男子诗二（第十四、十五首）；女子第十六首诗后，男子诗一（第十七首）；最后是女子诗三。
从内容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全部诗作中男、女诗人的情感发展脉络。第一首“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会面安可知”、“相去日已远”、“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等，似是女子送别及思念远行的情人之诗。第二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与第一首主旨一致。第三首是一个男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描写自己在京城所见的新奇与欣喜，最后“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似乎稍微反映游子的思乡情绪；第四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是第三首娱乐场面描写的继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表现了诗人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最后“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似乎可以反映诗人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两首诗与前面两首诗中女子的思念微有应答之意。第五、六首诗，仍然是女子的思恋与对团圆的渴慕，如第五首“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第六首“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与前面女子思想感情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第二首中已有“楼上女”、“窗牖”，第五首又出现了“高楼”、“绮窗”，女子所处的居室是一定的。第七首男子求仕碰壁，愤懑满胸：“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第八首女子之诗仍然继续上面自己的思念情绪：“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并委婉希望情人能够回家团聚：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第一首中女子曾经说过“思君令人老”的话，今重出，足证作者前后一致。同时，作者还在思念远方的良人（第九首）：“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并在第十首中借牛郎织女故事寄托自己的情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时间变化，思绪也随之改变。第十一首中男子顿生思念故土之情：“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第十二首中，诗人的雄心壮志逐渐被及时行乐的思想所代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第十三首中，却是女子的及时讽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男子会不会喜新厌旧呢？女子故欲：“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第十四、十五首，仍然是男子的悲观与思乡情愫：“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第十六首我们认为应该是女子的诗作，“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讽喻男子活得太累，并提出了自己的解脱办法：“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第十七首有人认为是女子思夫诗，但从“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分析，应该是游历洛阳的男子之诗。但是下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又似乎出于女子之手，所以我们怀疑，前面八句为男子之诗，后面十二句，当借女子之口道男子心事。男子在寒冷的冬夜想到了在家的妻子：“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而想象中的妻子“引领遥相睎”、“垂涕沾双扉”，思念之情更切。前八句写相思、后十二句写久别，故第十八首中女子方言：“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通过男子这首诗，女子知道男子：“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相去万余里”也是第二次出现，在第一首诗中，女子也曾说过这句话。女子倾诉双方的感情：“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希望男子：“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并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情人的思恋深情：“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总之，我们通过这种分析，可以确信，《古诗十九首》全部诗作的作者，其实只有两个人：外出远行的丈夫与在家悬望的新婚妻子。这些诗，其实是两人往来信件的应答之作。“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等，可以透露这方面的信息。而从组诗各篇的内在语言逻辑看，也讲得通。而东汉秦嘉与妻徐淑曾有类似应答诗歌，证明古代夫妻以诗代信，确有先例。
从地点分析，男子一直在北方，女子一直在南方。男子在北方的信息有“游戏宛与洛”（第三首）、“先据要路津”（第四首）、“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第七首）、“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第十一首）、“东城高且长”（第十二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第十四首）、“白杨多悲风”（第十五首）、“锦衾遗洛浦”（第十七首）。女子在南方的信息更多，有一些只能从诗意中领会，但多数有南方的景物，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第一首），第一句只是领句，文意侧重后一句中的“越鸟”和“南枝”，如明杨慎《诗话补遗》引《吴越春秋》有“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之句；李善注张景阳《杂诗十首》引《汉书》称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而苏武书曰：“越人衣文她，代马依北风。”显然皆认为此句式最早出现在南方。第二首、第五首中的高楼，有“阿阁”，四面有檐，应为南方檐式；而以阁为居处，实南方习俗。《梁书》卷54《林邑国传》：“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第六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显然也是南方的景物与事情。第八首中的“泰山”，我们认为应该为“大山”，本诗中的“竹”、“兔丝”、“女萝”、“蕙兰花”，多生南方，早见于《诗经》、《楚辞》。如其中的“女萝”，《诗·小雅·须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毛传：“女萝，菟丝，松萝也。”《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罗。”
从时间变化分析，全诗有三次时序变化。首先，第十八首“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可以为证；其次，组诗中时序交替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中，“浮云蔽白日”、“岁月忽已晚”，证明此时是秋冬季节。第二首《青青河畔草》至第五首《西北有高楼》，由其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陵上柏”、“上与浮云齐”，都应该是春天的景象。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由“涉江”、“芙蓉”、“芳草”等看来，应该是夏秋季节的事情。第七、八两首诗，《明月皎夜光》中的“玉衡指孟冬”、“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南箕北有斗”，以及《冉冉狐生竹》中的“将随秋草萎”，显然又是秋冬景象。第九首《庭中有奇树》至十一首《回车驾言迈》，都为春天景物，如“绿叶发华滋”、“东风摇百草”、“盛衰各有时”等。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至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又是秋天来临了，如“秋草”、“蟋蟀”、“双飞燕”、“白杨何萧萧”、“朝露”、“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昼短苦夜长”、“岁云暮”、“蝼蛄夕鸣”、“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长夜”等等，无不是秋天描写。第十八首《孟冬寒气至》一眼即知是孟冬季节，第十九、二十首中的“合欢被”、“明月何皎皎”，也应该是与十八首同一节气。因为诗中已言“三岁”，这样看来，第一首中的季节一定是孟冬。这组诗中的季节各有三次变化，证明有可能即作于三年之内。梁启超曾经断定，这组诗体格韵味大略相同，反映的是同一个时代的诗歌风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将这组诗的写作时间推定在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到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之间，从诗歌整理与搜集的角度看来，无疑时间跨度过长。③
二、《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者辨析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与作者问题，历代争讼不一，莫衷一是。撮举同异，蒐集讨核，是有必要的，谨胪列诸说如次。
（一）两汉人作。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出这种观点：“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钟嵘《诗品》亦称：“《古诗十九首》，古人缈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刘之制，非衰周之唱。”今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与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沿袭了这种观点。
（二）西汉人作。有的认为出于苏武、李陵之手，元陶宗仪《说郛》卷79上称：“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前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前汉明矣。”还有的认为出于枚乘之手，徐陵《玉台新咏》认为前八首出于枚乘。宋严羽、清人如郎廷槐、王士祯、张历友、张萧亭等，皆持此说。
（三）东汉人作。宋李昉《文苑英华》卷712称：“梁昭明所造《文选》，录《古诗十九首》，亡其姓氏。观其词，盖东汉之世李、苏之流。”梁启超也认为是东汉末年人的作品，作者不一。还有人认为，这组诗篇中有的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故判断二者产生的年代接近，并考证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④李炳海也认为，十九首对秦嘉夫妇的创作有所影响，因此他推断这些作品应该创作于公元140至160年之间。⑤
（四）汉魏之间作品。钟嵘《诗品》称“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胡怀琛也曾撰文认为出于汉魏之间。⑥
（五）梁代《文选》编者改编。朱彝尊《曝书亭集》认为《古诗十九首》之名，昉于《文选》，其改易乐府之古辞而成五言，并隐枚乘等人之名。古直对朱彝尊的说法提出了三种质疑，其一，《文选》卷30录陆机拟古诗九首，既见“古诗”题目，而陆机为三国晋初人，朱彝尊称《文选》楼诸学士去枚乘等名而概题“古诗”，其谬一；其二，如果说陆机拟古诗题目亦《文选》楼诸学士所题，何以《玉台新咏》录陆机诗皆题“拟古”？朱彝尊不考《文选》，亦不考《玉台》，其谬二；钟嵘《诗品》云：“古诗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诗品》作于沈约卒后（天监十二年），时昭明方十三岁，距撰《文选》时尚远，又岂能为《选》楼诸学士所能改题？其谬三。⑦
（六）非一人一时之作。杨慎《丹铅总录》称：“《文选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这种说法较为中庸，也能反映这组诗的基本事实。
（七）存疑。李善注《文选》：“言古诗不知作者姓名，他皆类此。”又：“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皆持此说。
据我们所见，西汉初年的作品中，已经存在与《古诗十九首》相似的五言诗句。《后汉书·班超传》李贤注引《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盐铁论·未通》：“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盐铁论》中文学引此句以答御史之问，辩论过程中，上自《诗》、《书》、《礼》、《易》、《春秋》，老子、孔子、孟子之言，下至“传语”，甚至双方日常所说的话，都成为辩论双方所引的内容。而此前的《韩诗外传》即有此句，证明《盐铁论》所引必不是当时语。根据前人记载，西汉似乎特别流行这条谚语。如李善注张景阳《杂诗十首》：“《汉书》曰：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虵，代马依北风。’君子于其国也，怆怆伤于心，度燕即依北风也。”如苏武已引此诗，证明早在西汉已有此句式。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由于此书成书较晚，故此谚语当为东汉产物。宋薛据辑《孔子集语·孔子御》：“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皆不忘故之谓也。”如此看来，孔子所引必出自《诗经》无疑。明冯惟讷《古诗纪》卷156与明杨慎《诗话补遗》卷1皆引《吴越春秋》：“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与《吴越春秋》的表述有所差异，显然经过了转引者的改变。准此，我们推测，“代马”与“飞鸟”，或者为旧说。“越人”、“代马”一变，“代马”、“越鸟（燕）”又一变，“胡马”、“越鸟”又一变。凡此种种，皆说明或者在西汉甚至先秦，南方已经出现了“代马”与“越鸟” （或“越燕”）的对应关系。既然与《古诗十九首》十分近似的诗句，前见于《韩诗外传》、 《盐铁论》，后有秦嘉《赠妇诗》拟之，则其流于期间，势所必然。而五言在两汉发展的大较，萧涤非早有详证，我们认为其说较为客观。⑧
上文已证，本组诗大致写定于三年之间，既然有的诗句晚于《盐铁论》，那么这些诗可排除写定于太初前后三年之内。根据古直先生的考证，第十二、十七首是太初之前的时序，而第三首反而为东汉人作品，这显然与我们所证的篇章逻辑不合。古直先生根据洛阳推定此诗为东汉人作品，说服力不强。李善、杨慎等人认为孟冬有“白露”、“秋蝉”之语乃太初前时序的观点，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王莽之前一直采用太初历，王莽篡位后，一度实行建丑的殷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汉书·王莽传》：“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又《汉书·王莽传》：“（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地皇四年二月辛巳）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即刘玄更始元年。也就是说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西汉太初历。太初历以建寅为正，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再据《文选》五臣注，“孟冬”、“秋蝉”之说，乃“九月已入十月节气也”。王莽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其九月恰在夏历的第十个月份。建丑的孟冬，于建寅恰为季秋。“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应当为王莽后用夏正以后之诗。第十八首之后采用的显然是更始时期的历法。因此，第七首《明月皎夜光》至第十七首《凛凛岁云暮》，皆采用王莽时期的历法。如果这些诗写定于三年之内的话，第一至第六首也应该采用了王莽时期的历法才对。
由于第三首有“游戏宛与洛”，前人对此多有争议。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诗人的行踪。更始元年六月，刘玄入都宛城。八月，攻洛阳，三辅震动，“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更始时期历法的普遍使用，应该是此后的事情。《古诗十九首》第十八首以后的作品，应该产生在此后。如果说宛、洛处于动乱时期，诗人绝对不会到此游历求仕。何况诗人还描述了当时“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及“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的繁华盛世景象。所以，这些诗篇，一定写定于更始改元之前。第三、四首诗中，诗人还表现了积极入仕的思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但在第十一首，诗人已经出现了“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慨叹。在第十四首中，诗人离开洛阳东行，“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诗人油然而有“年命如朝露”的思想。第十五首还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第十七首仍然是“蝼蛄夕鸣悲”的情感。凡此种种，显然皆为战乱之后的破败景象。这个时候，诗人为什么离开洛阳东行？当时为何到处坟墓零落？我们认为，此时即更始攻破洛阳之后，诗人不得不离开洛阳逃避战乱。而战乱造成的坟丘遍野，也给诗人带来了莫大的悲怆。此时由于更始历尚未普及，诗人仍然采用了王莽时期的历法。更始二年八月，起义军离开洛阳西进，诗人则选择了没有战乱即与义军路线相背的东方，“行车上东门”，“上东门”，即洛阳东面最北头的门。第十七首之前的诗，大致写定于更始二年八月之前。而第三首之前的诗，又写定于更始元年（即地皇四年）之前。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作者为何人待考。据《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年，南方饥馑，地皇二年，荆州一代发生战乱，王匡等转击云杜、安陆，乱象已萌。诗人离开南方，宦游北地，是有可能的。
三、《古诗十九首》的文体来源
《古诗十九首》“何以曰“古”？李善注《文选》，两次引用《韩诗外传》，一次称“诗曰”，一次称“古诗曰”，这说明在唐代人眼里， “古诗”即指亡佚的古《诗》。此处的《古诗十九首》，严格说来，应当称为“拟古《诗》”。结合前人对《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猜测，其文体来源不外以下几种说法。
（一）出于《诗经·国风》。钟嵘谓： “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明王世懋、许学夷、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张历友《师友师传录》多推定《古诗十九首》体出于《国风》。
（二）出于骚体。元杨维祯《东维子集》卷7《赵氏诗录序》：“《风》、《雅》而降为骚，骚降为《十九首》。”王士祯称：“《风》、《雅》后有《楚词》，《楚词》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张历友：“其在楚骚之后无疑。”是知《古诗十九首》虽在《楚辞》之后，然亦源于《诗经》。
（三）出于赋体。陆时雍《诗镜总论》：“《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然赋出于《诗》，《十九首》何能“远于《风》”？据我们考察，杨雄时代，诗、赋分途已经基本完成，四言诗与四言赋各自从文体中独立出来，五言诗恐怕与赋的关系也不会混淆过甚。⑨
（四）来源于枚乘、傅毅。刘勰推测：“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李善注《文选》：“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严羽称“《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诗也。《行行重行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这说明六朝及唐宋人怀疑其中有枚乘或傅毅之作羼杂其中。但这只是论者猜测之词，并无可靠证据。然钟嵘曾说：“自王杨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诵靡闻。”同时，傅毅与班固同时，如傅毅曾作五言诗传世，钟嵘《诗品》不可能对此只字不提。⑩
（五）来源于苏、李诗。元陶宗仪《说郛》称：“昔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与其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前汉之文体。”其实还是认为《十九首》源出于《诗经》。有人认为，今存苏、李诗，实际上也是东汉桓、献之间的作品，并非苏、李本人所作。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风格相类，却是事实，故王士祯《渔洋诗话》称：“河梁之作与十九首同一风味。”然而，刘熙载则认为《古诗十九首》与苏、李诗还是有所区别的：“《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11)
（六）将乐府古辞改易成五言。此说上文已有辨析，不予采信。我们不得不承认，《古诗十九首》某些诗篇的歌辞，与乐府古辞有相同的表达词汇，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足以成为古诗由乐府古辞改化而来的证据。
据上文所证，由于《韩诗外传》已经引用相似的诗句，并称“《诗》曰”或“古诗曰”；宋薛据辑《孔子集语》引亦称“《诗》曰”，则《古诗十九首》有源出于《诗经》的成分是可信的。许学夷判断“《十九首》本出于《国风》，但性情未必皆正”，是有其道理的。前人推测有的诗作出于枚乘，其实并无确切证据；云出于苏、李，或者以为苏武曾引用相似诗句。毫无疑问，《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也不是毫无可能。五言之来，其迹有征。徐师曾称：“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殆汉苏李，是以成篇。嗣是汪洋于汉魏，汗漫于晋宋，至于陈隋，而古调绝矣。”(12)此处不及《古诗十九首》，或者即以为其乃拟体之故。然本其源，出于《诗》无疑。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的结论还有许多亟待深入辨析的地方，特别是对其文体来源及其流变的考察，对其成篇时代社会政治背景的考察，还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分析。尤其是其作者，结合史书也并不是毫无考察的可能。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继续关注这些问题。
注释：
①《沧浪集》卷1：“《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
②《钝吟杂录》卷3：“《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陈玉甫本误耳。”
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73～612页。
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⑥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第4期。
⑦古直：《汉诗研究》，上海启智书局民国十七年版，第21～23页。
⑧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4页。
⑨孙少华：《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11)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12)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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