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联盟关系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变化论文,关系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5-0062-08
随着美欧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的分歧渐趋平静，特别是双方一些主要领导人的陆续更换，今天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在不断恢复和转暖。未来大西洋联盟关系如何发展，首先将取决于各自内部因素和双方关系变化。最近以来的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美欧关系互动，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如在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伽利略计划、中非关系和中国产品安全等问题上，都不乏美欧联手对华的默契行动。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互动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一、美欧联盟关系的发展与挑战
跨大西洋关系自伊战以来的悄然升温，显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自2003年起，双方一直在努力改善关系，每年一次的美欧首脑会晤都强调了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007年4月的首脑会晤，除了签署推动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外，还讨论了从科索沃到阿富汗再到苏丹达尔富尔的广泛议题。[1]
1.美欧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很少有欧洲人会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与华盛顿关系的结束。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是根植于大国合作理念之上的，或者用威尔逊的话叫“大国和谐”。[2]欧美毕竟有着凝聚双方关系的共同文化传统甚至种族背景，比如大约60%的美国白人支持密切的大西洋关系；而持同样观点的非裔美国人只有34%。[3]可见，推动与欧盟关系的正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从欧洲方面看，尽管具有传统观念的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偏见，但年轻人比较崇尚美国文化。“世界公众舆论”最近在美加和七个欧洲国家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双方都希望加强关系。[4]另外，庞大而互惠的欧美经贸关系根基牢固，双边贸易额、服务和投资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而直接投资总值更高达1.9万亿美元，[5]成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部分。美欧公众对当今世界的威胁以及国际关系的看法也比较接近。[6]所以，作为传统关系悠久且是最大的联盟，美欧联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显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美欧关系恢复具备了前提条件。伊拉克战争前后，在施罗德、希拉克、普京“三巨头”推动下，欧洲形成了事实上的法德俄战略轴心，[7]从而与英美特殊关系形成对立。然而随着参与伊战争执的主要角色施罗德和希拉克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伊拉克情结”已不再成为法德改善与美关系的障碍。恰恰是在反美情绪下两国纷纷选出了对美有一定好感的领导人。2007年1月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之后，德国总理莫克尔就提出了扩大和深化大西洋经济关系的新倡议。作为老欧洲的代表，法德近来为改善对美关系在诸如中东、中亚等地缘战略问题上不断加强与美沟通与协调，尤其是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支持布什对伊朗的强硬政策方面，甚至比布莱尔当初对伊战态度还激进。[8]这虽然反映了法国人一贯的标新立异做事风格，但也表明近来右翼势力不断抬头的欧洲在国际问题上进一步靠近美国立场的趋势。
同样，布什政府在二任伊始就开始了对欧外交攻势，首先派出新任国务卿赖斯前往访问。[9]2005年夏布什在布鲁塞尔访问时表示，“我们希望共同成就的一切，要求美国和欧洲成为密切合作伙伴。”[10]毕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以使欧洲在不必增加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就可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威胁，同时也能确保德国不再采取侵略政策。[11]
其次，二者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立场接近。过去几年，美国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在伊朗、伊拉克、巴以冲突以及在中东推广民主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分歧。然而，近来双方似乎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共同挑战就是恐怖主义、流氓或失败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欧美无法单独应对的威胁。[12]为此，2007年4月的美欧首脑会晤承诺阻止伊朗核计划，阻止其对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该地区带来消极影响。从巴尔干到刚果危机，从全球反恐到阿富汗战争，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是联手对付危机的。华盛顿对于欧盟为阻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改善边境控制和运输安全等在警察和司法方面的合作感到满意。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支持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重新启动陷入僵局的和平路线图。[1]总之，美欧在安全上的合作形式是，美国在战争期间扮演主角，欧盟在冲突过后发挥作用，即“美国人负责战争，欧洲人缔造和平”。[12]
2.美欧关系的未来挑战。
虽然来自恐怖活动的共同威胁使欧美矛盾得到了缓解，但中长期内欧美既合作又竞争的总体态势不变。[13]“9·11”发生以后，美欧之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美国刚刚遭受了自1812年以来首次的本土入侵；而正待启动宪法大会的欧洲认为，如果目前不是全球和平的开始，至少是自1787年费城大陆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和平时期。[14]可见，美欧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反应自然不一。
首先，双方的裂隙难以消弭。在冷战后时代，欧盟对美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和独断作风有所不满。正如一位美国战略家早在1997年就警告说：“在自我经济利益、历史传统及民族自尊心驱使下，欧洲国家可能寻求结成联盟，并执行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15]由于欧盟的独立趋势，美欧战略分歧必将长期存在，尽管这种分歧主要在于实施的方式，而不在于根本目标。不少欧洲领导人无疑有进一步统一欧洲的愿望，并通过欧盟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奠定基础①，这尤其反映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计的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上。但这未必符合美国心意。尽管美国在冷战时期为赢得与苏对抗，基本支持欧洲一体化，并在苏联解体后继续给予支持，但到了2003年，布什政府却企图分裂欧洲国家共同体，并调唆“新欧洲”去反对“老欧洲”。[16]
其次，处理国际问题的手法有差异。无论是以前对伊拉克还是今天对待伊朗，多数欧盟精英认为，即使十分简单的问题，对美国保守派来说都难以理解。罗伯特·卡根把美欧军力差异看作双方在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价值和用途上发生分歧的原因。因满足于坐收冷战“和平红利”而荒废国防建设的欧洲，今天被迫通过国际法、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影响世界事务。[17]力量差距使欧洲在军事技术上仰赖美国，因而削弱了它独立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而布什政府过于依赖武力，特别是先发制人战略对不少欧洲盟友都是刺激。因此，把大西洋联盟联系起来的领域即反恐战争、核扩散和中东问题，同样成为引发美欧冲突的议题。尤其在中东问题上，欧洲需要扮演大国角色，而不愿听任美国充当世界警察。[18]
欧洲担心伊战和反恐使美国正在失去这场争取穆斯林人心的战斗，更不用说美国在海外的秘密监狱、CIA的恐怖审讯，尤其是亵渎西方人权观念的阿布格莱布虐囚和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了。欧洲人对于自身威胁的理解显然与美国不同：他们既不接受美国界定的流氓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认为这些武器会对准自己。欧洲自认为是比美国更适于应对非对称威胁的“软实力”的主人，而美国仍沿用冷战的一套来对付恐怖主义。欧洲朝野担心美国并不理解自己正在造成的威胁，这种担心并非是说美国会成为欧洲的敌人，而担心美国的行为伤害国际秩序的有效性，并最终祸及欧洲本身。[19]
再次，欧盟为加强与美竞争还不断与俄接近，它因自身能源贫乏而不得不对俄产生依赖，致使俄罗斯至少从中期看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大棒和胡萝卜来影响欧洲。另一方面，“9·11”之后的5年普京在国内冒着极大舆论风险与美国站在一起，结果什么回报都没有捞到，而在他后院北约却不断扩大。[14]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显然在于一方面分化不断走近的欧俄（甚至新老欧洲）关系，另一方面借机拉拢控制欧洲盟友。[20]
总之，美欧联盟关系毕竟因伊拉克战争而经历了摩擦、猜疑和竞争。可以说，正是由于深刻的文化分歧才掩盖了美欧在国际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一系列新的挑战必将制约双方关系发展，至少这个联盟难以回复到冷战高峰时期。
二、美欧联盟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尽管中国无法与美欧构成等边三角关系，但中国的发展对美欧联盟并非没有影响。事实上，大西洋两岸早已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已使它有能力对下一个1/4世纪产生重大影响”。[21]华盛顿一直以来都试图防范中国军力发展；而中欧关系也向包括气候变化、人权、伊朗、能源、卫星和武器销售等其他更具“政治性”领域蔓延。正如北约东扩把俄罗斯送入中国怀抱一样，西方在中亚咄咄逼人的军事侵袭，反过来使中国在欧（非洲）美（拉美）后院扩大活动范围。[14]尽管大西洋两岸都认为，中国正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角色，然而如何评估和应对中国崛起，双方难以达成一致。多数欧洲人认为，强大的中国并不一定与西方利益发生冲突。在美国对华政策主要由接触、两面下注和遏制构成时，欧洲的政策却是寻求全面接触与合作。[22]而不少美国学者和政客则认为，中国是未来的竞争对手和可能的国家安全威胁。[23]
1.美欧对华政策变化。
冷战后美国外交的第一目标仍然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霸权国家”，[24]“9·11”发生3周后出台的美国防部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仍然警告从东南亚到日本海的广大范围内具有强大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的崛起。[25]当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希望为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武器系统（尤其是海军和空军）提供资金时，就瞄准中国作为潜在对手。[26]由于恐怖份子至多是暂时的局部性挑战，多数美国分析家在寻找对手时就盯住了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未来可能具有美国规模的经济潜力，因而担心中国成为取代美国的主导性军事力量。美国为防止中国迅速崛起奉行两面下注战略，不顾一切地反对中欧伽利略合作及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从政治角度讲，欧盟决定建立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摆脱美国控制的保证，它不仅在欧洲安全和防御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预示着将成为独立于美国并掌握先进技术的欧盟国防工业整合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27]为了应对挑战，美国及时研发能摧毁伽利略的反卫星武器系统。所以，2005年美国众议院以411票比3票通过的一项议案认为，欧洲出售武器并考虑解除禁运的行动，使欧洲安全政策与美国安全利益发生了正面冲突，警告将对跨大西洋国防合作施加“限制和约束”。[28]中欧关系因华盛顿反对解除武器禁运而面临严峻考验，欧盟在美国的强烈反对及日益增长的内部压力面前最终屈服了。
冷战后，中国在欧盟诸国的安全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双方在政治制度及价值观上的反差开始凸现。经过十多年的快速稳定发展，中欧都认识到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少问题上看法未必完全相同。沈大伟认为，欧盟对华政策变化的背后首先是经济因素。[29]欧盟一些主要国家的高失业率，特别是服务业空心化现象，使欧洲经济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冲击。不难设想的是，经济摩擦很快会发酵为政治紧张，特别是一些新成员对欧盟对华政策起着相当消极的掣肘作用。所以，长期以来一些欧盟国家坚持人权比贸易更重要、政治价值观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的立场。但与美国日益担心中国外部行为的“中国崛起”论不同，欧洲担心的是中国国内变革：在欧盟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时，也担心中国价值中立的外交和不附加条件的外援产生的后果。
中欧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本来不涉及第三方，但由于美国反对卫星合作和解禁武器而使安全问题成为中欧关系的因素之一。美国的反对无疑抬高了欧盟对华政策要价，妨碍了中欧的正常合作。作为对中国要求解除禁运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回应，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一反常态地首次针对中国提出了20项要求，内容包括经济贸易、国际安全、民主人权等，表明欧盟已从过去以发展中国家标准看待中国的态度转向了愈益严厉的立场。[29]而在美国国会准备授予达赖金质奖章之时，德国总理莫克尔也于2007年9月23日会见达赖，虽然不表明美德在西藏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但二者的默契则是不言自明的。这至少反映出，欧美因伊拉克战争的分歧已降低，双方都关心中国行为的影响了。
2.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美国政府尤其是国会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禁，认为欧洲忽视甚至故意牺牲美国的安全利益，这不仅会引起美国的报复，更可能动摇半个世纪来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23]欧洲起初对美国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方面的激烈反应感到吃惊，布鲁塞尔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过去就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技术，现在却指责欧盟不负责任。美国的妄想狂加伪善使欧洲人在观察东亚局势时非常困惑：美国怎会受到一个军费开支不足五角大楼1/10的国家的威胁？欧洲对美国不公平地指责自己的作为感到不满，是因为美国不接受欧洲确立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规则，而不是为了一个本来就不起作用的武器禁运。[9]这表明，在美欧关系中美国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不容欧盟挑战。然而美欧双方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仍大于分歧。特别是2006年秋中非高峰论坛后，欧美媒体彼此呼应地大肆渲染中国在非洲推行所谓新殖民政策，尤其是双方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施压中国的立场出奇的一致。[30]最近以来，美欧动辄还拿北京奥运会说事，使得大西洋两岸又发现一个对华施压的新话题。
美国与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毕竟有着由“共同历史、共同的起源及诸如民主、自由和正义等复杂的共同信念”形成的紧密联系。[31]除了这些空洞的概念，双方认识到，这一伙伴关系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利于大西洋共同体。美欧在有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广泛共识，尽管未必表明二者始终能够联合一致，共同对华。美欧对华态度的差异与它们在亚洲的利益密切相关，但华盛顿不同意欧洲向中国出售武器技术，并不表明美欧处于敌对。[32]2005年美欧围绕武器禁运出现的危机，也为跨大西洋进一步对话开启了方便之门，并“就亚洲、中国以及欧美如何与中国一起确保她的发展、她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和繁荣展开深入的战略对话。”尽管欧洲的观点未必就是华盛顿的观点，但它现在已有更成熟的立场为未来“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提供广泛的合作基础”。[33](P287)虽然不能认为西方共同的价值观是弥合其内部分歧的万应灵药，但与美欧关系相比，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现实的。大国关系以国家利益为主轴演变发展，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竞争，虽不比冷战时期激烈，但仍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作为迅速崛起的全球贸易大国，近年来中国不仅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也给欧洲带来巨额赤字。考虑到中国与美欧贸易都呈顺差，而人民币币值与美元和欧元相比都比较低，大西洋两岸联合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34]虽然欧洲人没有美国对待中海油兼并尤尼克的那样反应激烈，但地中海沿岸国家对“中国制造”仍反应过敏。事实上，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经常把中国企业告到世贸组织，尤其是2007年夏天以来，美欧表面上虽未配合、暗地里却十分默契地轮番施压中国产品安全的动作表明，至少在个案问题上，它们联手对华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日益强大的中国，既是美欧竞相联合、壮大自己的拉拢对象，也是驱使双方一致对华的催化剂，尽管无法想象在日趋复杂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美欧始终能无条件地一致对华。
虽然与美欧任何一方的实力都不能相比，也构不成等距战略三角关系，但具有全球大国发展潜力、经济发展势头不减的中国，正在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力量平衡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美欧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及思考
在中美欧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美国。苏联的解体消除了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竞争对手，美国单极地位首先和重要的现实后果是没有霸权竞争的存在，[7]在世界现代历史上，最强大国家第一次不受其他国家制约地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35]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具有两面性，它既包含由意识形态敌意和旨在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警戒构成的反华成分，也包含以中美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合作和协调成分，[36]并最终演变为两面下注战略。就美国安全和政治领域的主流意见而言，“9·11”事件宣告了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并使美国国会的关注焦点，从瞄准中国转移到更广泛的反恐战略。[37]不少美国学者认为，尽管布什政府外交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政策一败涂地，但其对华政策却歪打正着地一帆风顺，至少先前预期的中美战略竞争并没有出现，双边高层领导围绕诸多问题举行了广泛的磋商和互动。[38]
比较而言，中欧关系发展更为全面。沈大伟乐观地称欧中关系是立足于三个基础之上的正在崛起的轴心：通过强化参与国际事务的多边机制与中国保持接触；提升欧中双边关系；改善中国管理的“内部能力”。[39]中欧关系分歧，不是反映在行动方式上，更多的是在根本目标上。而中美关系分歧，不仅在于行动方式上，同样也在根本目标上。所以，中国与欧美之间都存在竞争态势，这是一种从大陆到海洋的战略较量。因为今天在地缘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一个不很引人关注的全球性变化就是在世界历史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时，传统上属于海洋式思维的西方正转向大陆；而习惯于大陆思维的亚洲则反其道而行。[14]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的利益冲突将难以避免。幸运的是，过去大国冲突的两个主要原因即霸权竞争和战略误判在当今世界政治中都不存在。[7]所以，中国应积极参加到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去，同时设法利用这一格局，争取有利条件实现快速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寻求与美国及欧洲多方位的合作。
必须承认的是，与美欧关系相比，中国与它们的关系仍处于充满未知数的探索过程。中国与这两大伙伴的关系既受各自内政及双方关系影响，也受对方立场变化牵制，但最终都会与安全议题有关。特别是随着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要，中国能源消费对美欧构成了现实挑战，[9]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美欧在国际石油问题上合谋的企图。当然，就对华安全政策而言，美欧双方不是没有差异，如欧盟不像美国那样阻止中国军力发展。这种差异也反映在公众舆论上。3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军事威胁，持有同一观点的欧洲人则为22%。当被问及中国是否构成经济威胁时，美欧表示同意的分别为29%和37%。[40]可见，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军力增长，欧洲担心的则是经济竞争，尽管它也担心中美两国利益过于重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将主导国际局势。[41]所以美欧双方对对方与中国接近都保持警惕。
对此，中国战略选择应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鉴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应选择不对称防御，最大的教训是不能重蹈苏联覆辙。然而，美国可能不会轻易放过，特别是由于它担心真正威胁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挑战，瞄准中国的冷战思维逐渐抬头。事实上美国正借助反恐建立“意愿联盟”及与非盟友结盟步步紧逼中国。[42]但是，伊拉克僵局也表明，美国的强大武力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何况处于全球军事部署状态的美国需要庞大军费开支，帝国过度扩张论认为，任何地方的失败都会动摇其领导地位。另外，中美经济关系的高度相互依存表明，中美关系毕竟不同于美苏关系，这是中国与美打交道时的优势所在。美国要“惩罚”中国，就会首先使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中国要充分发挥自身所长，避免在军事等硬实力领域与美国“硬拼”。
其次，要善于运用美欧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尽管美欧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共识可能大于分歧，但不能排除它们的内部竞争。随着冷战核阴云的消散，欧洲人越来越难以容忍被道貌岸然、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美国人领导的感觉。[2]何况欧洲内部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也难以铁板一块，不仅存在“新”“老”欧洲之间的分歧，而且就连欧盟三驾马车的英法德也难统一立场。即使是最近以来围绕西藏暴乱和海外阻挠奥运圣火传递等问题上，美欧出现了施压中国的一致立场。但是，并不能或者不应该把二者看做步调一致，而应该看到它们各自的意图，从而分化瓦解国际反华阵营。总之，在认识到美欧双方可能具有联合对华的战略图谋情况下，应该尽力消除变图谋为现实的因素，而不是为其图谋推波助澜。
再次，充分利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因素。传统上，其他国家将联合起来制约现实中的霸权者，因为“权力会成为更大权力的刺激，这是世界政治最古老的规律。”[7]这并非说中国牵头或参与全球反美阵营，而要灵活运用留有余地的模糊战略。不仅要努力争取俄罗斯，而且也团结美国的盟友如日本，进一步充实中印双边合作内容，广交天下朋友。当年中国正是靠着第三世界国家重返联合国舞台的；今天中国卷入的国际斗争表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关系重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人类面临的跨国问题的日益突出，西方国家并不能单独垄断国际事务。这为中国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的模式，无疑是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和平竞争过程中的无形资产。
最后，不少民意测验表明，中国的全球形象比美国更正面，应充分发挥不同于美国的软实力影响。伊拉克僵局表明，美国的硬实力并非是万能的，中国应发挥与美国武力手段和非敌即友的绝对外交思维不同的软实力影响。因为在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不是自己有多少权力，而是了解别人有多少权力以及怎样使用这些权力。权力作为最终目标的意义并不大，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权力转化为影响，毕竟具有最终价值的不是力量而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东盟改善关系就证明了这种影响的作用。[43]特别是随着国际社会公平与正义意识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刻意诋毁抹黑中国的丑恶行径，必将为世人所不齿；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有理有节的反击，已迫使法国和美国的当事各方做出道歉。不过，中国在迅速崛起过程中也应进行必要的心理调适，避免对他人的批评反应过激。
当然，中国最终必须依靠自己。无论对待欧洲还是美国，中国必须抛弃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证明，中国赢得尊重与合作的关键在于提升自身实力。
［收稿日期］2008-02-18
注释：
①然而法荷在2005年春天拒绝签署欧盟宪法的结果使这一目标更遥远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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