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几个所谓“悖论”的辩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悖论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应用的基本领域是经济领域，特别是在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当我们在经济领域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却常常要碰到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许多貌似“悖论”的观点。由于这些所谓“悖论”都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提出来的，因而很容易令人感到困惑。因此，为了在经济领域更好地应用哲学，很有必要对这些“悖论”进行一番辩正。
“悖论”之一：经济决定政治与“政治占首位”
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由经济派生的，是第二性的；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①。
对于经济决定政治，人们已经没有多大疑问。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同经济相比“政治占首位”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是经济决定政治，那么，经济同政治相比，就应该是经济占首位，而不是“政治占首位”，否则，就形成了“悖论”。
其实，经济决定政治与“政治占首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它们本身并不构成“悖论”。
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是从本原的意义上认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它回答的是经济与政治何者为源、何者为流，谁决定谁的问题。从经济和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自有人类社会之日起，人们就从事着解决自身吃、喝、住、穿等物质需要的经济活动，而严格意义的政治活动在阶级产生之后才存在，当然是经济在前，政治在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经济始终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力量，政治虽然可以以巨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经济，但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却最终要由经济来决定。所以，马克思说，“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
所谓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从实现和保障经济利益的手段方面来比较政治与经济的作用，它回答的是在阶级社会中，要实现和保障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是把政治手段放在首位还是把经济手段放在首位的问题。“政治占首位”有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其一，政治是阶级根本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列宁曾经指出“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②。任何阶级最根本的经济利益都表现为它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占有生产资料，还是丧失生产资料。而这种根本的经济利益，是通过政治来体现和维护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丧失、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体现为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体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占首位”的任务，不是发展经济本身，而是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连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也明白的道理。
其二，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前，对社会的政治改造是实现经济利益的首要条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当然也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解放。然而，既然经济利益是通过政治来体现和维护的，那么，单纯的经济手段就很难实现和维护经济利益。“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③。可见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即从剥夺者手中夺取生产资料，“占首位”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的基本原因。
其三，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定不完全归结于经济”④，政治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经济利益的首要保障者。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和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之后，国家建设应该以经济为中心，但政治与经济相比仍然应占首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经济建设指明方向，保障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时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立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⑤。如果离开了政治来搞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就会迷失方向。二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来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如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和平演变”的图谋，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等等。三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协调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调动各方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从表面上看，“政治占首位”与“经济决定政治”似乎是“悖论”，其实它们之间并不矛盾。经济决定政治是从经济与政治何者为第一性的角度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政治占首位是从经济利益实现和保障的途径的角度来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二者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然，如果不是从实现和保障经济利益的首要途径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占首位”，而是象林彪、江青反党集团那样，把它理解为“政治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那就颠倒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那就真正构成了“悖论”了。
“悖论”之二：政治区别于经济与“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经济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然而我们又常常听到所谓“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这是否又构成了“悖论”呢？非也。
的确，政治与经济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政治是指竖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相应意识形态，经济则是人类藉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他们相互的经济关系的社会生产活动和一般经济活动的总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运动形式。政治不等于经济，上层建筑不等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如果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区别，把经济当成政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会用“经济斗争”取代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会出现脱离政治的倾向；反之，如果把政治当成经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则会忽视必要的经济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则会重犯“政治大于、高于、重于一切”那样的错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那么，又怎样理解邓小平所说的“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⑥。
首先，“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从“工作重心”这个意义上说的。应该看到，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前，最大的政治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最大的政治就变成巩固政权了。而要巩固政权，首先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而，经济建设自然就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邓小平在谈到最大的政治时所用的“当前”二字，正是体现了政治内容的历史性。如果在“政治”的内容已经变化的“当前”，仍然“用旧的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⑦，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并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如此。
其次，“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说经济建设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邓小平在谈到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时候，是把它同人民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人民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是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过上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无产阶级的政治如果不能为实现这个利益服务，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说经济建设具有最大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一些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能不能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证明自己较之资本主义有巨大的优越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具有“最大政治意义”的政治问题。
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说“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正是在以上几个意义上讲的。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决不意味着把社会主义“完全归结于经济”，决不意味着混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在经济与政治间划等号。因此，它们也并不构成“悖论”。
“悖论”之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然而，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9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扭住不放”的同时，又要求党的干部“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于是，在一些同志的眼中，似乎又构成了“悖论”。
其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不矛盾，更不构成所谓“悖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工作重点的转移”有正确的理解。所谓“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指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这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就是说，工作重点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政治；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样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正如邓小平在谈到工作重点转移时所指出的：“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该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⑧。因此，那种以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只要经济而不要政治了，其实只是对“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种误解或曲解。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其源盖出于此。
那么，又如何理解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呢？
首先，这是要我们善于从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中把握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人民在经历了持续10年的政治动乱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富，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政治力量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极格局结束以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亚太地区相对稳定，东亚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不断加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一个稳定的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利；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经济衰退、复苏乏力，不能忽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国面临着加快发展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如果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我们就不可能从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发现和把握这个机遇。
其次，这是要我们善于维护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治稳定，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基本条件。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政治稳定则经济兴、人民富、国家强；政治动乱则一切都不可能。因此，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干部，一定要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努力营造和维护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曾经经历了10年的政治动乱，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应该格外地加以珍惜。这也是党中央和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一再强调稳定，并且把稳定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原因。如果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会对影响政治稳定或制造政治动乱的因素漠然置之，从而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三，这是要我们善于从“经济”中看到“政治”。用“经济”的手段来达到“政治”的目的，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惯用手法。早在1905年，列宁就曾经指出：“政治骗子常常把问题从政治改造转为经济‘改善’，实际上这些经济‘改善’离开政治改造是不可能实现的”⑨。列宁之所以称之为“政治骗子”，就在于他们企图用所谓“经济改善”，来达到取消政治改造的目的。因此，如果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经济而论经济，就很容易受那些“政治骗子”的欺骗。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类政治骗子也是有的。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施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也往往打的是“经济”的旗号。明明是压我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却要说是“经济制裁”；明明是要人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却要说是“经济自由”；明明是诱人上钩的毒饵，却要裹上“经济援助”的糖衣……。国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也常常以“经济”为幌子。所谓在经济发展上“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东德不如西德，大陆不如台湾”；在经济效益上“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等经济上的事实，都曾经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从政治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借口。如果我们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难于揭穿其隐藏在“经济”背后的政治目的，从而当这些政治骗子的俘虏。
第四，这是要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善于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我们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我们搞革命和建设的优势不在物质条件而在政治条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⑩。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滩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11)。
值得注意的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政治冷淡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就应该为经济“让路”。于是，政治成为可有可无甚至完全多余的东西，政工科室被“精简”，政工干部被转行，政治学习被“谈生意”所代替，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到不能再削弱的地步。这种靠削弱政治来发展经济的作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任其发展，那就必须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2)。
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要“习惯于联系政治来进行工作”(13)。要坚决反对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要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倾向，无论搞什么工作，都要认清其政治意义，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
由此可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维护这个中心，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构成“悖论”。
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辩证的理解。“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14)。
①③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第1卷第262页、第4卷第370页。
②④⑨(9)(13)《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0页、第22卷第319页、第8卷第373-374页、第31卷第334页。
⑤《列宁文稿》第2卷第40页。
⑥⑧⑩(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第121页、第144页、第63页、第144～154页。
(14)《斯大林文选》＜上＞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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